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义2

风清扬斈 12年前 (2008-06-26) 历史札记 6389 0
 拨乱反正,历史性的转折
一、学习要求与重点
了解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进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拨乱反正的情况。认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头两年国家发展的徘徊前进局面形成的原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意义。
重点理解与掌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方针的形成、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内容与意义。
二、基本概念
1.    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华国锋审定批准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实质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全面延续和继承下来。华国锋等人根据这一方针,反对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拖延和阻挠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特别是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重要工作;拖延历史上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尤其是拖延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由此,造成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内,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2.    新八字方针
三中全会后,为改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通过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确认了这一方针。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简称新“八字方针”),是中共中央针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实行这个方针的主要任务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四个方面的任务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调整是决定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是新“八字方针”的中心环节。改革、整顿、提高则围绕这个中心环节进行,并直接为它服务。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因此,新“八字方针”是一个积极的方针,它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正在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
3.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研究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的理论宣传工作问题,1979年1月至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讲话强调指出,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之所以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一是因为当前社会上确有极少数人从右的方面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二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所回答的是关于我们究竟走什么道路,实行何种国体,谁来领导,用什么思想作指导的这样一些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这是立国的根本,是全党团结统一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
讲话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高度,系统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指出要继续批判“左”倾思想,同时要对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从而为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起草工作是从1979年11月开始,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修改,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形成的。《决议》共分八个部分,阐述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对建国3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清了功过是非。《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决议》列举了32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外交等十个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指出:“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但是,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
《决议》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各个时期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明确了经验教训。
第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形成过程、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它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与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并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
第三,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并概括了十个方面的要点、经验。十条基本经验包括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表明,党在指导思想上基本完成了由三中全会开始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标志着党的路线已经完全走上了正常的、健康的轨道。
5.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任务。
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和要求。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是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而“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其次,讲话深入剖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主要弊端及其产生根源和危害,指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在这些方面,“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今天已发展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因此,必须对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这样,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无限的希望。否则,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就会严重脱离广大群众,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再次,讲话提出了逐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措施。这些措施是:第一,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第二,中央已经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第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第四,各企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第五,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要由集体讨论决定。邓小平强调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此外,讲话还提出要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多多少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因此,在思想政治方面我们要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同时决不能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论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就是围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的思路进行的。
6.    兴办经济特区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随后,又通过了《福建省经济特区条例》。
兴办经济特区,是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的重要形式,是中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开展多种方式的对外经济活动、走向国际市场的一条特殊渠道。它的“特”,就在于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吸收和利用外资。特区的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综合体。二是,特区的经济活动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它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中心,大部分产品供出口外销,与国际市场联系密切。三是,对前来投资的客商,在税收、土地使用费、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和方便。四是,国家给特区比较多的经济活动自主权。这些不同于内地的特点,决定了特区必须建立新的能够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适应国际市场变化、有活力的经济体制。
由于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四个特区的开发和建设速度较快,尤以深圳的变化最为显著。1983年与1978年相比,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比办特区前增长10倍多,外汇收入增长2倍;基本建设投资比建国后30年的总和多20倍。特区探索的建设与改革的经验,也为内地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如建筑招标承包制,就是在深圳试验取得成功后在全国普遍推广的。随着特区建设和改革的进展,经济特区愈来愈发挥起对内对外两个扇面辐射枢纽作用,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开放政策的窗口,成为中国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试验田。

三、基本问题
1.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党内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让“左”的错误在各方面延续下来。另一种倾向是要求彻底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进一步要求否定“文化大革命”。两种倾向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和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这种分歧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条对立的指导方针之争。
当“两个凡是”错误一出现,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就同其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最早起来反对“两个凡是”错误的是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两个凡是”不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
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该文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新华社于当天全文转发全国。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赞成文章的观点,并要求按“实践标准”去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或不接受文章的观点。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但是,这篇文章所阐述的本属理论常识的观点,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讨论,遭到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非难和反对,指责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是反动的,想把这场刚刚开始的讨论压制下去。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积极地支持了这场讨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了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进一步系统地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从理论上回答了对这一原则的责难和挑战,从而把这场讨论引向深入。
