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教案(简明版) 1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11-19) 历史札记 4314 0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基本国情 

  1 ,社会性质。 1840 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是独立完整的封建社会。进入明清时代以后,延续两千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发展到末期。封建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对农民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农民阶级的不断反抗,特别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

  2 ,政治概况。封建社会政治的上层建筑是封建国家,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机器,主要有军队、法庭、监狱等封建法律是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地主阶级的意志。封建官吏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统治权力的执行者。封建皇帝,则是封建国家权力的象征、标志和总代表。

  3 ,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突出特征,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制。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官僚制度,并一直沿用到封建社会末期。满清王朝从 1644 年入关统治全国后,基本上是沿袭了这样一套制度。封建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政府设内阁、军机处、六部等机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军事、司法、财政等。全国分为若干个行省,设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官。省下设道、府、州、县。道有道台,府有知府、州有知州,县有知县。这些地方官吏,概由封建皇帝委派,并由中央政府管辖。他们是封建皇帝行使皇权,独裁统治的支柱。

  4 ,思想文化上主要特征是,经过不断改造的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死生有命的世界观和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这种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反对任何变革。统治者提倡八股文,不断地制造文字狱,使鸦片战争前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5 ,全国面积。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领土,包括现在的外蒙、还有后来被沙俄强占的东北、西北的 144 万平方公里在内,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6 ,全国人口。鸦片战争前,中国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全国人口总数 143411559( 乾隆 6 年 ) , 1841 年 ( 道光 21 年 ) 为 413457311 。人口年均增长率为千分之四。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1.5 人。 

  7 ,耕地。中国本来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资源久经开发,但是,总的来看,农业资源是不丰富的。中国地理气候特点是,山多平原少,可以开垦成耕地的平原更少,而雨量充沛,有利于灌溉、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平原那就更是有限。在鸦片战争以前,东北平原还没有加以有组织的开发,华北平原面积虽然很大,但雨量太少气候干燥,能够开发的土地非常有限,已经开发利用的大平原,实际上只有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据《东华录》 1834 年 ( 道光 13 年 ) 全国耕地面积为 737512900 亩,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约为 1.8 亩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 

  8 ,劳动生产率。由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单位又是一家一户,抵抗灾害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为有限,因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十分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可以从单位面积生产量上反映出来。据有关材料, 1700 -- 1800 年江苏苏州、武进一带水稻亩产量为 240 斤左右。(包世臣<齐民四术>)。江苏是当时全国农业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由此可知,当时全国的平均粮食亩产量是相当低的。 

第二节,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  

1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西欧中世纪,土地虽然归封建领主所有,但土地在法律上是不充许自由买卖的,土地自由买卖,只是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产生的中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与西欧中世纪不同,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充许土地自由买卖。早在春秋末年,土地自由买卖的现象就己经产生。战国时期,秦国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法律上明文规定,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尽管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在很大程度上是超经济的强买,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总还是要付出一定数量的货币。因此,购买土地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土地兼并方式。因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一部分农民便可以利用自己的积蓄购买土地,上升为自耕农,而巨商富贾,也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货币积累,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自耕农的大量存在,商人购买土地而成为具有商人和地主双重身份的商人地主,这两种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现象。这两种独特现象之所以产生和长期存在,主要原因就在于土地自由买卖。 

2 、没有严格的土地占有等级制度。 

  在西欧封建领主制下,占有土地的是各级封建领主,各级封建领主的土地,并不是随意占有的,也不是买卖得来的,而是按照政治特权的大小分配的。居于等级阶梯顶层的,是国王。国王按照各个贵族政治特权的大小和军功的多少等,把土地分封公爵、候爵、伯爵、主教、子爵、男爵、骑士等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这种按政治特权大小而分占土地的方式,就是土地占有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下的领地,具有俸禄的性质,占有土地的领主都有贵族的头衔及爵位,领主政治上的等级与土地占有的数量是完全吻合的。 

与此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没有严格的土地占有等级制度,中国封建社会也有等级之分,但是这种等级并不严格,与土地占有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特权的大小,并不一定能决定土地占有的数量,地主占有土地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他的经济势力,而不是他是不是官吏和贵族。由于没有严格的土地占有制度,并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中国的封建地主并不都是贵族、官吏,而有不少是由商人和自耕农转化而来的。 

3 、在土地继承上是多子继承 

  在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的情况下,因为土地占有的数量与政治特权的大小直接相关,因而,长子继承就是必要的。领主只有一个爵位,他死后只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爵位,他的土地是由爵位决定的,因而也只有继承了爵位的儿子才能继承他的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土地占有并不和政治特权的大小直接联系,因而长子继承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地主土地的继承问题,不受政治因素的限制。地主死后,他的土地,可以由许多儿子分别继承。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继承是多子继承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 

4、农民对地主有人身依附关系,但不紧密、不稳定。 

  西欧中世纪是农奴制。在封建领主土地上进行耕作的是农奴。农奴终生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子孙后代也必须当农奴。封建领主对农奴有支配权,统治权。农奴可以被当作商品买卖,可以被当作礼物赠送,也可当作财产继承,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紧密和稳定。在中国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剥削关系的具体体现,是租佃制。地主一般不直接经营土地,而是把土地分割成零散的小块,出租给佃农耕种,向佃农收取地租。由于地主没有严格的封建等级,土地又可以自由买卖,并且是多子继承,这样地主就不容易保持稳定的地权,也就无法永久性地占有劳动者本身。并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某些佃农也就可能通过零星积蓄而习到土地,发展成为自耕农。这样地主对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就不紧密。农民可以自由脱离地主的土地,可以中止和地主签订的租佃契约关系。很显然,同西欧中世纪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是要多一点自由的。当然,这种自由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并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脱离了土地,就等于丢掉了饭碗,就有生命危险。农民可以中止这个地主的租佃契约关系 ,但他必须租种另一个地主的土地。所以,归根结底,农民终究摆脱不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控制。还是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  

   
  第三节,封建社会后期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原因分析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严重的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首先,本来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要求集中使用土地,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但是近代江西的地主,在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以后,不是进行大规模生产和进行专业化的农业经营,而是把集中的土地全部或绝大部分分割成小块,分散地租给农民耕种,只管收取苛重的地租。从农民这一方面来说,由于地租剥削是高额的,使得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无力多租土地,也使农民怕高额地租剥削,不敢多租土地。至于江西的富农,在近代除少数外,大多数经营方法是雇少量的短工,来经营他们自己不多的土地。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不去向地主租进更多的土地,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土地出租一部分租给佃农耕种。所以无论从地主、富农、还是农民三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扩大农业商品生产的经营规模,造成了近代江西农业经营规模极其狭小的局面。据《申报年鉴》记载,江西近代农场面积 98% 在 30 亩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地主、富农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相反小农经营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跟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所要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其次,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向允许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长期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严重。土地越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越多,对于佃租的要求也就越强烈,结果造成了高额的地租剥削,加上繁重的赋税,使农民的生活贫困化。据民国年间的调查:“江西农民,平均起来,每年的收入总共是三十六元五角,其中主要支出有三项,一项是赋税共二元零四分,二是保持衣、食、住、行最低标准生活费用共二十八元,三是农田耕作成本费包括田租共十八元,加起来每年支出是四十八元零四分”,那么其年终结算是: 36.5-48.04=-11.54( 元 ) 。调查者的结论是:近代江西农民连“最低之生活费都不能保持”,不要说婚丧嫁娶、天灾人祸,就是正常年份“亦势非求之负债,不足以苟延残喘也”。上述资料说明近代江西农民,如果单靠租种一点土地,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补求的办法是同时经营家庭手工业,因而家庭手工业便成了近代江西农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所以近代江西农村“农副结合”特别是“耕织结合”特别紧密。诸多的史料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同治·新喻县志》记载说:“布……女工之羡,亦所补农之不足也。”又有史料记载说:“夏布为江西最普遍之家庭手工业……一般农户视为重要副业,农夫植麻,女织为缕。”地主剥削愈残酷,农民生活愈贫困,这种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就愈紧密。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打破自然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江西近代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引起的自然经济出奇的坚固,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很难有所突破。在农民生活贫穷化和自然经济关系异常坚固的情况下,近代广大江西农村商品购买力很低。 1881 年一个外国人描写了江西一个普通农户的情况,他写说:“一个普通农民的生产工具……全都是些很粗糙的东西,他和他的家庭成员就用这些东西耕种着 一英亩 或半英亩的土地,他们就靠这些东西过生活,没有其他。他们几乎没有见过银元,年关节余时就买一点很可怜的奢侈品——一点猪肉、一点海带或咸鱼作为下饭的珍品,这就是他们最大奢望了……家庭妇女,把棉花纺织成布,他们的衣服要穿到破烂为止,而这种家织的布又非常耐穿,一件衣服,经过补缀,可以穿上三、四年”。史料表明,作为消费者,农民无力向市场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处于“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关系中的农民,也没有必要向市场购买商品,结果是市场萎缩,在市场萎缩了的情况下,商品经济自然就发展不起来。 

