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教案(西北大学)-精华版6

风清扬斈 12年前 (2008-06-26) 历史札记 8678 0
第四节、中国近代科技与方法的引进 
  西学的传入,造成了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冲击,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从此开始发生嬗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建立初步完成。 
1.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转变 
1)1840-1860年开始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第一批重要著作问世。 
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从时事出发认识到改良朝政的必要性,开始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  
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著作 
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的《海录》、萧令裕的《英吉利记》、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第一批重要著作。 
他们不仅介绍了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情况,而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命题,揭开了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转变的新篇章。 
2)19世纪60-90年代创置一批科技、文化、教育等近代设施。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史家所称的"洋务运动"时期。所谓"洋务",除了专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对外交涉外,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求强求富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是在同一过程中创置一批科技、文化、教育等近代设施。 
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因其身系要职而与西人直接相遇,他们确实感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从维护清政府统治的"自强"目的出发,清政府的各级官吏纷纷效仿西方,大办洋务。 
文化教育的新设施--西式学校 
文化教育上的新设施是洋务运动中仅次于工业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 
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此为专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学校。 
随后两年,在上海和广州也先后成立了性质类似的广方言馆。 
此类学校多聘外国传教士为教习,除学习外国语言外,多有西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京师同文馆即有天文、舆图、算学、化学、格致等课程,其中格致即包括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动植物学等门类。 
翻译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30年中翻译西书200部,虽然多数为外交和史地政法类,但也有《格物入门》、《化学指南》、《格物例算》、《算学课艺》、《电理例微》等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书籍。  
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40年中翻译的书籍达199种,尤以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为主。据1909年陈洙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翻译馆所出160种书籍中,工程、农学、矿学、工艺、商学、格致、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类即有70多种。 
江南制造局所译科学书籍,多为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而成,其译员可考者有59人,其中尤以英国人傅兰雅,及中国学者李善兰、徐寿、华衡芳最为突出。 
科普杂志的功用 
洋务运动期间还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一份科普杂志--《格致汇编》。 
《格致汇编》由傅兰雅一手创办和经营,自1876年正式问世,期间虽曾停刊,但一直到1892年才终刊。此刊绝大多数稿件为傅兰雅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编写,其中往来信件、读者提问也多由傅氏自己答复。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及中国学者徐寿、华衡芳也提供过部分稿件。 
从《格致汇编》的内容来看,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相当广泛,举凡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药物学等,几乎无所不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科学启蒙和科技实验指导的作用。 
《格致汇编》"互相问答"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分布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湖北、天津、香港、辽宁、安徽、直隶、江西、北京等14个省区,其中以通商口岸和各地中心城市为多。 
《格致汇编》开始每卷印3000册,每卷一出,数日内即告售空。  
自明末清初西学传入至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过渡期。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首次成批的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但时代的局限制约了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科学技术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这不仅表现在当时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中,初步采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而且表现在西方的部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理论,以及新的科学技术概念和观念,在社会的上层,包括一般知识分子中间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学校、译书、科普刊物等科学技术的基础教育开始出现。然而,洋务运动时期只是中国科技近代化的先声,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还要延伸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科技具有了近代科学的特征 
甲午战争直至辛亥革命前,《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科学世界》及科学仪器馆等以"科学"命名的报刊书籍和研究机构开始在中国大地出现,中国传统上沿用不太明确的"格致"一词逐渐为"科学"所取代。 
从形态上讲,中国科技已具有了近代科学的特征。 
不仅如此,无论是基础科学新成果的引进和传播,科学方法的引进与应用,还是科学精神的倡导和发扬,以及科学法制化的探索,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在此时初步形成。 
2.近代科技与方法的引进与应用 
自然科学包括应用科学和基础理论两部分。 
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方科技的主流是军事工业所必需的实用技术,虽然也有基础理论的内容,但目的却是"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 
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亦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技引进的重点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方面,同时兼及实用技术。 
这是中国近代科技引进与发展在洋务和维新时期最大的不同。 
1)西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引进  
就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引进而言,洋务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所引进的科技成果往往比较零散和陈旧,时人评论说:"中国译出各西书,半皆彼中二十年前之著作,西人政学日出日新,新者出而旧者废,然则当时所译虽有善本,至今亦率为彼所吐弃矣"。 
戊戌时期注重翻译新书和及时引进最新成果,避免了洋务时期学术滞后之憾。如 
X射线在法国发现后两年,《时务报》在1897年即以《曷格司射光》为题做了报道; 
1902年居里夫人成功地提取纯镭,1903年留日学生就撰写了《说铂》文章; 
1896年奥国发明来复枪,丹麦为俄国制成破冰船; 
1897年德国研制巨型望远镜、法国医生创彩色照相术、美国试制成功电力机车…… 
这些新的科技发明,都在广有影响的《时务报》、《知新报》上做过及时和详细的报道。 
2)西方近代科学基础理论的吸收 
由于戊戌维新时期翻译人员增多,加之传播渠道的拓宽,西方近代科学的大部分基础理论基本上被吸收到中国来。 
数学方面:由华衡芳和傅兰雅合译的概率论专著《决疑数学》1896年首次刊刻,1899年贾步纬又译出《弦切对数表》,三角函数对数表引进中国。 
物理学方面:有关近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重学、声学、光学、热学、电磁学等分支科学的内容,基本上都有了正确的了解"物理学"这一科学名词开始正式使用。 
