中国近代史教案(简明版)2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11-19) 历史札记 5625 0

 第四章 近代中国的经济  

第一节 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和垄断  

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一个畸形的复杂的综合体。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帝国主义资本在中国大规模存在,并控制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形成及其对中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是在鸦片战争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一段时期内逐步完成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外国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系列侵略手段:首先是通过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攥取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接着是凭借特权,大规模地进行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控制中国的市场;然后是大规模地进行资本输出,对中国的财政、金融、贸易、工矿和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重要部门,实行全面的控制。  

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前后,中国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等。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资本主义各国从中国掠夺了许多政治和经济特权,其中,对中国国民经济危害最严重的有:  

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特权的掠夺  

(一)协定关税与海关行政权  

1 、协定关税  

所谓协定关税,通常指国际间通过协商议定,相互给以对方以某种优惠待遇的关税制度。其优惠条件,是双方自愿协议,彼此互惠的。如果一方遭受另一方的胁迫,非自愿的给予另一方以优惠待遇,同时并不享有另一方给予对等的优惠,也称为协定关税,但这不是一般的协定关税,而是不平等的协定关税。资本主义各国与旧中国之间的协定关税,既是不平等的协定关税。  

2 、子口税  

所谓子口税,就是外国人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和从中国内的运送土货至通商口岸出口时所交纳的通过税。这种通过税,相当于出口税的一半,故又称子口半税。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破坏中国内地税主权的一种税则。 1858 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英商进口洋货欲往内地销售,或自内地购买土货运赴通商口岸出口,准英商交纳一种抵代税,以代替常关税和厘金,其税率为百分之五的进出口税的一半,或从价百分之二点五,名为子口税。  

3 、海关行政权  

海关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监督进出口货物合法进出国境和征收关税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国正式海关,开始于清代初期。  

外国侵略者破坏中国的海关行政权,是从 1842 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开始的。这项条约规定,英国商人交纳货税、钞饷,由英国驻各口领事负责。 1843 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的海关税则,对英国领事管事等官如何令英人交纳货税、钞饷的手续,又作了具体规定。其后,在 1844 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也有类似条款。  

1858 年,清政府被迫在和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同意邀请外国人“帮办税务”。第二年,英国人李泰国就被正式任命为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 1863 年,英国人赫德继李泰国之后任总税务司。赫德把持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之久。中国海关的机构都由他一手建立;中国海关的制度都由他一手制定;而中国海关的各项重要职务也都由外国人担任;中国海关行政权完全被外国侵略者控制。  

(二)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与内地通商权  

1 、沿海贸易权  

任何独立的主权国家,都不允许外国商船在沿海从事转口贸易,而只许在指定口岸装卸货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国和美国就已开始攒取在沿海进行洋货转口贸易的特权。在 1858 年的《中美天津条约》中,更进一步明文规定,外国商人在有一口纳税后就可以进行沿海自由转口贸易,而不重复课税。 1861 年,被外国侵略者控制的海关总务税司规定的《沿海贸易法》更进一步规定,外国商船在一口纳税后,就可以进行沿海贸易,自由出入。  

2 、内河航行权  

内河航行权,就是在本国江、河、湖等水道上从事航行的主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项主权是不允许外国侵犯的。但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内河航行权几乎丧失殆尽。  

外国对中国内河航行权的掠夺,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的。 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侵略者取得了长江自汉口以下一段的航行特权。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与 1890 年《中英烟台续约》的签订,使得长江主流的航权全部丧失。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通过《中日马关条约》、《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等条约的签订,长江支流及广东、广西等省内河的航行主权也相继丧失。  

3 、内地通商权  

1858 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准英国人“前往内地各地游历、通商”。同年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也有相同的规定。这些条款的规定,使得英、法两国获得了内地通商的特权。而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运用,又使得英、法两国所获得的这项特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特权。  

(三)商埠、片面最惠国待遇  

1 、商埠  

一个国家指定的准许外国人前来通商的地方,就叫做商埠。近代中国的商埠,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 1 )约开商埠,又称为通商口岸;( 2 )自开商埠。所谓约开商埠,是指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强迫中国履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商埠。这些商埠,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停止开放。所谓自开商埠,中国政府自行宣布开放的商埠。但是,这种自开商埠,实际上往往也是屈服于外国的要求或海关建议的结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迫开放的商埠,有广州、汕头、福州等沿海沿江 14 处,以及专为俄国开辟的伊犁、张家口等陆路 5 处。从鸦片战争起至中国解放前夕,旧中国被迫开放的商埠多达 107 处,其中绝大部分是约开商埠。  

2 、片面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指根据条约上的最惠国条款给予对方的优惠待遇。根据这种条款,缔约国双方相互承担义务,在通商、航海、税收等方面所给对方的待遇,不低于现在和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往往加以列举。在国际条约上,如果甲方强迫乙方承担义务,凡乙方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待遇,必须无条件地自动地同样给予甲方,而乙方却无权享有甲方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待遇,这样,就形成片面最惠国待遇。因此,所谓片面最惠国待遇,即不是相互的而是单方享受的最惠国待遇。中国近代使上的最惠国待遇,就是这种不平等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最早出现是在 1843 年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中。 1858 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把片面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由商务、航海扩大到政事交往等方面。 1903 年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又把片面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作了全面列举,举凡贸易、航海、运输、投资等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内,从而极大地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资本主义各国从中国攒取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就为他们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提供了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规模的对华投资,考察变幻迷离的历史过程,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帝国主义在对华投资上,有着以下明显的特点:  

二,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特点  

(一)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原始资本,绝大部分来自对中国本土的掠夺  

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原始资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第一、进行鸦片贸易,获取巨额利润  

早在十八世纪,英、美各国商人就在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走私,贸易量逐年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已高达每年 40 , 000 箱。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逐渐合法化,公开化,贸易量更是越来越大,甚至每年多达 70 , 000 箱左右,贸易金额达白银 30 , 000 , 000 两上下。有人估计,到 1914 年为止,帝国主义各国历年运进中国的鸦片总值,至少为 2 , 500 , 000 , 000 银两。  

鸦片贸易的利润是极高的。每箱鸦片的平均成本费在 100 银两上下,运进中国后平均能卖 500 银两左右,获暴利 400 银两上下,利润率高达 400% 。大体估算,帝国主义各国历年运进中国的鸦片总值 2 , 500 , 000 , 000 银两,所获利润当在 2 , 000 , 000 , 000 银两左右,即 1 , 500 , 000 , 000 美元左右。 1914 年,帝国主义各国在华资本总额为 2 , 200 , 000 , 000 美元。这个数字比鸦片贸易利润多不了多少。  

