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教案(西北大学)-精华版5

风清扬斈 12年前 (2008-06-26) 历史札记 5198 0
第四章、 中国人的民主追求与制度创新  
第一节 民主与制度  
  1. 民主  
民主一词出自希腊语,其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毫无疑问,当林肯为民主一词下定义为"民治、民有、民享"时,他心中想到的就是这层意思。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这样一种制度。  
纯粹的民主意味着全体公民都有权参预每一项决策。但是,如果大家都热衷于参加决策,人们就没有时间做其它事情了,因而纯粹的民主只会引起全面的混乱。这种理想的民主形式只在小公社范围内,比如说在古希腊城邦和早期新英格的小镇里,大致实现过。然而,即使在这些城邦和小镇里,也仍有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参加议事的权力:   
在新英格兰,妇女和无财产者是无权参预决策的;  
在古希腊的城邦中,奴隶和妇女也无权发表意见。  
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把那些明白无误地承认政府的权力需经被统治者(民众)同意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这些国家把定期在竞争者中挑选有一定任职期限的政府官员这一作法制度化了。  
它们实行的是代议民主制:由选民进行投票,选举产生其代表,再由这些代表负责做出政治决定。   
民主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十分重视个人选择的权力。这种选择权是享受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先决条件。  
代议民主制的历史较短、较为罕见并且有些势单力薄。  
这种代议民主制仅限于一些西欧国家以及它们的殖民地或是那些移植了其传统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移植总是短命的。有许多国家,尤其是新近独立的几个非洲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还保持着已沦为装饰品的代议民主制。这些国家确实也实行选举制,但是,选举结果却是事先拟定的,因为是一党执政,人们别无选择。为什么要实行一党"民主"制呢?其根据是:因为党已经"了解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或者说因为怕党内分歧会引起社会分裂。没有自由选举制度,这一诊断的正确与否当然也就无从验证。人们自始至终会怀疑:一个政党之所以不愿正视自由选举,恐怕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在选举中失败吧。  
2.实行民主制的先决条件  
民主制政府只有当几种基本条件大致齐备时,这一体制才有可能兴盛起来:  
1)高度发达的经济  
塞穆尔.马丁?李甫塞特(1959)细心研究了从四十八个国家中搜集来的资料。他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制的建立有着十分密切的交互关系。这种交互关系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两个因素看来尤其重要。  
首先,经济发达的国家总是有一大批城市化的、有文化的和成熟的民众,这些民众期望或渴望参加政治活动。   
第二,经济发达的国家在政治上趋于稳定。广大中产阶级的存在可能是稳定性产生的根源。  
作为社会支柱的中产阶级反对一切政治动乱,  
而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大量存在的被压迫阶级也已经减少,因此,经济发达的国家可以让其公民自由地选择政治领袖而不必担心国家因意见分歧而产生混乱局面。  
在下层阶级人口较多的国家,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统治阶级则很可能对扩大民主权力持强硬的反对态度。  
2)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如果设立限制国家权力的机构,民主制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  
限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法律可以限制权力的施行范围,宪法允许人们对政府官员提出控告,报纸和其它新闻媒介则可以让人们自由地发表批评言论。简言之,非正式准则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这些准则竟成为不容违犯的法规了。这些"行为细则"很容易被人忽视,但它们却是一切民主制的关键组成部分。  
3)无重大分歧  
一个在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取得了一致看法的国家,以及一个现有制度得到广泛赞同的国家,最有可能建立民主制。  
明显的政治分野或分裂,有可能把国家分裂成为互不妥协的军事割局,而妥协正是贯彻民主制的关键。  
一个国家潜在的或实际的冲突越是激烈,要求政府强硬地遏制这类冲突的压力就越大。  
在严重割局的国家--如黎巴嫩的宗教分裂,南非的种族不合,以及玻利维亚的经济分裂--民主制度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之中。  
4)容忍不同政见  
能够容忍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是民主制的基础。  
执政党必须遏制其想把自己的政策和民众的利益等同起来的欲望,否则它就会将反对意见视为不忠或背叛行为。  
对民主制构成的另一种危险是"多数人专制"。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期都存在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情况,民主制的施行过程会导致少数民族成为永久的失败者。对于处在这一位置的人们来说,民主制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的装饰品而已。  
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应当承认在政治上比较弱小的少数民族所遭受的痛苦。如果政治过程中的失败者认为使他们失败的过程是不合法的,他们就有可能采取更过激的非法手段。  
5)获取消息的渠道畅通  
民主制要求其公民在了解情况时再作出选择。  
如果不让公民了解作出选择应当知道的情况,或者给他们提供了错误的、不真实的消息,那么,民主程序就成了虚设。  
新闻自由、公民言论自由和负责公共事务的人须讲真话,就显得十分重要。  
如果选举人和他们的代表均不清楚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民主地参预决策显然是行不通的。  
6)权力的分散  
权力分散以后,专制统治行不通了,这样民主制就可以得到巩固。  
分散权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将权力扩散到政府的各个部门。美国宪法把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方面,三者之间时常可以起有效的监督作用。例如,水门事件中行政权力的滥用就受到了另外两个权力分支的阻止和调查。  
分散权力的另一种作法是,把权力下放到地区和地方政府部门。此外,权力还可分散到政府部门以外的其它机构和组织中去。工会、公司、妇女联合会、教职工代表大会以及其它单位都拥有各种侧重点不尽相同的权力,这就提供了一个相互监督的平衡系统,以保证每个组织都不得无视其它组织的存在。  
3.制度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要生存下去并为其成员提供令人满意的生活,就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  
例如,必须哺育培养儿童;必须保障文化知识代代相传;必须遵守和维护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必须维持社会秩序;必须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等。  
同时,社会成员又反过来创造出思想和行为模式,为解决以上这些不断提出的需要提供了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把这些思想和行为模式称为制度。  
1)制度  
所谓制度,是指围绕某种社会基本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稳定的价值、规范、地位、角色和群体。  
家庭制度保障了对儿童的照顾和培养;  
教育制度负责向年轻一代传授文化知识;  
政治制度保障权利分配和维持社会秩序;  
经济制度负责提供商品和服务;  
宗教制度为人们提供了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用以加强这些价值观念的各种典礼仪式。  
这些主要制度内部又包含较小的单位。如棒球运动是体育制度内部的一种行为模式;医院是医疗制度的一部分;监狱是法律制度的一个方面等等。  
2)制度的特点  
保守是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社会行为模式只有在得到习俗和传统的支持、毫无疑问地被人们所接受时,才能制度化。  
人们容易厌恶乃至抵制对任何已经熟悉了的制度的攻击。(例如,假设提出消灭家庭;终止义务教育;以新的宗教取代现存宗教,人们可能产生的反应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种抵制变化的倾向常常具有一定的功能,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冲突和变革时期,如果旧秩序已经变得过时、无效甚至暴虐,那么抵制变革只能导致社会功能失调。  
制度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结合相当紧密,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我们在注意到,文化的不同方面在总体上趋向于和谐一致,否则,就会出现文化紧张,甚至文化分解。  
同样,为了避免出现过度结构紧张和社会分解,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必须保持和谐。   
因此,社会主要制度趋向于坚持相似的价值观念和准则,表现一致的目标和重点,支持或惩罚相同的群体和利益集团。  
因为制度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所以每一种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  
制度的变化很少孤立进行,任何一种主要制度发生重大改革都可能伴随其它制度的变化。这是制度的第三个特点。  
经济制度的变化尤其如此,因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对人们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会产生多种影响。因此,如果一个社会从乡村农业经济转为城市工业经济,就需要进行其他许多制度方面的调整以维护社会的一体化。  
3)政治与制度   
