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史学史纲要》笔记

风清扬斈 12年前 (2008-04-05) 历史札记 4155 0
《中国史学史纲要》 王树民 著 中华书局1997年9月版 ¥18.00 

《中国史学名著》 钱穆 著 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 ¥18.00

 

   1.关于《尚书》,王与钱穆的看法一样的是,都把这个书归入记言史书的第一部。都讲述了“今文”与“古文”的真伪问题以及相关的学派学术演变的大体过程。

王明确“《商书》自《盘庚》以下四篇,《周书》自《牧誓》以下十七篇,除有文字脱误错简外,基本上保持了上古记言史书的素材形式,这是《尚书》特有的学术价值。”而钱穆的看法是“在我只认为《尚书》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书》。虞、夏、商书都有问题,只有《西周书》或许才是中国尚书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主要真可信的是《西周书》”

要注意到,王看中的是“素材形式”,是以材料本身而言,而钱看中《西周书》是为了揭出“周公”。

对于孔子修定六经的传说,王认为“《书》是古代记言的史书,多为诰誓训戒之词,都是固有的,无待于孔子修定。”这个推论是为了清除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的影响。因为孔子当时是拿这个文本作为教材来用,并非作为政治论文,所以确实没有必要修定。钱穆特别强调了孔子思想受《尚书》特别是受《西周书》背后的那个“周公”的影响。“天命论”和“共主论”是周公思想的核心。

2.《国语》。

  王认定此书的性质为“各国之《语》的汇编”,“说明全书为汇编性质,而非一手写定者。”特别说明“就史料价值言以《周语》《楚语》为上,《晋语》《郑语》《鲁语》次之。”钱亦“认为《国语》这本书是杂拼的,只把很多材料拼在一起。”又特别说明了《晋语》记事部分多,而因《鲁语》多儒家言,《齐语》只讲管仲的特征而怀疑后人添加成分大。

 要注意到,在这里,王仍然注意的是史料价值,而钱是从思想文化特征上展开说明的。

 关于《国语》的编者,王引司马迁“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直接认定作者为“左丘”。又据司马迁列其名于屈原与孙膑之间推定为战国中期人。因“《晋语》九篇,几占全书十分之四,而最后一篇多记赵氏之事”,故认为“作者似为赵国人,或与赵氏有特殊关系”。

 而钱穆只表示了怀疑,没有推论,只说“前人多谓《国语》和《左传》同出左丘明,故《左传》称“内传”,《国语》称“外传”,此说殊不可信。

 在这里要注意到,王把《国语》的作者问题当作一个历史知识点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推测,但钱穆并不在乎这个作者问题,除了钱穆本人重心性义理而不重考据之外,大概还因为钱感到《国语》在文化上没有什么重要地位。

3.《战国策》。

  王以为“形式虽为记言之书,性质则与《国语》不同。”认为内容“或为实有者,或为虚拟者,不必与事实完全相符合。”而且是在游士风气盛行的背景下成书。故不甚看重其史料价值。

  钱以为“《国策》里有大部分材料尽是纵横家之言,都出三晋之士。……有很可信的,也有很不可信的……”

  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的看法一致。

4. 在孔子修订《春秋》的问题上,王与钱有分歧,当然都认为有删改,但就删改的程度意见不同。关于有删节的明证就是关于宋共姬之事。这个例子很经典。

  王认为《春秋经》录自《鲁春秋》,而有所删节。但王引了《礼记·坊记》中“《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而引《春秋经》哀公十二年有“夏五月甲辰,孟子卒。”之文对比。“说明《春秋经》之于《鲁春秋》惟有删节,存者皆用其原文而非改写。”

而钱穆认为“在孔子自有一个编纂的体例和取舍的标准,及其特殊的写法。所以说:“笔则笔,削则削……” ”并引例子说明:“但如在鲁庄公七年《公羊春秋》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