  其次,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农民,长期不和商品市场发生关系,与广宽的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这不仅使商品经济很难打进农村,而且反过来会造成抵触商品经济,轻视信息的价值观念,最终导致全省性的闭关自守。近代江西农村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商品经济的情况。如赣州府一般农民以“不事商贾”为光荣,九江府“民风、尚农业,罕事工商……无见异迁物之民”,饶州府“俗重农”,广信府“粟、麦、耕畜之产足以自给,出境商贩……殊少”。虽然这里有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却也明显是封建土地关系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样由于江西广大农村的生活必需品“不仰给于外,亦不能灌输于外”,造成了封闭式的经济环境。当时几个邻近的自然村就形成了一个自产自足的生产、流通单位,每个农户就是这个单位中的一个细胞,他们除了通过狭隘的农村集市进行互通有无的使用价值交换外,与外界完全隔绝,村与村之间形成隔阻,导致地区间的自给自足,最终导致了全省性的闭关,这是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引起的“男耕女织”的紧密结合,以及农民生活的贫穷化,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工发展。农民的贫穷使农村商品主要生产者缺乏改进生产技术的能力,又使农村商品生产内部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成为不可能,因为贫困的农民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耕织结合”使手工业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影响了近代手工业的独立发展,使手工业不易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影响了手工业内部的再分工,使江西的手工业发展错过了手工工场这一发展阶段,影响了手工业向大工业方向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持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也就没有不同行业之间的繁荣发达的商品交换。 

  其三,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阻碍了江西农村的商业资本的积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高额地租不仅可以给地主增殖财富,而且土地偷不走、抢不走,不要冒任何风险,这远比经营工商业可靠。加以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本保末”的价值观念,集中于地主、官僚、商人手中的大量资金,最终又流向了土地,用于“求田问舍”了,不仅地租收入没有转向工商业,就是工商业本身的利润也几乎全部被购买土地、房产吸收去了,完全脱离了商业的范围。  近代江西地主、商人利用手中的资金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是将资金和粮食转化为高利贷,用更有效的手段取得土地。高利贷的利息一般都很高,地主、商人往往向自耕农或小块土地持有者放高利贷,然后“指田为质”,“以田为当”、“最后乘借债人一时还不起本息之际,把土地据为已有”。高利贷在江西农村十分盛行,商人们“必不欲将其资本于时局阽危之秋,作此等冒险之贸易”,他们想方设法“坫天时雨阳之不及,即拥其所有,冀一岁获二岁之值”。因此近代“江西所属,向有殷实之户,于青黄不接之时,将余谷听农民质押”,结果商业方面“富于资本者既不欲冒险,而愿意冒险者或窘于资本”。大量的资金流向土地和转化为高利贷是导致近代江西农村商业资本奇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章、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第一节 一幅血与火的画图 

  18 世纪后半叶到 19 世纪初,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渴望越为越强烈。迅速发展的大工业生产、逻辑地要求开拓巨大原世界市场。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就这样成为西方国家向海外扩张过程中所关注的焦点。 1825 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所导致的国内困境进一步刺激了英国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对外征服的欲望。各种要求打开中国市场的舆论一时甚嚣尘上。而数次遣使中国及在中国沿海广泛从事的情报活动,也使英国看透了清帝国的虚弱和腐朽。于是,用暴力打开和占据中国这块世界最大市场的计划,被英国和西方其他列强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和西方的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是从两种植物的制品开始的——茶叶和鸦片。 

  中国的茶叶是 17 世纪初期(明朝末叶)由荷兰人带到欧洲的。这种第一次在西方出现的饮料被作为珍贵的礼品贡献给国王和赠与亲朋好友。 17 世纪中叶(顺治末叶),茶叶开始进入欧洲市场。由于茶叶适合于以肉、奶为主要食品结构的欧洲人饮用,此后的输入量直线上升。据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材料, 1716 年(康熙五十五年),茶叶已经代替了丝织品而成为中英贸易的主要商品。西欧各国对华贸易中形成的以茶叶为大宗进口商品的外贸结构,反映了 18 世纪欧亚通商的主要特征,以至于人们将这个世纪为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英国是进口茶叶最多的欧洲国家,每年购买茶叶的数量约占各欧洲各东印度公司购买总数的 30%~40% 。此后,中国对欧洲的红茶和绿茶输出量一直居高不下。据估算,在鸦片战争前夕的 1834 年— 1838 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的茶叶高达 45 万担,也就是说,打入国际市场的茶叶占中国茶叶生产总量的 1/5 。这个庞大的出口量中的大部分是消化在英国的市场上。 

  茶叶进口英国并没有危及英国内部的经济关系的平衡。因为英国海关对进口的茶叶课以重税,并将这笔税收归入国库。 19 世纪初,英国对茶叶的征税率由 50% 迅速提高到 100% ,茶叶进口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每年高达 330 万镑,相当于英国国库财源的 1/10 。但是,资本主义的英国作为商品输出的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却没有任何一种出口商品能够和从中国输入的茶叶相抗衡。当茶叶成为普通的英国人须臾不可或缺的饮料时,以小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中国人,却对英国商人运来的诸如棉布、羽毛、哔叽和餐具等消费品不屑一顾。许多到广东的英国商人要携带超出商品价值的巨额现金,他们的货物又经常滞销。这种巨大的贸易逆差使英国人大伤脑筋。在正常的商品贸易打不开中国市场壁垒的时候,他们就运来了人类的灾祸—鸦片。 