两千多年以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类是具有政治属性的动物。我们(人类)确实是政治动物,而且必须具备这一特性,因为政治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产物。在所有的社会中,珍贵资源总是稀缺的,而政治最终决定"何人在何时如何得到何物"的过程。政治形势和政治行动的特点随社会,人群的更移变动而出现大的改变,但政治程序本身却是相同的。  
政体是制度化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某些个人或团体获得权力并对他人实施权力。现代社会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国家的政治化的过程。  
当代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1946)认为,国家就是一个成功地获得了对某一特定地域的垄断权力的机构。当然,国家可以将权力委托给另外一些代理机构,如地方政权、警察、军队等,但最终可以驱使这些机构运转的仍是国家。因此说,国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顺便提一下,"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国家是抽象化的社会制度,政府则由一个个实体的人构成。无论何时,总是由这些实体的个人来行使国家的权力。  
政治同权力密切相关--谁掌握权力?怎样获得权力?如何运用权力?使用权力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说,权力就是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其中包括在被控制者不情愿时统治他们的能力。即权力就是有效地参与决策过程的能力。   
因各种原因不能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的人就是没有权力的人。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炫耀权力,也可以诡谲地使用权力,可以合法地使用权力,也可以非法地使用权力;可以正当地使用权力,也可以不正当地使用权力。  
权力的来源多种多样,诸如财产、地位、声望、数量、有影响的组织等都可产生权力。然而,权力归根结底是一种强迫他人服从的能力,在必要时,需要通过威吓或动用武力来达到使人服从的目的。  
第二节、 中国人初识民主  
  1.中国古代的民主概念  
在不同国度、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古代典籍早就有"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等等记载,但这里的民主只是指"民之主"。"民主"就是君主,就是帝王。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君主专制的国家形式历二千余年而不变,那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为何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憧憬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假托孔子之口描述的"大同"之世,不仅在中国古代成为怀疑和非难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依据,而且在近代中国大放异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仍将此作为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利器。  
2.近代中国人认识的民主  
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人民"和"权力"的合成,意指"人民的权力"。  
列宁: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  
然而,和西方民主一开始就抽象地强调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不同。  
近代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以群体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为起点和归宿的。 这是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就谈不上争取所谓的"人民的权力"。  
只有坚决地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实现民族的独立,只有推翻腐朽无能的封建主义政权,建立能够领导人民革旧图新的政权,才能赢得真正的民主。  
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决定着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它只能是一个由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去探索去奋斗的艰难曲折的过程。  
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和追求是在谋求自强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在西方侵略者的炮火震撼下开始的。因而,带有非常强烈"救亡"特点。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第一次具有全面意义的较量和竞争,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政府竟然被远隔重洋的"英夷"打败,这一残酷的现实强烈地震撼了朝野上下,极大地刺激了不愿目睹祖国沉沦的忧时爱国之士。  
1)地主阶级改革派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情愫出发,以研究和介绍世界知识为发端,他们开始用审视的、批判的目光打量中国封建制度,认真地、冷静地了解和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此间思想界关心和议论的热点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但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也开始了粗略和朦胧的认识,其代表人物就是魏源、徐继畬、梁廷枏三人。  
魏源在其代表作《海国图志》中,不仅以肯定的口吻介绍了英、美等国的民主制度,而且清楚地指出了中国与西方诸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别。在介绍英国议会--"巴厘满"制度时,魏源对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关系,议会制度的民主原则,上议院、下议院的权力界限,官员的黜陟及人民对政府的监督等都有大致准确的勾勒。  
他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更是给予高度评价,赞扬美国四年一届的民选"总领"(即总统),"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是为"公";"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是为"周"。  
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对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民主共和制,魏源以钦羡的口吻将之称为"西土之桃花源"。  
应该说,魏源不仅是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也是从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角度,称赞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第一人。  
徐继畬是鸦片战争前后与外国人较多直接接触的沿海封疆大吏,他于1848年写成的《瀛环志略》一书,是中国人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和欧美民主制度的名著。  
此书对欧美民主议会制度,包括其形式、职能、议事程序,甚至州长、总统的选举投票方法,任期规定等均有较为详细和系统的介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徐氏对美国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的历史功绩大加赞扬:他不仅"创古今未有之局",居"泰西古今人物"之首;而且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被西方视为民主共和制度创始人的华盛顿,深刻影响了后来一代辛亥志士的思想与实践,徐继畬则是介绍华盛顿事迹于中国的第一人。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  
《海国四说》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伦偶说》、《合省国说》四种。  
其中《合省国说》为梁氏参考美国人《合省志略》一书,结合自己在粤海关等处搜集的有关美国资料编纂而成。  
与魏源、徐继畬著作相比较,《合省国说》不仅专门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且进一步注意到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进一步从时空观念,民族特性等方面具体分析了美国之所以实行民主制的原因。有论者指出,梁廷枏不但知其然,而且努力知其所以然,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经从一般了解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2)早期维新派  
19世纪60年代后,经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打击,尤其是经历了北京被攻陷的"庚申事变"后,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   
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一场以"自强"为目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登上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前台,直至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议和,洋务运动从"求强"到"求富"经历了30年的历史过程。  
早期维新派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也在逐步地深入,从赞扬"君民不隔",仿照"君民共主",以至主张"开设议院",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通过沿用中国古代圣贤的术语和形式,冯桂芬发出了学习西方近代民主议会制度和言论自由的微弱呼声。  
