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笔记

风清扬斈 13年前 (2008-04-05) 历史札记 3760 0

通鉴:

陈垣在抗日时期所著,此书集中反映出他在治史、文献学各个方面的成绩和见解。此书把校勘、目录、考证作为一个方法的整体来把握。把言史法和言史事有机结合起来,把研究历史和对中国近代社会现实的关注结合起来,表现出对历史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总结史学方法符合中国史学自身的特点,提出具有民族史学特点的方法论,体现出史家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新史学:

1902年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长文,梁就普遍的史学理论作进一步的阐述,所论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作者以“新史氏”自号,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批评旧史有四弊二病,梁的新史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新旧更迭的里程碑。它与《中国史叙论》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批评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科学化的标志:1 逐步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2 确立指导的史学方法论体系。3开辟中国古史文献科学整理解释的道路 4提出了批判继承中国历史遗产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远古的传说-保存历史意识的萌芽 从卜辞到国史-记载历史意思的产生 尚书和诗经-自己的历史意识的明显增强 春秋时期私人修史的开端-孔子修春秋 战国时期私人修史之盛
实录精神,班固评论武帝人才之盛是由历史时势造成的 人民性 十分博洽 食货志 地理志

 

二重重要证据法
王国维在关于古史研究中,善于以旧史解释新发现的材料,又以新发现的材料印证旧史料,新发现的材料可以证明古史记载中的可信部分,而古史记载也可以弥补新材料中的脱略,1,取底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相互辩证。2,取代民族故书与吾国旧籍相互补证。3,取外来观念与国有材料相互渗透,这样新材料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旧材料也可以得到重新鉴定,他自己解释这种研究方法叫做“二重证据法”,他用这一方法对古史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证,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中外学人所推崇。

 

《明夷待访录》的批判精神
此书集中反映了黄宗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思想其中具有一些批判封建制度的内容
A此书突出地反对封建君主专制。B 宗羲在此书中表达了一定经济精神,主张“工商皆本”同时主张金银及改进钱钞法。C在土地制度问题上,他又“田土均之”的平均土地思想,又有“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和“任士所宜,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布帛”的减轻田赋和征收实物的主张。D在文化教育问题上突出的表现是反对八股制艺。E在批判封建制度时他提出了加强宰相权利,提出扩大学校作用。具有民主思想倾向,F在批判封建制度时,他继续和发扬了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抨击封建君主以天下为私产。¥此书是中国封建经济衰老师其的“人权宣言书”它对近世民主运动还有一定的思想影响

 

《通典》中有关国家的理论
《通典》一书中,杜佑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以他在政治思想领域对国家职能的新认识序文,清晰勾画出当时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认为从重视“教化”出发而达到“致治”的目的,应首先以“食货”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选举制度,职官制度,礼乐制度,兵刑措施。从内容和编次上 反映了逻辑体系,即首先论述经济制度,然后依次论述选举职官,礼乐制度,以及用兵之道和刑法设施,最后论述地方政权的建置和边防的重要,食货时经济基础,选举,职官,礼乐,刑是上层建筑。《通典》的内容和编次是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论述到了。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通典 食货典》以下其余的八门中 职官是最重要的。选举是为了保证职官的素质,“礼乐”是职官教化的职能,“兵刑“是职官的暴力职能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社会对史学的影响
A,首先是政治的变动,出现了或几个封建王朝的并存,或南北皇朝对峙的局面,而终于促成了隋唐皇朝的统一和兴盛,推动了皇朝史撰述的发展,出现了“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的盛况。
B,同时,这种形势也推动了姓氏学的发展,谱学之书的撰述成为这个时期史学活动的时尚。
C,这个时期另一个重要时代特点,是发生了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发生了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一方面推动了各民族对“国史”的撰述,另一方面,是随着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河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长江以南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风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为历史的撰述提供了丰富的新内容。
D,这个时期还有一个时代特点,是思想领域的“天下大同”“天下一家”观念,它是长期的民族斗争和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在意识形态的反映,这种观念,在当时现实的历史活动和以往历史的认识与撰述中,都长生了深刻影响。
E,这个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极盛的程度,这推动了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风情的撰述。
F,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有不少皇朝重视以皇家的力量组织官书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绩。

 