  有人讲,东方茶文化的内蕴“廉美和静”。宋诗“茶话略无尘土杂,荷香剩有水风兼”,概括了品茗交友的文化神蕴。还有人把茶道比作人道,即通过煮茶品茗来淘冶情操,净化道德。但是,东方古老的“人道”和西方资本阶级的政治哲学风马牛而不相及。西方政治哲学的奠基者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在其名著《君王论》里公开倡扬权力和道德的对立,坦率地指出可以使用暴力和欺诈为统治目的服务而无需计较道德原则。他的名言:一个君王如果做好人就必死无疑,他必须狡黠如狐,凶狠如狮,将狡狐和雄狮的品质集于一身,必要时既残忍又吝啬。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认为,马基雅维里主义对 17 世纪至 18 世纪英美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继承了马基雅维里关于着重探索政治权力的思考方式,在最终目标的追求中排斥道德标准上善和恶的约束。这样,从 18 世纪末叶起,大规模的卑鄙的鸦片(罂粟制品)走私主依托于强大的贸易体系和先进的交通工具在中国南部零丁洋海面上铺展开来。 

  在英国商人、毒贩大发不义之财时,中国的白银急剧外流。 1800 年— 1840 年,估计约有 3 亿 ~4 亿元白银流入了英国鸦片商的钱袋并间接充实了英国的国库。中国以往对外贸易的出超格局很快被入超所取代。鸦片买卖的中心,则由原来的广州一地扩展到了东南沿海,直至北方的直隶和盛京海岸。鸦片像一股黑色的毒流通过全国性的水陆走私网由沿海渗入中国腹地。大约有 300 万人包括大批官员、八旗和绿营兵丁成为离开烟灯就能生存的瘾客。而清廷则几乎陷入“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困境。 

  鸦片对中国社会肌体的全面毒害引起了朝野上下深重的焦虑和民族义愤。民众和爱国人士视罂粟为“妖卉”,称鸦片为“瘴毒”,比烟枪为“铳枪”,斥走私船为“鬼船”。鸦片走私对于清廷江山社稷的威胁促使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作出禁烟的决择。 

  此后的史实是读者们所熟知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虑门销毁的是鸦片贩子们走私的毒品。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则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介入这一事件,并将销烟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 1840 年 6 月,英国蓄意打开中国国门的侵略战争以极不光彩的报复中国禁毒的口实爆发。根据大鸦片贩子颠地、量顿(他在大发横财后成了国会议员)等人提供的情报,英国派遣了一支拥有 4000 余人的舰队远征中国(后来扩展到 1.5 万人)。这本来是一支数量不多而又远离本土、缺乏补给的部队,但是由于我们面前(一)所述的中西双方整个社会制度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特别是由于清王朝的腐朽昏庸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为时两年多的以长矛对抗大炮的鸦片战争,最终以中国签订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赔偿巨额军费和鸦片费等荷刻条件为内容的《南京条约》而结束。 

  尾随英国而来的西方列强利用中国战败之机趁火打劫, 1844 年 7 月中美《望厦条约》、 10 月中法《黄埔条约》签订。接着西方形形色色的小国,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普鲁士、荷兰、丹麦等等也纷纷效尢,要求通商,“利益均沾”。昏聩的清王朝分不清这些国家的差别、大小和来头,索取“一视同仁”,全部照允。于是独立的封建主义的中国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不平等的条件下,以“法”的形式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而这一畸形的、屈辱的社会制度的确立,大体上经历了从这时起直到 20 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的过程,这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社会的全面而疯狂的掠夺,特别是它们发动的多次侵华战争,贯穿于这一过程的始终。资本——帝国主义的军旗和战舰,是迫使中国社会没落和沉沦的主要武器。 

  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众口多、文化悠久的中国。列强不可能像征服东亚、非洲或拉丁美洲的一些弱小民族那样,只用一次战争就支配了中华民族。同时,列强在侵华过程中,其自身的贪欲也在不断膨胀,它们要求从中国攫取越来越大的权益,要求开放更多的口岸租界,要求占据更多的领土;特别是随着 19 世纪末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为了以过剩的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急需对世界市场的某一领域或行业形成资本独占,因而进一步在中国形成了划分势力范围直至欲实行瓜分豆剖的态势。这样一种无休无止的和不断扩大的掠夺欲求,是资本—帝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战争的总根源。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于被奴役的富有生产力和反抗精神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是不接受强权宰割的,当中华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总是集中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力量来反抗外来的敌人。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始涛般的反侵略浪潮,不仅孕育了一大批以救亡为己任的志士,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过清王朝的决策。一直到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清王朝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最终确立时为止,清王朝在此前 60 年中经过过一个民族自卫和被迫屈服相交错的对外关系过程;由于强敌相逼而被动应战,又因实力不逮而屈从签约,开战与求和,防御和屈服,签矽和悔约,多次较量,几经反复,在以屈辱外交为主导的同时,也曾在一定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表现过民族自决的倾向。在抵抗外敌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不屈的官吏、喋血的将帅和英雄牺牲而姓名已经无法稽考的士兵。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当然不能允许被他们征服过的奴才和统治下的“奴隶”稍有“不国”的行为。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将野蛮的掠夺性的战争强加在不屈服的中华民族的身上。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上述的 1840 年— 1842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外,资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规模较大的侵华战争还有 5 次,这就是: 1856 年— 1860 年英法两国为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权益而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884 年— 1885 年因法国侵犯越南和向中国西南渗透而引发的中法战争; 1894 年 —1895 年,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甲午战争,此次战后不久,列强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 1990 年,八国联军镇压旨在抵制瓜分狂潮的义和团运动的战争;最后,是 1931 年— 1945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除了最后一外,无不是由于清王朝的昏庸无能和最终妥协,而以中国方面的失败并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告终。 

  盗本——帝国主义多次发动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大地上制造了一幅幅惨绝人寰的、血与火的画图。 

  研究民族性的美国学者韦克曼说过,英国人著称于世的那种彬彬有礼的民族风范,是从 18 世纪 50 年代以后(按亦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拉开以后)才形成的。在此以前,他们同中世纪的其他欧洲人一样,是一个好勇斗狠的粗野民族。韦克曼是站在西方世界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的。而实际上,以英国为代表的那种 16 世纪至 17 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所特的海盗精神,在征服落后国家时是持续了一个更长的年代的。在英国人(还有西方经过资产阶级的其他国家的人)由于文明日趋发达而在欧洲本土准备或者开始“调整”自己的民族形象时,他们带给中国人的却是大炮轰鸣和腥风血雨。 

  有人这样描写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侵略者在广州沿海地区制造的苦难: 

  扰害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淫欲妇女,锄我祖坟,……儿号父,妻号夫,炮声隆隆,号声鸣鸣,……家破妻孥辱,苟生亦何补?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人渲染,那么我们不妨再读一读一个在 1840 年 7 月参加过占领浙江定海县(今舟山市)的英国军官的笔录: 

  军队登了陆,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箧,街道上堆满了国画、椅子、桌子、用具、谷粒……一切这些都被拾去,除了死尸以及被我们无情的大炮弄残废了的受伤者。有的丢了一只脚躺着,有的两只脚都没有,许多人被可怕地割裂,被霰弹射穿……。 

  然而,比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者的暴行,定海县这种触目惊心地场景似乎只是局部性的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发生在韦克曼所说的英国人建立起绅士风范之后,但是,正是英国上层绅士的代表——全权专使额尔金下令烧毁了圆明园。据有关史料记载, 1860 年 10 月 6 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并未设防的圆明园,他们冲进每一间堆金聚宝的殿堂,进行了大规模的洗劫、蹂躏和毁坏。凡是能抢走的珍宝被席卷一空。园中遍地都是撕毁的丝绸,打碎了的玉吕和古瓷。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的保守的估计,在英法侵略者持续数日的园林洗劫中,中国损失了 600 万英镑以上的财产。 18 日— 19 日,英国司令官格病理特指挥 3500 名官兵,将经过洗劫和焚烧的圆明园以及香山、玉泉山、万寿山等处的楼亭殿阁付之一炬。延续了整整数天的大火,使清廷经营的 150 多年的这座世界罕见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化为灰烬。 