 在这个问题上,王的说法似嫌武断。因为一个没有修改的例子不能证明全书都没有修改。至于《公羊春秋》中的例子能不能保证其证据力,也有存疑。所以,正如钱穆所说“此刻我们找不到鲁国《春秋》之存本,此问题就无法讲。”

我认为如果非要猜测,那么要看《春秋》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做教材用,似乎用不上修改原书的文字,只要把原有的材料抄来就是了,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用过去的历史材料,连错别字都要照样子抄下来。孔子更不会为了嫌原书的文采不好而去改,因为从《论语》中孔子的性格人品来看还不至于去为了炫耀自己的文采而改史料原文。但是,如果孔子是为了政治目的,那么有可能存在“诛心”的笔法,如果是为了学术目的而新编一部历史的话,也有可能修改一些字句,包括文采方面的细节。

但是,要考虑到在当时的时代下,历史都是随发生随记,记不上也就不记了,几乎没有人去做“总结”,为什么?因为当时“史”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普通人,甚至普通的官员是没有权力去做“史”,所以孔子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至于摘抄,那当然就比编写要轻易一些。孔子修《春秋》纵然不是第一个,也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因为他还要用这个做教材给学生用,所谓万事开头难,孔子不是傻子,自然会考虑到政治影响。所以,他即使要修改,也不能大该。这就好象现在如果有人要写新中国的历史,即使拿着档案资料,一些关键的地方他自然知道不能随便改,一些特殊的提法,说法,都不会轻易换字词,即使有修改,也只是在不关痛痒的地方吧。从政治转向学术,或者说要严格区别政治与学术,在现实中并不容易。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就极其复杂。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钱穆的态度无疑是应该的。但看王与钱两人,则似乎王的实际经验要丰富一些。王是否参与过修史?应该去查一查王的传记资料。 

 
5.《春秋》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

 王从“《春秋经》何以托始于鲁隐公元年?”这个问题入手,认为“就鲁国的历史而言。在孔子的时代,三桓的势力是鲁国的政治重心所在,溯其根源,是出自鲁桓公,而桓公是与隐公争位后才得为鲁君的。所以自鲁隐公以下为鲁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完整阶段,正适合孔子选用为历史教材。”

 王的这一段推论很精妙,只要以下两个前提能确定,则结论大致无误。第一,《春秋经》是教材。第二,《春秋经》是“鲁国近现代史”的教材。从这一段推论来看,可以注意到一个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考虑问题要能够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不能用我们此刻的眼光去看,那几乎看不出什么。

但是,钱穆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但从孔子笔削以后,则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王室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世界史。用那时的话来说,主要则是一部诸夏霸政兴衰史。”

钱穆的逻辑基本上是这样:本来各国实行自己的历史记录政策,各自监督自己国家。但当其他国家都实际上没能继续记录的而只有鲁国的有的时候,把鲁国的这一本拿出来,就自然的也“监督”(或者说“历史批判”)了其他国家,所以,这时候修订过的《春秋》就具备了“世界性”。因为它的内容上有很多关于其他国家的,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关系复杂,很多诸侯国之间是复杂的姻亲关系,战争与外交活动异常频繁,在本国历史中就自然要夹杂大量其他国家的情况。并非像现代一国的历史,对于别国的情况很少记录,因为本来直接交往就不多。

通过对《春秋》的定性,能看出王与钱的治学特色。王特别注意到了“近代史”这样一个时间因素,而去问何以始于隐公元年这样一个问题。但钱却注意到这本书的影响范围,指出这部《春秋》的影响范围大大超过了《鲁国》而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钱着眼于地域因素,也正体现了他治史过程中一贯的以“文化”为中心的思路,特别关注文化的影响力,这大概也是由于钱热衷于宏扬中国文化的心态。而王则从“选编”历史的技术角度考虑到阶段划分,特别看到了鲁国的政治变迁的阶段,这体现出王治史方法上对政治问题的敏感与关注。

6.关于“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王认为,这样的说法“其性质超过了记事史书原有的教育意义。”不认可那些拔高的评价。并且认为是从战国开始对孔子的《春秋》开始拔高,以至到汉朝时候被神圣化。