当然,巨额的鸦片贸易利润,有不少被帝国主义各国运回本国,还有不少被奢侈消费掉。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转化为对华投资。例如,英、美两国在上海开设的一些大公司,不论金额资本、工商业资本、房地产资本和交通运输业资本,都和鸦片贸易有直接关系。著名的怡和、太古、沙逊、哈同、族昌等大资本集团,原来都是大规模贩卖鸦片的商行。长期控制中国金融的汇丰银行,最早是由十家英、美、德籍商人合资开办的;而这十家外商,大部分都与鸦片贸易有密切联系。汇丰银行创办时的实收资本达到 2 , 500 , 000 元港币。帝国主义的对华间接投资,也有很大部分是鸦片贸易利润转化来的。英国对清政府的铁路贷款中,中英公司占绝大部分,而中英公司的创办者,就是与鸦片贸易直接有关的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  

第二、战争赔款  

从 1840 年至 1900 年,中国先后经历了多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被迫多次赔款:  

鸦片战争对英赔款 21 , 000 , 000 银元(约合 15 , 110 , 000 银两)。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英、法两国赔款共 16 , 000 , 000 银两。  

帝俄伊犁事件赔款 9 , 000 , 000 卢布(约合 6 , 000 , 000 银两)。  

甲午战争对日赔款 200 , 000 , 000 银两。  

另赎辽费 30 , 000 , 000 银两。  

庚子赔款 450 , 000 , 000 银两。  

以上历次赔款本金合计 717 , 000 , 000 银两。如果加上赔款利息,则中国必须支付外国的总额达 1 , 279 , 000 , 000 银两以上。以上赔款本息,除庚子赔款本息约 329 , 868 , 000 余银两未付外,其余的绝大部分——约 950 , 000 , 000 银两,都是如期付清的。这些赔款,一部分被帝国主义各国运回本国;另一部分就转化成对华投资的原始资本。例如,日本对华投资的原始资本,很明显主要来自甲午战争的赔款本息。当时日本的财政收入只有 80 , 000 , 000 日元,而甲午战争的赔款本息却高达 260 , 000 , 000 银两,相当于日本四年半的财政收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日本在中国的比较大的企业,几乎全都是战争赔款创办起来的。  

第三、通过金融机构吸收中国人的资金  

帝国主义银行在中国吸收的存款,数额之大,极为惊人。 1932 年,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共有 30 家,单是其中的有利、麦加利、汇丰、沙逊、花旗、正金等 15 家大银行所吸收的各项存款就将近 11 , 500 , 000 , 000 元。有人估计,从 1925 年至 1927 年,单是汇丰银行吸收的中国人的存款,就差不多等于当时英国在华的全部投资。  

第四、利用中外合资和发行公司债券及股票的办法吸收中国人的资金  

帝国主义的在华资本中,实际上,有很多是利用中外合资和发行股票及公司债券的办法来吸收中国人的资金。例如,根据美国商人自己的报告,在 1930 年时,他们实际输进中国的资本,只有帐面上的在华投资总额的 36% 。帝国主义各国早期在上海、汉口等地创设的工厂,名义上是外商投资开办,实际上出资的股东大多是中国人。  

第五、用经济压力和强盗手段直接掠夺中国资本企业。  

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本企业,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通过银行贷款然后加以兼并。例如,汉冶萍煤铁公司,就是通过贷款方式被日本资本掠夺走的。在 1936 年以前,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纱锭总数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从中国兼并过去的。  

帝国主义甚至采用诈骗和强盗手段直接掠夺中国的工矿企业。英国资本掠夺开滦煤矿,就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  

开平矿务局在二十世纪初期是中国唯一规模庞大的煤矿企业。八国联军侵华时,借机逮捕了住在天津租界里的开平矿务局长张翼,胁迫他出卖矿局。张翼被释放后,就以战争期间借外国势力保护煤矿为名,私自将开平卖给英商墨林。墨林又将“买约”纂改成一份假合同,请英国领事证明,再一转手将开平卖给了东方辛迪加。就这样,开平煤矿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走了。  

开平被抢走,清政府又于 1907 年在开平附近另创滦州煤矿。滦州矿,矿区比开平大十倍。产量高一倍,利润很丰。英国人又起了垂涎之念。 1911 年,英国人乘着中国正值辛亥革命时期,内部混乱,无人管事,提议开平和滦州两矿联合经营。结果,这一野心得以实现。到了 1934 年,开平、滦州两矿又由联合经营改为正式合并,滦州矿终于也被英国资本占为己有了。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帝国主义的所谓对华投资,实际上不过是用中国人的钱剥削中国人。  

(二)直接投资比重大,间接投资比重小  

帝国主义各国对外输出的资本中,间接投资的比重一般是相当大的。英国 1929 年在印度的投资中,约有一半是借款和购买印度证券的间接投资。美国 1939 年在加拿大的投资中,约有 38% 是美金借款, 7.6% 是购买加拿大证券。十月革命以前,外国在俄国的投资中, 70% 以上是借款,企业投资中也有很多是收买帝俄证券。但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不大,而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极高。如何不计算战争赔款的未付额,那么,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中,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依次如下: 1914 年, 66.3% ; 1930 年, 72 、 9% ; 1936 年, 80 、 5% ; 1941 年, 90 、 4% 。只是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间接投资的比重才急剧上升,居于重要地位。帝国主义对华投资,为什么间接投资比重小,而直接投资的比重大呢?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政局动荡,帝国主义各国不容易找到稳固可靠的中国代理人,害怕贷款收不回来,因而更多地采用直接投资方式。  

(三)资金带有明显的流动性  

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中,直接投资比重较大。但是,在直接投资中,固定的生产线投资比重却很小,而不固定的非生产线投资比重却很大,资金带有明显的流动性。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事业中,重工业很少,轻工业也不多,比重最大的是金融、贸易和交通运输业,而这三方面投资的资金是流动性很大的。  

为什么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资金多带有很大的流动性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永远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他们不希望,也绝不允许中国有强大的工业。这样,他们的在华投资,就在这一最终目的支配之下,具有海盗掠夺的性质。  