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重,一些有识之士对改革中国政治有了更为迫切的愿望,仿行西方"君民共主"成为此时民主思想的主流,其中郑观应和王韬的言论最具代表性。  
郑观应《易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  
王韬《重民》明确地指出了西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三种政体的区别。  
19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前,开设议院代替"君民共主"成为中国人追求民主的主流。  
1883年,崔国因《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就向清政府直接提出将开设议院作为十强之策的关键,主张由王公大臣及民间推举之士分别组成上议院和下议院,以沟通上下之情,利于"人才辈出"及"增饷增兵之制"的落实。  
次年,两广总督、淮军重要将领张树声口授的《遗折》,也倾吐了开设议院的主张。  
同时,兵部尚书彭玉麟,出使大臣郭嵩焘也都语焉不详地赞同开设议院。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几位官吏外,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汤震、邵作舟、黄遵宪、陈炽、宋恕、陈虬、何启、胡礼垣等都公开赞同设立议院,甚至具体到如何设立议院的办法。  
概括地说,他们设计的议院可分为两类:  
一种认为西方的议院制度虽然有种种好处,但在目前的中国难以实行,因而应当"变通之",实行官办议院或半民选议院;  
另一种认为要使朝野上下一心,真正做到为政公平,应当实行民选议院,此与西方的议院已相当接近。除部分朝臣官吏、有识之士外,一般知识青年也都纷纷表示赞同开设议院。  
1893年,王韬主持下的上海格致书院,曾以"议院论"命题,组织学生撰文讨论,其中被评为最优的三篇文章均肯定开设议院是变法图强的重要措施,并批驳了反对设议院的种种论调。  
由此可知,甲午战争前,开设议院已成为倡言变法自强的人们的中心话题。  
3)戊戌维新派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直接刺激了维新人士将变法图存由坐而论道一变而为实践行动。  
是年4月,《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维新领袖康有为即发动在京参加会试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此次"公车上书",不仅明确提出了公举"议郎",实现"君民共主"的立国自强大计,而且其行动本身即显示了一代维新志士在追求民主道路上的群体自觉。  
维新派对民主的议论和认识,已经开始从对西方国家的直接介绍上升到理论和逻辑的说明,此间中国民主思潮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民权思想的广泛宣传。  
康有为早在1885至1891年间写成的《实理公法全书》一稿中,就以"几何公理"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在康有为看来,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人有自主之权"则是"公法";若"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则是根本违反"几何公理"的,也是不益于"人道"的。可以看出,康有为是以自己的语言将近代西方关于人的自然权利思想说成是人类永恒的普遍的真理,它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西方民主的核心。  
与康有为相比,严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阐述更加鲜明准确,他将西方"天赋人权"的口号译之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界,"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在《原强》、《天演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译著中,一面猛烈抨击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一面宣传介绍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西学",并重视启蒙,提出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的教育任务,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了民权、自由的思想观点,维新派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愈发觉得难以忍受。  
谭嗣同在其名著《仁学》中,以激愤的言词发出了"冲决网罗"的呼声,其中表露的正是追求民  
权和自由的内心。  
梁启超则从"公"和"私"立论,抨击专制倡言民权。梁氏认为,所谓"公",就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人人有自由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所谓"私",就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如此"一人而夺众人之权",则必然导致政权的灭亡。这里,梁启超已经多少触及到专制制度腐朽无望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维新志士在极力宣传民权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他还向光绪皇帝专上《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认为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决定了他们  
不可能同君权政治的传统彻底决裂,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光绪皇帝,变法也只能是利用君权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的有限的改革;   
封建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变法中维新与守旧的直接利益冲突,又不能不使他们注重策略而改变和调整"变法"的内容。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主张已有明显后退,康氏已缄口不言。对于议院、国会、宪法,光绪的变法诏书中对此也未有涉及,反而康有为一再劝说提醒皇帝对此不可操之过急,康有为在专门进呈光绪的《日本变政考》所加按语中写道:"日本亦至二十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国会,尚非其时也。"原因就在于"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  
不仅如此,当百日维新已开始一个多月后,他还在《国闻报》上特意发表《答人论议院书》,公开表示反对设议院、兴民权"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有论者指出,维新派在变法前后关于民权、平等、自由的宣传,是一次真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但是,除了思想影响之外,它并未留下什么实际的成果。"就民主化进程来说,戊戌时期基本上仍属于思想领域,或者说正在试探着从思想迈向行动。"这种概括可谓中肯。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正像追求其他新事物一样,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是思想先于行动。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有识之士从了解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观念开始;进而羡慕赞"君民不隔",主张"君民共主"开设议院;进而呼唤民权,倡言自由;表现的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急迫之情,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初识民主,不仅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和缺陷,更有与封建传统难以割断的历史局限。从魏源、徐继畬、梁廷枏、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直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以及对民权思想的宣传,无一不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戊戌维新也仅是将其实践限制在君权的范围之内。近代中国将民主思想转变为政治实践,真正的民主政治运动正式形成是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初年。   
第三节、"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实践  
  20世纪初年是中国民主政治运动历程中的一个特殊年代。在纷纭复杂,风潮激荡的时局中,出现了清政府的"新政",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和革命派的民主革命三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和政治活动。  
颁布新法,集会请愿,论辩驳难,武装对抗,三方都在为实现自己设计的政治目标而各尽所能。  
历史最终做出了选择: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清政府统治者来说具有切肤之痛的震撼。  
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政府之无能和无可救药。   
下层群众以"民变"的形式发泄着对现实的严重不满;  
上层社会也渐有改弦更张,变法以存的异调和要求;  
西方列强则进一步逼迫清政府"更新"内政,清政府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已成大势所趋。  
1900年1月,就在慈禧太后捕杀维新志士的戊戌政变两年又四个月之后,也是在联军陷京,政府"搬迁"的西安途中。  
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声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一变法宗旨,实质就是要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在有限的范围内进"改革"。具体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新政初期,也只不过是整饬吏治,裁汰、合并中央和地方若干旧有机构而已,这样的"改革"甚至连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也感到难以满足。  
1.立宪派与君主立宪  