  曾经有人认为,经过明治维新而崛起的日本,为了显示其区别于西方的“国际形象”,在晚清年代的侵华战争中比那些粗野散漫的欧洲军队要有“纪律”。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日本军队的“纪律”,正是为了保证他们更有效的掠夺。与历次侵华战争中一些欧洲国家的官兵一哄而上、大饱私囊的行为(其间也按军阶等级分配赃物)有别,军事帝国主义的日本最擅长于集团抢劫,并将掠夺来的财富大部分上交国库。这就需要有指挥、有计划、有“纪律”地进行。从日本第一次侵华战争——甲午之战开始,这种有“纪律”的掠夺和惨无人道的屠杀就是联系在一起的。 1894 年 11 月 22 日 ,日军攻入东北旅顺,整整 4 天,不分男女老幼,见人便杀,有 2 万多人死难,使这座繁荣的市镇变成了鲜血遍地的死亡城。残暴的日军只留下 36 名居民,在他们的子上写下“此人不可杀戮”的标签,逼迫他们将死鸡同胞的尸骸拾到城外火化。 2 万多具尸体足足抬了一个月,像山丘一样堆在城外,火焚十几天才化为灰烬。 

  1900 年八国联军为绞杀义和团运动攻陷北京,将晚清年间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暴行推向了巅峰。五代帝都的北京大约有 2700 多亩大小寺庙,由于义和团大多在庙中设过坛口,大批的庙宇以及官邸、公民和民宅都被联军焚毁。一连持续了好几天的熊熊大火,将清王朝经营了 200 多年的繁荣帝京,变成了大片大片堆积着残木和剩灰的瓦砾场。难以数计的拳民和平民遭到联军疯狂的报复。据一个英国外交官目睹,法国军队有一次大批中国居民堵进一条死胡同,用机枪扫射了十几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据俄国人科罗斯托维茨写的《俄国在远东》一书,各国使馆的官员竟也以“杀人为乐”,他们“挥动着武器,以杀人数目来炫耀于人”。还有一个英国人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是死尸,无人掩埋,任凭野狗嘶啃躺着的尸体。联军屠钉生灵和野狗蹂躏遗骨,构成了京都惨绝人寰的场景。 

  北京,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抢劫。联军统帅瓦德西给德国皇帝的报告里说,“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参加抢劫的武装盗伙,包括了联军官兵、外交官、传教士以及各国的部分侨民,总数达好几万人。连一名英国外交官也承认,这时的北京是一个“强盗世界”。这场洗劫,从皇宫禁城、三海名园、各部衙署、王公府第直到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胡同,都没有逃脱厄运。 

  伟大的人民世界 家老舍 先生(舒庆春)是满族正红旗人,生于 1899 年。他在襁褓里就经历了这场人间浩劫。先生的父亲舒永寿是皇城的一名护军。 1900 年 8 月,舒永寿在地安门一带抵抗联负伤,退进北长街北口的一家粮店,牺牲在那里。家人没有见到这位战士的遗骸,仅仅收到一位亲友带回来的从他烧伤肿胀的脚上脱下来的一双布袜。先生幼时的 6 口之家住在新街口大街附近的小洋圈胡同。他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 

  占领者的确“文明”。他们不像绿林好汉那么粗野,劫获财宝,呼啸而去。不!他们都有高度的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地搜索、剔刮,象姑娘篦发那样从容、细腻。 

  我们住的小胡同,连轿车也进不去,一向不见经传。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可是,洋兵以老鼠般的聪明找到这条小胡同,三五成群,一天不知来几批。我们的门户须终日敞开,妇女们把剪大藏在怀里,默默地坐在墙根,等待着文明的强盗—刽子手兼明火、小偷。他们来到,先去搜鸡,而后到屋中翻箱倒柜,从容不迫地、无孔不入地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第一批若有遗漏,自有第二批、第三批前来加以精选。 

  这场空前的大浩劫中,北京的皇宫、名园、官邸、衙署和居民们以及整个华北地区的城乡所蒙受的生命、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失,已经永远无法统计了。瓦德西在他的报告团日记里承认: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大无疑。……又因抢劫所发生的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由此而死之人,究有若干,实永远不能调查。 

  为了使我们所描述的历史更趋于客观和真实,这里主要引用的只是指挥、参与或目睹了这场巨灾的外国人所记录下来的若干片断的材料。这是一批信奉上帝的自诩为来自“文明”世界的人。它们已经不能掩盖自己国家在中国犯下的暴行,或者连自己也为这些暴行所震惊了。事实上,以征服者、占领者和报复者身份出现在中国的侵略军,根本没有资格代表欧美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和家国民们所共同缔造的现代文明。他们历来的军事暴行和殖民统治,在中国制造了血迹斑斑的历史长卷,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境地。  

  第二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和殖民地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王朝虽然在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是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越来越加深化的控制和支配,处于从属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地位。半殖民地是主要的一面。同时,中国社会又处在半封建状态。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自然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但是,这些所讲的半封建社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帝国主义列强首先锋队前近代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并把后者变成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竭力保持前资本主义的一切剥削方式(特别是在乡村里),并使之永久化。据有的学者统计,近代中国的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 1920 年为 4.9% , 1936 年为 10.8% , 1949 年为 17%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微弱的工业经济,处在分散的、个体的、古代式的农业和小手工业经济的包围之中。可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社会统一体中,半殖民地是主要方面,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志:一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制度化;二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及买办阶级联合起来压迫和反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民。这两个方面,具体体现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采用的各种军事人、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把中国变成了任凭它们统治和宰割的对象: 

  其一、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破坏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南国明珠香港,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块被英国强占的领土,英国殖民主义者对香港的武装占领,事实上并非起于《南京条约》的签字日( 1842 年 8 月 29 日 ),更不是在《南京条约》的生效日( 1843 年 6 月 26 日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行中,亦即 1841 年的 1 月 25 日 和 26 日,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就在交战双方没有任何协议的条件下,在香港登陆,升起了米字旗,正式举行了占领仪式。《南京条约》不过是英国侵略者把已经攫取到手的利益,补上了“文明世界”的“规则”而已。在占领了香港岛之后,英国人又通过两个步骤,完成了对香港地区的全部占领。一是 1856 年— 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通过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强占了九龙半岛南半部。二是在 19 世纪末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的瓜分狂潮中,英国于 1898 年 6 月,又威强清政府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字,强租了“新界”。于是,一块陆地面积 10 倍于香港,水域面积 50 倍于香港的大片土地,包括大鹏湾、深圳湾两湾在内,整个九龙半岛以及周围的一切岛屿、水域都划入了为期 99 年的租借地范围。英国对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地区进行了 156 年( 1841 年— 1997 年)的殖民统治。直到 1997 年 7 月 1 日 ,那里的米字旗才悄然落下。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沙俄对中国的领土一直怀有强烈的掠夺欲。 1689 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历届沙皇从未放弃过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觊觎。 1858 年 5 月,沙俄乘英汪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际,派兵船驰至黑龙江靛珲城,和并不代表清中枢的黑龙江将军奕山签署了中俄《瑷珲条约》,强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 60 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意大利或一个多法国—的大面积领土。 1860 年,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后,沙俄又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除迫使清政府确认《瑷珲条约》外,又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 4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所据为己有。 1862 年 8 月起,中俄两国代表在塔尔哈台(领新疆塔城)开始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到 1864 年 10 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字,沙俄又从中国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计约 44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大获利者。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的勘条约,沙俄双头猎鹰的旗徽,插到了中国 144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到 1900 年,俄国参加八国联军并单独大举侵犯东北,血洗海兰泡,又强占了据《瑷珲条约》应属中国管辖的江东六十四屯。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国势蒸蒸日上,积极向邻国扩张。日本明治政府首先瞄准了与之仅一海之隔的朝鲜,中国的台湾岛、东北和蒙古地区。这是它梦想“征服”全中国,乃至“征服”南洋、亚洲以及全世界,“布国威于四方”的第一期目标。 70 年代,日本派兵占领琉球,把它改为日本的冲绳县。 1895 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逼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潮列岛。只是在俄德法三国为了各自利益的干涉下,日本才以勒索 3000 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为代价,被迫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台湾自此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一直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回到中国怀抱。 