第二、中国的长期动乱局面,使他们担心固定性的投资容易遭受损失。因此,他们更多地向那些资金流动性大的部门投资,以便于随时抽逃资本。  

(四)帝国主义对华投资具有强烈的集中垄断性  

集中垄断性,首先表现在,投资集中在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对华投资的帝国主义国家,始终以英、俄、德、法、日、美六国为主;而这六国中,又以英、日两国在华资本最多。 1930 年时,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总额为 3 , 487 , 600 , 000 美元经济;其中,英国为 1 , 047 , 000 , 000 美元,占 30% ;日本 1 , 411 , 600 , 000 美元,占 40 、 5% ;英、日两家合计,就占了 70 、 5% 。  

集中垄断性,其次表现在,帝国主义各国的绝大部分在华资本,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手中。英国在华资本,主要集中在怡和、太古、沙逊三大集团和亚细亚火油公司、颐中烟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中国肥皂公司四大托拉斯。 1930 年时,美商全部在华财产中, 17 家大公司占 82% ,而其余 336 家公司只占 18% 。 1929 年,美孚油公司和德士古油公司在华资产约占美国在华财产总额的 38% 。日本在华资本,满铁集团占了很大部分。 1914 年时,满铁拥有的财产,约占日本在华全部企业投资的 55% 。  

(五)帝国主义对华投资带有超经济掠夺的性质  

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投资,是伴随着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来的。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特权性质的投资,带有超经济掠夺的性质。例如,帝国主义每借给中国政府一笔款项,就要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蒙受一次损失。其他宗教、文化、慈善、房地产等投资,也都是伴随着政治侵略、文化侵略,带有前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  

(六)投资地区集中  

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是伴随着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划定租界和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 因而,其投资地区就必然具有相对的集中性。外国资本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汉口等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和沿铁路的特权区域。 1930 年,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中,上海占 42 、 8% ,东北占 33 、 9% 。上海和东北是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两个大本营。此外,各帝国主义国家还有各自的投资中心。例如:法国资本集中在云南,英国资本集中在上海和长江沿岸可,日本资本集中在东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资本集中在山东。  

  第二节 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  

在前一节中,我们已经考查了外国资本对我国的侵略和垄断,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同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我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侵入,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特殊历史环境,因而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点。  

1 、一般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是手工业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是通过引进技术的道路产生的,是跳跃式地进入机器工业阶段的。它没有本国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也基本上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阶段。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虽然早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还没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距离向机器大工业阶段过渡,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手工业遭到致命的破坏,许多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毁殆尽,从而断绝了在本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的可能性。在中国的土地上,首先出现的是外国资本创办的机器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官僚集团和民族资本家,才开始购买外国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设立近代工业企业,从而产生了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  

2 、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首先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是由资本家私人经营企业开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才出现的,而且是在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与此相反,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最早并不是由资本家私人经营开始的,而是由国家经营开始的。  

3 、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最先得到发展的是毛纺织、棉纺织等轻工业,在轻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开始发展重工业,走的是先轻后重的道路。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恰恰与此相反,不是先轻后重,而是先重后轻,并且是先军事工业后轻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中,出现得最早和发展得最快的,是清政府的官办军用工业;其次是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最后才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即使是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轻工业虽然较多,但其产生时间也比属于重工业的船舶修造业和矿业为晚。  

4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不是在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最初的资本家很少是由手工工场主上升而成的,而大部分是由封建官僚、地主、士绅、商人、买办、华侨转化而来的。其最初资本,也大部分来源于前资本主义剥削。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从一产生起,就与封建主义势力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5 、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产生在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社会演变的时候,而且又是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它与外国资本主义,既有尖锐的矛盾,又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清政府官办军用工业和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都在机器设备、原材料和技术人员方面,严重依赖外国,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即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技术方面也严重依赖外国资本。他们的机器设备,大多从外国或者在华外资企业购买。不少企业,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有的企业,甚至拉进外人当股东或者名誉股东,在外国或者香港注册。还有的企业,专门为外国资本企业进行修理和加工制作。  

6 、地区分布集中。官办军用工业和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地。大部分民族资本企业,也集中在上海和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内陆地区少见。  

7 、资本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  

官办军用工业以国库作后盾,却经常因为经费供应不足而不得不停工或停办。官办、官督尚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也经常因为资金缺乏而不得不借债度日。至于民族资本企业,资金就更是困难了。  

由于资金困难,产生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就不得不因陋就简,使用陈旧的设备,甚至大量使用手工生产。例如,当时的新式采矿业,大部分就是在原有土地生产的基础上创办的,一般只在个别工序上使用了部分机器,极大部分作业还是手工劳动。至于轧花业、印刷业、火柴业中,手工操作就更多。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产生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体系大致形成,规模已经粗具。此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破坏,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排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再也没有能够获得有利发展的时机。  

纵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点:  

(一)发展极不充分,具有很大的软弱性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软弱性,首先就表现在,它在近代工业中所占比重很小,不足以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成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中国全部近代工业中,中国资本所占的比重,依次如下:  

发电设备容量: 40%  

发 电 量: 31 、 5%  

新法采煤产量: 26%  

铁 产 量: 30%  

由以上数字,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外国资本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已经居于绝对垄断地位,中国资本所占的比重极小。应该指出,以上数字,包括官僚资本在内。如果剔除官僚资本在内,那么,民族资本所占的比重就还要小得多了。  

中国近代工业的各个部门中,民族资本发展程度最高的是棉纺织业。但就是在棉纺织业中,民族资本未能占到优势。单纯从纱锭数看,民族资本拥有全国的半数,似乎可以平分天下;但如果考虑到机器设备、技术状况等因素,民族资本就显见劣势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软弱性,其次表现在,它缺乏重工业的基础,部门发展极不平衡,民族资本的活动领域,始终局限在纺织、面粉、卷烟、榨油等少数几个轻工业部门,一直未能在重工业部门立足,更无论发展了。由于缺乏重工业,民族资本也就没有坚实的基础;这样,他也就不得不在动力、机器设备、原材料等方面依赖外国资本,从而接受外国资本的控制。  

中国民族资本的软弱性,还有一个重要表现,那就是规模狭小,资本不足。 1919 年,全国注册的中国资本工厂一共有 375 个,资本总额只有 140 , 000 , 000 元,平均资本只有 300 , 000 元左右。而这时的在华外国资本企业,平均资本一般资本都在百万元以上,大企业甚至以千万计。  