史学走向近代化的趋势
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的趋势,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历史形势的驱动下发生,发展,因而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
其主要必要表现是:
1,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价值取向的变化。¥近代以来,站在讲历史潮流前头的史学家们所关注的是中国领土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如何救亡图强,倡导研究和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这是他们在研究中的新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反映了中国史家的近代意义上的边疆意识和主权意识的觉醒。
2,史学观念和史学理论的变化,这是史家走向近代之趋势中的重要的方法。¥关于历史观念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提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历史哲学等问题,梁启超《新史学》中就十分明白的包含着人类历史是进化的这一历史思想,历史的资荐作用及其事实基础,认识基础,价值基础是史学近代过程中史学理论发生变化的核心问题。
3,研究方法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对相关学科的认识与建设。“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注“史学与他学之关系”2,世界观念与比较研究的方法。总国史学家逐步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观念。¥4,表述形式的变化,近代史学在表述形式上的主流已经起了变化。这就是以时间为顺序,以史事的逻辑关系为结构的层次分明的章节史书的出现其最早代表作是夏曾佑撰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史学史

 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其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阐明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批判地总结史学遗产(包括史学传统),为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成果和借鉴。中国史学史的主要内容包括:史家或史书所反映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历史文献的积累和发展,历史编纂和历史文学的发展,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修史工作和修史制度的发展等。历史观点,指的是关于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对社会经济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看法,对历史上得失成败的看法,对民族关系的看法,对朴素民主思想的看法,到了近代,还有对中外关系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等等。其中,最根本的是关于对历史的运动的看法和对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的看法。历史文献,指的是关于它的积累的情况,文献整理在各方面的成就,以及历史文献在史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历史编纂,指的是史书的体裁和不同体裁的互相补充与综合,史书的体例和对于体例的运用,以及史书的编和著的区别与要求。历史文学,这里不是指的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而是说的史学家对历史之表述上的艺术,如写人物、写战争、写历史场面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至于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方面是指社会发展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指史学对社会的作用。修史工作和修史制度,主要是指史职的性质及其地位的变化,以及修史机构及其制度的发展等。外国史学史又可以分为东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而这二者都还可以再分为国别史学史。如果从时间上来考虑史学史学科内容的范围的话,则不论中国史学史或外国史学史(包括国别史学史),都可以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等若干个阶段;而中国古代史学史还可进一步按照某一个皇朝或某几个相连续的皇朝来划分,如秦汉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学、隋唐史学等等。史学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从实质上说,是适当地运用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的有关知识,来提高或加深学生对于客观历史发展的认识,增强学生对于历史课的兴趣,有助于学生初步建立起对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从具体方面来说,这个作用主要表现在:1.通过对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的进步的历史观点的讲授和分析,丰富学生对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增益学生的历史智慧。2.通过对著名历史著作在历史文学上的代表性篇章、段落的讲授,烘托课堂气氛,增强学生对于历史的形象认识,促进学生对历史课以至于历史学的兴趣。3.通过对于著名史学家和历史著作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的讲授,启迪学生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并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逐步建立起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促进历史前进的自觉意识。4.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适当地讲授一些必要的史学史知识,还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课外历史阅读的范围,引导对历史课、历史知识以至于历史学有兴趣的学生阅读一点史学名著,提高他们在历史文献方面的素养,为进一步学习和深造打下初步的基础。

 

 

晚清“新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1840年鸦片战争后,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史学开始向近代形态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初期以龚自珍、魏源、徐继畲为代表,中期以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为代表,最后于20世纪初年形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

     “新史学”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封建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样式,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史学”的领军人物虽然以资产阶级改良派(如梁启超、夏曾佑)为主,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新史学”代表了晚清时期的整个资产阶级学术阵营。新史学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学术的基础。如果没有“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要直接面对封建旧史学,就会付出更多艰苦的工作。有了“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可以直接超越封建旧史学,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学术与思想起点上,实现更高程度的超越。

     第一,“新史学”已经具备晚清时期最完备的世界眼光,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世界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特征相衔接。从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人开始,进步的中国史家即开始以一种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其后,从世界性的眼光出发,成为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著作的共同特点。他们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开始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一部分,最早开创了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后,更是竭尽全力地吸收世界历史知识,总是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和全球大势变动的格局中予以思考和观察。从此,在史学观念上,中国与世界无法再分离。这种全球性和世界化的眼光,是史学观念上的一场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致。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一种立足于全球化和具有世界性目光的史学。

     第二,“新史学”是以“经世”为价值取向的致用史学,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实践性史学,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性与革命性的品格相衔接。从产生根源上说,“新史学”乃出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相逼相迫”,而不是从书斋中自发地生长出来的。所以,“经世致用”、爱国图强是自龚自珍到梁启超一以贯之的主题。“新史学”家们深刻思考国家民族命运,尝试着从历史中寻找使祖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努力,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继承的重要遗产,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启示和方法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史学,是应时而起的史学,是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史学。