  其二、勒索巨额赔款。1842 年《南京条约》,中国向英国赔偿烟价、军费等 2100 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1/2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计 1670 余万两白银。据近期有的学者研究,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争“赔款”数约为库平银 2.6 亿两。在“赔款”之外,日本还掠夺了大量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其价值约为库平银 8000 万两。这样,日本通过这次战争从中国掠夺的现金和财物、总计合库平银 3.4 亿两。折合日金 5.1 亿元(日本的战争支出不过 1.5 亿日元)。这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 6.4 倍,而不是日本有关论者所说的 4.1 倍多。日本政府凭借这笔巨款,进一步发展工业和扩军备战。现在的日本下关(过去的马关)新雨过天青此致沿线庞大的钢铁工业,就是依靠这笔资金起步的。日本军国主义从甲午之役尝到了发动血腥的侵略战争的“甜头”,绝非偶然地成为此后东亚地区的主要战争策源地。国际帝国主义从中国勒索到的最大一笔“赔款”,是 1901 年《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该条约第六款规定:赔款总额按中国人口每人 1 两计,定为 4.5 亿两,分 39 年付清,总计本息 9.82 亿余两(按侵华各国出兵多寡、“损失”轻重分赃)。这笔赔款加上各地教案的地方赔款,总额超过 10 亿两白银。10 亿两白银,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为了使我们的一些年轻的记者者有一个感性印象,这里用一些具体数据略加说明。据有的学者统计,清朝覆灭的 1911 年,中国家庭的平均人口是 5.17 人。我们姑且按 5 口之家计算,则当时中国大致有 9000 万个家庭。每个家庭所担负的赔款,平均为 11 两多白银。因各地物价差殊,所以若由白银折合为实物。以分省估计较准确。据我们实地调查, 1900 年前后山东的临清州, 1 斤大米值 40 文。若按每斤赔偿白银 11 两计,则临清的每个家庭可用这笔银两购米 275 斤,相当于当时鲁西北的 3 亩 -4 亩地的全年收获量。据华学澜《辛丑日记》, 1901 年河南省裕州(今方城)、叶县一带, 1 斤面粉合制钱 16 文,则这笔赔款对于河南的每个家庭,平均可购买 700 斤左右的面粉。据官方档案, 1901 年蒙古地区 1 头绵羊值银 1.5 两, 1 头牛犊值银 5 两。那么赔款对于每户蒙古牧民来说,等于要交纳 7.3 头绵羊或 2 头多一点的牛犊。据《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 1902 年的烟台,一个力夫或工匠,每天的食用约合 80 文摊派每人 2 两多白银,就意味着他们一律要饿一个月的肚子,或无偿的为洋人服一个月的劳役。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织布总局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机器织布厂,总投资 50 万两。庚款本息相当于帝国主义从中国掠走了整整 2000 个江南织布总局。历次战争的巨额“赔款”,成了插在中国经济主动脉上的一架抽血机,把中华民族的膏血,源源输向西洋诸国和东海近邻。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民族工业严重失血,步履踉跄;另一方面大赔款带来的大勒索,又使中国农村破产衰败的趋势陡然加剧,不仅从市场方面束缚了民族工商业,而且使社会游民大军急剧增加,但枯竭的近代工业又无力消化之,从而造成了一圈又一圈的恶性循环。一直到当代,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至少部分地源于近代这个平等交往的历史过程。  

  其二、勒索巨额赔款。1842 年《南京条约》,中国向英国赔偿烟价、军费等 2100 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1/2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计 1670 余万两白银。据近期有的学者研究,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争“赔款”数约为库平银 2.6 亿两。在“赔款”之外,日本还掠夺了大量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其价值约为库平银 8000 万两。这样,日本通过这次战争从中国掠夺的现金和财物、总计合库平银 3.4 亿两。折合日金 5.1 亿元(日本的战争支出不过 1.5 亿日元)。这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 6.4 倍,而不是日本有关论者所说的 4.1 倍多。日本政府凭借这笔巨款,进一步发展工业和扩军备战。现在的日本下关(过去的马关)新雨过天青此致沿线庞大的钢铁工业,就是依靠这笔资金起步的。日本军国主义从甲午之役尝到了发动血腥的侵略战争的“甜头”,绝非偶然地成为此后东亚地区的主要战争策源地。国际帝国主义从中国勒索到的最大一笔“赔款”,是 1901 年《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该条约第六款规定:赔款总额按中国人口每人 1 两计,定为 4.5 亿两,分 39 年付清,总计本息 9.82 亿余两(按侵华各国出兵多寡、“损失”轻重分赃)。这笔赔款加上各地教案的地方赔款,总额超过 10 亿两白银。10 亿两白银,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为了使我们的一些年轻的记者者有一个感性印象,这里用一些具体数据略加说明。据有的学者统计,清朝覆灭的 1911 年,中国家庭的平均人口是 5.17 人。我们姑且按 5 口之家计算,则当时中国大致有 9000 万个家庭。每个家庭所担负的赔款,平均为 11 两多白银。因各地物价差殊,所以若由白银折合为实物。以分省估计较准确。据我们实地调查, 1900 年前后山东的临清州, 1 斤大米值 40 文。若按每斤赔偿白银 11 两计,则临清的每个家庭可用这笔银两购米 275 斤,相当于当时鲁西北的 3 亩 -4 亩地的全年收获量。据华学澜《辛丑日记》, 1901 年河南省裕州(今方城)、叶县一带, 1 斤面粉合制钱 16 文,则这笔赔款对于河南的每个家庭,平均可购买 700 斤左右的面粉。据官方档案, 1901 年蒙古地区 1 头绵羊值银 1.5 两, 1 头牛犊值银 5 两。那么赔款对于每户蒙古牧民来说,等于要交纳 7.3 头绵羊或 2 头多一点的牛犊。据《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 1902 年的烟台,一个力夫或工匠,每天的食用约合 80 文摊派每人 2 两多白银,就意味着他们一律要饿一个月的肚子,或无偿的为洋人服一个月的劳役。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织布总局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机器织布厂,总投资 50 万两。庚款本息相当于帝国主义从中国掠走了整整 2000 个江南织布总局。历次战争的巨额“赔款”,成了插在中国经济主动脉上的一架抽血机,把中华民族的膏血,源源输向西洋诸国和东海近邻。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民族工业严重失血,步履踉跄;另一方面大赔款带来的大勒索,又使中国农村破产衰败的趋势陡然加剧,不仅从市场方面束缚了民族工商业,而且使社会游民大军急剧增加,但枯竭的近代工业又无力消化之,从而造成了一圈又一圈的恶性循环。一直到当代,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至少部分地源于近代这个平等交往的历史过程。 

