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纪实

风清扬斈 12年前 (2008-06-28) 国学散记 4156 0

徐寿(1818—1884)

  我国建造的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复原图

  提要: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的国门。一批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掀起了一场救国图强的洋务运动。徐寿正是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的杰出科学家。他与华蘅芳、徐建寅一起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船用蒸汽机、中国第一艘轮船及第一艘军舰,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大门。

  “师夷长技”开启我国自造轮船时代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捻军、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使得清政府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面对这种局面,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新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侮、维护清廷的统治地位,应当引进西洋先进技术,兴办洋务、增强国防。
  1860年11月,曾国藩秉承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首次向清政府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同年12月,奕等再次向咸丰帝强调了曾国藩的上述主张。针对军机大臣的奏折,咸丰帝发出了清政府第一个向西方学习近代军事工业技术的谕旨:“夷枪炮既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著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1861年秋冬之交,曾国藩开始着手建立中国近代第一座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并筹办造船事宜。他通过江苏巡抚薛焕的访求,发现了无锡徐寿和金匮(今属无锡)华蘅芳等科技人才,并以“奇才异能”把徐、华招赴安庆,为曾幕效力。

  “化学专门,制器名家”

  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开原乡钱桥社冈人,生于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徐寿幼时学过经史,研究诸子百家,见解独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以及明清以来“学以致用”思想的影响,他一反那些认为科技是“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而肯定科学技术对社会大有裨益,转而研读格致之学。徐寿博览我国古代自然科学著作,并与同乡华蘅芳去上海,从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中买回《博物新编》等一批西方科技书籍自学。经过20多年的刻苦学习,徐寿掌握了化学、物理、机械、数学、医学等多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能“穷源究委”、“皆通其奥”,他尤其在数学、化学及力学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
  徐寿十分强调科学实验的重大作用,他指出:“格致之理系纤且微,非籍制器不克显其用。”认为只有依靠仪器进行实验,并用于制造工艺,才能使精细入微的科学真理得到证明和应用。徐寿用大半生的精力和财力,购置图书、科学仪器、设备、机器等,并在家中搞了一个小实验室。为了验证三棱镜可分自然光为七色,他买不到三棱镜,就把自己的水晶图章磨成三角条代替。为了验证仰射及俯射是否为抛物线,他亲手做了靶子,放在远近不同的地点测量。他还亲手制作指南针、象限仪、自鸣钟等。时人称赞他为“化学专门,制器名家”。可见当时徐寿制器造物技术之精湛,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技术人才。我国成功自制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就是徐寿等人将科学实验方法应用于造船业的典范。

  领衔船用蒸汽机模型的试制

  徐寿和华蘅芳等进入安庆内军械所后,于1862年4月就接受了“自制轮船”的任务,参与研制的还有吴嘉廉和龚芸棠,以及徐寿次子徐建寅,“自制轮船”任务由徐寿领衔。制造轮船的关键是创制蒸汽动力机,当时国内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任务非常艰难,但徐寿心中还是有点把握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徐寿与华蘅芳就从《博物新编》一书中获得了有关轮船制造,特别是有关蒸汽机和锅炉动作原理、机器制造工艺知识。徐寿还曾依据“博物新编”中汽机略图,制成轮船汽机小样。除《博物新编》外,当时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也有一些关于制造蒸汽机和火轮船的文章,其中《火轮船图说》图文并茂,详细说明了蒸汽机的全部机件、结构,以及蒸汽的流通路线。在收集了一系列制造轮船的资料以后,徐寿等人还到安庆江边察看外轮的行驶情况,并上船观察和测绘轮机的动作和主要部件。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徐寿等即着手进行锅炉和蒸汽机的建造。凭借徐寿等人高超的手工技艺,他们用原始的手工方法制造出蒸汽机模型建造所需的各类零部件。经过三个月的奋战,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终于研制成功。该机以锌类合金制造,汽缸直径1.7寸,引擎转速每分钟240转,从所制造出的蒸汽机的结构来看,它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差无几。7月30日,曾国藩亲自参观了该模型机的试演,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曾国藩非常满意,感叹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于是,他决定开始制造一艘小型蒸汽轮船,同时以鼓励的口吻相嘱:如有一次或二次试造之失败,此项工程仍须进行。