1)立宪派的立宪运动  
立宪派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一脉相承,最早鼓吹立宪的也是原来的维新派人士。  
早在1901年春,梁启超即发表《立宪法议》,正式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  
少数工商界人士及出使官员如张謇、李盛铎等人也开始公开建议实行宪政。  
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局给立宪派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借鉴。  
在他们看来,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是日本的君主立宪胜于俄国的君主专制。   
是年7月,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三大臣联名奏请于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慈禧太后权衡得失,即派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决定预备立宪。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发布了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为主调的"仿行宪政"谕旨。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不仅使立宪派人士欣喜若狂,而且使立宪运动迅速高涨起来。1906年底,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联合苏、浙、闽三省商学两界二百余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  
随后,湖北、湖南、吉林、广东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旨在立宪的政治团体;远在海外的康有为,于1907年令海外的保皇会一律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则在日本东京组织了具有政党规模的政闻社,公开登台演说,宣传立宪。  
自1907年秋开始,立宪派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不断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尽快实现其立宪的政治目标。清政府则利用不同的时机,一面作点表面文章拉拢利用立宪派,一面又严厉呵斥愚弄立宪派,最终使立宪运动归于破产。  
2)对君主立宪制的"误读"  
由于中国缺乏内源性的制度变革驱动因素,也就是说,在中国缺乏西方布尔乔亚与市民社会这些促成立宪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决定论"的简单的和片面的乐观主义,具有积极促进变革的刺激力量。因为它可以刺激后进国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产生一种乐观的进取心与亢奋心。   
乐观的进取、亢奋与制度引入  
人们以为,只要在中国引入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条件地产生西方社会同样的效能。  
这种简单的直线的思维,使他们产生一种乐观的看法,似乎中国只要有了泰西的议会政治,中国的富强就指日可待,中国的民族危机就会消弥。这种心理上的"欣快感",使他们在中国社会内部尚没有产生承受西方立宪政治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条件以前,就"早熟"地进入了对一种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向往的思想状态中。  
例如,在郑观应看来,既"蕞尔三岛"的英国,由于设立了议院,而能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那么,如果中国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换言之,尽管中国当时远不具有实行立宪政治所应具备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但是,制度决定论式的对立宪政治的简单化的理解乃至误读,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刺激作用,产生一种向上的激情,一种克服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政治"常规"与文化惰性的思想冲动,产生一种对自己并不真正理解却充满期待的美好事物的模糊的欣快感。  
由于它给人们带来一种与现实政治对比而产生的心理落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挑战意识,它也就会促使人们从全新的角度,来批判地认识自己的过去,并重新认识中国应该选择的前程。而所有这种种向上的动力,却来源"中国式"的对西方立宪政治的读解。历史与逻辑就是如此的矛盾。  
从逻辑上来看,某些看来属于错谬的东西,在历史上又往往充任了进步的"荷尔蒙"。  
人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决定论的过于"早熟"的立宪观,如果只有经济条件成熟到与西方社会相近时,才能"水到渠成"地出现以市场经济契约为基础的原生态的立宪主义思想,那么,改变现实的动力,将可能陷入一种"低水平循环"的陷阱之中。更为具体地说,对于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而言,作为立宪政治的基础的近代市场化经济的长入与充分发展,又必须以思想与价值观念层面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的巨大冲击与变动作为前提条件。  
因此,如果没有思想精神方面的冲动力,就难以产生改变现状、发展经济的契机与动力,而没有这种动力与契机,也就是说没有使立宪政治得以实现的那一系列社会与经济条件,这样,整个社会仍然可能如过去世代一样的死水一潭。  
文化误读的制度决定论立宪观的消极方面  
人们不应过高地估计这种毕竟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决定论的立宪观的历史作用。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制度决定论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对于某种效能的渴求(例如克服民族危机或富国强兵等等)越是强烈,人们也就越发向往迅速地建立那种被认为可以产生该种效能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民族危机感越是强烈,他们实现立宪政治的要求也就越加强烈。在他们看来,只有立宪才能拯救中国,中国既然业已陷入深重的危机,只有立即采取立宪政体,才有希望摆脱危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代的立宪政治史就具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立宪思潮将随着内忧外患的深化,随着民族危机的尖锐化,而不断地走向激进化。这正是形成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一种根源。   
其次,制度决定论的立宪观,又具有引发失范和整合性危机的盲目性。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的一些学者曾分析了传统集权体制条件下嫁接西方立宪政治的困难。  
他们指出,一种新的立法制度能否在新兴国家中顺利地建立并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它是持续或发展了原有的制度,还是仅仅从宗主国家输入的外来制度。这种差别关系到立法者在公众中的合法性,以及这种立法变动与传统的信念、价值与习俗的相容性。  
在前一种情况下,立法变革较为容易取得成功,因为社会成员更容易理解在这种与传统保持着某种连续性的新体制中如何行事,这就使得公开的冲突与政治机能上的严重的断裂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   
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新制度将会是十分脆弱无力的,并很容易在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中被当作"外来物"而扫除掉。这一分析有助于解释立宪政治何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遭到失败。  
典型的立宪政治,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当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把它当作寻求富强的工具而从西方嫁接到中国社会中来时,这种制度与传统社会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同构点,它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信念、价值与习俗)和政治体制没有相容性和结合点。人们并不知道在这种制度下如何行事,也没有共同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可供遵循。   
对于日俄战争以后的中国人来说,受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危机感越是强烈,他们也就越是向往某种被他们认为具有消弥危机"功效"的西方制度,其心态也就会越发激进,其结果则会是越发脱离实际。  
中国此后所面临的问题将是这样的:在旧体制尚来不及进行适应现代化挑战的转型以前,在传统的权威基础对社会转型的整合功能尚没有有效形成以前,这些旧物便将因为这种基于制度决定论的激进政治选择而急剧崩解。然而,那些仿效西方的新体制,却由于缺乏和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配合,而同样无法取得整合社会的成效。   
于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有可能在严复所说的"新者未得,旧者已亡"的困境中陷入空前的失范状态。制度决定论所引发的社会失范,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与矛盾之-。  
2.革命派的民主革命  
与立宪运动旨趣截然相反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毅然主张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真正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1)革命派的民主理论认识  
早在1894年11月,在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章程所附入会誓词中,孙中山即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里的"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政府。  