由于资本不足,许多企业不得不向外国资本借债度日。而外国资本贷款给中国资本,利率却又特别高,并且,条件极为苛刻。一方面借债很多,另一方面经营无利,这就使得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极不稳定,明显地存在一风吹现象。往往是一阵风吹过来,企业纷纷创办;另一阵风吹过来,企业又纷纷倒闭。从表面上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创办的企业数不算少,但是实际保存下来的却并不多。  

有机构成低,技术水平差,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软弱性的一个重要表现。资本的有机构成,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它反映了一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由于缺乏资金,无力引进最新的机器设备,又没有本国的技术基础,因而设备陈旧,粗陋不全,工艺操作一般还带有手工业性质,有机构成很低。民族资本工业的全部机器制造业加起来,还抵不上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一家修造船厂。很多行业和企业,还基本上是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并存。有的企业,甚至还是手工生产占主要地位,很难说是机器工业的工厂,而只能说是大型的工场手工业。例如,当时民族资本的新式才煤业,挖煤一般还是人手镐挖,而运煤也大多还是人背肩扛。  

总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发展极不充分,软弱性甚多。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一系列的软弱性呢?原因在于:  

第一、帝国主义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凭借政治经济特权和强大的经济势力,以及有力的交通运输工具,展开激烈的竞争,并进行残酷的排挤、打击、兼并和破坏,从而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无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销路和持续发展的有利时机。  

第二、封建势力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施行百般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率太高,使得社会资金不易转化为资本。苛捐杂税太重,军阀官僚肆意敲诈勒索,使得民族资本很难有较高的利润,因而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内部积累。  

第三、缺乏国家关税制度的保护  

第四、缺乏银行信贷和公债制度的支持,无法顺利地吸收社会上的闲散资金。  

总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决定和造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软弱性。  

(二)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因而,它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有着尖锐的矛盾。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在生产技术方面,民族资本就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民族资本企业的机器设备,一般都靠外国资本供给,有的是直接从外国进口,有的是在国内向外国资本企业购买。在工艺操作等技术方面,民族资本也表现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不少中国资本企业聘请外人担任技术指导。不少企业直接派人到外国或在华外资企业学习技术。从外国进口设备,向外国学习技术,这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的,应该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民族资本企业,不是一般的进口设备和学习技术,而是严重依赖,非外国不可。  

其次,在资金来源上,民族资本工业也与外国资本有一定联系。不少民族资本企业,吸收了外国资本股份。很多民族资本企业,与外国资本有借贷关系。  

另外,民族资本工业与外国资本还有很多特殊的联系。例如,有的民族资本采取中外合办的形式;有的民族资本企业向外国或香港当局注册,挂一块外国招牌;有的拉进外人当股东;有的甚至聘请外国人当名誉董事长。  

由于在生产技术、资金来源及其他许多方面与外国资本有着密切联系,这就使得民族资本企业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国资本的控制。  

那么,为什么民族资本会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呢?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本来是一个自然经济和手工操作占主要地位的国家,没有丝毫近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民族资本工业起自仓促,在生产技术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  

第二、民族资本工业企业缺乏资金,又无法有效地吸收社会资金,因而不得不向外国资本借贷。  

第三、外国资本企业有各种特权保护,而中国资本企业随时都要忍受封建势力的欺压。为了躲避封建势力的欺压,逃避封建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军阀、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就从外国资本那里寻求保护。  

第四、与外国资本发生了联系,比较容易招徕中国人的资金,也比较容易拓开产品的销路。  

(三)与本国封建势力联系密切  

民族资本与本国封建势力的联系,主要表现在:  

首先,许多资本家与封建政权来往密切,往往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封建政府的减免捐税以及专利等特权。  

其次,许多资本家本身是一身二任,既投资工矿业,进行资本主义剥削;又在农村置田买地,进行封建地租剥削。  

另外,有些资本家一旦建厂发财,便捐钱买官僚,转化为封建官僚;而封建政府出于财政及笼络人心的需要,也往往把官爵赐给那些有名的大资本家。  

一般来说,资本主义虽是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但这二者毕竟是两种对立的制度,是针锋相对的。那么,为什么中国民族资本与封建势力会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呢?原因是很明显的:  

第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是通过引进的方式产生的,而不是在本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投资办厂的人,绝大部分是封建官僚、士绅、地主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商人。这些人,来自封建营垒,本身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成为资本家后,不可能很快割断与封建势力的联系。  

第二、民族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封建剥削,如封建地租、高利贷利息以及官商的利润等。民族资本在资金来源上和封建剥削有历史渊源,这也就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封建势力保持密切的联系。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并发展起来以后,封建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并且,封建地租率和高利贷利息率往往还高于工业利润率。这些,对于许多有着封建剥削经历的资本家来说,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民族资本由于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从而使自己的活动受到封建势力的约束,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自身的发展。  

(四)地区分布过分集中,极不平衡  

当时,中国的新式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沿长江的大中型城市;其中,尤以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通商口岸最多。据统计,到 1919 年,全国一共有 375 个注册工厂;其中,江苏 155 个,占 41% ;河北 57 个,占 15 、 2% ;浙江 42 个,占 11% ;广东 33 个,占 9% ;山东 31 个,占 8% 。江苏、河北、浙江、广东、山东五省,就占 85% 以上。其余二十多个省加起来,还不到 15% 。  

棉纺织业是中国民族工业中最为发达的一个部门,而棉纺织企业却绝大部分集中杂爱江苏一省。 1918 年,全国机器纱锭的 80 、 3% 集中在江苏;而广大内地,如西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省,却一枚机器纱锭也没有。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为什么会主要集中在沿海长江的大中型城市呢?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这些地方,开辟通商口岸早,离通商口岸近;因而,接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也比较早,比较大。  

第二、这些地方,由于离通商口岸近,因 便于购买外国机器设备。  

第三、这些地方,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早,自然经济的解体早。因而,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形成得比较早。  

第四、这些地方水运方便,交通发达。  

第五、这些地方,便于为外资加工和从事进出口贸易。  

新式工业过于集中,对它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它远离了原料产地和销售基地,不便于原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其次,它过分靠近外资企业,容易受到外国资本的冲击、压抑,而很难有独立发展的机会。  

总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国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并且,这些特点,本身就是弱点。这些特点,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决定了它不可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以上我们分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 , 那么,总的来说,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经济,是先进的呢,还是落后的呢?所谓先进与落后,从来是相比较而言,下面,我们就把中国摆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之中,和欧美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做个简单的对比吧。  