  但钱激赏《春秋》的“历史批判”能力。提出了“所谓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谁也逃不出历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则是道义的,由自然中产生道义。自然势力在外,道义觉醒在内。”

 需要注意到的是,王的观点是纯粹的历史观点,通过分析“春秋”这个词在不同时代的涵义之大小变化,说明最初的“春秋”仅仅是一本历史记录。他仍然是站在“当时当地”的那个“现场”去考察真相,剥离了历史在演进过程中被附会上的许多东西。而钱穆一定要从后来的文化影响力上来看这本书,故而放大了这本书的意义,得到了“孔子《春秋》则建立出此一大道义,明白教人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此项道义,论其极至,乃与历史自然合一,此亦习谓天人合一。”的结论。并特别强调“孔子《春秋》大义,应该着眼在此一点上去认识。”这也是他的“心性天理”观念所决定了的价值观念促使他不得不如此看问题。

窃以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即使“乱臣贼子”当时确实“惧”了,也并没有停手,战乱和政治斗争只是更复杂和激烈,手段更残忍。“历史批判”的力量并没有彰显出多大效力。实际上,仅仅通过文化的影响力,决难造就文化自身。恰恰相反的是,正是战国之后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以后,反过来扩大了文化的影响力,吃饱了肚肚,满足了野心之后,才有余暇鼓吹一下“春秋大义”来粉饰粉饰太平盛世。此时此刻,我们去看那几百年的战争,觉得无比恐怖,不可想象那个时代的人民是如何活下来的。可是,其实看一看今天我们周围的某些国家,天天有“刺客”做“自杀式袭击”,隔三差五会去屠杀一个村庄和城市,可是,我们仍然天天听到“自由”“和平”这样的口号,国际上的“有识之士”总是在大声疾呼“道义”,那么,也就大概可以理解那个时代了。那些死去的人,流的是血,丧失的是自己仅有的生命,而那些拿“道义”做文章的人们,不过浪费点口水和笔墨,得到的是“稿费”,是“和平奖”,而那些血泊中的人,此时此刻,鲜血正汩汩地流着,要他们相信“道义”的力量,除非把最后一滴鲜血流尽。真正的“道义”应该是在每个人灵魂深处,是把自己的罪恶、贪婪和愚昧的冲动禁制起来的枷锁,而决不是可以随时拿出来或者一直悬挂起最坦白的地方让别人参观的钻石项链或领带夹。“道义”确实存在,但我们也很清楚,一个呼喊“道义”的声音最大的时代,其实是最缺乏“道义”,一个把“道义”的力量无比夸大的时代, 其实“道义”的力量也是最微不足道的。这就好象饿了许多天的人吃半碗剩饭都觉得可口无比,以为是人间的珍馐。

而如果后人不能理解这一现象,反倒真的把那“半碗剩饭”当作美味家肴而期盼着,甚至把嘴边的肉都懒得啃,而急煎煎地追寻那个“道义”的幻象,那真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悲哀了。

 
7.《左氏春秋》的作者。

  王认为“其书可能为创始于左丘明,而最后成书于吴起”。

  理由如下:其一,引司马迁语“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其二:左丘明之名见于《论语·公冶长》,可知左丘明至少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

  其三:《左传》记事到孔子卒后数十年。

  其四:刘向《别录》记《左传》的传授系统:“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

  其五:吴起为卫国左氏中人,书名兼取左丘明之人名与吴起之地名。

  其六:其书中预言,在战国中上期以前者多应验,推知其成书时代不迟于中上期。

 

  钱认为“可能与吴起有关”而对左丘明质疑。其理由:

     其一,左丘为姓,左亦为姓,则若为左丘明所做,似应称《左丘传》。(但在此处,钱云:“如太史公说左丘失明乃著《春秋》”,这是钱记错了原文)