  其三、列强在华的侨民管理制度。这个制度主要分为租界制度和法外法权制度两大内容。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中英 《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自今以来,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 ,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第七款规定:英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居住。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积极图谋在上海划出部分土地,专门作为外人的居留区。这就是由外国人直接管理的“租界”制度。1845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以《虎门条约》为依据,胁迫苏松太道宫慕久于 11月29日 达成协议,用告示公布了协议章程,即《上海租地章程》,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拥有 837亩土地的租界。到1852年,英法美在上海共拥有苏州河南岸土地3806亩。三国在上海口岸设立“租界”后,按照“利益均沾”的条款,列强纷纷仿效,在各通商口岸建立起“租界”来。到1904年,各主要列强在上海、天津、广州、杭州、汉口、重庆、长沙等16个城市建立起了“租界”。租界是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国中之国”,直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治外法权亦即领事裁判权。这是由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列强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的特权。中英《虎门条约》第一次规定了这种特权:中英两国民人“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不能将就,即移请华官共同查明其事,即得实情,即秉公定断,免滋诉端。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车议事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也写道,中美两国民人诉讼,美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这就是对所谓领事裁判权的规定。领事裁判权与鸦片贸易、苦力贸易一样恶劣。此后,各种身份的西方冒险家——官员和军人,投机商和传教士,走私掮客和人口贩子,等等,都有领事裁判权为护身符蜂拥而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胡作非为。中国完整的司法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 

  其四、列强在华的经济特权制度。该项特权内容广泛,主要有协定关税,协定内地通过税,内河航运商通制度,陆路边境免减税制度,苦力贸易,自由设厂制度,路矿借款担保制度,所谓“最惠国待遇”制度等。本文主要介绍协定前税制度、最惠国待遇制度和路矿借款担保制度。1842年《南京条约》打开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紧接着列强又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更多的沿海和内地城市为商埠。国与国之间开埠通商,在今天看来是好事,但近代中国是在列强武力威胁下开放的,这种对外开放更是在中国成为列国列强的原料掠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受到了极大损害。《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关税、饷费”、其“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项两加税不过一分。1858年《天津条约》进一步规定,西方国家只要交纳5%的关税,就能经由条约规定的任何一个口岸,运进洋货和输出土产;只要再交进出口税额的一半,作为子口税,就能把洋货运至内地,且从内地运出土化。通过不平等条约,他们还可以把中国的产品从一个条约口岸运到另一个条约口岸,只要运出时交纳出口正税,运进时交纳进口年税,在他们居住的条约口岸,免纳所有地方课税。协定关税,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的作用,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于协定关税制度确立,以海关行政外籍税务司和海关兼常关制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行政特权制度随之建立了起来。根据 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第十款关于中国海关“各口划一办理”,“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的规定,清政府海关的最高行政职务—总税务司,一直由李泰国、赫国等外国人掌握,后者一干就是46年。赫德利用总税务司职权,广泛干涉中国内政外交。在晚清的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权力结构;帝国主义控制着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操纵着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影响着清政府的决策。中英《虎门条约》第八款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就是所谓“最惠国待遇”,它首开了“一体均沾”的恶例。中美《望厦条约》第二款也规定:中国“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人民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 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也规定:“倘中国将来如有特恩、旷典、优免、保 ,别国得之,大法国亦与焉。”从此,国际侵略者都中凭借“利益均沾”条款,享受任何一个列强用武力或外交讹诈手段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和利益。因此,“利益均沾”条款几乎成为不论大小强弱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条约时的必具条款。从1842年至1894年,在中国享有这种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国家有16个。这一条款成为列强无限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敲门砖,是列强联合侵华,使中国变成它们共同宰割对象的恶毒条款。它的实践过程,也是清政府主权日削,由各列强共同控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政权过程的一个侧面。1889年,清政府确定兴办铁路政策。列强闻风而动,乘机夺取在中国的筑路特权。1895年,俄国借口干涉日本“还辽”有功,迫使清政府同意它在中国黑龙江、吉林、修建铁路以达海参崴。1898年俄国又强迫清政府同意由它修筑南满铁路。这期间,法国于1895年取得从越南把铁路修筑到中国境内的特权。英国取得修筑津镇(天津——镇江)铁路的特权。德国取得修筑胶济铁路的特权。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东北南部取代俄国,独占筑路特权。这个时候,列强在中国修筑铁路,都带有极为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列强的铁路修到哪里,它的独占性和垄断性的势力范围就扩张到了哪里。 

  其五、列强在华驻军制度。这个制度在对中国实行军事控制为主要内容。 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即军舰)一只在彼湾泊,……其官船将去之时,必另有一口接代,…凡有此等接代官船到中国时,中国兵船不得拦阻。根据“利益均沾”原则,此后各通商口岸,都有外国兵船游弋。这些兵舰,成为国际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外交讹诈的工具。1901年的《辛丑条约》进一步规定:将北京东交民巷辟为使馆区,由各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同时又规定:“为京师至海通道无使断绝之虞,由诸国应分自主酌定数处留兵驻守。”这样,京师的东交民巷就成了军事化的列强占领区。列强在使馆区四周建筑高墙,上面设置烟台、碉堡。大墙之内,分布着俄美法德日英意等7个国家兵营。使馆大墙上的炮台,将紫禁城控制在射程之内,标志着列强对清王朝的军事支配权的确立。作为这种支配权的延伸,是中国撤毁大 口炮台以及北京通向海口之间的军事据点,而由各国沿京榆铁路,在东至山海关西到黄村的12个战略要地上驻兵。北京,变成了完全没有防御的能力的首都。帝国主义列强则可随时集结兵力侵略中国。到1927年,各国在华兵舰已达171艘,其中以英日美三国的兵舰最多。这样庞大的海军力量,当然不是所谓保护贸易所能解释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就是这个列强在华驻军制度的恶性发展。 

  其六,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制度。此制度以国际帝国主义分别在中国某一区域取得独占权力为主要内容。1884年,中法《简明条约》规定:“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到何机会并或有人侵犯事情,均应全保助护。”这就开创了强占势力范围的恶例。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以独占和垄断某一地区的资本输出为目标的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1897年11月,德国舰队强占山东胶州湾 ,各帝国主义纷纷效尤,在1898年3月以后短短的几个月中间,列强就分别攫取了旅顺、大连、威海卫、九龙、广州湾 等南北港口(前述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侵占,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并在中国大地上争夺,控制各自的势力范围。当时的情况大体是:东北及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是沙俄的势力范围,此后由于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在东北地区形成日占南部,俄占北部的分割局面;山东地区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富庶的长江流域和云南的一部分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广西全省及广东、云南的一部分是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以沉痛的心情这样描述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态势: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其七,以自由传教为核心的列强在华文化特权制度。宗教无国界,然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北教)在近代进入中国却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首先,西方教会是在大炮的呼啸声中取得在华传教权的。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使教会势力得以锲入沿海通商口岸;1958年的《天津条约》则保证了教会势力进一步从沿海口岸向中国内地广泛渗透。,这个过程,使西方各资产阶级政府以及他们的传教士获得并印证了“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经验,从而天然地为传教事业注入了政治性、征服性的内容。其次,西方基督教的宗教物质同东方宗教(如佛教和道教)有明显的区别。它不是如后者那样依附于社会,而是一种力图支配社会的宗教。它不局限于管理宗教事务,而是要求广泛地干预世俗社会,通过其礼仪和教规支配信徒的劳动职业、婚姻家庭、社会交往、闲暇娱乐等生活方式,将宗教生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层面中去。只要有可能,它还要从干预社会扩展到干预政治。这种特质,在近代被帝国主义的特权所强化,从而形成了西方殖民文化向中国文化的挑战和征服。如果孤立地看,西方社会在中国的布道活动,以及开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有限度地介绍西方文明等等,都似乎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是开明的善举。但在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当时西方的传教士中即便是属于温和的与圆通的一派,也无不怀有文化优越的傲慢,他们以上举措的根本目的,都旨在实施异乎寻常的以摧毁中国本土文化为宗旨的文化移植。也就是说,他们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而达到“中华归主”的目标。这种联系着政治征服的目标,是当的西方传教士们自己都毫不掩饰的。正如章太炎曾一针见血指出的:他们要求“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到了当代,就连西方的一些比较明智的史学家和神学家,也都不否认他们国家在近代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以强权为后盾的文化征服。 