我们先看欧洲的大国之一英国。英国早在十五世纪时,就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十六、十七世纪,英国进行了规模庞大的资本原始积累,工场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1640 年至 1688 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了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政权。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工业革命,蒸汽机广泛应用,机器生产逐步在棉纺织、毛纺织、麻织、丝织、造纸、印刷、冶铁等部门中,取代了手工生产。机器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占了绝对优势。英国建立了强大的机器棉纺织工业、毛纺织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推动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用国的农业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其次,我们看一看美洲的主要大国美国。美国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经过反英独立战争,美国才获得独立,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1812 年至 1814 年,英美战争爆发。经过这场战争,美国最终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开始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美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在各个部门广泛深入地展开;机器制造业逐步建立;机器生产在棉纺织、毛纺织、制铁、面粉加工、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等主要工业部门中,开始取代手工生产,逐步取得优势地位。到了十九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英、法的世界第三号工业先进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速度也很快。美国幅员广大,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就更加使得农业发展极为迅速。 1860 年时,美国每人平均的粮食拥有量,就差不多达到一吨。  

另外,我们在来看看欧洲的另一个大国法国。法国在十八世纪初,法国开始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法国就已初步建立了机器制造业。四十年代末期,法国已经广泛应用蒸汽机,机器生产已经在主要工业部门中占据优势地位,并建立了强大的机器棉纺织工业、制铁业和媒矿业,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号工业先进国家。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中国的鸦片战争时期,英、美、法等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基本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工业和农业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机器生产已经在各主要部门中取代手工生产,占据绝对优势;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却还是手工生产和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产生得很早,但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却始终没有能够成熟起来,一直处于胚芽状态;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不仅还没有,甚至还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被视为子虚乌有,奇谈怪论。显然,中国明显落后于西方各国了!  



  
13楼   第三节 近代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产生了,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制,难于得到健康的发展,各方面都明显的落后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以从近代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中国的落后。  

我们可以从农业、工矿业、科学技术等方面来考察近代中国的生产力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看农业。近代中国,农业依然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决定性的作用。  

一、耕地  

耕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在生产率极为低下的封建社会,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常常是决定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因素。  

中国本来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资源久经开发,但是,总的来看,农业资源是并不十分丰富的。中国的地理气候特点是,由多平原少,可以开垦成耕地的平原则更少,而雨量充沛、有利灌溉、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平原那就更是有限。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亚及澳洲各国的每人平均耕地面积依次如下:  

中 国:2.41 中国市亩  

德 国:5.20 中国市亩  

奥 地 利: 4.80 中国市亩  

比 利 时: 2.50 中国市亩  

保加利亚: 10.30中国市亩  

丹 麦:12.40中国市亩  

西 班 牙: 11.80中国市亩  

法 国:9.00 中国市亩  

英 国:2.00 中国市亩  

匈 牙 利: 10.70中国市亩  

意 大 利: 5.30 中国市亩  

荷 兰:2.00 中国市亩  

波 兰:10.20中国市亩  

罗马尼亚: 11.60中国市亩  

瑞 典:10.30中国市亩  

加 拿 大: 40.00中国市亩  

美 国:19.30中国市亩  

阿 根 廷: 33.60中国市亩  

日 本:1.60 中国市亩  

澳 洲:24.40中国市亩  

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在十九世纪末每人平均耕地面积是相当少的。同时,还应该指出,在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先后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战争,人口死亡很多。光绪十三年( 1887),中国人口401.520.392,比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减少了11.294.000人。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垦荒,尤其是东北平原的逐渐开发,耕地却增加较多。光绪十三年,全国耕地面积为9.248.812顷,比鸦片战争前增加了184.881.200亩,使得每人平均耕地面积有所增加。  

二、主要农作物  
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汉族,向以含淀粉为主的粮食为主要食物。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农作物也主要是粮食作物。虽然其它农作物也有所改良,但从产量来说是远远低于粮食作物。所有的农作物都是以自身消耗为主,不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种植的。  

到了近代中国,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所谓商品性经济作物,指的是以出售为主的农作物。鸦片战争以后,这一类作物的发展很快,大有排挤自给性粮食作物之势。例如,江浙地区,棉花、桑树排挤水稻;山西和陕西,棉花排挤杂粮;东北地区,大豆排挤高粱;山东和河南,烟草、花生、芝麻排挤玉米;湖南和湖北,花生排挤水稻和红薯。据调查,在 1904——1929年期间,各种作物播种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百分比的变动情况依次是“粮食作物中,除玉米稍有提高、小麦变动不大外,其余水稻、大麦、高粱、小米等都有显著下降;经济作物中,除甘蔗、蓝靛略有下降外,其余大豆、油菜籽、芝麻、花生、棉花都有大幅度上升。  

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较快的商品性经济作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棉花: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南汇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如通州、海门也“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华亭县原来不种棉花,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也开始“改禾种花”了。另外,“江西、浙江、湖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至于江苏、河北、陕西、河南、安徽、山东等省,棉田面积也几乎是年年扩大。  

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的种植发展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省,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棉花主产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棉花种植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但到 1919年,全省棉田面积,就已达到四十余万亩。此后几年内,又连年扩展。1920年,达到五十余万亩;1921年为六十余万亩;1923年为八十余万亩;1926年,猛增到一百四十余万亩。  

烟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较大的产地主要有湖南、甘肃、湖北、安徽、江苏、广东、福建等省。七十年代以后,出口渐多,以至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烟草产区,如河南邓州、山东临淄以及四川、陕西、贵州等省。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英美烟公司等外资企业的大力推广和抢购,加之本国民族资本卷烟业的兴起,促使烟草种植业飞速发展。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在短短一段时期内就迅速发展成为著名的烟草产区。这三个省的烤烟产量, 1916年为2,400,000磅,1920年达到54,000,000磅,1924年增到70,000,000磅,三十年代以后则已突破100,000,000磅。  

大豆:大豆在中国的种植虽然很早,但在二十世纪以前,它在经济作物中的地位并不很重要。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口类出口猛增,畅销日本和欧美各国。据统计,从 1901年至1926年,中国的豆类出口量增长了10倍。出口贸易的猛增,刺激了大豆播种面积的迅速扩大。东北三省的大豆产量,1909年已接近2,000,000吨,1921年又增到3,500,000吨,1923年又猛增到12,000,000吨。  