其二,晋楚两国事,《左传》讲得很详细。而当时同时能够看到晋楚两国双方的史料的,吴起是最合适的人。吴起先在魏,后去楚,而《左传》中又对晋三家中的魏总是说好话。

其三,《左传》里很多讲军事,讲得特别好,而吴起懂军事。

其四,《左传》里的预言秦孝公以前都对,以后便不大对,这年代与吴起的年代差不多。

 

关于《左传》的作者问题一直是一笔糊涂帐,甚至要讨论到《左传》本身的真伪,这就更复杂了。但从王钱两位的论证思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其一,王引证着眼于古籍文本中直接提到的史料,而钱善于从文本中没有的地方进行发挥,例如钱提到《左传》中讲军事讲的好这一特点,就和吴起懂军事结合起来讲。一般来讲,玩笔头的人大概各个方面都敢玩一笔,但独独军事要求极高的实践经验,纸上谈兵的很容易露出马脚,以唐代杜佑的《通典》为例,其他的部分都写的极好,独独于《兵典》成了军事小故事集,典型的纸上谈兵。

其二,王论《左传》以地名兼人名而成书名,似嫌“综合”太过。若此思路为钱所得,则不免径论为地名而指向吴起。

 其三,王仅论成书年代,而钱同时认定吴起亦在此时期内,但这样的论证,只能证明可能性,不能确定。由此可见两人不同的治学思路,王小心求证力求严谨而钱大胆假设不吝揣测。

 

 

8.关于《左氏春秋》的内容

  钱把主要内容挨个儿解释了一遍,并提出了许多寻找问题的方法和研究的思路。例如讲到根据晋的历法比鲁的历法差了两个月而可知当时山西人用夏历。以及从朝聘盟会之制看《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甚至包括从历史人物的名字号来发现训诂问题等等。

   王则拈出“其重点则已扩大到全中国境内之列国,由一国之史扩大为全中国之史书。”和“人民在史书中已有一定的地位。”这两点。

   由此可见王关注的地方是“政治性”,而钱在乎学术细节。

 

 

9.《史记》

  王对《史记》的定论有三:

   其一,人民本位的觉悟。理由有二:

       甲、人物入史之标准。“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所以许多贵族都不记,而记录到一些学者,医生,游侠,刺客,货殖等等。

        乙、笔法。通过人民的视角来看。如写卫青“大将军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而写李广“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其二,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

   其三,古文典范与世界性的著作。

 

   王对《史记》所做的第二个判断,我没有读懂,没有搞清楚他的论证思路。看不出他举的例子和唯物主义有什么密切关系。第三个似乎跑题了,文笔美不美,是不是古文典范,似乎不是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非要说是,那也只是撰史的技术问题,况且,如果没有总结出什么规律,只说“典范”也是空话。至于“世界性”,不过是被翻译成了几种外国文字而已,若仅已此而论“世界性”,太表面了。至于后边所谓“成为全体人类的精神财富”云云,纯粹是套话,凡在地球上的非物质的财富都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这不用当做什么意义来夸吧。

   王的第一个论断的论证很好,特别是提到从人民的视角来评价历史人物,这样一个视角的发现,确实无可质疑地使“人民”进入了“历史”。

 

   钱穆论《史记》却颇有发明:从《史记》之体例看古史籍之演变。

   《尚书》记事兼记言,《左传》以编年而含记事记言,《史记》以传人而兼编年含记事记言。提出了中国史书“三层的大进步”,说明“今天我们有一个欠正确的观念,认为进步便是不要旧的。……进步必是由旧的中间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间依然保留着旧的,那么这个新的当然比旧的是进步了。”其实,钱穆这段话大体意思倒真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虽然他提出的“三层”有点呆板。

   钱具体地分析《史记》体例:以本纪为全书之大纲,是编年,而世家分国记事,又各自编年,列传则详写“个人”的“事”与“言”。这样一个立体的体系可以说近乎完美了,把前有的各种体例完善地结合起来了。“表”则将各地之事以时间做纲,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示历史的演进。“八书”为“专题”,用“尚书”的体例。其实应该看做是“专题史”。