此后,在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又不断地阐述、完善这一纲领。  
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对华侨演说时更明确讲道:"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仿照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形式,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将"建立民国"作为革命政纲之一。至此,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正式确立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奋斗的目标。  
次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一文中,更为明确了革命的民主性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如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都投入到批判专制,宣传民主的活动中。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被人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  
2)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一往无前之气势推翻了清政府,革了数千年帝政之命。20世纪初年的中国历史最终在"新政"、立宪和革命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在武昌起义和各地响应的形势下,1912年元旦,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举行隆重的就职仪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甫告成立,即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以实现其扫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的革命目标。  
政治方面:要求全国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根据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宣布人民具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权利;解放"胥户"、"惰民"等所谓的"贱民",允许他们享有一切公民的权利;革除官厅封建陋习,规定无论官阶大小,均穿同样制服,领取相等津贴;革除具有封建等级色彩的"大人"、"老爷"之类称呼,代之以"先生"、"君"之类的平等称谓;公开宣布妇女可享受同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   
社会改革方面: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禁止蓄辫、缠足、赌博等恶习;废除跪拜礼,代之以鞠躬;  
教育方面:旧式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废除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式教科书;新编体现民主共和宗旨的新式教科书,禁止小学读经,允许男女同校;教育总长蔡元培还专门写了《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将清政府学部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方针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法律方面:禁止使用《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等典籍;命令各级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临时政府发布的此类政令,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极大冲击,而且对民主思想的宣传和普及产生了实际的社会效果。   
3)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  
南京临时政府执政期间,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它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形式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即政府采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和内阁责任制;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人民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信仰、请愿、讼诉、应考、选举及被选举等各"自由权";  
人民负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宣告了民主共和原则的正义性和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  
不仅如此,《临时约法》还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被人们视为民国的象征,成为反对帝制复辟的法律依据。  
4)民主共和观念的扩展深入  
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深入社会。  
以"民主"、"共和"命名的政党,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旨在倡言民主的《民主》、《民声》、《民视》等各种报纸杂志似雪片飞向城镇乡村;  
教育界"学校禁读经书,私家如有私授经者,官吏至加以刑罚"。  
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还以 《临时约法》中关于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之条款为法律依据,迫使当局承认工人团体的合法性;  
禁止缠足,提倡"天足",妇女从香闺绣榻走向社会,甚至组织团体、参政议政;  
社会风尚改革中,剪辫易服、确认阳历、破除迷信、禁止烟赌、改变称谓、废止跪拜、婚姻自由、改良戏剧┅┅  
无不反映着辛亥之后民主共和的浓厚社会氛围。 

第四节、新理论的探索与追求 
  辛亥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政府,建立了民国,而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 
1社会失范 
失范:所谓社会失范是指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和程度上的模糊、混乱 
和趋于多元化的现象。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结构在不断加速分化,使旧有的社会规范不断受 
到冲击而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建立有待于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而在结构分化到重新整合之间的过渡时期,必然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失范。 
这种社会失范又经常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化的程序被打乱、力量被削弱而加剧。 
革命派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野心家也并不满足这样的结果,于是出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新旧"反复"和"羼杂"的两种特别现象: 
"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开始于清末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注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新的搏斗。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为了保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挽救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结果不仅屡起屡败,而且每况愈下。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心情十分沉痛,他"痛心疾首"地回顾辛亥以来七年的历史说: 
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2.新的探索与追求 
1)孙中山的探索 
随着形势的变化,孙中山越来越不满意民初建立的共和制度。 
1917年至1919年间,孙中山先后写成《民权初步》、《实业计划》、 《孙文学说》三书,对未来中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府的建设提出了一套新的构想。 
其要点是: 
实行"直接民权"使人民能够直接指挥国家权力机关; 
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使国家权力机关本身具有更加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更高的效能; 
实行"县自治",在县一级区域内实行直接民权的选举法,使人民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直接参与本地大事的决策和管理。 
孙中山等人为中国民主制度设计的蓝图是十分粗略的,但他在批评西方代议制度弊端的同时,坚持主权在民、政府成员只是人民公仆的原则,表明革命民主派已破除对西方代议制度的迷信,寻求一种比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更为真实和彻底的民主模式,而这种寻求本身就包含着对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自觉抵制。 
2)一些渴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探索 
民初建立的共和制度的迅速失败,不仅引起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反思,也使一些渴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深感失望和怀疑: 
建设民主政治的美妙构想和种种努力,何以在转瞬之间化为泡影? 
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种种行为何以使许多人感到顺理成章? 