化学方面:1900年杜亚泉在《亚泉杂志》上发表译文,介绍当时已确认的76种元素概念(比洋务时期增加了11种),旋又发表《化学原质新表》、《钙之制法及性质》;虞和钦发表《化学周期率》等文,使中国化学出现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之分。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近代天文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此时不仅基本完整地被引进中国,而且一代维新志士还将此应用于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一时成为激励国人救亡图存的武器。 
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曾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利器,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准备。  
特别是严复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着力宣传,并发表《原强》介绍给国人,特别强调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核心内容,对变法维新起到了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其影响已远远超过了科学技术本身。 
3)注重科学方法的应用 
实验方法、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是科学技术能否近代化的关键,也是奠定近代科学的三大支柱。戊戌维新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对此科学方法的引进与应用。 
实验方法 戊戌时期,人们已开始认识到"泰西各种实学,多籍实验始能发明",实验当以置器为第一要义。为此,人们对购置科学仪器较为重视。  
谭嗣同组织金陵测量会时,就曾凑集了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叠测仪、地平仪、罗盘、陆地记里轮、水银风雨表、量风器、量雨器、量潮器等20多种科学实验仪器。 
农业科学方面的实验在戊戌时期发展较快,自1898年至1903年,即有上海育蚕试验场、淮安饲蚕试验场、直隶农事试验场、山东农事试验场等农业试验基地先后出现。 
1906年农工商部还专门设立了中央农事试验场,具体负责近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试验。 
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是此期传入中国最完整的一种科学方法。 
当时译介的西方逻辑学的著作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通俗的逻辑读物和教学参考书;  
主要有:田吴绍的《论理学纲要》(日本十时弥著) 
王国维的《辨学》(英人耶芳斯著) 
汤祖武所译《论理学体制图说》 
一种是探讨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方法,尤其是归纳方法的方法论专著; 
主要有:严复所译的《穆勒名学》(英人穆勒著) 
《名学浅说》(英人耶芳斯著) 
严复还身体力行地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逻辑学团体--名学会,系统地讲演名学。 
数学方法 戊戌时期,虽然像谭嗣同等人已认识到"算法为格致入门之始"的道理;康有为在其著《人类公理》时也曾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方法和编写形式来构造自己的理论,但由于没有专业科学家的介入,数学方法并没有被介绍到中国。  
尽管如此,戊戌时期人们对近代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中国科学研究已有了注重方法论的趋向,也是一个重要的趋向。 
3.近代中国的科学救国 
在注重引进和应用科学方法的同时,戊戌时期人们还相当注重科学的功利精神,而功利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科学救国。 
就维新志士而言,他们普遍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可以救中国,但其前提是荡涤封建蒙昧,提高民众知识程度,而只有科学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就一般科学家而言,他们认为,只有近代科学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农、工、商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大力发展,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4.建立中国科学技术新体制的探索 
戊戌时期人们还开始了探索建立中国科学技术新体制的尝试,其主要表现就是设立学会,创办报刊;试办科学研究机构;奖励发明创造,实行科技立法。 
1)设立学会,创办报刊 
建立自然科学学会在中国始自戊戌维新时期。 
维新派普遍认为,组织学会,对于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维新变法运动,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全国各地大量建立政治性学会的同时,一批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学会也开始出现。 
1895年欧阳中鹄和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浏阳办"算学社",又称"算学格致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团体。 
1896年,罗振玉和徐树兰在上海创办务农学会;邹代钧在湖南长沙创办地图公会。 
1897年,杨文会和谭嗣同在南京设立金陵测量会;龙泽厚、吴仲韬在上海设立医学善会。 
1898年,江瑞清在湖南龙南创办致用学会;罗辉山、何盛林在湖南郴州创办舆算学会; 
其他如浙江、温州的农学会,奉化的农学学社、上海算学会、长沙地学公会、福建算学会、上海名学会、湖北质学会等,这类学会一般是学习和讲求一门自然科学,有些办得还颇有成效。 
一批纯自然科学的杂志在戊戌时期也开始出现。 
1897年1月,由陈虬任主笔,浙江瑞安利济医院学堂创办的《利济学堂报》半月刊,是中国创办的第一种医学刊物;  
5月,上海务农总会创办了中国第一种农业科技杂志《农学报》; 
7月,黄庆澄在浙江温州自办第一种数学杂志《算学报》; 
1900年11月,杜亚泉创办并主编中国第一种自然科学综合性杂志《亚泉杂志》,主要刊载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地学等学科论文; 
1903年3月,上海科学仪器馆主办《科学世界》月刊,刊载数学、物理学、地学、气象学、生物学、化学等重要论文等等。 
2)试办科学研究机构 
地区性学会组织的普遍出现,为建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创造了条件。 
戊戌时期虽然没有成立过全国性的类似团体和机构,但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科学家之间或学科之间交流的必要,积极倡导有组织的研究。罗振玉、杜亚泉都曾有过设立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想法,惟因故未能如愿。  
1903年,周达改良扬州知新算社的旧章程,规定其宗旨为"研究学理,联络声气,切磋讨论,以辅斯学之进化" 。 
该社下设普通研究科、高等研究科、特别研究科、应用研究科,组织专人分门研习。 
自然科学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具体研究中没有取得明显成就,但却使中国科学由个人单独研究进入集体协作研究阶段,对全国性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建立有开先河之功。 
3)奖励发明创造,实行科技立法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在要求各种政治、经济权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求政府实行科技立法。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除了发布一系列奖励科学发明创造的法令外,7月13日还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实质上是中国第一个科技专利法。 
此章程共12款: 
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工程技术专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新发明、新发现和新创造进行奖励; 
同时规定奖励办法除分别给予世职、实官、虚衔、颁给匾额外,据其成果功用大小,准予专利50年、30年、20年或10年不等。 
此章程的颁行标志着以制定专利法规为核心内容的利,技立法的正式出现。 
据记载,此时福州人陈紫绶自创纺纱机器,经有关专家检验,认为灵捷便利,"实足以省民力而为当世合用之新法" ,政府遂发给执照,准其专利15年。这可能是中国人获得创造发明权的最早记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引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领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近代体系的雏形。 
第五节、近代中国科技体系的形成 
 中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学启蒙却对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科学》杂志的正式出版,标志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 
1.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制的实行 
1900年清政府颁布"新政"上谕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即联衔会奏变法事宜四条: 
设文武学堂、酌设文科、停罢科举、奖励游学 
20世纪初,颁行"癸卯学制",初步建立了自初等小学堂直至大学堂的近代教育体制。 
2.兴办学堂的热潮。 
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兴办学堂的热潮。据清政府学部当时的统计,1907年各省学堂37888所,学生人数1024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47995所,学生人数1300739人。一年之中学堂增长26.7%,学生增长26.9%,1909年学生数达1626720人,比1908年又增长25.1%。 
3.编印新式教科书 