  这样,近代列强就不仅通过多次的侵华战争迫使清王朝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且经由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支配了中国社会,使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法定化”、“制度化”。于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使逻辑地成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两项神圣使命。  

  第三节 是民族危机还是现代化“良机” 

  怎样评估资本—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以及在近代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列强带给殖民地半殖民的是民族危机还是现代化“良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着理论分歧的问题。大体上讲,在本世纪的 6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学者大多强调他们的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谴责侵略并强调其阻碍作用。60年代之后情况有所变化,西方一部分学者受民族解放运动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对殖民主义采取了批判态度,而原先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部分学者则向相反方向变化,转而正面肯定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 

例如,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认为,印度,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入侵前长期滞留于“亚细亚社会”。这种社会“没有自力发展的可能性”,它自身的发展只是在原社会范围的“循环式的发展”,这些国家只有经过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才能脱离“亚细亚社会”,变成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通常不使用“亚细亚社会”这样的概念和理论,但他们大约在 80年代之的一些论述,却和翁贝托·梅洛蒂的分析有某种相通之处。比如,他们认为封建主义的中国是一种“超稳定的系统”,中国历史的发展缺乏出现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不仅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的拓展,而且也成了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惟一的现实良机”。还有研究者更直截了当地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残酷野蛮的手段,所得到的“不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财富,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得到的却是“西方式的近代物质基础的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体制、整个结构的变迁和进步”。 

  根据这样的认识,有的文章批语建国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的口诛笔伐的感性宣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这种研究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因此,他们要求“重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而重新评价的结论是:“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这样一些看法是不是符合历史的实际呢? 

  首先,将中国前近代界定为所谓超稳定的、缺乏自力发展可能性的社会,是这些研究者肯定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前提。然而,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已经显示,这样的前提设定是不准确的。本书前面根据这些研究的新成果,已经对走出中世纪前夜的中国社会作出了粗线条的分析。中国的 18世纪亦即康雍乾盛世,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各方面都已经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在中国社会的内部也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若干历史发展的新势头。当时农业大面积的商业化及其衍生的广深后果,诸如社会内部和社区之间的贸易发达和交通发展,农村集镇化和社会分层的复杂化等等,都蕴藏着社会变迁的某种可能性。虽然由于中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新趋势不等于说已经到了发生资本主义或出现早期现代化倾向的临界点,但至少可以说,那种认为中国社会是“超稳定的”,或只能是“循环式发展”的论点是缺少根据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历史将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方式的转折,当然很难也没有必要作出具体的判断。但中国既然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那么可能在遥远的未来,中国也会走完前代延续下来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以和欧美国家相异的过渡方式,实现向早期现代化的转型。 

  现在我们把论题从历史的推理回到近代的现实。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征服殖民地半殖民的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它们要在这些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进行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并开拓本国的原料供应地。基于这一基本需求,西方列强必须使殖民地半殖民在一定程度上“现代化”;但也正是出于这一基本要求,它们又必然将殖民半殖民地的“现代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而决不允许自己的附庸转变为自己的对手。或者说,它们要在落后国家制造宗主国所需要的、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相联系的“现代化”,而反对这些国家出现适合自己民族国家需要的、独立的、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 

  在近代中国,和半殖民制度相联系的“现代化”,主要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创办的一批企业、工矿、金融体系和交通设施。然而这一切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却基本上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象征,而是资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标志。仅以筑路开矿而言,甲午战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推行资本输出的政策,英法俄美德日等国都激烈地争夺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产开发权。它们通过修路开矿来分割中国的领土,建立势力范围,取得了哪里的路权和矿权,也就取得了哪里的政治支配权和经济控制权。由于路矿兴修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它们破坏了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大工业体系来予以平衡,这就把大批居民推向了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样的“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是被掠夺加失业的双重灾难。 

  至于中国的民族新式企业,从它产生的那一天直到新中国成立,并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历史,但始终没有得到顺利的和长足的发展。这主要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充分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竞争者。前节已述,中国近代史上 10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耗干了中国可能发展本国经济的资金;各种各样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又使国际资本主义的在华实业具有压倒中国民族实业的绝对优势。这就只给中国民族企业剩下了一条荆刺丛生的羊肠小道,天然地使它们具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 

  综观近代殖民主义的几百年的漫长历史,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是在殖民统治下“完成”由旧社会向西方式社会转型的。或者说,在整个世界近代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哪一个落后国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形态下,实现了“整个民族、整个体制、整个结构的变迁和进步”。这种变迁和进步,只能在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之后并经过本国的艰苦努力才能达到。 

  落后国家经由自己的奋斗,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或影响,完成社会变革以至于后来居上的先例,在世界近代史上是存在的。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衍生的后果对落后国家的历史既有积极的刺激作用,又有消极的阻碍作用,落后国家如果能将学习世界先进文明和坚持反抗殖民主义侵略这两个基点结合起来,就可能遏制侵略的消极作用并经由自己的努力,而将殖民国家带来的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继承下来和发扬起来。这种情况中第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美国。革命前的美国,是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的 13块殖民地。18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在英法战争中突破了英国各方面的限制而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北美人民举行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发表了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终于以人民战争战胜了英国,从而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后来居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到19世纪中叶,东方的日本在遭受西方侵略后,国内不甘心屈服于殖民主义压迫的势力迅速惊醒并凝聚起来,从屈从外国的封建幕府手中夺取政权,实现了明治维新。明治政府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学习,一方面致力于收回国家主权,终于使日本成为东方的资本主义强国。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要分别以日本和美国为自己学习的主要对象,致力于中国的改革或革命大业。且不论革命民主派与清王朝势不两立,就是企图在清帝国内部进行改革的戌维新志士,也并不认为既 成的 君主专制政体可以成为全面改革的基点。因为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一直屈从于外国殖民主义势力,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淖里越陷越深,人们根本不可能期望保留清王朝这个君主专制的“形式”,而在西方列强的支配下实现所谓的“现代化”。 

  这样一种看法,是不是“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宣泄上”,而“淡化”了研究的理性色彩呢? 