  小火轮再次试航获成功

  小火轮的建造由华蘅芳负责绘图测算,徐寿负责造船制机,而其他技术人员吴嘉廉、龚芸棠、徐建寅等均参加研制,各有分工。比造蒸汽机更加困难的是,造船不仅要有高超的制器造物技术,还必须要有一定的设备。徐寿组织众人集思广益,在总结我国传统造船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许多独具特色的造船设备。经工匠昼夜赶工,一整套造船所需的结构简单却非常实用的基本机械设备很快便被制造出来了。有了设备,工程进展得更快。试制工作于1863年11月开始,小火轮很快初步造成,长约二丈八九尺,暗轮式汽船。第一次试航,小火轮仅行驶一华里就停下来了,检查后发现原来是汽锅供汽不足,气压太低所致。当时曾国藩评价该小火轮“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于是徐寿等认真总结了失败的主要原因,用炉管锅炉代替汽锅,大大提高了蒸汽压力,并把原设计的暗轮改用明轮推进。1864年1月28日,小火轮再次试航获得了圆满成功。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写到:该小火轮“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

  第一艘机动轮船黄鹄号的诞生

  同年,太平天国的南京被清军攻陷,曾国藩便把内军械所由安庆迁到南京,轮船的研制也就移到南京继续进行。徐寿等人根据小火轮船试制的经验,大轮船采用明轮推进,并改低压蒸汽机为高压蒸汽机。一年以后(1865),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机动轮船终于全功告成。
  据1868年8月31日上海《字林西报》报道,这艘船载重25吨,长55华尺;蒸汽机为双联卧式蒸汽机复机,单式汽缸,倾斜装置,汽缸直径1华尺,长2尺;锅炉为苏格兰式回烟烟管汽锅,长11尺,直径2尺6寸;锅炉管49条,长8尺,直径2寸;主轴长14尺,直径2.4寸。船舱在主轴后面,机器都集中在船的前半部。这艘轮船所用材料除了“用于主轴、锅炉及汽缸配件之铁”购自外洋,其它一切器材,包括“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均由徐氏父子之亲自监制,并无外洋模型及外人之助”。
  该船试航于扬子江,在不到14小时内逆流行驶了225里,时速约16里;而返回时顺流仅用了8小时,时速约28里。当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去北方省父时,这艘轮船将他的坐船托至高邮,他对轮船的性能甚为满意,遂将轮船命名为“黄鹄”号。“黄鹄”号是中国人自行研制,并以手工劳动为主建造成功的中国第一艘机动轮船,它的建造揭开了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发展的帷幕。

  制造大型兵舰从“恬吉”号到“海安”号

  1865年6月3日,江南制造总局成立。徐寿父子和华蘅芳等在建成“黄鹄”号以后,也调到该局任事。根据曾国藩的要求,徐寿等开始制造大型兵舰。由于有了以往的造船经验以及大机器生产作依托,徐寿等人不负所望,于1868年8月在该局建成中国第一艘明轮兵船。该船长185尺,宽27.2尺,吃水8尺许,马力392匹,载重600吨,配炮9门,航速约9节。此船在大小、航速及建造周期上都较“黄鹄”号有了显著的提高。1868年9月15日试航时,“恬吉”号轰动一时,观看试航的军民无不欢喜。曾国藩称赞该船“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并亲自命名为“恬吉”号,后来同治帝驾崩、光绪帝即位后,为了避光绪皇帝载湉的名讳,而将船名更改为“惠吉”。
  此后,徐寿父子与华蘅芳继续合作,1869—1973年陆续建造了“操江”、“测海”、“威靖”、“海安”等暗轮兵船。其中“海安”号兵船,载重2800吨,马力1800匹,配炮26门,可载兵500,航速12节,是当时国产木壳蒸汽军舰中最大的一艘,“在外国为二等,在内地为巨擘”。由“恬吉”号到“海安”号,船只一条比一条吨位大、技术精、装备全,我国的造船技术有了新的飞跃。