欲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首先大力批判和清除国民头脑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传统,以此唤醒人民的民主觉醒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追求。 
1915年9月,曾经列名进步党的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致信章士钊明确指出:应当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的经验,用新的文艺形式向广大人民传播现代思潮,以改革人民的旧思想,对中国作"根本救济"。至于中国人的旧思想,黄远生则概括为"笼统主义"--"凡在今日为造国保种变化进步之公敌之病象,无一不归之"。 
与黄远生的说法不同,蓝公武认为中国旧礼教的根本问题是"奴性"。中国要图存于今世,首先应当铲除"奴性",在黄、蓝二人看来,中国当务之急,在于用资产阶级民主破除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只有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从旧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政治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然而,此种过于笼统和模糊的议论,因其缺乏具有号召力的鲜明内容,并没有立即得到社会的响应。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使黄远生、蓝公武企望的思想启蒙运动很快变成了现实。 
3.新文化运动与民主 
在《敬告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大声疾呼民主和科学。 
他指出,科学与人权(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又明确指出: 
中国欲求自存,必须抛弃官僚专制的个人统治,实行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 
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觉悟; 
人民应当积极干预政治,自居于国家主人之地位,而不应把实现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于"善良的政府,贤人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进行了一场震撼人心和影响深远的抨击和批判,同时又从破除封建主义奴性和愚昧的角度极力张扬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 
正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政治民主化才从单纯的政治制度构造层面上升到文化思想的高度。没有个性解放,没有人权意识和自由精神,中国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这种认识对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个人价值和自由能否实现,是要受到社会条件制约的,新文化运动显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主张,文化变革究竟能把中国引向何处,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也只有茫然和盲目。 
实践证明,只有民族的觉醒才能真正促进民主的启蒙。 


第五章、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消长 
第一节、近代中国社会传统经济的根本特征 
  1.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1)自然经济的具体表现:"耕"与"织"--即衣、食这两种主要生活必需品生产的结合,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 
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的经济结构,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耕"与"织"结合的经济结构仍在中国占主要地位。 
2)"耕"、"织"结合的形成: 
广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由于繁重的地租和赋税,以及家庭人口的生存负担,使农民单靠农业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因此,全家老少不得不利用一切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只有兼做手工劳动,才能勉强糊口。 
不仅农民的经济生活停留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中国的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主要是自己享用,很少用于交换。--地主、贵族阶级的经济生活也基本上停留在自然经济的范围以内。 
2.商品经济的发展  
1)一般意义: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 
商品:a.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 
   b.供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 
   c.为他人生产,但不经过交换的劳动产品,也不是商品。 
   d.商品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历史范畴,它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 
不同所有者的结果。 
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能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还是要看它是否能为资本主义准备大市场;能否积累大量的货币资本和是否有助于改变自然经济的结构。 
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商品生产、交换不断、有所发展…… 
2)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 
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 
农民家庭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由于资源分布和所需生产条件的限制;(盐、铁专卖除外,其它生活所需物品,不一定都能自产,需要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换。) 
市场交换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而且是其必不可少的附属物。 (农民家庭需以自己的部分剩余产品去交换自己不能生产的产品,尤其是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 
马克思:在自然经济下,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生产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马克思的理论来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前的社会环境; 
或者说,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反思、历史的回顾。 
中世纪欧洲: 
庄园制经济单位远大于中国的小农经济; 
生产、生活用品在庄园内就可以解决,不需通过市场和交换。 
中国与西欧同期不同: 
农民家庭所需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 
地主家庭自给性较强,但消费结构与农家不同,奢侈品需以市场交换解决; 
发达的贩运贸易主要重奢侈品,土特产品或生产者在满足自己需要后的剩余产品。 
第二节、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破败 
  在近代中国,农业始终是最主要的经济生产部门,然而,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农业越来越呈现出破败的局面。近代以来农村经济的衰败,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凭借着这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侵略者开始向中国输出商品。 
1)商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自19世纪中叶至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主要是把中国当做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为主)的基地。 
在1865-1894年间,进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首先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推销市场(为主)。 
在进口的货物中,除大宗的鸦片外,最主要的是棉纺织品,其中包括棉纱和棉布,此外还有毛织品、铁、锡、火柴、煤、煤油、糖以及其他装饰品等等。 
中国出口的商品中主要是农副产品,而工业产品在出口商品总值中所占比重很少。即使在所谓工业产品中也主要是丝织品、砖茶、糖等,这些工业产品不仅原料仍来源于农副产品,而且其本身也大半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实际上仍是经过加工的农副产品。在这些农副产品中又以蚕丝和茶叶为大宗,此外还有棉花、蔗糖、豆类、烟草、草帽辫等农副产品也供出口。  
2)甲午战争前后中外贸易变化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外贸易中: 
进口货物的激增,是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特权向中国进行商品推销的结果; 
出口货物总值的增加、种类的繁多和各种商品所占比重的消长,完全是为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及其对中国进行原料掠夺所造成的。 
这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和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开始。此时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与世界市场息息相关,因而,中国农业经济的性质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方向转化了。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又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它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而且将其势力直接伸展到中国农村,利用其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侵略体系,采取更直接的剥削方式,向中国推销其商品和掠夺原料。 
3)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侵入中国农村的形式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侵入中国农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直接对中国农田的侵夺。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就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各通商 
口岸开辟租界侵占了大量农田。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设立教堂,也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和房屋。特别是到20世纪初,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教案"赔款的名义,在全国各地侵占了大量农田。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还利用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到处霸占土地。 
外国商人买地建厂侵夺农民土地的情况也很多。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农业生产活动,推行殖民地农业经济。 
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各国为了把中国农村作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适应它们的需要,便直接深入中国农村,进行种种干涉农业生产的活动。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买办以发放高利贷的形式去剥削农民。 
凡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它们都利用大小买办直接深人到农村的初级市场进行掠夺。一般是采取预购、包销办法去剥削农民。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以上几种形式,加紧了对中国农业生产进行干涉和控制,使之更加适应于它们工业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经济便在更大的程度和更广的地域上日益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并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农业经济,这是造成农业破败的主要原因。 
4)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没有显著变化 
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分解对于传统农业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鸦片战争以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自然经济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 