     第三,“新史学”家所尊奉的进化史观,虽然与唯物史观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信人类进步、追求人类进步、构建历史分阶段演进模式的属性相衔接。当然,在不同的新史学家身上,对进化史观的尊奉程度是不同的,进化史观本身也颇多缺陷(如单线一元性、简单化等等)。还有一些新史学家最后放弃了进化史观。但是,总体上看,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主要是在晚清时期),进化史观,是新史学家们整体上的价值取向。进化史观以进化、进步的理念为前提,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遵奉的唯物史观,同样是一种进步史观。

     第四,“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所展开的猛烈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品格相衔接。“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等人曾经提出“史学革命”口号,并且与当时的今文经学思潮、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相配合,汇合成晚清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巨大潮流。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在前人“革命”的基础上继续“革命”,在封建史学日益没落和边缘化的基础上使其愈加没落和边缘化,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向不可逆转的基础上使其继续前行,实现超越。

     第五,“新史学”家“伸民权”、“写民史”、“去君史”,鼓动史学通俗化、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系列主张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人民群众历史作用、打破王朝体系、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治史的特性相衔接。“新史学”从“历史哲学”到编撰理论,都增加了许多旧史学不具备的内容,许多西方的历史著作、历史理念、历史话语,被介绍引进到中国的历史学当中。这些理念与话语,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平台和基础。

     所以,就学术流变而言,“新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逻辑准备阶段,是学术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清扫了道路,做了逻辑的、思想的以及学术资料上的准备。不消说,梁启超等人在建构“新史学”的过程中,不仅曾经提到马克思,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学说有所认识和介绍,已经接触到唯物史观。

     但是,“新史学”无法自发地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唯心主义史学,还是一种形式主义史学,其思想源流庞杂而多元,许多见解也偏激、错谬。由于它不懂得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不懂得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去阐释历史,因此,它“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对历史主体背后的诸多“奥秘”,只能触及,无法揭示。这样,它虽然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却只能徘徊于门外,进而抵触与抵制,非但不能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还会与马克思主义日行日远,愈加背离。因此,辉煌期过后,当更大的社会变局到来时,“新史学”立即与时代脱钩,成为明日黄花,落在了时代后面:一方面,在史观上逐步走向相对主义,直至与唯物史观直接冲突;一方面,在研究领域上逐步向历史考据及所谓“纯学术”的方向退缩,不复当年的宏大气魄与气象。故尔,就连新兴的资产阶级史家,都开始瞧不起它。新史学被更新形态与样式的史学所代替,也就成为了必然。

 

侯外庐史学体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侯外庐史学体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陈 寒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 [摘 要]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的侯外庐,通过其对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形成起独具特色的史学体系,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自身贡献。 [关 键 词] 侯外庐;社会史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之一的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唯物史观本与注重实用理性的中国思想传统,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和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心理颇有相互接近的地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社会,逐渐形成发展起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思想(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等),并在这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们又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历史,逐渐形成发展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既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而科学的转变,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有机结合,形成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早在“五四”时期,刚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就已在大力宣传、介绍马列主义的同时,尝试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分析中国现实,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物质和精神》、《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史学要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等反映了这方面的理论成就。20世纪30年代初叶,郭沫若撰著并出版了其“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开始以唯物史观研究和解释历史。他“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颏的批判”,(1)从而使世人能够了解真实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的传统。稍后的“社会史大论战”,既使更多学者了解、接受唯物史观,又在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同时,初步锻炼了这支新生的力量。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的辛勤开拓之下,不仅形成发展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取得了许许多多的学术成果。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终于真正成为了科学。对于被学术界尊称为“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已有许多个案性研究。刘大年则在《他们做出了榜样》中有一个整体性的评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是说的中国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意味着前者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崛起于西方,产生它的社会背景、思想源流也只在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与马克思主义很少相像的地方。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马克思主义是地道的“外来异物”。中国“国情特殊”论者主要就是强调这一点。在历史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第一次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起,他们给我国历史学划分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上论述的社会形态、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仅存在于欧洲、美洲,也基本上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里。他们的研究切实证明了这个重大事实。中国历史从何处来,将要走向何处去,在人们面前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应用于中国历史,根据在哪里?根据不在中国历史之外,只在中国历史运动之中。甲骨钟鼎文字和先秦以下浩如烟海的文献记录,表现的中国社会制度、历史演变,有什么样子,马克思主义才能讲出什么样子。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改变了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不是改变了客体的存在。反对者指责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削足适履”、“移史就观”,这显然不正确。尽管如此,它还是不能否认这样的应用并非脱离了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而只是根据科学观点来重新认识那些事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科学不能靠杜撰虚构成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起来,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学里面,它再也不是“外来异物”,而与中国文化熔铸为一体了。恩格斯说,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这里借用服装来形容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做的工作,成绩斐然。(2)这里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运动是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基本历史规律相吻合,二是作为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其影响力必须实现民族化。而在这二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作出了科学回答。由此可见,虽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们,都对科学阐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关系,揭示中国历史运动的规律,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各自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及其成就,在现代中国人追求科学理想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迹。本文难以对这作全面评述,而只拟着重阐析侯外庐史学体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