  中国近代造船业衰落的思考

  徐寿等人的苦心钻研,独立设计制造成功我国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为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我国造船业并未因为拥有这样一批杰出的技术专家而顺利发展壮大。
  洋务运动时期,我国的技术发展与经济、政治状况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土技术”与源于西方的理性技术、植根于工商贸易经济基础之上的“洋技术”难以完全同化,吸纳起来也有相当的困难。“洋技术”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是近代商品经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体制,这些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构成了近代技术之“体”。有了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本体,才有近代技术之“用”,才能出现相应的技术产品、技术组织和技术管理模式。但对我国来说,传统文化整体上并不存在近代技术之“体”。在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能够被我国社会接受的只能是西方那些实用的技艺和产品,属于“用”的部分。至于西方近代技术的社会文化本体,则被尽可能排出或过滤掉。所以,引进西方技术一开始就存在“体”与“用”的错位。我国近代造船业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发展极为缓慢,逐步陷入困境。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船舶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造船业的先进水平。
  尽管如此,近代造船业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置疑的,它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路先锋。在经营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近代造船业也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正是沿着近代船舶工业的历史足迹向前发展的。

盛宣怀(1844年-1916年)

  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897年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旧址。

  提要:据史料记载,在洋务派掌握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盛宣怀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业;在出任邮传部右侍郎时,该部主管的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事务中,前三项皆为盛宣怀创办。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第一所正规大学等等,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和全国首富,盛宣怀享有“商父”之誉,实不为过。

盛宣怀其人

  谁是盛宣怀?其实就连许多常州的当地居民可能都不知道。但随着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热播,让更多人认识了在电视剧里跟随李鸿章左右又帮张之洞将汉阳铁厂起死回生的那个在清末民初叱咤风云的洋务大臣盛宣怀。
  盛宣怀出生于1844年,字杏荪,号次沂。江苏武进龙溪人。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法武昌道,属于经世派,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宣怀兄弟6人,他居长。他曾任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1916年在上海病逝。李鸿章曾称赞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

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

  1870年,盛宣怀入李鸿章幕僚,深得器重。曾经做过武昌盐法道的盛宣怀之父盛康,注重经世致用。深受父亲影响的盛宣怀,认为中国强盛,最迫切的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1872年,沿海和长江航运被英美两国航运公司垄断。为了争夺中国在航运领域的权益,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创办中国轮船招商局。获准后,他在起草《中国轮船招商章程》时,强调“商本商办”的原则。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开始营运。1876年,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旗昌公司,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打算退出中国内河航运业务。在盛宣怀的游说下,轮船招商局从两江总督那里借到一笔款子,购下美国旗昌公司。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中资企业并购外资企业案例。1885年,盛宣怀成为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任督办。
  从此,盛宣怀迈开实业救国、实业富国的大步。

中国第一家电报局

  19世纪70年代,英、美、法等国在中国建立了电报线,但对清政府“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的规定置若罔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1880年,盛宣怀在任天津河间备道时,向李鸿章建议,国家自强大计,一是铁路,二是电报,当前电报最为重要,可在天津试办电报局。盛宣怀拟写了一份《电报局招股章程》,提出了“通军报为第一,便商民为其次”的观点。这年,“中国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由盛宣怀全权负责。为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盛宣怀在天津办起了电报学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电报总局完成了津沪电报线路的架设。这是中国民用电信事业的开端。随后,他又主持了南至海南,北到黑龙江,西到新疆等地的几十条电报线路的建设。

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

  1875年,盛宣怀向李鸿章提议,由政府投资,设立机构,在湖北开采煤矿、铁矿。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主持一系列开采业务。1890年,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汉阳铁厂亏损累累,准备卖给洋商经营。盛宣怀闻讯后,提出铁矿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万万不可让洋人经营,否则后患无穷。这样,盛宣怀接下汉阳铁厂这个烂摊子。
  历史上,萍乡以矿产资源丰富而著称,1898年清邮政大臣盛宣怀在安源创办萍乡煤矿。1908年,他将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总公司。盛宣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托拉斯企业董事长。萍乡煤矿是江南最早采用西方机器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1916年的产原煤量为95万吨、焦炭25万吨,被誉为“江南煤都”。如今,萍乡煤矿已组建成为“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产权重组、人事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在这百年老矿的基地上,意气风发地开创着新世纪的辉煌。