  “感性”和“理性”的关系是史学理论上的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研究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要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历史的过程和探究历的规律。但实事求是不等于心如枯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为任何人观察任何历史现象,都有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或者叫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感情。研究历史能不能得出客观的、正确的或者说是实事求是的结论,不在于有没有感情,而在于有没有正确的观察历史的立足点。对于“异族侵略者”进行“口诛笔伐”当然是一种感情,但歌颂殖民主义的野蛮征服,将其加以美化,甚至于不顾世界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希望鸦片战争提早 300年到1000年发生更好,何尝又不是一种感情?这两种“感情宣泄”,到底哪一种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之所以重视这一场讨论,就在于这场讨论中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业已过去的历史问题,或者说是纯学术问题,而是中国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国的今天是昨天的逻辑发展。如果近代的中国应该“自觉”地殖民化才能实现“现代化”,如果不止一代的志士仁人和人民群众为之付出无数鲜血和生命的反帝反封建的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应该否定的道路,那么今天中国的立国基本点和前进方向难道是正确的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一百多年以来一切改革和革命的既成结果,退回到旧时代的历史情境中去再接受发达国家的恩赐呢?正为如此,对于那些违背了历史的议论加以澄清就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它就会在不熟悉历史的人们中造成认识上的混乱。这种澄清于民族、于学术均有裨益。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政治 

第一节 政治格局的变迁   

  17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曾经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比起汉塘盛世并不逊色。但是,自乾隆中叶以后,这个王朝循着中国历代王朝的旧有轨道,并为新的空前复杂的历史格局所困扰面危机迭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王朝已进入明显的“衰世”。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不仅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又给了清王朝以致命一击,致使回天无术的清王朝愈加衰败下去。 

  如第一部分所析, 1644年清朝统治者入关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以后,一直在为提高皇权控制力而努力,不断强化皇帝的绝对权威。皇帝总揽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可谓是“乾纲独断”,“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落”,从而把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盛极必衰。极度膨胀的的清朝皇帝的权力自嘉道时期起就逐渐地衰弱下去。由于以往高度的皇帝集权,既损害了国家机器各职能部门的权力效能,又打破了权力系统间的平衡和稳定,从而使政治隐患层层积累。但当承平局面一旦丧失,内忧外患纷来,而专权的皇帝又缺乏康熙或雍正那种素质和能力时,各种深刻的隐患就暴露出来了。 

  1850年,道光帝病逝,由其子奕 继位,次年改元咸丰。上台之妆,咸丰帝本想在内政外交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不意内外交困,愈办愈糟,使他渐渐对时局的好转丧失了信心,遂纵情声色以自遣。透支过重,于1861年力竭而死。围绕着皇权紧属问题,宫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争斗的结果,使得咸丰之后的皇权受到很大削弱,中央由一个权力中心分化为几个权力中心。这是晚清政局的一大特点。 

  咸丰帝驾崩之时,皇子载淳年方 6岁,虽是法定的帝位继承者,却无法堂权理政,从而造成了皇位与皇权相分离。这样,什么人,用什么方式执掌皇权,就成了当时,乃至若干年内,关系皇室安危,王朝能否稳定的头等大事。正因为如此,咸丰帝在死前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当时,咸丰帝可托孤之人有三种,其一是他的弟弟恭亲王奕,其二是皇后钮钴禄氏与皇子载淳的生母、贵妇叶赫那拉氏、其三是肃顺等亲信大臣。 

  咸丰不喜欢奕 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吸取清初多尔 以皇叔摄政,几倾顺治帝位的教训,自然不会给奕 辅佐其幼子的职权。而清代祖宗之法,不允许太后干涉行政之权,故他也不打算让两位后宫辅政。选来选去世,只好让肃顺集团赞襄幼主。 

  1861年8月21日 ,弥留中的咸丰召集亲信安排身后大事,宣布载淳为皇太子,派郑亲王瑞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辅佐太子继承皇权,这就是所谓赞襄制度。肃顺等 8人成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定年号为“祺祥”。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被尊封为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 

  赞襄制度的实施,是皇权与皇位分离的表现,它表明清代开国以后以“乾纲独断”为标志的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从载淳上台到清亡的 40多年间,中央大权再也没有真正回到皇帝手里。 

  在这一变局中没有捞到权力的两宫皇太后并不甘心,特别是对于慈禧这位权力欲极强的人物更是如此。她们开始争权。按照赞襄制度,由辅佐大臣提出各种建议和方案等,皇帝和太后只是盖章而已,无阅折之事。两宫争权的第一步就是要求享有阅折的权力,凡八大臣拟好的圣旨,需经两宫皇太后审阅认可后才盖印生效。显然,这是对赞襄大臣权力的限制 对赞襄制度的修改,也是肃顺等人为维持政局稳定而对两宫所作的重大让步。赞襄制度退而为两宫太后与赞襄大臣的联合执政。 

  第二步就是两宫与北京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事务的奕诉密谋,除掉赞襄大臣,而由两宫垂帘掌权。奕 对肃顺等人的权力膨胀也十分不满,于是和两宫集团一拍而合,遂于同年 11月2日 发动政变(即“北京政变”,因 1861年为农历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逮捕了八大臣。肃顺立斩,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人革职流放。 

  取得政变胜利的两宫于 12月2日 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听政的正式仪式。 6岁的小皇帝载淳改元“同治”。他坐在高高的御座上,在他的背后,隔着黄纱屏风并排坐着慈安和慈禧。新加封的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奕 在下面率领百官行礼朝贺。这样,辛酉政变的结果,就演化出一种由听政的两宫(实际上是慈禧)、年幼的皇帝和主持日常政务的王大臣的三角关系。 

  依靠奕 ,慈禧得以垂帘后,两宫太后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奕 。1865年,奕 被革去议政王之职。此后,中央大权一直控制在慈禧手中。而随后登上帝位的光绪帝,仅是个摆设而已。1898年,年轻气盛的光绪想夺回皇权,却落了个囚禁的下场。 

  总之,晚清的政局变化,表现出皇权不稳和中枢多角关系的特点。时而政出多家,时而政出旁门。虽然慈禧掌权后独断专行,俨然一 国之 君,但她仍是个皇权的代行者。这种格局使朝廷最高层处于不稳定状态,多种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许多微妙的权力之争,在有些时候甚至发生直接的冲突。因为任何重要的改革都可能导致多方力量对比的改变,这种紧张与冲突就深刻地影响了中枢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 

  晚清政治格局的第二个重点是地方势力的增强。 

  晚清地方督抚(总督巡抚)势力膨胀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此前,督抚虽为一省或数省的常设地方行政大吏,但是他们的权力受到皇权的各种制约。在军事上,军队的分布及其兵额,军饷的数额和拨发,武器装备的规格等,都有定制,掌于兵、户两部,非请旨核准,不得改动。平时督抚无权调动军队,只能定期检阅各营操练,考察副将以下将弁的优劣,按时奏闻。在财政方面,盐税、关税全归中央,地丁漕粮虽归地方各级官吏办理征收,但税有定额,征有定规,不得擅改。其所入也大部解交户部,或由户部遥控支配,地方存留有限公司,开支不足时,心须按定制支用,依例奏销,如有额外开支,须奏准方能动用。人事方面,任免奖惩权在中枢,督抚无法插手任命,其直接下属提督、总兵和藩臬都有专折和密折奏事之权,可以越过督抚公开或隐秘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总之,清代督抚上受制于朝廷,下分权于提镇藩臬,且督抚之间权位相逼,各自职能范围狭小。可是,随着晚清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得地方督抚的权力得到了膨胀,从而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势力增强的这种倾向始于咸丰初年,在清朝正规军队(八旗和绿营)无力镇压太平军和其他农民起义军的形势下,清廷转向正式体制外的地方势力求助,于是各地在籍官僚和土绅纷纷组织团体和营勇。这一时期,清廷在东南各省任命了许多团练大臣,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清廷最初的设想,只是借鉴嘉庆年间镇压教门起义的经验,希望地方配合正规军作战而已。但和正规军在战场上的无能形成对比,从地方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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