首先,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不回避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使自己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前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其次,20世纪汲取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上述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的现象。这种汲取,以及外国史学在中国的影响,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这一切与时代同步,它虽然直接表现在历史学学科上,但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没有进化史观,就没有20世纪初的中国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二战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就没有学习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的热潮。而今天的科学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高潮,则是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的直接产物。20世纪中国史学史表明,开展中外史学交流,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从来都是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社会和历史学学科发展的特点所决定,汲取外国史学的具体内容,以及外国史学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其主流始终是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营养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史学。因此,中外史学的交流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除去客观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内容之外,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思维方式,都会提出许多问题。这样,就要求我们从中国史学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对外国史学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在一起。

最后,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20世纪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成就,首先是理论上的成就,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关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明显特点,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学是不完整的历史学,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近年在史学自身理论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例如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在史学方法理论方法,近年主要关注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是科学的史学方法的补充,对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全球化是一不可逆转的趋势,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中华文明在创造未来新的人类文明中将放出新的光彩。全球化和人类文明的多元化、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和交融的广阔背景下,中外史学的联系与交流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不会脱离当代国际史学发展的主流,同时也不会失去自己悠久的传统,在中外史学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史学不但不会失去自己的根基,不会失去自己的民族性,相反会在保持自己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更加自主地健康成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将从全球视野出发,用世界的眼光广泛地汲取任何有益的营养,而使自己不断获得发展的新的动因,中国史学将为世界历史科学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亦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学派。产生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参见“中国近代史学”),1919—1949 年为建立时期,1949 年以后为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时期。建立时期分四个阶段:1.1919—1927 年是第一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李大钊是第一位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结合起来的著作,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2.1927—1937 年是第二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的进程并同当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这10 年中,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论战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位奠基人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后,他连续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周金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这些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都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所得到的。吕振羽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3.1937—1945 年是第三阶段。4.1946—1949 年是第四阶段。在这些艰难的战争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并在科学水平上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邓初民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在通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出版了《中国史纲》第 1、2 卷。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侯外庐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 1 卷,成为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同种种错误的或反动的学术思潮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时期。从 50 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这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广泛传播和创造出新的成绩,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史学界至少有两三代人是努力按照唯物史观进行思考和研究,从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宏大队伍,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这个时期分为 3 个阶段:1.1949—1966 年是广泛传播阶段。这个阶段的成就是巨大的。首先是历史学的教学体系、研究体系、专业性学术刊物都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革;其次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社会历史调查,以及系列的历史资料的汇集;第三是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并出版了有关的论文集,推动了对于问题的深入的认识和理论水平的提高;第四是老一代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推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范文澜修订了《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了《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侯外庐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5 卷 6 册巨著,等等。其间,也存在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在理解和运用上不够全面和恰当的地方。2.1966—1976 年是经受考验的阶段。“四人帮”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名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肆意践踏,“儒法斗争史”和“批儒评法”活动甚嚣尘上,败坏了历史科学的庄严声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艰难中经受着考验,而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表现出深刻的史识和高洁的史德,撰写或酝酿着新的著作。3.1976 年以来是深入发展阶段。以“四人帮”的垮台和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深入发展阶段。其主要成就是:第一,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了,理论建设受到更多的重视,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第二是研究领域更扩大了,各种专史和外国史研究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第三是一些大型的系列史学撰述工程相继问世,有力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辉煌成就。第四是对历史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这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其根基却是不可动摇的,显示了它的坚韧的生命力。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动机:
1曾受朋友离弃,尝尽世态炎凉;2受父亲司马谈影响,继承遗志;3身为太史令,希望能述往事而思来者;4探求『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望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5因李陵事件而惨遭宫刑,编写史记逐成司马迁精神之柱;6以屈原为榜样,曾有痛苦而愤发著书7矢志继承中秋。
史学思想
1.重视人类生产经济活动;例子:货殖列传和平准书2.重视民族关系;例子:匈奴列传及西南夷列传;3.重视文化思想之变迁;例子:为诸子百家立传。;4努力反映社会的全面;例子:游侠列传、佞幸列传;5审慎的科学态度,要有原始文献才写,故史记被赞誉为实录;6直书的精神;例子:指出吕后的残忍;武帝的迷信7.不以成败论英雄;例子:项羽、孔子;8主张大一统观念;例子:华夏大地都有同一祖源;9不迷信的思想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的离骚』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形成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于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于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其后,得到深入发展,逐步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