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

  盛宣怀在其洋务事业的经营活动中,体会到新式人才的重要。办新事业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新式人才,否则将一事无成。盛宣怀认为新式人才必要立足于自己培养,聘用洋人只能是暂时的。他认为迫切需要培养难度较大的专门人才,尤应早日培养矿务人才,办正规学堂。
  盛宣怀与当时在天津自办中西书院的美国人丁家立来往颇密,多有接触,研讨办学之事。后秉承李鸿章的意旨,和丁家立筹办一所新式学堂,经细致的研究将办学章则、办法、实施计划草拟完成,盛宣怀于1895年春向李鸿章禀请具奏。随后又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于1895年9月19日禀请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1895年首先在天津创办中国新型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而盛宣怀,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校长,也是他,颁发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
  1896年盛宣怀又创建了上海南洋公学,而这正是交通大学的前身。而交大的校区里也一直安放着盛宣怀的雕塑,以此来纪念这位创建者。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上海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

中国第一家银行

  银行,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说起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人,可能就要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但真正创立中国第一家银行的却是盛宣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朝野震动。1896年10月,盛宣怀呈上《条陈自强大计折》,认为欲自强,需做到三点:练兵、理财、育才。核心是理财,目的是“挽外溢”。盛宣怀认为朝廷应裁撤厘金而增加进口税率,开征印花税,建立银行,进行币制改革。接着又呈奏《请设银行片》,认为外国人利用银行为商业集中他们的国家财富,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银行,以便以低于外国银行的利率为政府发行国内公债,还可以避免因不适宜的金银兑换率而造成的额外负担。光绪对此很是赞同,当即命盛宣怀挑选董事,征求商股,筹建银行。
  在盛宣怀的努力下,银行董事会很快成立。董事会有八个成员,分别为张振勋、叶澄衷、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杨廷呆、严潆、陈猷。这八个人,都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非凡人物。但即便如此,在那个非常时代,创办银行也算是非常之举,因此也是一波三折,历尽艰辛。中国通商银行如同一个难产儿,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在1897年5月27日诞生于外国银行林立的上海滩。
  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开设了七个分行。两年之后,已能每六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发给股商利银40万两,缴呈户部利银10万两,其旺盛的发展势头,盛宣怀描述为“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
  中国通商银行凸显了盛宣怀的商办股份制思想,它的创办和运作模式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不够完美之处,但在当时对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尤其金融业发展无疑具有时代意义。

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

  京汉铁路最早称之卢汉铁路,全长1311.4公里。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甲午战争以后,清廷颁布上谕,要“力行实政”,修铁路被置于实政的首位。1895年12月,清廷政府谕令卢汉铁路商办。但张之洞在募集商股的过程中多方受阻,不得不把修筑卢汉铁路的任务交给盛宣怀。盛宣怀承办卢汉铁路的款源主要是借洋债。比利时一举夺得了卢汉铁路的贷款权,1898年6月,《卢汉铁路比利时借款详细合同》和《卢汉铁路行车合同》在上海签订,借比利时款112.5万法郎,息5厘,9扣,期限30年。卢汉铁路于1898年开始修筑,直到1906年全线正式通车,并改名为京汉铁路。
  1916年4月27日,中国近代金融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盛宣怀溘然长逝。他的葬礼极其盛大,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进行了交通管制。回首百年之前,中国还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诸多西方列强侵占我国土地,掠夺人民财物,面对这样的局势,盛宣怀挺身而出,凭借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开创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先河。

 

张之洞(1837-1909)
汉阳铁厂
  提要:清末名吏张之洞督抚湖广期间,致力发展民族工业,建成了当时亚洲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开启了我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铁厂的建造过程——厂址的选定、原料的勘探、经费的筹措、设备的引进、企业的管理等,充满着坎坷、曲折与艰辛。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收藏与借鉴。毛泽东曾经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道理也在于此。

从清流健将到洋务巨擘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走完了他的一生。张之洞生于官宦之家,13岁成秀才,15岁荣膺解元,26岁提名探花;期间虽经历坎坷,但也算少年得志。随后即开始了其宦海生涯:先是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后又历任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等职,任满后返京充任文渊阁校理,结束十年学官之履。此时正是清政府大兴洋务之时。
  入京后,张之洞加入京师清流党,并很快成为其中的健将。在当时的京城,活跃着一班清高博雅之士,他们多无实权、以直陈时政为己任。时常上书言事,直言不讳,间或指弹权臣错责。这些人被指为“清流党”;他们逐渐成为慈禧制约洋务权臣的一股力量。张之洞因其世宦出身,自幼饱受儒家教育,国学功底深厚,秉性耿直、清廉,之前也与“清流党”人陈宝琛、王懿荣等有旧,所以很快成为这个圈子内的骨干成员,以敢言直谏留下了不少的佳话,同时也给慈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尚无实权的张之洞以清流自居,本着对国家的忠诚和国事的关心,时常对李鸿章等洋务权臣的妥协、懈怠之举进行指责,但并不反对清政府洋务革新之举。通过一系列的奏折,他的忠诚、才识日益为慈禧所赏识。终于在光绪七年(1881年),他被补受山西巡抚,开始了20余年的封疆大吏生涯,也开始了他由清流健将到洋务巨擘的转变。