从1978年下半年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地发展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纷纷写文章,召开讨论会。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开始用实践的结果去检查过去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工作,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与非,进而要求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去认真地拨乱反正。与此同时,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由此,坚持实践标准的政治力量成为主导力量。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整风以来又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讨论,使人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提高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能力;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开始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开始获得解放。它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从“左”的错误中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提供了思想条件。

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这个中心议题,全会讨论了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许多重大问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今后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加强和充实了中央的领导机构,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这次全会正确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端正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第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大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会强调要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会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既反对了“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又反对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错误,为解放思想确立了根本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为澄清一切思想、理论、路线、政策上的是与非,为公正评价一切重大历史事件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提供了思想武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焕发了蓬勃生机,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在各项工作中开创新局面,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公报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对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作了重新概括,这就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重申1956年9月中共八大作出的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结论。指出,今后不能再搞任何离开党的工作重点,损害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运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
全会作出的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恢复和发展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方针,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第三,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方针,作出了调整国民经济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全会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农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要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明确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勃发展起来。全会提出的上述思想和措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
全会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要搞活中国经济,首先要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为此,全会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提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主要有:切实保障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保护集市贸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同时降低农用工业品价格,等等。总之,要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全会还分析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决定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切实作好综合平衡,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为国民经济迅速、稳步地发展奠定基础。
第四,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从历史经验中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因此,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为此,全会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的若干原则和措施:法律和制度要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不能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法制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检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用党规党法来保障国法的贯彻实施。
第五,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全会重申和提出了党的组织工作的原则和一系列措施。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坚持纠正;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少宣传个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切实保障党员权利,党员有权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意见;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端正党风,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以伸张正气,打击邪气。为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全会在中央组织机构方面作了重要调整和加强,并决定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以前遗留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冤假错案平了反。此外,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作了揭发批判。会议决定永远废止过去那种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强调对于冤假错案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全会关于历史一些上重大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的正确结论,是对十年动乱的“左”的组织路线的彻底否定。
全会作出的上述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保证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其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解决了二十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如同遵义会议打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篇章,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它是中国共产党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起点,是党领导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从此,逐步开辟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3.    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各项制度的恢复与建设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积极从政治、思想上全面拨乱反正的同时,加紧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在“文革”中被破坏了的行之有效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和各项制度,并使之逐步完善。
(1)恢复党的组织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党的主要职能部门和一些50~60年代曾经设置但后来又被取消或停止工作的组织机构,陆续恢复设置并开展工作。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中央政法小组先后恢复。三中全会后,中央以下党的各级机构重新设置了纪律检查机构,使“文革”中被完全破坏了的党内监督机制开始恢复。1980年,又恢复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主题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会议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决定废止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实行集体接班;决定恢复党的八大所制定并在随后十年间证明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制度,即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领导下的日常工作机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是对党章的必要补充和保障正常的党内生活的重要法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党内政治生活,特别是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五中全会关于加强领导机构和组织方面的若干重大决定,既是组织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又是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大决策,开始了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
为了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0年7月,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规定除非中央有专门的决定,一律不得新建老一辈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等建筑;少宣传领导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等等。10月,中央书记处决定,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
(2)恢复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构,完善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和削弱。粉碎“四人帮”后,其地位与作用又被重新确定。