新式学堂的建立,使原有的教材难以适应,编印新式教科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一时间,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纷纷编印各类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自1902年起,开始编印教科书,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职业学校图书等,其中即有许多自然科学教科书。 
新式学堂所开课程,除中国传统文化及政法财经外,自然科学也属重要方面。 
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广泛接受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对科技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派遣留学生热潮 
兴学堂的同时,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在清末掀起了热潮。 
早在19世纪40年代,即有容闳等人首批自费出国留学,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也开始派遣官费留学生,但那时的留学人数非常有限。 
20世纪初年,现实把留学与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游学译编》曾刊登《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明确提出:"惟游学外国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 
毗邻中国,又被时人视为楷模的日本遂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集中地。日人青柳笃恒曾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 
据考,1903年后开始出现留日热,是年留日学生人数由 
1902年的608人猛增至1300(1903年)人; 
1904年2400人; 
1905年8000人;1906年12000人; 
1907年lO000人; 
1908年3000人。 
留日学生把译书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手段。当时最有影响的几个翻译团体是: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国学社、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闽学会等。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留日学生翻译的多为政法类图书,但也有部分自然科学类图书被译介成中文,如泽田吾一著,赵缭译的《微分积分学纲要》(1907年),箕作佳吉著,杜新田、许家庆译的《动物学新论》(1909年),后来都曾一版再版。 
由于大量中译日文科技书籍的传入,一大批新的科技名词由日语转为中文,其中许多名词保留沿用至今,诸如科学、自然、物质、代数、物理、原子等。  
日文新名词被吸收以后,此前由中国译员和传教士由英文所创译的一些词汇逐渐被淘汰。 
为了适应形势,出版机构又不失时机的推出了名目繁多的解释新名词的字典,诸如《日本新名词》、《新尔雅》、《普通百科大词典》等工具书。 
辛亥革命之后,无论是兴办学堂,还是派遣留学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组建教育部,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此学制彻底剔除厂清末旧教育中的封建成分,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全新的近代教育体制。 
"壬子学制"自公布后共实行了10年之久,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1913年统计: 
全国公立、私立大专院校共114所,其中大学5所,专科学校109所。 
大学生人数3084人,专科37002人。 
各类中学1039所,学生117313人。 
师范学校314所,学生34826人。 
职业学校481所,学生34826人。 
小学校(包括幼稚园)共107286所,学生3485807人。 
就派遣留学生而言,辛亥之后,美国和法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聚集地,在大批欧美留学生中不仅出现了周恩来、李富春、蔡和森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且出现了赵元任、胡适、竺可桢、马寅初、杨光弼等教育家和科学家。 
多数人注重学习理工农医科学知识,是此期欧美留学生的特点。  
据1918年留美学生所学科目统计,1124人中,学习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者即达700多人(占62.3%)。 
清华学堂对庚款留美生的学业分布也有过测算,结果是:学理、工、商、农、医的占62.7%,其中学工程的占31.3%,学理科的占9.9%,学商科的占11%,学农医的占10.5%。其余的则是学文史哲的占7.2%,学政法的占24.5%,学军事的占2.2%。 
5.大量科技期刊的出现 
辛亥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传播和普及还表现在大量科技期刊的出现上。 
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全国创办的科技期刊多达100多种,其中自然科学期刊24种(综合性9种,数理科学9种,地学2种,生物学2种,气象学2种);技术科学期刊73种(综合性13种,工业12种,交通运输14种,农业29种,水利5种);医学期刊29种。 
在众多的科技期刊中,一些由科学团体主办的刊物水平较高。 
如1910年创刊的《地学杂志》; 
1913年创刊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会报》; 
1915年创刊的《科学》等, 
还出版《科学画报》、《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等书刊,广泛传播科学知识。这些期刊都在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科学社还经常开展科学教育、讲演、展览、咨询、图书馆等科普科研活动。 
1922年又创办中国民间第一个科研机构--生物研究所,取得一定科研成果,并派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了科研进步和国际科学的交流。 
自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农业、工程、医学等专门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地图说、进化论、相对论等各种理论和学说,都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输入、吸收、消化、接受的过程。 
一代又一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强国富民的立场出发,对传播和推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科学的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提升得越来越快,以至于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一起成为寻求中国历史出路的利器,它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 


第七章、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制度,是在废除了在中国推行长达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取士制度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科举取士制度对中国的官、私学校教育影响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之落后,归根到底落后在教育上,而教育的落后,就因为受专制统治者倡导和强制推行的科举取士制度上。 
第一节、新学与学堂的兴起 
  1近代中国人对科举制的态度 
八股文之为害,早已"为世诟病,不止一日,当明末朝士书愤,有断送江山八股文之语,有以大柬书于朝堂者曰,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晚生文八股顿首拜"。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 
1)清政府的全盘接受 
清政府入关后,以爱新觉罗氏为首的满洲贵族,靠屠刀无法平定的华夏社会,却靠八股文熄灭了汉族士人反抗的怒火。 
清政府全盘接受了科举制度。于是,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推行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和在明王朝已经牢笼了知识分子将近200年的八股文考试,在"留发不留头"的战火中又被祭起。士人们在战场上尽管可以慷慨激昂的抗争,然而却抵不住爱新觉罗氏皇权的谋士们所张开的,而且为他们所熟悉的名位爵禄包容与一体的科举八股考试文网的吸引。  
2)士人的"八股梦" 
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国士人,还在大做"八股梦"。这也是封建家天下的"八股"牢笼谋略。 
3)地主知识分子呼吁 "更法"  
鸦片战争后,许多开明地主知识分子,呼吁"更法",首及科举。 指出清政府提倡的"理学"和"考据学"的无用。为此,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要求向西方学习。 
然而,这种师夷主张,如果不加上"制夷"的目的,要在传统文化"夷夏之防"甚严、高度文化专制的中国,恐怕是连提也不敢提的,想实施它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4)早期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教育制度 
十多年后,一些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才用一种极为巧妙的表述方法,在既不伤天朝贵胄们的脸面,又能把夷人的西学引入中国之门的语句,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 
当时设想在中国按照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创办文、武大、中、小学堂。并把他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德国的教育制度做了介绍,强调欲"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则必须"使之练达西学制造、文字、语言、政令、风化"等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知识,总之"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  