洋务旗手立志兴民族之铁

  从山西巡抚到两广总督,再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封疆大吏20余年,完成了他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的转变,成为晚清后期举足轻重的洋务领袖。
  督抚山西之时,张之洞开始转向了洋务,意识到兴办实业的重要性,认为有效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达到“求富”“自强”的目的。在大兴实业之时,他就萌生在山西建造近代化铁厂的意念。山西的冶铁业历史悠久,但由于本身技术落后,在“洋铁”的冲击下,日渐衰微,而且当时政府规定土铁不得出海,这就更加限制了山西冶铁业的发展。张之洞多次致电总署,要求重振晋铁,指出“购洋铁非计,宜于晋省炼铁成条,供洋局之用”,“以防利权外溢”。随后便筹备有关具体事宜。但不久,张之洞就奉调离任,出任两广总督。
  督粤之后,鉴于国内的现状以及中法战争失败的教训,张之洞更坚定了兴办洋务的决心,建造铁厂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889年8月,他奏请在广州城外兴建铁厂的计划,还电请驻英公使刘瑞芬及后任薛福成,向英国谐塞德公司订购铁炉二座及各种机器,英国方面提出“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炼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此时的张之洞因专业知识的缺乏而犯下了错误,他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回复,拒绝了英方的合理建议。同年12月,他因主张修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被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奏请将购得的设备也移至武汉。
  上任伊始,张之洞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举措:开风气、办教育、兴实业、练新军,成就显著,功绩斐然,且后来者居上,成为晚清洋务运动中后期的一股重要力量。其中显著成就之一就是汉阳铁厂的兴建。1890年6月,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器端识远,心细才长,熟习洋情,曾充任美国等国翻译参赞等官”的湖北补用道蔡锡勇为总办,9月选定汉阳厂址,1891年1月动工兴建,1893年10月22日建成,历时两年十个月。铁厂由炼生铁厂(设日产100吨高炉2座)、贝色麻炉钢厂(即转炉炼钢厂,设55吨酸性转炉2座)、马丁炉钢厂(即平炉炼钢厂,设10吨平炉1座)、钢轨厂(设800毫米轧机)、钢材厂等十个分厂组成,工人3000多名,聘请了英国工程师设计、监工,雇用国外技师40余人,从英国、比利时等国购买了各种机器、配件等。1894年6月28日开炉炼铁。至此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正式投产,比随后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了七年。
  一位外国观察家当时是这样描述汉阳铁厂的:“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层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辗轨机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当时的《东方杂志》也刊载了国外人士的惊叹:“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将其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
  此外,张之洞还建造了先进的现代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轻工企业——湖北织布官局、纺纱官局、缫丝局、制麻局等,意在为铁厂提供产品销路和资金来源。他试图构造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导,以轻工业促进重工业,重工业带动轻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创业维艰充满坎坷与艰辛