粮食:随着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的扩种,排挤了粮食作物的种植,使得一部分地区对商品粮的需要量增加;而且政府赋税由征实物改为征银,以及货币地租的增加,使得农民手中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量。农民为了取得货币,不得不在粮食收获时卖出粮食,而到缺粮时又不得不买进粮食,从而增加了市场上粮食的流通量;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要量。  

其次,我们从工矿业来看看。中国的工业资源比较丰富,但在鸦片战争以前,还没有加以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当时,中、小型饿手工开采的煤铁矿虽然已经产生,但大型的煤矿、铁矿和油田还没有出现。中国工业生产的历史虽然悠久,部门、种类也颇不少,但在鸦片战争以前,还完全是手工操作,分工也不发达,机器生产、工厂制度、科学管理不仅没有出现,甚至还是见所未闻、闻所未闻的海外奇谈。从经营方式说,当时中国的工矿业,基本上分为两种:民营手工业、官营手工业。  

•  民营手工业  

民营手工业有棉纺织、丝织、陶瓷、铁冶和铁器制造、煤窑、木材采伐和加工、制盐、榨油、造纸、裁缝、建筑、造船、印刷等许多部门。其中,最重要的部门是:  

•  棉纺织业  

棉花在中国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种植,开始得很早,但在广大内陆地区普及推广,却还是宋元时代的事情。因此,中国内陆地区棉纺织业的产生,可能开始于宋元时代。  

发展到明清时期,棉花已取代丝、麻而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衣服原料;棉花种植已成为中国农业的重要生产之一;而棉纺织业也已成为中国手工业中最大的一个部门。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棉纺织业基本上是作为农民家庭的副业生产存在的。因此,一般规模狭小,条件甚差,生产效率极低,没有什么精细分工,也谈不上协作。但是,在某些个别地区,也可能出现了个别的与农业分离了的,专门从事棉纺织业的手工业者。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棉纺织业,以江苏南部地区和浙江的杭嘉湖平原最为发达,但仍然是以手工作坊为主。  

•  丝织业  

丝职业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手工业部门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养蚕、织绸的技术,就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并逐步开始外传越南、朝鲜、日本等国。  

丝职业的生产中心较多。西南的四川成都,是形成比较早的丝织中心。蜀锦曾经名闻天下。三国时,诸葛亮奖励农桑,据说还曾经亲自为当地苗族人民画织锦的图案,织成的锦,后来还称之为“武候锦”。元明以后,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业逐渐兴起,并开始取代成都而成为最大的丝织生产基地。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江苏太湖周围的滨湖各州县和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几乎是家家种桑,户户养蚕,村村织绸。苏、杭二州成为闻名天下的丝织中心。  

丝织业的生产技术远比棉纺织业复杂,品种、花样也比棉纺织业为多,一般农家力难胜任。因此,丝织业生产不象棉纺织业那么分散和广泛,而具有相对的集中性,并且,与农业分离的现象较为明显,内部分工也比较显著。一般来说,农家从事蚕丝生产的较多,而从事纺织的较少。例如,江苏“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湖州“女工惟育蚕剿丝”。  

•  铁冶和铁器制造业  

铁冶和铁器制造,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手工业之一。战国至汉初的许多著名商贾,都是经营铁器致富的,例如;战国时期的郭纵,西汉前期的卓氏、程郑等。但由于铁是制造兵器的原料,因此,历史上曾有不少时期禁止商民开矿炼铁。明初放宽禁令,铁冶和铁器制造开始成为大规模的民营手工业。清初一度严禁民间开矿炼铁,但不久就取消禁令。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铁冶和铁器制造业,仍然主要集中在山西、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等省。例如,广东就有“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并且,这些铁厂,一般都有相当规模。  

•  制盐业  

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拥有最广阔的市场,但一向为官方严密控制。  

盐有海盐、池盐、井盐之分。民营制盐业中,四川的井盐业,发展较为迅速。四川井盐,“明以前,井灶多由官办,后虽改招灶户,然仍设官监之。自清初,则任民自由开凿,遂为人民之私产,国家只就井灶而征以课”。四川井盐得长江输运之便,又有着良好的燃料条件,因而发展极快,一般来说,规模较大,分工较细。  

•  煤窑业  

清政府对于煤矿开采,是允许民间自行经营的。清代前期,北方直隶、奉天、吉林、山西、南方广东、湖南、四川,都有许多煤窑在开采。北京西郊和宛平、房山县境内的煤窑业尤其兴旺。这些煤窑,一般是由窑业主向地主承租土地而进行开采的。经营方式,有独资,也有合资,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民窑联合经营的方式。  

(二)官营手工业  

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官营手工业仍在中国手工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官营手工业的大规模存在,并成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  

官营手工业,有两种形式:  

1、专门机构,罗致工匠,征用人夫,直接组织生产。皇室、贵族、官僚、军队所用的服饰、用具、器物、玩好、兵器,住的宫殿、园林,甚至于钱币、陵寝等,都属于这一范围。  

2、政府派官监督和控制民营生产。盐、铁、铜、瓷器、丝织等,大多属于这一类型。例如,清政府就在景德镇通过“官搭民烧”的方式控制瓷器生产。清政府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设立织造局,通过“领机给帖”等方式,直接控制和支配民间机户的丝织生产。清政府对于云南铜矿的民营生产,也进行极为严格的控制。政府派官吏驻厂监采,产品的绝大部分都为官府控制,谓之“官铜”。  

三、技术水平与劳动生产率  

总的来说,在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农业的技术基础上,仍然是:手工生产,靠天吃饭。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方法的革新,生产条件的改善,都是极为缓慢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清前期,尤其是康熙统治时期,政府对于水利是重视的。康熙皇帝六次南巡,目的之一就在于察看河道,寻求治河之法。康熙先后派靳辅、于成龙等人任河道总督,领导治河,收到了一定成效。其中,尤以靳辅治河的效果最为显著。靳辅治河二十年,继承和运用了前人“束水攻沙”的经验,运用了减水坝以备讯涨溢洪和在临水面堤外修坦坡以消减水流冲击等措施,使得黄河、运河、淮河的治理都卓有成效,减少了水灾,便利了沿岸农田的灌溉。但是,进入乾隆中、后期以后,水利又复失修,水灾日益加剧。在鸦片战争前后,更是连年水害,日趋严重。水灾的频繁侵袭,极为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在南方缺水地区和北方一些地区,曾经修筑了一部分水塘。但是,这些水塘,大多规模太小,蓄水极为有限,不足以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因而,当时的不少省区,经常遭受旱灾的袭击。  