   窃以为,这一章,钱要比王高明许多,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去发现史学发展之规律,而不是建一座封神台,给那些旧史书去封什么“古文典范”什么“世界性”之类的虚名,那就太无聊,不是科学了。窃以为给予历史成就最高的评价就是把它放到自己合适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而不是高高地架起来。

   史学发展规律需要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总结:王关注内容里的“人民性”,而钱注意到了体例的进步。但要注意这两方面也是相互作用的,比如列传之体例能够产生,正是由于“人民性”的发展。在史学还只是为帝王做家谱的时候,那些贵族不过是作为附庸而赘于帝王家谱的边上,而那些“俶傥非常之人”则无法进入史家的视野。虽则列传中大部分仍然是贵族,但能够有一些“平民”的进入,已经是历史之一大进步。而大部分贵族能够从原来的帝王家谱中分离出来,而独立成为一传,本身就是历史一大进步。窃以为中国史学有两大高峰:其一,《史记》所开创的历史文本体系,以帝王本纪为纲,以世家与列传分层次填补这一立体框架。其二,章学诚提出地方志应为以地区为中心的史书。“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历史世界”。

 

10.《汉书》

   王认为《汉书》只继承了纪传体的形式,而放弃了人民本位的立场,专为统治者树碑立传。“史书竟为之族谱化。

   王认为“缺乏作为史学精华的思想性,因为《汉书》不是从史实发展中寻求规律,而是按照经书所说的原则,取史实为证而已。”这主要是指根据“五行相生”的理论而把传说中的古帝王名号与“五行”配合起来,造成了一套新的历史假相,最终的目的是“推定汉为火德”为这个朝代的存在找到了“合法性”。

    窃以为每个时代的史学在记录的同时又是一种阐释,那么,汉代史学这种利用“五行”理论对历史的阐释,也是一种客观,是一种历史真实,因为其历史局限性本身使其不可能有更高的认识。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主流的思想,汉朝的主流是“春秋大义”和“五行”,那么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用这些东西去梳理过去的历史,是正常的。错就错在,不能反过去伪造历史,不能为了自己的结论而编造出实际上没有的过程。即已目前而论,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也有很多人曲解了这一理论,在历史中“梳理”出许多生硬的东西。这与其说是一个治学的方法问题,不如说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一个人忠于自己所信仰的理论,就应该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如果自己都不信任那个理论,发现不通的时候不去在自己的方法上找差错,不去完善这一思想工具,反倒去造假,那从他一造假开始,就标志着他的信仰破灭。

     钱穆此节但以班固个人品德操守之高下与史迁相比,并提出了“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

王与钱相较,可见王抓的是重点,而钱所着眼处是细枝末节。作为一部史书,其时代背景造就了作者,而作者本身的品性很大程度是由时代背景造成的。西汉与东汉两朝风气差异极大。东汉好人坏人都搞结党依附这一套,班固就由依附而丧命,这也是时代命运。作者人品之高下确实对于作品的思想性影响很大,如果作者的思想认识不足,自然难以写出更深刻的见解。但时代风气恐怕对于塑造一个人的品德操守影响更大。钱穆是以学术修心,以为心术正则学术纯,学品高则人品高。对于初入学术之门的学生这样强调,自然是应当的,可以警策。

 

11.断代史。

  对于“断代史”这一形式,王认为“历史本来是不能割断的,为了便于叙述,勉强划分阶段,也应以社会文化的发展为标志。自从《汉书》与《汉纪》成书后,以朝代或政权为标志的断代史成为史书编著的主要形式,从此史书所记载者以本朝代之事为限,虽详于记事,而无从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史家所追求者,惟在编书的体例以及文字之间,致历朝修撰的史书,惟有量的增加,而不见质的提高了。

 但钱穆以为“换了一个朝代就表示历史起了一个大变动,我们自应来写一部历史,把前面那一段记下。”他认为“至少讲来,班固《汉书》在清代以前确实不可否认的是开了一条写史的新路。”因为,钱感到麻烦的是“随时写是不行的,过了多少时才该写,又没有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标准。

 钱认为换一个朝代就表示历史起了一个大变动,这样的观点自然是以帝王家为中心才能看到的。以五代十国时期而论,隔几年便换一个朝代,并不见得“历史”有什么大变动,大概战乱与改朝换代太勤快了,连老百姓都习以为常了。所以,皇帝尽管换,而大臣都还是那些大臣。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那时候不是也有大批人都是“三朝元老”?