  然而,创业维艰,铁厂的兴建过程充满着曲折、坎坷与艰辛。
  首先是铁厂的选址问题。按照西方惯例,大型钢铁企业选址要么靠近铁矿,要么靠近煤矿,取材便利,节省费用。李鸿章建议靠近煤矿,盛宣怀建议就近铁矿,张之洞从靠近市场便于打开销路以及自己督察管理方便等因素考虑设定厂址于汉阳龟山麓下,然而这样选择势必造成原料、燃料运输成本的增加,经费需求加大。况且此处虽地势开阔,但相对低洼,建厂需奠基九尺,又徒增加了经费的开支。
  其次是炼铁所需要原料、燃料问题——铁矿砂和煤。张之洞派人先后勘查了湖北大冶铁矿、大冶王三石煤矿(矿井3处)、道七洑煤矿(矿井2处)、江夏马鞍山煤矿(矿井2处)等。以上煤矿合计每日产煤600余吨,但是煤质不佳,其中的王三石煤矿开采两年后就因积水而停工,不得以改购湖南各地土法开采的煤,直到1898年才在江西萍乡勘测、开采了煤矿,萍乡之煤磺轻灰少,适于炼焦,燃料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之后便形成了“以萍乡之煤,炼大冶之铁,以大冶之铁,制汉阳之械”的汉冶萍公司。这样就建成“以汉阳炼铁厂为中心,实兼采铁、炼钢、开煤三大端为一事”的钢铁工业链。
  再次就是设备的引进问题。据勘测,大冶铁矿含铁64%,属于优质铁矿,但同时铁矿中含磷偏高,酸法炼钢无法除掉铁矿石中的磷。而张之洞对此不以为然,将早先向英国订购了2座酸法炼钢贝色麻炉用于炼钢。结果炼出的钢材含磷高达0.25%,远远高出铁路用轨钢材0.08%以下的要求。所制钢轨太脆、易断裂,不能用于铁路建设,炼出的钢材也成为废品大量堆积。原本兴建铁厂主要销路之一就是为卢汉铁路提供路轨钢,这样销路受堵,亏折巨大。后来买办盛宣怀接办铁厂又花费白银300万两改装碱法马丁炉,才能生产轨钢,改装工作直到1908年才得以完成。
  第四是经费的筹措问题。汉阳铁厂拟建之初,张之洞以为只需200万两白银就可成事,实际建厂费用远远超出于此。据记载,铁厂从创始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交给商人承办,一共耗费白银568万两,这是晚清洋务企业中耗资最多的。当时清政府因甲午海战的失败,背负了巨额的外债,张之洞奏请的200万两经费都根本无法兑现,额外的支出就更加没有着落。张之洞无奈只好四处腾挪。经费的欠缺,使得铁厂建成后几度停产。
  还有就是铁厂的经营管理不善。张之洞一改李鸿章等洋务先锋官督商办的集资、管理办法,采用完全官办的办法,所有的经费完全由政府出具。据说,张之洞此举是想先用官款办企业,然后召集商股,归还官本,最后再官督商办。官办企业,管理混乱,弊病丛生,冗员充斥,遇事互相推诿,一派官僚作风,且徇私舞弊、谋取私利者众多。现代性的大型企业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效率低下,浪费巨大。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汉阳铁厂的正常生产经营难以维系,最后只得交商承办。1896年,亦官亦商的买办盛宣怀接办了汉阳铁厂,由盛召集商股,实行官督商办;1908年,所谓的“汉冶萍公司”成立,盛宣怀任总经理,完全取消了“督办”而成为纯粹的商办企业。之后,又扩大了生产规模,产品一度还行销海外,铁厂出现短暂的“黄金时代”。
  然而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政府无力扶持这样的重型工业企业。汉阳铁厂的命运注定充满着曲折和磨难。一战后,世界经济萧条,国际钢铁价格急剧下降,铁厂迅速衰落;1919年,1、2号高炉熄火;1921年,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导致铁厂近5万吨钢轨无销路,炼钢停产,至1924年铁厂全部停产;1937年,铁厂部分冶炼设备迁至重庆,其余或炸毁或被日军侵占,一代雄厂仅留英名传世。

功过是非谁人评

  我们可以指责张之洞在兴建汉阳铁厂的过程中因科学意识淡薄、科技知识匮乏、技术引进失误、经营管理不善等出现的种种失误,但不能因此就抹杀他筚路蓝缕、勤笃务实、敢为天下先的开创之功。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不仅振奋了国人士气,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先河,推动了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钢铁生产技术新型科技人才,扩大了产业工人队伍,为以后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技术力量和物质基础,揭开了湖北武汉工业化的序幕,在晚清洋务运动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功绩足可彪炳青史。
  张之洞作为一位后来居上的洋务巨擘,同时又是一位深受国学传统熏染的晚清卫道者;在他身上,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开放的复杂情怀;他是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矛盾结合体,是那段过渡性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透过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这一案例,我们能够感触到在国家贫弱、科技落后的近代中国,先辈们披荆斩棘的奋斗豪情。他们用自己的壮举以及付出的血的代价为后人铺设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回忆过去不仅仅为了铭记,更为了谱写今日明天更好的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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