在肥料的利用上,中国向以人粪为主。到了明代,江苏、浙江等地,已开始利用大豆及其制品——豆饼。在十六世纪初问世的《便民图篡》一书中,有大豆饼和河泥一起作为水稻基肥的记载。徐光启《农政全书》中,也有关于大豆饼用作棉花肥料的记载。鸦片战争以后,江苏、浙江等沿海省区,豆饼已比较普遍应用于水稻、棉花生产。但在内陆各省,豆饼还没有广泛应用,肥料的利用上也未见有其他重大创新。  

总之,近代中国的农业经营是相当落后的,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仍然是浅耕粗作的粗放经营,很难谈得上精耕细作。不少地区,甚至还是极为原始的耕作方式。  

由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单位又是一家一户,抵抗灾害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为有限,因而,在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十分低下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近代中国的生产关系概况及其发展趋势: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是完整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前夕的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封建生产关系。但是,封建生产关系,经过两千年的漫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完全进入了穷途末路,集中暴露了一切腐朽、落后、衰败的弱点,不再具有任何进步的作用,也没有什么生命力了。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尽管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极为缓慢,但它毕竟是新的生产关系,毕竟是在前进的。它必将发展起来,最终取代封建生产关系,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就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 来源:考研论坛 bbs.kaoy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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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地主阶级用以剥削农民剩余劳动的土地私有制度。在封建社会,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在奴隶主土地占有制崩溃的基础上,或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瓦解的基础上,封建贵族通过战争、掠夺、赋税和债务等手段,迫使自由农民破产,兼并他们的土地,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形式。从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领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主要存在着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  

第一种、土地归封建国家所有的国有土地制,例如,历代的屯田、营田、公田等。这些土地是国家出面占有的,也是国家组织经营的。国家是这些土地上地租的唯一获得者。耕种这些土地的,有的是佃农,有的是屯垦的士兵。他们耕种这些国有地,除了向封建国家交纳地租外,不再向其他人交纳地租,也不再向封建国家交纳田赋。  

第二种、土地归封建地主私人占有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基本内容是:封建地主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土地,但是不完全占有直接生产者——农民。农民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耕种地主的土地,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农民不被地主所占有,但由于他自己没有土地,因而不能离开地主,而对地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他要忍受地主对他的人身压迫、奴役和剩余劳动剥削。这种压迫、奴役和剩余劳动剥削,有不少成分是超经济的强制。  

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的土地,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成分:1、皇帝本人私有的土地。2、皇帝的家族和亲戚私人占有的土地。3、官僚和贵族私人占有的土地。4、大商人占有的土地。5、一般地主私人占有的土地。6、庙产、族田等以公有形式出现的,但实质上是大地主私人占有的土地。  

第三种、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中国封建社会中,自始自终存在着相当一部分自耕农。自耕农,自己占有一小块土地。他们在自己的这一小块土地上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向国家交纳课税以外,其余的归自己所有,不向地主交纳地租。  

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看,以上三种形式的土地占有中,国有土地制并没有占重要地位,自耕农的土地数量也不多,自始自终占主要地位的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就以清代来说,全部耕地中,国有地只有四千万亩左右,占百分之五;自耕农土地只有七千万亩左右,不到百分之十;而私人地主土地,大约有六亿亩,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中国封建社会,向来习惯于把全部耕地分为民田和官田两大部分。凡属于民田私有的土地,包括地主的土地和自耕农的土地,都称之为民田。而不属于民间私人的土地,则均可称为官田。官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清代所谓官田,包括内务府官庄、户部和光禄寺官庄、盛京官庄、祭田、营田、籍田、学田、直省公牧地、旗地、屯田、灶田、马厂、放垦荒田等。民田和官田这两个概念,混淆了不同性质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因而是不明确的,不科学的。  

(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  

1、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西欧中世纪,土地虽然归封建领主所有,但土地在法律上是不允许自由买卖的。土地的自由买卖,只是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产生的中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的。  

与西欧中世纪不同,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自终都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早在春秋末年,土地自由买卖的现象就已经产生。战国时期,秦国任用商鞅,实现变法。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法律上明文规定,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尽管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在很大程度上是超经济的强买,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总还是要付出一定数量的货币。因此,购买土地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土地兼并方式。  

因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一部分农民便可以利用自己的些微积蓄,购买土地,上升为自耕农;而巨商富贾,也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货币积累,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自耕农的大量存在,商人购买土地而成为具有商人和地主双重身份的商人地主,这两种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现象。这两种独特现象之所以产生和长期存在,主要原因就在于土地自由买卖。  

2、没有严格的土地占有等级制度  

在西欧封建领主制下,占有土地的,是各级封建领主。各级封建领主的土地,并不是随意占有的,也不是买卖得来的,而是按照政治特权的大小分配的。居于等级阶梯最顶层的,是国王。国王按照各个贵族政治特权的大小和军功的多少等,把土地分封给公爵、侯爵、伯爵、主教、子爵、男爵、骑士等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这种按照政治特权大小而分占土地的方式,就是土地占有等级制度。马克思称之为“土地私有制的等级结构”。占有土地的领主,都有贵族头衔及爵位。领主政治上的等级,与土地占有的数量,是完全吻合的,一致的。  

与西欧中世纪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民营严格的土地占有等级制度。中国封建社会也有土、庶之分。在贵族、官僚阶层中,也有品级高低之别。但是,这种等级并不严格,而且与土地占有不存在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特权的大小,并不一定能够决定土地占有的数量。地主占有土地的多少,并不决定于他有民营政治特权,是不是贵族,是不是官吏,而主要决定于他本身的经济力量。由于没有严格的土地占有等级制度,并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中国的封建地主并不都是贵族、官僚,而有不少是所谓庶民地主;并且,中国的封建地主中,有不少是商人转化来的,也有极个别是自耕农上升而成的。  

3、在土地继承上一般是多子分承  

在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的情况下,因为土地占有的数量与政治特权的大小直接相关,因而,长子继承权就是必要的。领主只有一个爵位,他死后,只有一个儿子可以承袭爵位;他的土地是由爵位决定的,因而也就只有承袭爵位的儿子可以继承土地。  

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土地占有并不和政治特权大小直接联系,因而,长子继承制就民营存在的必要。地主的土地继承问题,不受政治因素的限制。地主死后,他的土地,可以由许多儿子分别继承。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继承,一般是多子分承,而不是长子继承制。  