5)资产阶级维新志士的废科举,兴学校  
甲午中日战后迅速掀起的维新思潮,其重心,首在废科举,兴学校。 
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对科举考试的害处,说得十分沉痛。 
光绪为之动心,遂决定废八股,并于五月初五下达了废八股取士,考试时务策论的诏书。 
6)保皇(守)派议教育 
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他同样历数科举之积弊,主张变通科举。 
梁、康、张,三人两派,立场不同,角度不一,但就科举制度的看法却颇为一致,都认为科举非根本改造不可。当一种制度在统治阶级不同派别间一致要求废止时,其制度本身必定离结束,为时不远。  
2.废科举与兴学堂 
义和团的狂飙,八国联军的铁蹄,使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慈禧太后仓促逃出京城,过了一段流浪生涯。清政府推行变法,进行"新政",势不可挡。 
清末新政涉及内容颇多,其中教育制度的变革最为显著。 
1)废科举的呼声 
1901年清政府下诏并于第二年废止了八股,但科举仍未逐出历史。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遂上奏亟呼废除科举。 
1905年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中,进一步强调了停罢科举的紧迫性。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明令废止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即停"。 
1905年12月又谕令设立学部,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自此教育行政才从礼部中独立出来。 
从非议、抨击到最后废止科举,前后经历了数百年的时期,这是耐人寻味的。但它的废止,改变了久遭訾议而不可触动的传统教育制度,做成了戊戌维新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 
2)改革的关键-人才培养 
在近代中国的改革潮流中,呼唤人才始终是中心题目。从龚自珍"更法"提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日起,几乎所有开明的、进步的中国人都议论过这一话题。 
更多的人能了解人才培养的意义,是在庚子事变之后。 
然而,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旧的教育制度是无法培养出来的。科举制度窒息了莘莘学子们的创造意识,经过理学注释的经书,奴化了士人们的个性。于是,时代呼唤着兴办新式学堂。 
1901年8月,清政府颁"兴学诏书",鼓励兴办学堂,指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嗣后几年间,各省先后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至1909年全国各类新式学堂近59117所,学生人数逾160万。派遣留学生,尤以赴日本者为多,至1905年底,留日学生总数在8000名以上。 
3)新学制的产生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式学堂的设立,留学生的派遣,新的学制应运而生。 
最早的两部学制分别是《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前者,因欠完备而未施行;后者,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都做了具体规定,并经法令正式公布在全国实施。 
△《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包含着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 
从纵的方面看,整个学制分三段六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设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另设蒙养院,不在正式学制之内。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五年;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 
从横的方面看, 
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 
与中学堂平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按照这个学制的规定,儿童从7岁入学到通儒院毕业长达二十几年,年龄要到30岁,即使不将通儒院计算在内,学龄也长达21年。 
"癸卯学制"公布后,各级教育体制曾有一些修订和增删,其中重要者,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从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小学教育一律改为四年,为义务教育。 
另外,还通令设立半日学堂、平民补习学堂,专收贫寒子女,不拘年龄、不收学费等。 
总之,"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这个学制的建立和施行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的官学、私学和书院等学校形式,为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从此新的教育制度代替了旧的科举制度。 
尽管这一学制在教育宗旨、课程设置以及奖励出身(秀才、举人等)方面,还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贯穿其中,但残余毕竟是残余,主体上教育的内容改变了,取士的制度改变了。它对旧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大,民国以来"壬子癸丑学制",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学制演变而来的。 
《壬子学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封建统治后,次年元月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推进教育改革,首先将清政府的学部改为教育部,并任命民主教育家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作为改造封建教育的第一道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便于1912年的1月19日向全国颁布。 
其内容总共14条,概括起来,约为八项: 
(1)所有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其监督、堂长等一律改称校长。  
(2)初等小学校实行男女同校。 
(3)各科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的宗旨,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 
(4)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5)小学手工科,应加注重。 
(6)高等小学以上体操课,应注重兵式。 
(7)中学校为普通教育,丈、实不分科。 
(8)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的制度。 
与此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11条,对清末之封建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 
接着蔡元培又于2月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五育"并举的思想。 
9月2日教育部颁布新的教育宗旨,其内容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9月公布《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也叫1912-1913年学制。 
次年,又先后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于是总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也叫1912-1913年学制。 
/ 该学制从六岁入学到二十三四岁大学毕业,共需十七八年,分三段四级,有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个系统。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两级: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可升人高小或乙种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可人中学或师范学校、甲种实业学校。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修业年限四年,毕业后进人大学、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大学本科三或四年,预科三年。专门学校本科三年毕业(医科四年),预科一年。 
除上述小学、中学、大学的普通教育系统外,还有师范教育系统,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 
师范本科四年,预科一年; 
高师本科三年,预科一年,地位分别相当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 
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均为三年毕业,包括农、工、商以及商船诸类。地位分别相当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两个阶段。 
另有补习科、专修科、小学教师讲习所等为上述学校附设或特设之学科。  
在课程设置方面: 
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 
初小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 
高小除初小已有课程继续深入外,增设本国历史、地理、理科,男子设农业,女子仍有缝纫。并视地方情形加设英语或其他外语。 
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设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各科再分若干门。 
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 