1979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七个重要法律和多项决议,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权组织与选举制度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决定恢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项制度;恢复中断了十多年的选举制度;把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级,候选人和应选人不等额。根据会议精神,从1979年8月至1980年6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和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并将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公社设管理委员会。至此,“革命委员会”这一“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3)恢复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检、法机关均遭到严重冲击,多处于瘫痪状态,人民检察院停止了工作。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恢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重新明确: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只对人民代表大会与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取消了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1979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恢复司法部。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通知。到1980年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构基本上建立起来,司法行政管理工作得到加强。1980年,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条例,重建了律师制度,从而使1957年夭折的律师辩护制度得以恢复。
在恢复和完善司法机关工作的同时,国家还加强了立法工作。1979年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制定或修订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经济合同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和法律,结合本行政区的实际与特点,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国务院也发布了许多行政法规。同时,各有关机关对1978年底以前颁布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的清理。这样,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大体做到了有法可依。
(4)恢复政协、民主党派及社会团体的组织。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使停止了十余年活动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到恢复。随后,全国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相继恢复。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分别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各自的领导机构。从而,结束了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二十余年没有召开的历史,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1979年9月至10月,中国妇联、中国工会、共青团的代表大会在北京分别举行,选出了各自的领导机构。从此,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的日常活动恢复正常,逐步发挥起各自的职能。
总之,三中全会后的几年中,党和国家努力拨“文化大革命”之乱,返八大之正,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大体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并有所完善和发展。这种拨乱反正,初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从而为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而进行政治体制建设与改革创造了前提。

4.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意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是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的。
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是合作化运动后期形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后稳定下来的单一集中的集体合作经济,其主要弊端是管理上过分集中、生产上瞎指挥和分配上平均主义。这种体制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长时间停滞不前。这种不合理的体制也曾受到农民的抵制。早在合作化时期,有的地方就暗地搞起“包产到户”,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省、区又搞起“责任田”。然而,这些做法在当时和后来却遭到批判。
1978年秋,安徽、四川两省的部分地区再次冒着受批判的危险,率先搞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大胆的创造,恢复和创造了小段包工、包产到组、包干到组、专业承包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以“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对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的方针,因势利导,使农业生产责任制很快发展起来。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并发布实施。《联产到组责任制形式被肯定,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随之,联产到组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广。到1979年底,全国一半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工到组,四分之一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不久,一些地方又进一步实行了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以后又发展到包干到户,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简称“双包”,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包产到户,是以农户为单位向基本核算单位承包一定生产任务的一种经营形式。它是生产队按各农户人口或劳力情况将土地等生产资料承包到户使用。农户对产量承包,生产自行安排,承包部分交生产队统一核算,按所包工分进行分配。超产部分全部奖给农户,或由生产队与农户分成,减产部分由农户赔偿。包干到户也是以农户为承包单位,农户按照与生产队签订的合同,完成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数量、上交集体的积累、各种提留及折旧金,其余部分全归承包户。这两种形式,方法简单,责任明确,农民的劳动成果与物质利益直接挂钩。特别是包干到户责任制,改变了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的办法,同农民利益联系更直接,用农民的话说:“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双包”形式的责任制最早是在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一些贫困社队搞起来的。此后,“双包”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农村大地。
“双包”责任制的实行,一方面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但另一方面也由此而引起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关于责任制性质与利弊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双包”的性质,究竟坚持了社会主义,还是回到了“分田单干”。一些人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而是倒退到个体经济。一些领导机关把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和纠正。
为引导干部破除“左”的思想束缚,领导群众前进,中共中央派出大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分赴十几个省进行调查。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了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提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这一论断,打破了多年来深深植根于党和群众中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的僵化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包产到户认识的重大转折。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1号文件下发。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这给农村干部和群众吃了“定心丸”。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健康稳步地发展,并在实践中初步完善。到1982年6月,实行“双包”的队已占86.7%,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队就占67%。到年底,实行包干到户的队达80%以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成为责任制的主要形式,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从集中统一的经营方式向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民分散经营相结合的方式过渡。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历史性重大变革。
首先,成功地确立了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赋予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利,从而使中国农民变为自负盈亏的生产者、经营者,获得了人民公社时期不可想象的生产自主权和财产支配权。农民有权安排生产,决定增产措施,从而打破了以往生产指导上的行政包办,有效地克服了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其次,土地等生产资料与农民的结合,适合了农业分散劳动的特点,使农业生产中资源的配置趋向合理,改变了过去管理上过分集中、“大呼隆”等缺点。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再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过去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突破了以往的评工记分和由各生产单位单纯按工分统一分配的方法,而把农民的劳动报酬与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
这样,责、权、利相结合,中国农业经济获得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此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使社会分工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非农产业生产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总之,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业的经营管理突破了原来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创造了适合中国农业发展要求的新的农业经济体制。由此,中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化:农业扭转了长期徘徊的局面,农业总产值自1979年以后的6年中平均每年以7.5%的速度增长,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开始摆脱自给半自给的状态,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使中国逐步开拓出一条有自己特点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打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炮,奠定了整个农村改革的基础,推动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农村经济体制的这种改革,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内,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细胞,从而必然引起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导致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四、思考题
1.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为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出现徘徊的局面?