4、农民对于地主有人身依附关系,但不紧密,不稳定  


   
 西欧中世纪是农奴制。在封建领主土地上进行耕作的,是农奴。农奴终生被束缚在领地上,并且子孙后代也必须当农奴。封建领主对于农奴有支配权,统治权。农奴可以被当成商品买卖,可以被当成礼物赠送,也被当成财产传留继承。农奴对于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紧密、稳定。  

在中国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情况下,剥削关系的具体体现,是租佃制。地主一般不直接经营土地,而是把土地分割成为零散的小块,出租给佃农耕种,向佃农收取代役租;一般的情况下,是实物地租。地主,没有严格的封建等级,土地又可以自由买卖,并且一般是多子分承,地主就不容易保证稳定地占有一块固定的地产。地主不容易保证稳定地占有一块固定的地产,也就无法使佃农稳定地使用一块份地,从而也就不可能终生地永久地占有劳动者本身。并且,土地既然可以自由买卖,某些佃农也就可能通过零星积蓄而买到土地,上升为自耕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地主对于农民的人身控制就比较不紧密,不稳定。一般来说,农民可以自由脱离地主的土地,可以中止和地主签订的租佃契约关系。很显然,相比西欧中世纪的农奴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是要多一点自由的。当然,这种自由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并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脱离了土地,就等于丢掉了饭碗,就有生命的危险。农民可以中止对这个地主的租佃契约关系,但他必须去租种另一个地主的土地。所以,归根结底,农民终究逃脱不出整个地主阶级的控制、压迫和剥削;他们和地主阶级之间,终究还是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  

二、租佃制度和赋役制度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主要形式  

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占主要地位的土地占有形式。土地占有形式的这一特点,反映到剥削形式上,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特殊结合方式;租佃制度和赋役制度。租佃制度,是地主阶级以个人出面对农民阶级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而赋役制度,则是地主阶级以国家出面对农民阶级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  

(一)租佃制度  

所谓租佃制度,就是封建社会中,地主将土地分租给农民,对农民榨取地租的剥削制度。它是封建主义的土地经营方式之一。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来看,封建地主所占有的土地,一般不直接进行经营,而是把土地分割成为零散的小块,分别出租给无地或小地的农民耕种,向农民收取封建地租。一般的情况下,是实物地租。  

鸦片战争以前,雇工生产的经营地主虽已出现,但为数甚少。封建地主的土地,仍以放佃收租为主。并且,实物地租仍占主要地位。不过,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分租,以及政府赋役制度的变化,货币地租有所增加。有的地方,则是以实物地租为基础,把实物地租折成银租,也就是折成一定的货币额来交纳。这种地租形式,既不是纯粹的实物地租,也不是纯粹的货币地租,而带有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的性质。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况不一。在个别地区以及旗地的生产中,还存在农奴制,某些地区还存在佃仆制,劳役地租仍占一定比重。  

鸦片战争以前的实物地租,仍以分成租制占主要地位。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收获以后,按预先签订的租佃契约的规定,将土地上收获物的一定成数作为地租交纳给地主。地租率,一般是五成。但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危机加剧,不少地区的地租率,都有逐步提高的趋势。有的地区,地租率甚至高达七成或八成。除了正式的地租以外,佃农一般还要受额外的附加租剥削。另外,十八世纪以后,江南一些地方,还流行所谓押租和预租。押租和预租,都是佃农为了保持承佃权利,而不得不预先交付的货币额。预租纯粹是提前交付的地租。押租则是用来抵扣欠租的押款。在地租是货币租时,押租也可以作为预付租金。实际上,押租和预租,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加重地租剥削的一种手段。在分成租制下,地租的多杀,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相联。地主为了保证剥削收入,往往对佃户的生产活动横加干涉。同时,主佃之间还保留着劳役地租的残余。因此,这是一种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地租制度。  

(二)赋役制度  

人民除受地主地租剥削和超经济强制剥削以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和承担徭役。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主要特点之一。  

明初,赋和役是分开征收的。赋是以田为征收对象,一般称为田赋。它是按照土地占有数量的多少而征收的土地税。役是以户、丁为征收对象,主要是以丁为征收对象,一般称之为丁税。田赋,分夏税和秋粮两次缴纳,主要用粮食交纳,也可以用银钱、丝、绢、布或其它实物交纳。徭役负担有三种:按户服役的,名为里甲。按丁服役的,名为均徭。丁,是指成年男子。在不同朝代,丁的年龄界限也可能不同。但在明清两代,丁都是指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子。里甲、均徭之外,封建政府还经常进行临时性的征用杂役,名曰杂泛。以上三种徭役,都有力役、雇役之分。  

明代中叶以后,在土地兼并加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明政府开始实行赋役制度改革。十五世纪中期,明政府开始把江南田赋折征银两。后来,有的地区将田赋和徭役、杂税合并折银征收,叫做一条鞭法。  

清初,赋役制度沿用明法,地、丁分征。当时,清政府财政困难,户丁编审又极麻烦,弊病甚多。为了稳定丁税收入,保证政府财源,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丁数作为丁银的征收标准,以后不增不减。丁银已经固定化,把丁银和田赋合在一起征收,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从康熙五十五年起,各地先后开始把固定的丁银平均摊入田赋银中一体征收。这就是摊丁入亩、摊丁入地或地丁合一。  

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所进行的两次重大的赋役制度改革。这两次赋役制度改革,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第一、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结束了长期以来地、户、丁与赋役制度的混乱现象,完成了赋役归并即人头税归入财产税的过程,大大放松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第二、简化了赋役的名目和征收手续,从而减少了官吏与豪强地主串通作弊和官吏从中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的机会。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无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  

第四、由于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而农民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而为城市的手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来源。这就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清时代的赋役制度改革,虽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剥削制度的实质仍然完整地得到保留。单是田赋一项,一般就是占到农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这个数额,对于占地很少的自耕农来说,当然是极为沉重的负担。田赋,虽然是按照土地占有数量交纳的,无地农民不交纳田赋;但是,赋出于租,地主会通过加重地租剥削的办法,把沉重的赋税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与此同时,人民还要负担各种各样的附加杂派。  

三、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仍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封建经济的第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经济继续保存,部分地发生变化,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存在于农业中。这是中国近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什么是自然经济呢?列宁曾经指出:“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才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社会中,占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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