高等师范以造就中学和师范学校之教师为目的,除设有普通学校之各种课程外,还设有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科目。另外,还增设社会生产、生活实用和教育理论等科目。各级师范学校的学生均享受公费待遇。  
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与技能为目的。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实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亦得应地方需要,授以特殊之技术。 
《壬子癸丑学制》与清末《癸卯学制》比较,有着明显的进步。 
1)新学制基本上废除了受教育权利上的两性差别,除大学不设女学外,其他各类学校都可以设立女学,反映了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 
2)取消了前清末年专门为贵族所设的贵胄学堂,废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限制,废止了清末按等级奖给毕业生以科举出身的规定,禁止在教育工作中实行体罚。 
3)小学废止读经课,大学取消经学科,加强了中小学的实业学科和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特色,体现了资产阶级实利主义教育宗旨。 
4)特别是新的教育宗旨的颁定,批判了清末学堂的办学宗旨,否定了封建君权的绝对权威,否定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进步,也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二节、士大夫的角色转换 
  中国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换,尤其是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使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甲午战争以前,士大夫阶层的变化并不很大,其变化的动因,依然受到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其变化的范围依然局限于平民与绅士阶层之间,其本身仍然属于封建社会结构内的自身成员之间的流变。至于士商之间的流变则与洋务运动有关。 
1.近代士人变化的动因 
洋务运动以后,随着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日趋精细,中国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开始有了变化。 
1)经济利益的驱动 
传统的功名爵禄已不再是社会惟一的价值指向。 
传统社会中一向被人瞧不起的商人,洋务运动后,竟对一向居四民之首的士人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所谓"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 营商业者"。正是对时人价值取向的忠实记录。 
2)对传统"义利之辨"的诠释 
这种变化,除因洋务运动的推动而外,恐怕与平(遥)、祁(县)、太(谷)一带人们对《四书》、《五经》的特殊理解以及对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的诠释有关。 
所谓"利以义,心纔足,交以道,人方睦","守义以经营,玉积金堆,不比浮云富贵;秉公而贸易,货真价实,攸然达士风流"等诗句、对联,在这一带人们中普遍流传,这不仅是平、祁、太一带人们对传统文化"义利之辨"的特殊诠释,也是这一带商人对传统社会四民定位"首士末商"的理直气壮的抗争。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这种词、文的依据都来自儒家的经典,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有这些,说明洋务运动以后,沿海一带的社会在变,内陆省份的社会亦在变。不过,所有这些变化,还局限于士、商之间,还属于家庭、个人在从业方面的自由选择,并不含有任何社会改革的强制性。3)对民族危机、国家前途做出的自我抉择 
出于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而做出的自我抉择。甲午战后十分明显。 
状元张謇于甲午战后放弃翰林院编修而混迹于被士人们一向瞧不起的实业,奔走呼号,以实业救国职志,创办大生纱厂,其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他们都由于民族危机,救国意识觉醒,自愿地由士人阶层行进到工商行列的社会流变。也可以说是在爱国思想的支配下,士大夫角色的自觉转换。 
4)追求上流社会为目标 
士阶层趋利的社会流变,其身份愈来愈高。 
最初之向新式买办流人者多属商贩、学徒、游民之类,洋务运动中,渐有一般士人和低级官员。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买办职业的优厚经济收入以及有外国领事裁判权的庇护等特殊的优越地位,最终也成为上流社会追求的目标。  
近代中国的洋行买办,虽有依附资本主义洋行的一面,但当他们的资本有一定积累并开始独立经营企业时,往往又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显著特点,这是半殖民地中国赋予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 
在整个社会流变过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的。 
他们的经济力量,对于牢固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等级身份结构以及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分解和破坏,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都是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辨证看待的。 
2.士阶层的角色转换 
士阶层的这种角色转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实业救国高潮中的蓬勃发展,随着新式学堂的设立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清政府"新政"的推行,大大加快。其具体表现: 
1)旧士人向新士人的靠拢 
有功名的士大夫,从戊戌维新开始,到20世纪初年群趋西学,他们一改传统的学风,对于圣经贤传,皆束之高阁,而对新式学堂的教育、外语、专门技艺的训练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土们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新学领域。"新政"期间开设的各类新式高、中等学堂,一开始几乎全都被士绅们所独占。 
许多法政学堂则专门开设"绅班",选招"举贡生监……入堂"学习。 
此外,他们对出洋留学也十分积极。1906年3月的一次赴日留学的浙江籍学生,其中举贡生监就达100余人。 
2)新士人超过旧士人 
新式士人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学堂的设立,在数量上大增,已经超过了旧式士人。据清政府学部统计,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学校数由719所增加到52000多所,约增加73倍;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学生数由6943人增加到1562170人,增加了225倍。 
旧式士子有多少,没有精确的统计,张仲礼先生估计19世纪下半叶,正途的绅士人数,大约是91万。如果这种估计大体不错的话,新、旧型的知识分子加起来应有240万人之多。  
新式知识分子固然是学新学的,而旧士人,又纷纷研求新学,转向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这一大批由旧趋新或从学堂走出来的新式士人,他们或在改革的推动之下,或在革命思潮影响之下,走进企业,走进学堂,走进报馆,加入军界,做律师,当记者。 
3)追求新学与科学之风弥漫 
当时几乎所有新兴的职业都是由这一批人所承接。在他们的奔走呼号,宣传鼓动之下,整个社会开始趋向重视科学。 
4)国家观念、主体意识普遍增强 
与这种追求新学与科学之风弥漫的同时,绅商的国家观念、主体意识普遍增强。1905年全国掀起的反美爱国运动,商界所发之宣言曰:"窃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虽分四民,而士商农工俱为国民之一分子……方今拒约事起……而实行之力,则惟商界是赖。" 
这种国家观念与主体意识,不仅在沿海、沿江一带之大城市体现得比较明显,就是在远离沿海、地处太行之颠的山西也有表现。 
5)挽救中国投笔从戎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新式士人,他们在经受了维新思潮的洗礼和革命思潮的推动下,觉得要挽救中国,非推翻清政府不可。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和曾经有过功名的旧式士人纷纷到清政府编练的新军中应募。 
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1.5万人(按:李春萱回忆为1.6万多人,熊秉坤回忆为1.87万多人),纯粹革命党将近2000人(均是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或受新思潮洗礼的旧式士人),经过联络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1000多人,其余则是摇摆不定的。 
除清政府控制较严的新军外,多数地区新军中革命或同情革命的力量到武昌起义前夕,也大都逐步取得优势。 
这一批新式士人加入清政府的新军,使新军士兵的觉悟很快得到了提高,使其由清政府的卫队,变成了这个封建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与这批士大夫角色的转换,即新式士人从军有着直接关系。这是时代所使然。 
这些士人,尤其是旧式士人,在科举制度废止之前,他们是封建王朝通过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专制制度的接班人和卫道士,即使个别先进人士意识到这种制度的弊端,提出变革它的主张,但只要科举制度不废止,那么,麋集在这个制度之下追名逐利的士人,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清除净尽。而破除这个为害五百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断绝靠科举侥幸获取功名的士子们希望,则是促使其走向新式学堂,从而成为选拔有用人才的最根本的条件。 
旧式士人们急切地为谋生存而转换着自己的角色,与新式士人一起成为近代中国前进的推进剂。 

第八章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动 
第一节、 中国传统生活的画面  
