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电影风格

风清扬斈 11年前 (2008-05-04) 网络资料 2641 0
艺谋是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他的一系列电影早已是家喻户晓。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亲情结”,“色彩的运用美学”等六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张艺谋的电影风格,使我们透过作者中肯、全面、理性的分析中更加了解了张艺谋的艺术特点,文章虽有一家之言的嫌疑,但却论的不无道理,让人不得不信服! 
 
  张艺谋曾经导演过10几部电影,若分类的话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形式主义风格,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有话好好说》等;一类是唯美式风格,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等;一类是写实主义风格,《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等。作为一个蜚名海外的大导演,其电影风格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亲情结
  《千里走单骑》中父亲在电话中得知儿子已经去世,他在雪域高原上停下车子,独自面对群山,群山无言;父亲回到日本,来到海边,独自面对大海,波涛无语这两场静默,让我心绪沉淀。开场5分钟,影片巧妙地把父子之间的矛盾成因化为背景悬念,于是高田一次次被不着痕迹地放置到拍摄傩戏的两难境地。亲情是唯一的驱动力,健一知道希望父亲快点回来,亲情和责任感驱使高田带着扬扬上了路等情节设置,展现了张艺谋丰富的镜头捕捉力,所有的情感都含而不发,但又处处显得温馨动人、幽默而不着痕迹。
  《黄土地》中农家女翠巧在八路军战士顾青的启发下,认识到父命只会损害自己的成人;《大红灯笼高高挂》反复出现的大红灯笼就是父亲权力的象征;《红高粱》中传统父亲的形象是由蒙面盗,李大头,秃三炮和日本军队等具体承担的。
  2、悲剧的重复
  悲剧的力量就是如此强烈和通透,因为人物的设置命运的安排而有着叠加和累计的效果,让人震撼至深。《菊豆》中染坊主杨金山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他性无能,将2房妻子折磨至死都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而亦在菊豆身上延续着悲剧。这样一个冷血的人物在其瘫痪之后的生活几乎是生不如死。
  青天这绝对一个“老实人”形象。他习惯了逆来顺受,即使是因为愤怒砍在楼梯上的刀,在面对金山问话的时候仍旧装做好不知情的样子问:”婶婶没有事吧,是不是病了”。而在面对菊豆所带来的吸引的时候,也选择了把房门紧锁来避嫌。而在面对瘫痪的金山放火准备和他们同归于尽的举动,他虽然是放下狠话,却不愿因此而将金山弄死。他说”毕竟他是我叔阿!”虽然也有和菊豆厮守的时候,但他的身份终究是不见天日的,对着自己亲生骨肉也只能以兄弟相称。深深的痛苦只有在醉酒之后才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出来。
  菊豆这个角色由巩利来演绎简直太合适不过了,那是个够“劲”的女子。她骨子中有着对这生活的反抗精神。所以当她无法忍受金山非人的虐待时她将求助的手伸向了青天。她始终带着十足的精神准备冲破枷锁,期望“幸福生活”!她的悲剧在于她虽然有冲破生活枷锁的勇气和决心,却无法脱离对于男性的依靠,她所有的期望的都寄托在青天和天白身上,觉得他们的存在会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而青天始终甘于压制之下的姿态只会将她的梦想越拉越远。当她目睹了天白将自己的亲生父亲打死在染池中,世界的壁垒瞬间崩塌。她在院中点燃了火,将所有的一切烧毁,包括自己这万念俱灰的身躯。
  3、艺术家的审美情怀
  《一个都不能少》中金钱始终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它与敏芝代课,保护粉笔,集体搬砖,乘车进城和电视找人等,审美出2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是现实主义精神;二是电视等文化装置的文明性。敏芝在电视前的质朴倾诉和呼唤,给予公众的巨大向心力和认同愿望;《黄土地》大快荒凉贫瘠的土地,翠巧的反抗共同呈现出一种令人感荡回味的悲沉;《红高粱》在释放中展现出高亢激越的生命旋律;《秋菊打官司》的震惊是因愤气意外地无处挥洒而形成的内在惊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小金宝表面快活终究掩盖不住内心的极度忧郁和悲剧性的隐忧。
  4、色彩的运用美学
  张艺谋偏爱红,早期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片名都带着红的字眼。《菊豆》中高高挂起的红色布匹更是贯穿整部的电影物品,它见证了天青对于菊豆的初见倾心。绝望的菊豆对着天青哭诉的时候拉着红色布匹的一角,那神情仿佛是拽住天青的衣角。天青对着菊豆的美色发呆时候,长长红色布匹因为滚轮的松动而高高的泄下。而红色在片中同样是代表了失望和绝望,记得天青乘着天白不在院中的时候在角落把集市上买的红色头巾戴在菊豆的头上时,鲜亮的红色瞬间从黑灰色的画面中跳跃而出,2人沉浸在短暂的快乐中,却被天白突然的归来而打断,亦在其冰冷的眼中将这红色头巾急忙的拿下掩藏起来。片尾这红色火焰则是所有绝望的汇集,带着万念俱灰的决心,却又在最后一刻留下最最凄厉的质问。