在鸦片战争后最初的十多年里,这个分解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当时,除了几个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和上海附近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受到些打击之外,就全国范围来说,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基本经济结构还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以机制棉纺织品的低廉价格为武器,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进行了打击,使中国耕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 
其过程大致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是洋纱代替了土纱,强制手纺业与手织业分离开来; 
其次是洋布代替了土布,又强制手织业与农业分离开来。 
原来以纺纱织布为副业以补充其生活之不足的农民,不得不放弃手纺织业,陷入进一步的贫困化;或是离开农村,寻找其他的生路。这对小农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分解进程大大加速,加快了小农经济的瓦解。自然经济的分解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 
但是,中国自然经济所遭受的破坏力量,主要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所以中国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的结果并没有迅速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使中国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半殖民地。不过,自然经济分解的过程是异常曲折迂回的。大体而言,在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的地区和城市附近,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的过程完成得较早较快;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和偏僻乡村,这个过程进行得较晚较慢,甚至有的原封未动。 
2.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保持 
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保持也是造成农业衰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村的情况和特点是:"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中国农村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占有土地,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在鸦片战争以后仍然保持下来。甲午战争以后,经过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土地集中的现象和集中的趋势仍然存在。 
全国土地集中的程度,一般说来,南方高于北方,长江流域高于华北平原。 
由于地租收益比较优厚可靠,地主、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甚至已经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资本家,都争相购买兼并土地。拥有大量土地的中国地主阶级,仍旧将土地分散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直接向他们榨取封建地租。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但货币地租也有增长的趋势。而且,晚清到民初很长的时期内,封建剥削仍然十分残酷,它使广大中国农民处于贫困、愚昧、落后之中,顶多只能在简单再生产中不断反复,难免于失业破产的命运。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是造成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破败不堪的社会根源。 
3.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不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而且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反动政权--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也继续掌握着统治权力,它们对农村加紧进行搜刮,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陷于衰退的境地。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已感窘迫。厘金制就是清政府为解决当时的财政拮据而设立的。 
3.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不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而且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反动政权--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也继续掌握着统治权力,它们对农村加紧进行搜刮,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陷于衰退的境地。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已感窘迫。厘金制就是清政府为解决当时的财政拮据而设立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对农村的搜刮更是有增无已。为了筹集军费,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以及各省政府,还大量发行公债。北洋军阀政府自1912年至1926年,年年发行公债,实发额共计6.12多亿元,各省所发行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公债都是强迫人民购买或进行摊派的。这些公债摊销之后从不偿还,形同捐税。 
北洋军阀政府和地方军阀,无不用滥铸硬币和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剥削人民,以补其财政收入之不足,并从中牟取暴利以饱私囊。各地军阀铸造的铜元,由于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获利甚大。滥铸硬币,兑价自然跌落,物价更无形抬高。物价腾贵,广大农民的负担必然加重。滥发纸币的后果更严重。这些纸币没有任何储备金,也没有任何信用,不予兑现,随发行随贬值,最后成为一堆废纸。 
物价节节上涨,农民负担极重。北洋军阀时期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正税不断加重,杂税名目繁多,加剧了农村的破败。军阀连年混战,广大农村遭受兵差征发、炮火破坏以及兵匪抢掠的损失已无法统计,这不能不给已破败的农业以沉重打击。 
4.人口压力及灾荒对农业经济的抑制 
1)人口压力及人口过剩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清中叶以后,中国人口数量迅猛增长。 
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在册人口总数突破有史以来的1亿大关;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十五年(1790年)相继突破2亿和3亿;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4.1亿; 
咸丰元年(1851年)时更达到4.3亿,成为清代人口数量的最高点。 
过剩人口是近代中国社会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 
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来可以容纳较多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布局,加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瓦解,从而造成了过剩人口队伍的日益庞大; 
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缓慢,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吸收大量的过剩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过剩人口问题难以解决。 
在近代中国,过剩人口存在的最主要形式是存在于农业人口之中"潜在的过剩人口"。中国近代潜在的过剩人口是在农业经济破败凋零的基础上存在的,它的存在又加剧了农业经济的破败。"  
2)灾荒近代中国农业 
灾荒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于农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和严重: 
晚清各种自然灾害,包括干旱、水涝、瘟疫、霜雹、沙碱等不仅连年不断,而且波及的范围极为广泛,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需要说明的是,灾荒是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大兵之后,必有灾年",说的就是人祸与天灾的相关性。 
晚清水利失修,致使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水旱灾害年甚一年。△185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了严重的水、旱灾害, 
两广地区的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 
北洋军阀时期,"因国内政治混乱,内争迭起,对于天灾之预防及补救,绝不注意,故水旱、风灾亦成为农民最大之苦痛"。 
由于农业的破败,使农民走上了贫困化和饥饿化的道路,这就降低和削弱了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剧了农业生产的破败。 
近代中国的农业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 
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因素,近代中国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农业中的技术作物和商品经济,虽然曾一度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表明中国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它只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中国农业经济更加半殖民地化。 
中国农村在外国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与掠夺之下,地租、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苛捐杂税、战争、天灾等日益增加,农民破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 
据调查,当时全国耕地面积大约在15亿亩左右,从19世纪70年代起,除新垦区(特别是东北各省)外,耕地一般都没有什么扩大,相反还有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农村经济是处于停滞、下降的状态的。 
在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之下,广大贫苦农民不仅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单位面积产量也陷于停滞、萎缩,乃至下降的状况。农民的破产和农业生产的下降,必然促使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近代中国的农业陷入日益衰败的局面。 
第三节、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1 自然经济与近代农业商品化 
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中,一方面自然经济逐渐分解,传统农业陷入衰败、停滞不前的局面,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趋势不断增强,导致了农业经济的畸形发展。 
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根本对立的。所谓自然经济的分解,实质上就是它的自给自足的性质遭到了破坏,组成它的主体的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因此,农业与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分离仅是自然经济分解的标志之一,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也是自然经济分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 