2.    三中全会前后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意义是什么?
3.    为什么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
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工作是怎样全面展开的?
5.    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及其意义是什么?

五、阅读书目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400页有关文章。
3.《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4.《1976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5.《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6.《包产到户沉浮录》,徐勇著,珠海出版社1998年。

第七章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
一、学习要求与重点
了解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与成就,了解北京政治风波和三年治理整顿的情况。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内容。
重点理解八十年代全面改革开放的政策与重大举措、经济跃上新台阶的原因、中共十三大的历史功绩。
二、基本概念
1.    八二宪法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四部宪法,它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彻底纠正了1978年宪法中存在的缺点,充分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并吸取了有益的国际经验。既考虑到当前的现实,又考虑到发展的前景,增加了一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规定,在内容上有许多新特点。
第一,新宪法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同时强调,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
第二,宪法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提到了重要位置,加强了对公民人身权利保障的条款。这部宪法除了前三部宪法原有的公民有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的条款之外,还新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使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等。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发展人民民主的实际步骤,另一方面也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第三,宪法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的许多新规定,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国家领导体制。主要表现在:(1)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全国人大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体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大部分为专职。(2)恢复了1954年宪法规定设立的国家主席,新设了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3)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委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4)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5)扩大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主权利。(6)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镇)政权。(7)扩大基层直接民主,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在基层设立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8)取消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规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总理和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0年)。
第四,宪法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国家的一项根本任务,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具体规定。
此外,新宪法还规定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发展统一战线,对台湾等个别地区可设立特别行政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条文。
这部新宪法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稳定的根本大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五讲四美三热爱
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坚持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从198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活动。1982年2月,中共中央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5月,中共中央转发了《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的通知。1983年1月,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等24个单位提出了《1983年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意见》,肯定了许多地方开展的“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内容。从此,“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内容融为一体,并作为统一的活动形式而出现。1982年到1984年开展的三个“文明礼貌月”活动,对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85年初,中央鉴于“全民文明礼貌月”已经完成了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使命,同时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应从集中、突击性活动逐步向经常化、制度化过渡,决定改变活动形式,以后不再搞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
通过进行 “文明礼貌月”、“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活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被十年动乱所破坏的人际关系得到调整和改善,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得以发展和加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各行各业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明显改进;破除了一些陈规陋俗,逐步建立起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改善了生活环境,稳定了社会秩序。
3.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和任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决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划时代的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决定》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中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决定》系统地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规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2)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3)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4)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5)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6)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7)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总之,《决定》描绘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蓝图,是中国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它的通过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从试验和探索阶段进入到了全面展开阶段。
4.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基本方针、根本任务、主要内容,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等问题,作了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它充分体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上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它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决议》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任务出发,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基本指导方针,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坚持改革和开放,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这两条,就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把握住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这两条,本身有着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不能把它们割裂或对立起来。
《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为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5.    北京政治风波
1989年春夏之交,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这场风波从北京波及到全国许多城市。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在追悼胡耀邦的过程中,有的大学里出现了大字报、小字报,有些青年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请愿、静坐,甚至发生了冲击中南海的情况。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但是,社论的发表并没有使混乱局面改观。由于中央高层在解决这一事件上有意见分歧,又由于缺少处理这类复杂事件的经验,虽然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各部门的负责人曾多次与北京高校的学生及各界人士进行座谈和对话,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5月13日,北京高校数百名学生开始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从15日至19日,全国各大中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声援学生绝食请愿的群众游行,北京由于处于中心位置,情况更为严重。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宣布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整个事态仍在发展。
6月3日,部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城内的一些重点保卫目标,受到各种阻拦,发生严重的冲突,局势更为恶化。当晚,戒严部队奉命强行开进。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北京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次严重的事件。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取非常措施予以平息,但风波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三、基本问题
1.    1984年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全面展开的?