 窃以为,作为史料之累积,“随时写”未尝不可,但历史,却需要去总结规律性的东西,那么自然材料多些,对于寻找规律而言能全面一些。钱不知道该从什么时候“断”,其实王却很清楚,“勉强划分,也应该以社会文化的发展为标志”。当然,这要具体看需要寻找的历史规律是什么了,欲研究政治问题,则宜于一政治核心形成之前至起衰落为阶段,欲研究经济问题,则宜于以生产工具之重大改进为阶段,不能一概而论。譬如文学史,近来便有人提“二十年文学”,以什么标准划分,为什么要这样断,自有其一定的目的。

 

12.《后汉书》

   王认为“《后汉书》形式上多同于《汉书》,内容思想则接近于《史记》,这是《后汉书》胜于《汉书》之处,也是《后汉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为《党锢》《独行》《逸民》《列女》等传“改变了《汉书》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趋向”引王鸣盛言而赞曰“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

   钱则重于讲范氏之文才与人品。

 

13.《三国志》

   王认为“同一时期的历史,而分写为三书,以政权为中心,撰史的原则更为明显。

   钱则认为“但他书称《三国志》,不正名曰《魏书》,不与《汉书》《后汉书》《晋书》同例,既名“三国”,则是并列的,可见陈寿也有他不得已的用心。

 

14.《魏书》

   王对《魏书》背后的政治斗争颇有描述,倒真是“史书之史”。

 

15.《史通》

    王认为《史通》之价值在于“从史学理论方面作有系统的论述,为史学史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探讨树立了基础和规模。这是《史通》不同于一般的史书之处,也是《史通》的主要价值所在。

     王认为《史通》之出现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时代。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统治者对史书控制严格,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官修史书成效不高,需要对过去的成就进行总结。

     其二,刘氏本来“怀有自撰一史之志”但“上有监修之人,下多无才无学之同僚,遇事受其牵掣,虽有才能也不得施展。于是以其积郁思考所得,用之于对已有诸史的批判和修史方法的研究……

  钱穆把“史学”与“文学”认为是六朝以来的两门“新学问”,在这个学术背景下将《史通》定性为“一部史学通论”,而与《文心雕龙》这部“文学通论”进行对比评述。得到的结论大概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其一,时代。《三国志》《后汉书》一路下来,经学史学大义慢慢迷失,“在外观上看,是史学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史学实已衰了……”

其二,刘只注意史法史笔这些技术性问题。而对于“史意”即思想方面缺乏。并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本身做学问走了偏锋,“只爱读史而不通经”。“惟其存心只要做个史学家,因此他的理论和见解都狭小了。

  王以为史学衰微是统治者权力的压抑,而钱以为是“经学”的失落。其实在王看来,《汉书》时期,正是经学对史学的压抑,而钱却把后来“经学”的失落认定为“史学”衰弱的原因。可见同一事实,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下,就有截然相反的结论。

  另,王注意到的细节是刘的“虽有才能也不得施展”,而钱注意到的细节是刘的“存心只要做个史家”其实就是王所看到的“怀有自撰一史之志”。窃以为,钱嫌其不通经,自然认为其眼界不够开阔,这又是从文化上着眼了。而王之所以注意到的是有志而不能遂,恐怕与王之切身经历有关,我们自己也常常能感觉到这种东西,往往你想做什么,偏偏就是做不成。领导无能偏要来指导工作,而同僚中越是没本事的后台就越硬,就越惹不得。这些情况岂独唐朝有?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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