  人们的社会生活常常受到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的强烈影响,受到时代的风俗习惯、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更受这个时代特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制约。  
在中国衣食住行不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简单需要,而被赋予强烈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的同时肩负着维持社会伦佗理秩序的重任,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差别,不仅是他们的经济地位的不同,而且也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相差悬殊的外在表现。 
为了防止人们逾越界限,清政府继承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创建和维持的各项制度,法律上制定了像《清通礼?冠服通制》和《清律例?服舍违式》这样的法律条文,在实际生恬中更是通过道德伦理的教化宣传和社会风俗的约束制裁等各种手段严格维持,不容破坏。  
1.清代社会生活-衣 
服饰 封建时代官吏的服饰依官品不同具有严格区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衣服冠履的差别大量表现为家境贫富的不同。达官贵人的衣服鞋帽穷极华丽。富室妇女的穿着打扮色彩艳丽,大红、青紫、藕荷、月白、天青等色,或净面,或绣花相互搭配,务趋华美。至于多数普通百姓则仅仅布衣素服也往往耗尽终岁收入。有的地方"冬无棉衣衾者十室三四"。甚至败絮裹身鹑衣百结者城乡各处无地不有。 
无论是多么奢华绚丽的服饰还是普通的布衣素服,绝大多数都是城乡手工业者的手纺家织产品。很多人家靠自己纺纱织布,自己裁剪缝纫满足基本的穿着需要。 
在那些手工纺织不甚发达的地区,家庭纺织也是农民日常生产的重要方面。随着明代以来棉花产地的扩大和单位产量的提高,棉花在中国人民衣着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棉花以轻柔保暖、易纺绩、坚实耐穿的特性成为城乡人民首选的衣着原料,丝绸绫罗非官宦富室绝少穿用,麻葛之类则逐渐退到次要的位置了。 
清代服饰的主体制式为袍褂,男子穿长袍,外罩马褂;女子着旗袍、裙装,外套短袄。夏服长衫轻薄凉爽;冬衣棉袍、皮袍厚重笨拙。 
衣服的宽窄长短也随着社会风气的流行和时尚的变化而变化。 
流风所被追逐时髦的人纷纷效仿,由宽而瘦,至于紧裹其身;由瘦而宽以致袖阔盈尺。 
大致近代早期衣尚宽博,以后逐渐向窄狭演变。 
北方寒冷地区居民以及官员富室冬季多穿皮袍。而清代对于毛皮使用也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即使身为官员,不达到一定品级的人不能随意穿着各种细皮。 
王公以下不许用黑狐皮;五品以下不许用貂皮猞猁狲;八品以下不许用白豹天马皮。 
同时还规定,奴仆、长随、优伶、皂隶只许穿骆皮、羊皮。因此北方冬季民间多穿棉袍和羊皮长袍。 
衣服之外,清代对于人们的日用冠履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其中最突出的要数从清初开始实行强令汉族男子采用满族习惯薙头辫发,并以此作为归顺清政府统治的标志。此后终清一代,除了太平天国控制的有限地区和有限时间以外,长辫子成为中国男人的最鲜明标志。 
妇女缠足的陋习到清代,居于统治民族地位的满族妇女不缠足,但汉族妇女缠足的风习不仅没有得到遏制,相反在各级封建统治者和其他封建势力的鼓励下却愈演愈烈。 
2.清代社会生活饮食 
饮食 饮食习惯具有强烈的民族传承性,也受着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影响和制约。饮食上最基本的差别是南北差别。 
南方稻作农业区以稻米为主食,北方旱作农业区则以菽麦粟米为主食。这只是大概的区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米麦之类的细粮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产量过低、价值较高,加上地主、官僚、富商和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使普通百姓贫困化,小麦之类的细粮很难成为普通百姓的日用食料。 
玉米、高粱、粟米、番薯、土豆及其他粗杂粮倒成为普通人家经常食用的东西。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小麦的平均亩产量极低,非官宦富室几乎没有人家可以把小麦作为主要食品的,他们平时也无所谓副食可以食用,食肉的机会更加罕见。当历史进入近代的时候,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在华北平原地带,"民间地亩不皆种麦",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食用需要,从明代以来,玉米、番薯、高梁等产量相对较高的作物的播种面积迅速增长,希望以此来增加粮食供应。 
河南向来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但是所出产的小麦大都运往城市销售,农村居民鲜有食麦者。 
东北和西南广大地区的民众也经常用玉米等粗杂粮作为主食。这还是丰收年景的情况,如果遇到较大的水旱灾害,就只能靠吃草根树皮以苟延残喘了。 
南方稻作区自然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稻米成为城乡居民几乎惟一的主食。甚至在更为富饶的广东、江苏各地,尽管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养鱼、种蔗、栽桑、植棉.但依靠邻近省份的接济补充,稻米供应还基本能够满足日用需要。在近代西方机器工业产品还没有取代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以前,南方发达地区的农民依靠农工兼作勤劳度日,平常年份还可维持基本温饱。 
城市的普通居民大多以"庸贩艺业为生",属于"肩挑负贩自食其力之人"。但是城市是工商业集中的地区,城市按它的规模大小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而具有大小不同的食物和生活品供应范围。城市居民的食物供给条件普遍比农村要好。不仅细粮在食物构成中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农村,而且主副食的种类和花色也远较农村丰富。 
城市也是社会分化程度更高的地区。聚居在城市的官僚富商等显达人物与广大城市平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势若天壤,他们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别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皇帝后妃亲王大臣等经常过着一席千金、酒池肉林般的生活,就是那些富有的商人和城居地主也常常是奢侈挥霍,无所顾忌。 
然而在北京的一些妇女"每日荷框游行各胡同中,专收人家破烂纸张破碎布条",用这些破烂杂物换取生活用品。 
中国饮食文明,南北各地依据各自特有的自然条件和物产特性,创制发明了各自独到的食品加工形式,著名的八大菜系就是典型。 
3.清代社会生活-住 
房屋与居住环境。居住具有鲜明的等级界限。从公侯贵族高阙巍峨的宫殿庙堂到普通百姓的泥屋草舍,显示出各阶层在财富、权利和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距。 
清代统治者以法律手段保证公侯百官在居住方面高于普通百姓的权利,限制庶民百姓在房屋建造和居住方面的规格。  
《清律例》规定,一、二品官员的房屋厅堂七间九架。正门三间五架;三至五品官员厅堂五间七架,正门三间三架;六至九品官员厅堂: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庶人厅房不得过三间。此外法律还对房屋的装修、彩饰等做了等级限制。 
按照这些规定,贵族官僚的宅第不同于普通百姓,不仅外观上宏阔高深、飞檐斗拱、装饰豪华,而且其名称也与普通庶民的房屋不同,常常以某某宫殿、某某府第、某某公馆或某某第、某某堂、某某宅称之,门额高悬,望之森然。庶民百姓即使家境富有,财力充盈,可以建造数十所甚至上百所房子,但每所房屋的厅房都不能超过三间。  
北京的四合院、山西的平遥古城等大量明清时代的民居建筑往往以三间、五间为多,就是这种规定的反映。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或者囿于统治者的行政控制的覆盖能力,或者得到当局的某种默许和纵容,居住逾制的状况也时有存在一些地主富商高利贷者利用他们的经济和社会优势兴建起高楼大厦。 
在山西最为著名的如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榆次的王家大院等。 
在南方经济文化发达、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房屋建造更是极其华丽优雅。今天仍为著名文化遗产的苏州园林式建筑,历史上大多数都是从私家住宅发展而来,像拙政园、蠡园、狮子林等,即使这里的民居建筑,也是独具风格,粉墙黛瓦,小桥人家,是苏州一带民居风格的典型形式。它们和普通庶民百姓居住的房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广大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十分低下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十分低下。 
直隶河间县,"乡村多置草舍,城市通衢,或用陶瓦加粉饰,其内房则皆筑土为墙,诛毛代瓦"。 
房屋居住模式中的尊卑之别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讲究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讲究人们之间的上下尊卑和伦理关系。传统的房屋居住分配模式也显示出明显的尊卑之别。 
4.清代社会生活-行 
交通 在近代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各地交通以人力、畜力为主。南方水乡地带的水上运输也往往辅以人力牵引。 
陆路交通工具 
畜力使用以牛、马、骡、毛驴和骆驼为多,各地根据自然条件、人民经济承受能力和饲养习惯等选择不同的牲畜,大致南方人民饲养牛、马,以牛为主,中原地区人民多养骡马和毛驴,北方和西北除骡马、毛驴外还饲养骆驼用于拉车服远。畜力在交通上主要有两种使用途径,一是使用畜力拉车,一是直接用牲畜驮载。 
从西北、内蒙经大同、张家口至北京、天津的庞大驮队,将大量的毛皮和其他畜产品运到内地,再将中原地区的生活用品转运到内外蒙古及西北地区,远的销售到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著名的恰克图互市,驮队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拉骆驼成为河北许多农民农闲时的重要职业。中原一带平原多大车。  
畜力还大量用于骑乘,是为人员往来的重要工具。中国古代有发达的驿站交通系统,官方驿递四通八达,所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匹。民间交往乘马骑驴者更是各地均然,在华北平川民间还发明了驴轿这样的比较舒适的骑乘工具。 
水上交通工具 