1984年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此,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从1984年到1988年,城市经济体制主要进行了关系全局的国有企业改革、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培育市场体系四个方面的重大改革。
(1)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和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84年10月以前,国家对企业主要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大面积上使企业充满活力。1984年10月以后,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增强企业活力仍然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特点是,在试点和局部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采取措施。同时,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入手,力图在改善企业内在运行机制上有所突破。
这一时期,企业改革的主要措施有: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实行厂长负责制;加强横向经济联合等等。其他措施还有:对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微利和亏损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制;试行企业兼并;在沈阳、重庆等城市的部分国营企业试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尝试把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等等。
(2)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1984年以后,宏观管理系统改革侧重于政府管理经济部门职能的调整和转变。这种改革在计划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及劳动工资体制等方面全面推开。
在计划体制改革方面,改变国家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控制企业的方式,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从而使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体制变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同市场调节并存的双重体制。
在价格体系改革方面,逐步放开了主要副食品价格,工业品属于企业自销的部分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由企业自主定价,因而形成了工业品价格的“双轨制”。
在财政体制改革上,从1985年起,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体制,进一步明确了各级财政的权利和责任,做到责、权、利相结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劳动制度改革方面,改变了国家统包就业的劳动制度,实现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劳动者自愿组织就业和自谋职业的三结合就业制度;改革了用工制度,从1986年起,在新招工人中普遍实行了劳动合同制。、
此外,还对金融体制等惊醒了改革。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府从过去对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转变为综合地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方式进行管理,从过去依靠计划和行政命令操纵经济,转变为以计划和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这样,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法得到调整与改进。
(3)所有制结构改革。国家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这样,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得到较快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有很大改变。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安置就业等起了积极的作用。
(4)培育市场体系。企业改革和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各种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体系开始形成。首先,消费品市场日趋完善。1984年以后,国家取消了消费品的统购统销的老办法,对绝大多数消费品实行了自由购销。由此,大批的贸易中心、批发市场、贸易市场应运而生,商业、饮食、服务、维修网点纷纷建立,方便了人民生活。其次,各种类型的生产资料市场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此外,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及信息市场也有了一定发展。
总之,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8年,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全方位地展开,使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从根本上受到触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萌芽开始成长。由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中国的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建国以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这几年中,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

2.    为什么说1984~1988年我国国民经济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4年以后,通过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沿海和内地,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形成了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从1984年到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1.5%,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7.8%,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1.3%,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这5年经济的加速发展,使国家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跃上了一个新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一,大大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1983~1988年,社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由11131亿元增加到29807亿元,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由5809亿元增加到14018.2亿元。这5年中,许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有的产品在世界上所占位次发生了新变化。经过5年加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第二,完成了大批基本建设项目,扩大了生产规模,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发展后劲。
第三,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5年加速发展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极大的拓展,从而在实践中培养与造就了一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这一大批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现代化建设人才,比资金的积累、生产设备的拥有更为可贵。
第四,国家财富巨额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5年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吃、穿、住、行、用等方面的产品都大幅度增长。居民消费水平由1983年的289元增长到1988年的643元,全国居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有的地区已达到小康水平,或正在向小康水平迈进。
总之,这5年的加速发展,可以说是一种飞跃。这种飞跃具有不同于以往发展阶段的突出特点:自始至终保持着强劲的加速发展势头,增长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带有明显的经济起飞特征;改革开放与加速发展互为因果并互相促进;经济社会出现较为全面均衡的发展局面,伴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有很快发展,呈现百业兴旺、欣欣向荣的景象;某些地区出现跳跃式超高速发展,例如,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工业总产值达157亿元,是创办特区前的16倍以上。这种跳跃式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滚动效应。
1984~1988年,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所取得的成就如此之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在许多方面被长期禁锢的巨大生产力。5年加速发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而加速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又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物质基础。

3.    人民公社制度是怎样废除的?