  5、独特的构思,深刻的寓意
  比如《活着》中的皮影。福贵背着它们,福贵牵引着它们跳舞,在赤贫糊口的日子里,在九死一生的战地上,在大炼钢铁的劳动中,无论世事如何变换,要演皮影,只需一块幕布,一朵照明的火,一把拉开来的好嗓子。福贵得罪了儿子,赔不是的时候也说:“晚上爹给你唱戏听。”书中如黄泥地般沉默的农民变成了指间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皮影艺人,数十个鲜艳的灵魂在他的嗓子里游动。
  在《红高粱》中,观众是不会忘记青纱口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那野性弥漫的绿色向我们张扬着自然和生命;在《菊豆》中,观众的视觉中反复出现杨家染坊里自房粱上悬挂而下的红黄布条,黄色暗含淫荡而红色却预示血腥和死亡,那布条更是给人束缚和限制的联想;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陈家大院里的大红灯笼以及灰色的高墙更是电影故事的主线,红灯笼让人想到青楼和挑逗而灰色的高墙则象征着幽闭和囚禁。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哪院太太捶脚、点灯就预示谁是老爷的宠幸者;《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疼痛的表情,意味着即将生产;《有话好好说》中,菜刀、板砖代表凶器,一只快速旋转的轮子代表主人公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一阵尖利刺耳的声音代表着急刹车;《菊豆》中杨天青的一只大海碗隐喻主人公情感和性的饥渴;《红高粱》中狂野舞动的红高粱意指生命、爱情、欲望等。
  6、浓烈的历史感和生命意识
  没有一部其他的张艺谋的电影具有《活着》这样深刻的内涵。福贵一家在电影中的悲惨遭遇只是层面上的故事,影片的主旨却是在演绎人在世上和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境况,去再现张艺谋欲表现的宿命论人生观。贯穿整部电影的皮影戏是我们理解这一主旨的最重要依据。
  皮影戏使《活着》的故事演化成三层,福贵一家的故事,皮影戏的故事,以及人类的故事。人在世上的双重角色在他和玩偶之间的关系上得到充分的显示。一方面,人是玩偶的操纵者;另一方面,人却如同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操纵。福贵一家人在电影中的悲惨命运具有浓烈的宿命论的色彩,更为人如同玩偶这一比喻增加了不可缺少的注脚。人生就如同一场早已安排好的戏。实际上,人生如戏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譬喻。戏本身就不是真的了,而影戏却给这不真实又增加了一份虚幻,而皮影出现在电影影幕上就更是幻上加幻。平面皮偶在孤灯幻影下显现演绎人生的故事把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就已是一场梦幻,而对大起大落,丧子丧女的福贵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皮影戏还是偶戏。偶戏能更好的象征人如同玩偶这一譬喻,皮影戏中的皮偶受人操纵和电影中福贵受命运操纵交相互映,把宿命论在电影中推到了极致。
  在整部电影中,张艺谋不断地把玩“人如玩偶”这一意像。福贵被改写成皮影戏艺人,不光是情节的需要,也是张艺谋为了强化主题的手段。为了生活,福贵抛妻别子,远离家乡,成了巡回皮影戏团的班主。福贵那一幕幕风餐露宿为生存奔波的镜头和皮影戏交叉出现在影幕上让我们有点分不清皮影中人物和电影中人物的界限。福贵被国民党军队强征为民夫,肩拉大炮的镜头,更让我们看到一个悬丝木偶的形象,受人操纵,无可奈何。解放了,然而福贵身不由己的命运仍然继续着。在那场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张艺谋再一次把皮影戏的场面和炼钢的场面融汇在一起,象征着在那场荒诞的运动中,每个人都和福贵一样身不由己,是命运的玩偶。
  当福贵冲向鲜血淋漓的有庆的尸体前,张艺谋给了他一个特写镜头。在整个影幕上,除了福贵本人,就是一幅皮影戏的影窗。在无法抗拒的命运面前,福贵本人看上去多么象被他玩于股掌的皮影啊。这些戏剧性的巧合后来再次发生在福贵女儿凤霞的身上。文化大革命中,一直伴随福贵的那箱皮影未能逃过劫难,在镇长的督促下,凤霞把那些皮影烧掉了。皮影戏的故事似乎暂时结束了,但福贵的厄运却并没有随着那些皮影灰飞烟灭。由于高明的医生在文革中全被关进“牛棚”,医院由学生当班,凤霞产后大出血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命归黄泉。命运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它丑陋的力量。本可救凤霞一命医术高明的王教授,因为饿了三天,吃了福贵好心为他买的七个馒头而噎得不能动弹。福贵再一次间接的促成了凤霞的死亡。这些情节极富戏剧性,在原著中是没有的。影片的结尾也是富有象征性的。当福贵的外孙馒头问他的姥爷把他爸爸为他买的小鸡放到哪里时,福贵从床底拖出那个劫后余生原来装皮影的木箱,和他一起把小鸡一只一只的放进去。毫无疑问,这里小鸡代表的是年轻一代,代表着未来,而曾经装皮影的木箱由于是个盛体和封闭物,表示禁锢和束缚则象征着命运。通过这一象征,张艺谋无非在告诉我们,人类将继续受命运的控制,永远不能摆脱命运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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