中国的农业经济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里,虽然也存在着商品性农业,但是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是异常缓慢的。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逐步发展,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出现了更为普遍、更为迅速的客观发展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商业性农业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棉花、蚕桑、罂粟、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有了发展,以及小麦、谷物、豆类等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提高;同时还表现为某些商品性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影响而起伏。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到20世纪初,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于经济作物的发展与粮食作物的商品化。中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后来由于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了,如茶、甘蔗、蓝靛等,另外又有一些经济作物,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大量发展,如蚕桑、棉花、烟草、大豆、花生、桐油等。 
2 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发展 
第一,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出现了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的趋势。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大多数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都有明显的提高,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除玉米有所提高外,其余作物不是没有变化,就是有所下降,商品性经济作物排挤自给性粮食作物种植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近代中国发展较快的商品性作物主要有棉花、蚕桑、茶、甘蔗、烟草、花生、大豆、罂粟等,其中棉花最具典型性。 
第二,商品性经济作物,多以出售为种植目的。 
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几年,由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洋棉入口逐渐增加。到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价格提高,入口减少,出口呈现增加,棉花由入超变为出超。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外资本都开始在中国投资创办机器棉纺织业。 
以上原因都刺激了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 
不仅原来的产棉区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了,就是许多原来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种植发展更加迅速。 
由于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棉花产量的增加,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对棉花需求的增长,棉花销售中心市场也逐渐形成。如上海、武汉、天津、青岛、济南、无锡、郑州等地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棉花中心市场。 
蚕桑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蚕丝出口有所增长的,促使国内桑树的种植面积和蚕的饲养不断增加。 
19世纪60-80年代,欧洲和日本蚕丝业的迅速发展,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欧洲和日本丝的竞争,虽然生丝出口在绝对量上有所增加,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却大大下降了。1900-1918年间中国生丝的出口一直徘徊不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所增长。 
茶 鸦片战争前,茶在出口总值中占到60%以上。19世纪40~80年代,茶产量突飞猛进,19世纪80年代每年出口茶叶竟在200余万担以上,虽然茶叶的出口占出口货值的比重在不断减少,但出口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茶叶的种植几乎遍于南方各省。 
自19世纪80年代起,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茶的生产便大为下降。1919年后,茶的出口量每年都在100万担以下。 
中国茶叶出口减少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由于中国茶业种植仍旧停留在小农经济生产技术的水平上,加工仍然是落后的手工业,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无法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相竞争。于是国内茶价跌落,再加上苛捐杂税的盘剥,许多茶农纷纷破产,茶田荒芜,有的改种别种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近代有所扩大,但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还是较低的。各类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始终没有突破20%的情况,反映了中国近代农业商品生产的不发达。 
第三,粮食商品化的发展。 
促进粮食商品化发展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逐渐增加,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排挤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导致了某些农业区粮食总产量的减少,变成了仰给外地的缺粮区。由于经济作物种植得比较多,某些地方反而成了缺粮地区。 
其次,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要。城市人口的增加刺激了粮食商品率的提高。 
再次,粮食加工工业,特别是酿酒业的发展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要。 
适应粮食商品化的发展,粮食集散中心开始形成了。当时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有芜湖、无锡、长沙等。 
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是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是粮食商品率的提高并没有给中国的农民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相反,农民为了换取货币以购买日用品和支付货币赋税与地租,不得不压低生活水平而出卖口粮。便导致了一方面粮食商品化的深化,而另一方面则是农民的粮食短缺。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枯萎和农民贫困化的一种反映。 
第四,中国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带,逐步出现了若干农业专门化区域。 
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也是自然经济分解的重要标志。 
当时已出现农业专门化区域: 
棉花多产于江苏、湖北、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省; 
蚕桑多产于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省; 
烟草多集中于山东、河南、安徽等省; 
大豆主要产于东北; 
花生主要产于山东、广东、安徽等省; 
稻米主要产于江苏、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浙江等江南一带; 
而小麦主要产于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区和东北一带。 
农业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 
近代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和扩大,主要是由国内外经济发展促成的。 
近代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促成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形成的主要因素。 
近代农业专门化区域形成和扩大的程度并不太高,小农经济始终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 
甲午战争以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平衡。在交通比较发达的省份和大城市的附近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较高,而在一些边远的省份和地区要低得多,甚至在一些地区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 
3.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的特点 
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得农产品商品化有了若干特点: 
首先,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与国内市场的关系不太大,而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变化。 
外国资本主义大肆搜刮中国农产品,是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掠夺的扩大和加深,中国近代农业也就被大规模卷入到商品经济中来。外国资本主义需要某种农产品,某种农产品就能获得一时的发展。反之,则会对中国农业经济带来剧烈的冲击,导致市场萧条,田园荒芜,农民破产。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不仅制约着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而且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控制权,旁落于外国资本主义者的手中。这样,最终导致的是中国农村经济的日益半殖民地、殖民地化,以及中国农民日益贫困化。 
其次,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只是小农经济产品的商品化。 
在一般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但是,中国的情况则不然。 
鸦片战争之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前途。 
在这一时期的农业中,也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如垦殖公司等,但这些土地所有者占有大量土地宁可出租给农民耕种,也不进行资本主义规模经营。 
这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企业在近代的中国,利润不经常,不保险,反不如坐收地租优厚可靠。所以当时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经营者,没有向资产阶级转化,反而更多地向封建地主转化,这就使得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没有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为市场提供商业农产品的,并不是农业资本家所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而仍旧是广大农民所经营的个体小农业。既然中国农村中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所以农村中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问题,主要就是小农经济产品的商品化。 
再次,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以牺牲广大贫苦农民的必要劳动量来维持的;中国小农经济越商品化,便越受外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操纵、奴役和压榨。 
中国农村中的小农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生产力十分低下,产量很少,劳动产品并不足自给。但是为了维持生活,为了完租、还债,农民常常要出卖自己所产的细粮,换回粗粮充饥,所饲养的家禽也必须尽量卖出,有时不得不贱卖贵买农产品。这种现象导致伴随中国近代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同时,中国农民更加贫困化。 
农民经济卷入市场后,市场价格对它便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操纵下,农民所受市场价格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剪刀差价(即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相比较,在上涨或下跌时,有一个差额)、季节差价、地区差价。正是通过这些手段,农业商品化后积累的财富,经过许多商业环节最终集中到支配国际市场的外国资本家手中和小部分为他们服务的中国商业买办资本家手中。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也就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加深。 
第四节、中国人为农业现代化做出的努力 
  在近代的中国,尽管从总体上说来,农业呈现出衰败的景象,但由于自然经济的逐步分解和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中国人也在试图寻求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1、近代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寻: 
一方面,是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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