从1958年开始形成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把乡村基层政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为一体,形成政社合一体制。这种体制弊端很多,主要是经常以行政手段指挥生产,容易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不利于维护集体经济的权益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同时,基层政权难以行使自己的职能,农村基层党组织也陷入日常的行政事务,形成了“党不管党,政不管政,政企不分”的状况。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同时,逐步采取措施,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社分设,恢复建立乡(镇)政权,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1980年至1982年上半年,四川省在广汉、邛崃、新都三县进行了政社分开的试点工作,撤销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建立了乡、行政村,生产队改为独立经营的农业社。到1982年6月,这项大胆试验取消了人民公社旧体制,形成农村基层组织的党、政、社分开的新体制。到1982年9月,北京、河北、吉林、山东、江苏、安徽、福建、四川、甘肃9个省、市的51个县(市、区)选择了213个公社,实行政社分开、建乡的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实行政社分开,设立乡(镇)政权,正式建立乡(镇)人民政府,人民公社将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此后,除西藏以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广泛地开展了人民公社政社分设、建立乡(镇)政权的试点工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明确规定:乡的规模一般以原有公社的管辖范围为基础,设乡政府、乡党委,并根据生产需要和群众意愿逐步建立新的经济组织。要在原大队的范围设村,原大队党支部改为村支部。同时,普遍建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
《通知》下达后,全国农村加快了改革政社合一体制的步伐。到1984年底,这一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到1985年6月,全部完成。改革后,全国撤销了5.6万多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2万多个乡、镇人民政府。各地在建乡的同时,还建立了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
对政社合一体制的改革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改革的又一大成就。这一改革从根本上破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使农村原来存在的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一平二调”的弊端基本得以克服,实现了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同时也加强了农村基层的党政工作。

4.    中共十三大的历史贡献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赵紫阳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报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了全面概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并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作了筹划。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1)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十三大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从根本上全面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期。报告还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它将经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约100年的时间;说明了初级阶段的性质、基本特征、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和党在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
(2)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十三大报告还强调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而“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根本内容,“两个基本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一个中心”。为此,报告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十三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善和发展,是社会主义长期实践经验科学的总结。它的提出,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主体内容。确立这条基本路线,实质上确定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
(3)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两个基本点互相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
这十二条理论观点,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轮廓,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因素等基本问题,以及这些特征和规律在现阶段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和途径,从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规划了前进的科学轨道。因此,中共十三大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形成。
(4)提出“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十三大以党的文件形式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基本确立,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纲领。
报告认为,实现“三步走”战略,现在就是要走好第二步,必须加快和深化改革。为此,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并首次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开始摆脱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后来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奠定了基础。
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为此,大会要求: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这次大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任务,为加快和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5)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十三大作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的判断,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部署。十三大报告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为此,十三大提出了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共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十三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改革的进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5.    1988~1991年的治理整顿
1988年下半年,我国进行的价格改革“闯关”受挫,引起全国性的抢购风潮,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紊乱。面对严峻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于1988年9月20日至30日举行了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前提下,把1989年和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
这次会后的一年时间里,是治理整顿方针的初步实施阶段。这一阶段治理整顿的侧重点在于压缩投资需求,为过热的经济降温。通过这一阶段的治理整顿,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有效的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明显回落。但由于刹车过猛,也带来负面效应。这主要是市场疲软,企业效益下滑。
从1989年9月开始,中共中央对于治理整顿的侧重点和压缩力度及时作了调整,治理整顿也由此进入新的阶段。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明确地把治理整顿的时间由原定的两年修改为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同年11月6日至9日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包括1989年在内,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还提出了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必须抓住的重要环节。此后,治理整顿工作主要实施了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紧缩力度,争取经济适度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1990年以后,又把治理整顿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上,争取由速度型逐步
向效益型过渡。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的任务基本完成。
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扭转了原来出现的“四过一乱”(经济发展过热、货币发行过多、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增长过大、流通领域混乱)的经济形势,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经济发展速度;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明显缓解,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明显好转;对外开放取得较大进展;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治理整顿期间,一些领域的改革有了新的进展。总的来说,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
但是,治理整顿要求调整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任务,在实践中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治理整顿时期采取的一些行政干预措施和计划手段显现成效,一些人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和误解,认为还是计划经济有较大的优越性。由此,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经济理论界和政界在改革目标模式这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出现了“市场取向”与“计划取向”之争。有人主张放弃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目标模式,在改革中加大计划经济的分量。这种认识,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思想理论障碍。

四、思考题
1.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如何全面展开的,取得了哪些成就?