水上交通是传统交通方式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这里的城市乡镇居民都凭河而居,市河、街道交错,津梁环互。市河两岸有码头、石板路、商店、铺房和人家,船舶为当地居民生活必需,每天停泊在市河上的航船多达数百条。这种发达、廉价的水上交通系统对于江南地区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最繁荣的地带,对于江南人民享有相对富裕兴旺的社会生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力运输在社会生活中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山区车马难行的地方,肩挑背驮历来几乎是惟一的运输方式,许多地方背箩是农民的主要运输工具。 
使用人力的还有轿子。简单的如滑竿则只有两根竹竿中间加一把竹椅而已。 
人力也是城市的一种重要的交通手段。上海"邑境水乡,有舟无车,陆地运货向用人力。咸(丰)、同(治)以来,始有小车(俗名江北车),后又有人力车(俗名东洋车)、马车,载货则有踏车,然但流通于北市"。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城市的货运基本依靠人力扛抬。各等级的城市都集中了一大批以扛抬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扛抬工人为争夺生意分段把持街道,控制行市,这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汉口等地都严重存在。 
无论使用牲畜还是使用人力,传统交通运输的共同缺陷是速度慢、效率低、耗用人力成本高。 
像中国这样的疆域范围辽阔的国家,从北到南行走常常需要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大批量货物的长距离转运也不能不出现人力物力的巨大耗费。 
第二节、西方生活方式的传入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多的领域就是社会生活领域,举凡衣、食、住、行、用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都刻印着西方的影响。这些变化都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是伴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传入发生的。 
1.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双重影响 
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具有强烈的选择性,但西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代表着社会生产的前进方向,其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也是难以抗拒的。 
如果说19世纪初期以前,清政府的王公大臣们接受和选择西洋钟表的行为还具有强烈的、封建末世的统治者所特有的贪婪和奢靡成分的话,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接受和选择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过程则具有了双重的影响。 
一方面,西方的一切是伴随着大炮和殖民主义野蛮侵略强行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它既破坏了中国长期安定、宁静的社会环境,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承受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这就不能不激起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强烈反抗。 
另一方面,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器具、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又有一定的先进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就对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起了强大的破坏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新变革。这又极大地调动了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自觉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思想的积极性。 
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必然进一步加深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 
2.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 
首先发生在物质生活的衣食住行诸方面。西方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普遍、最深刻的是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身上穿戴的东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土布在中国人的穿着中所占有的地位逐渐地让位于洋纱布、洋布。这一变化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结构的最后崩溃。人们都说中国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那么,这种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  
在传统的生产方式领域,所谓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主要是说,农村不仅生产社会需要的粮食,而且生产了全社会所需要的大部分生产和生活用品。在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 社会生活方式突出地表现出它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农民与手工业者不分,农业之外的几乎所有时间都被用来生产手工业产品,不如此就无法维持生活,这就是传统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况。  
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制成品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渐解体,传统的生活方式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洋布逐渐取代土布成为中国人主要的衣着用品。起初还有所谓用洋纱手工纺织的洋线布的市场,渐渐地人们身上穿着的主要是洋布了。家庭纺织之业逐渐消灭。 
3.到城市谋生活的农民 
洋纱、洋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衣着穿戴的变化,它还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活模式。人们不得不开始到农业之外的城市去谋生活。 
上海是近代中国受外来因素影响较早也是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地区,上海的机械工业发展也比其他地区较早。 
上海邻近地区乡村发生的变化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内地发生的过程虽然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上海所发生的变化预示了一种方向,一种朝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方向。这将全面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4.最早接受西方影响的群体 
近代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的影响过程大致是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逐步推进式地发展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沿海城市的人民是接受西方影响最早的群体。 
他们吃的是机器磨制的面粉、大米,饮用自来水。 
有的城市还逐渐发展有西式餐饮业,譬如在上海,"遇有佳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敬"。生活方式尽量模仿西方的做法。  
一般贫民也可于此巨变中时刻感受着西式生活的影响。英国人呤俐叙述1859年他在广州的所见时说:"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额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 
甚至最具中国民间特色的迎神赛会,也雇用了西洋乐队为之伴奏。 
5.城市商业的发展 
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西方的使用器具和生活方式借助市场的媒介作用迅速在各大城市流行开来。 
市场扩展到哪里,西方的影响就在哪里滋生。市场扩展到哪里,传统的旧的生活方式就跟着发生了改变,乡曲里巷无一例外。 
远在西南的云南省也逐渐地被洋货占领了市场,人民生活随之发生转化。清末,社会上滥用洋货之风有一日千里之势。 
一股崇洋、用洋之风席卷了整个社会。这是生活方式新旧交替的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令人困惑,令人焦虑,但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6.旧礼教秩序的崩溃 
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了礼法秩序的松弛。旧的礼教秩序化为强固的礼教风俗和身份观念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被固定化,固定为穿衣戴帽的定性模式,固定为居室舆马的规定等级。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开始松动,在商品市场的潮流中被逐渐销蚀、磨损,在新的生产方式的震荡中开始崩溃。  
生活方式趋于铺张豪华,传统礼法的束缚趋于松弛 
首先表现为生活方式趋于铺张豪华,传统礼法的束缚趋于松弛。这在传统观念看来既是一种奢侈颓风,又是越礼犯分的邪恶行为。数以万计的农民被迫脱离了世世代代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跑到大上海十里洋场的工厂和各种服务业里讨生活,他们不得不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一种和城市节奏相协调的生活模式。这种新生活必将彻底地把他们塑造成新的人。 
旧农村生活方式的传统礼法秩序失去延续的根据 
当农民脱离了旧的生活模式时,那种世世代代束缚着中国农民的礼教秩序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权威。即使是普通百姓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变化中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顾虑什么服饰制度、身份限制,而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衣着打扮;他们不再靠徒步行走去上班,而是采用了自行车和更高级的电车、汽车;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街头巷尾作为草鞋帮的成员看看那种草台班子的俚俗表演,而是进到戏园、影院中去观看最流行的节目。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千奇百怪的繁华世界,创造着多种多样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旧日的那种基于缓慢节奏的安静的农村生活方式的传统礼法秩序失去了延续的根据。就拿坐车来说,电车成为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成为士、农、工、商各阶层在城市活动中的必要交通手段,旧的那种对衣食住行的严格规范至此完全被打破。  
妇女改变主内的家庭角色,成为真正的社会成员 
大量的妇女离家外出谋生,成为有独立经济能力的自由的社会成员,这使她们能够逐渐摆脱旧道德的约束,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她们出入茶肆、酒楼、烟馆、戏园,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不仅这样,城市妇女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冲击了旧式的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一些离开乡下家庭进城的妇女,由于日久濡染,留恋城市生活, 
原来的家庭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她们不愿重新回到农村去,随之也舍去了旧的家庭。在男女社交方面也逐渐出现自由的、基本平等的交往新形式。  
妇女进工厂做工,这是中国妇女摆脱旧礼教羁縻的第一步,此后随着男女自由交往发展而来的还有兴女学、禁缠足、主张男女平等的呼声,直到婚姻自由,种种变化都昭示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在城市化、市场化的潮流中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了。 
新式教育下成长的新青年 
推动近代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播散的一支重要力量是那些在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设西式学塾,对中国孩子施行西方化的教育。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清政府和一些开明的封疆大吏又兴起一股办洋务学堂的热潮,同治十一年(1872年)派出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留美学生。尽管对洋务学堂的成就和不足社会上议论颇多,留美学生也因所谓习染"外洋风俗"而被撤回。有人批评幼童出洋留学,"习染坏习,甚有去中国之衣冠而易西装者,即回华时仍易华装,而其性情脾气居然与西人无异。此等人而回华,势必起居食用一切不便,是不过多一西人而已"。从类似的指责中我们不难看出西式教育对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 
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在义和团失败之后。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长,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数大大增加,他们在全国的分布也更加广泛,这对推广新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三节、平民生活的水准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交织着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剧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包括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持续对立。对于中国广大平民的生活水准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 
1.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 
农民的生活水准。在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中国农民遭受了更为沉重的剥削和压迫。 
一方面传统的农耕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被打破了,农民生活所需的日用物品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供给,生活费用日益提高;  
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水平却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 
为了维持生活,许多农民不得不向地主佃种土地,将收获物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地主高利借贷粮食的现象全国各地无处不有。陕西武功县的贫民"每当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辄向宫室乞贷粮食,如借麦一斗,至收获后还一斗二三升不等,名曰’食颗颗粮’"。 
此外佃农还要遭受地主额外的需索和剥削,在山东临清一带,作佃农的至少须有一男一女,他们在农闲的时候得听由地主使用。男的为地主赶车,转运货物,女的为地主家庭烧饭、洗衣、扫地、看护小孩以至饲养牛马等。地主只供给他们饭食不给工资,这叫"打里工"。如果佃农的妇女不愿意做这种劳动,或实在不能做的,则每年必须对地主,出一两元金钱,这叫做"包里工"。 
各种剥削相交织,农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河北省滦县,人民生活"冬夏皆饮水,非世家、商贾无饮茶者。其食皆以粥,贫者粟不容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遇农作时则易之以高梁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坚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谓之’换饭’"。乡村居室大多是茅土房,围以土墙、篱笆,猪圈、牛棚错落其中。 
近代中国农民中最困苦的是雇农。雇农没有自己的任何生产资料,许多人也没有自己的生活资料,完全靠给地主打长工维持生活。他们的劳动最苦重,劳动时间最长,受的剥削最重,生活待遇也最低。即使在乎均生活程度比较高的广东省,雇农由于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常常遭受地主最苛刻的待遇。  
2. 近代中国工人、城市平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近代工人阶级主要来源于农民。 
以上海来说,上海近代纱厂的工人、棉纺织工人、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大多数都是从江苏太湖周围的农村以及苏北的贫困乡镇迁来的农民。 
从人口过剩的山东等地涌人城市的农民成为华北和东北的矿山、工厂的主要劳动力。 
在自然灾害、战争等动乱的岁月里,大批的灾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1849年汉口水灾,大量农民逃难来到汉口。 
上海也是近代吸引农村逃难人口最多的城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上海就成为江南各地乡村人口避难的最大场所,这一时期成为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城市发展也具有强烈的半殖民地城市特点,主要是城市的工业结构单调,工业基础极端脆弱,许多大城市实际上主要是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廉价农产品输出的码头。 
近代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特殊过程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历程,预示着工人阶级生活道路上无穷的艰辛和苦难。 
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差,劳动时间长,但得到的劳动报酬却极低,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虽然比同一时期的农民的生活状况稍好一些,但是与同一时期世界主要国家的工人生活状况相比则要差得多。 
据调查,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费用中,1922年,伙食费占63.1%,房租占15.7%,衣服占10.6%,其他占10.6%。同年,北京的工人家庭生活费中,伙食费占7O.6%,房租占11.1%,衣服占6.7%,其他占8.7%。 
食用品的支出占了工人家庭支出的最大部分。 
在华南、华中地区,日常饭菜,就是几碗米饭、汤、菜。 
在华北,北京地毯厂工人每天只吃两餐:窝窝头、生姜及大碗汤,或汤面、酱小菜及生葱,一月只吃一次肉(每人每月伙食费平均至多不过三元左右)。 
天津久大精盐公司的住厂工人,1927年的食品为馒头、窝窝头、油条及小米粥。所食菜蔬,冬为白菜、豆腐,夏为小葱、萝卜等物,亦有不食蔬菜,仅以油条、咸菜配食者。但是该厂的住家工人由于家庭负担情况不同,生活状况有较大差别。 
在住房方面,城市工人阶级家庭的居住状况非常恶劣。特别是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中,工人家庭的居住状况甚至难以想像。 
不仅如此,在中国近代城市里,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睡于马路边、屋檐下,以破报纸和广告纸盖身。居住状况之可怜可叹,实为中外历史所罕见。 
中国通史教案(西北大学)-精华版.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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