2.    1984~1988年中国经济能够跃上新台阶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是什么?
3.    为什么说中共十三大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形成?
4.    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是什么?
5.    怎样看待1988底到1991年的治理整顿?

五、阅读书目
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1988。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199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有关文章。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陈雪薇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5.《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历程》,汤应武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第八章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
一、学习要求与重点
了解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新进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情况。了解几次思想理论交锋情况和人们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认识上的发展与突破。
重点理解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原因、内容及意义,把握改革开放的新举措与成就,认识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问题。
二、基本概念
1.    姓“资”姓“社”之争
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和认识上的差别,人们对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今后的道路如何走等问题,产生了重大分歧,一股“左”的思潮开始兴起。一些人主张对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时间“左”的观点甚嚣尘上。如: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认为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认为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认为股份制就是“潜行”的私有化;认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因而否定十三大提出的“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机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运行机制的提法,等等。总之,干什么事,都要问一个姓“社”姓“资”。1991年春,上海《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于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发表多篇评论员文章,阐述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等重要观点,结果招致一些理论家、政治家的责难和围攻,使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进一步升级。
在这个历史关头,一些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中国的改革是继续前进,还是向后退;是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保卫政权,防止和平演变”为中心;是继续扩大开放,还是退回到原来的路子上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倾思潮,结束了姓“资”姓“社”之争,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2.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设计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许多重大突破和发展,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包括10个部分、50条,分别论述了八个方面的改革目标与主要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五个环节: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健全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上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具体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及其基本框架的形成,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    姓“公”姓“私”之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所有制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199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加快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的改革思路后,一些人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误以为这样做会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了威胁。在此背景下,一场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悄然兴起,“左”的思潮再度抬头,成为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思想障碍。
争论是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的,到了1997年初,尤其是1997年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以后,争论进一步升级。1997年夏天,争论已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场争论以姓“公”姓“私”为主题,实质上是姓“社”姓“资”争论的翻版和继续。争论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问题:非公有制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会不会危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或者说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究竟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还是培育资本主义的温床;公有制为主体是不是说一定要在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国有制是不是公有制的最高或最佳实现形式;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股份制改造是不是搞私有化;应当如何界定股份制经济的性质等。围绕上述问题,一些人对十四大以来所实行的改革方针与政策提出了质疑,对一些地方和企业的改革实践横加指责,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许多观点和提法,在理论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而不一定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等。这就突破了在所有制问题上传统观念的束缚,确立了新的所有制理论,结束了姓“公”姓“私”的争论,为推动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开辟了道路。
4.    我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
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中国政府着手制定香港基本法。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香港《基本法》。1994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机构的决定。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京成立。11月初,筹委会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产生了由400名港人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会议,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1997年7月1日,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7月1日零时,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上,英国米字旗和港英皇冠狮子旗降下,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五星花蕊紫荆花区旗升起。从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在香港正式实施,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开始变为现实。历经150年殖民统治的香港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香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继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以后,澳门回归又提上了日程。1998年5月5日,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1999年5月15日,何厚铧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999年12月19日深夜,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举行了
盛大而隆重的澳门政权交接仪式。20日零时整,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江泽民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澳门回归祖国,彻底结束了外国人在我国领土上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完成了洗刷民族耻辱的任务,这既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的又一重大步伐,同时也再次证明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符合时代潮流,合乎中国国情。

三、基本问题
1.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背景和内容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重大的历史关头。从国际上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发生了剧变,共产党纷纷下台,政权更迭,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空前的挫折。而苏东剧变又使冷战格局解体,世界开始向政治多极化发展,但新的格局尚未建立起来,时代特征和主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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