     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建立与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国际形势于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结果。

     众所周知,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整体社会形态发生转变,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史学也开始了向近代形态和路向的转向。这一转向过程,初期以龚自珍、魏源、徐继畲为代表,中期以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为代表,而最后于20世纪初年形成以粱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

“新史学”形成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过于迅猛,加之它自身也有不少缺陷,因而存活的时间并不长,接着,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国际上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与国内两大因素相互交合,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和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从国际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把中国带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了前提,从国内说,相继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传播开来,为唯物史观与中国现实和历史的结合奠定了思想的和社会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就具备了外部的和内部的现实条件。

五四运动后,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兴苏维埃政权实行以世界革命理论为指导的对华友好政策,适应了当时中国的迫切需要。于是,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思想和思潮的层面得到进一步张扬,而且逐步进入现实政治领域。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政治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最直接的政治组织基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行国共合作政策,于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开展了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大革命运动,又称“国民革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在这场大革命当中建立起来的。

所以,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来说,大革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大革命不仅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政治运动,而且还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革命运动。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民党。从这个时候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中国的现实社会和历史进程,不仅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成为自觉,而且在中国国民党以及广大进步人士当中,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推广。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题中必有之义了。

概括地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十月革命和大革命直接催生的产物,因而也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中国的成果之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者,首推李大钊。李大钊是我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又是五四文化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还是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主要条件以及在建立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在李大钊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所以,史学界公认,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

李大钊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结合”。一是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结合,二是与宣传十月革命密切结合,三是与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结合,四是与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密切结合。由这四个结合,可以看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其建立之时起,就具有鲜明的理论性、革命性、实践性及批判性。

李大钊的史学著作,主要刊布于大革命之前及大革命的早期,但与大革命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其中著名的论著,如《史学思想史讲义》、《五一运动史》、《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史》、《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对大革命参与者们的影响至为深刻。而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乃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里程碑。李大钊的这些论著,是从世界革命的立场出发的,不仅具有世界性的眼光,而且能够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密切联系起来,客观上也勾画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研究模式。

与李大钊同时或稍晚,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先进分子,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杨匏安、李达等人,都曾经在大革命期间积极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1925年到1927年,仅上海出版的马恩著作和书信单行本、专题文集等,就达50多种,其中包括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名著。而蔡和森192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是我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同年,瞿秋白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李达则于1926年出版《现代社会学》。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特别是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任务服务,是努力将科学性与革命性结合起来的最早的一批著作。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刚刚建立,便开始尝试着运用唯物史观去解剖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写出了最初的一批优秀著作。当然这些著作还仅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形态。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最初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尝试着将唯物史观落实到具体的中国史实中去,但总体来说还是初步的,还没有与中国历史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史学队伍,也还没有形成。

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后,同样是在大革命中,走向了形成的路径。因为,大革命直接触发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产生,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形成的前提。

五卅前后,已经出现一批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著和刊物。例如廖划平《社会进化史》,张伯简《社会进化简史》,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彭湃《海陆丰农民运动》,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观》,郭真《中国资本主义史》,吴贯因《中国经济史眼》,刘大均《我国农佃经济状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唐道海《劳动问题》等。此外,外国人的著作,如波格丹诺夫《经济科学大纲》,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长野朗《中国社会组织》、《支那土地制度研究》,伊藤武雄《中国产业组织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颇为流行。刊物则有《中国农民》、《工人之路》、《中国工人》等。这些论著,自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从学术传承来看,后来发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正是以这些论著为开端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就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重要性。而在大革命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愈加凸现出来。为此,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李大钊、罗亦农、毛泽东等人均先后发表过文章或言论。这些文章和言论虽然还不够系统和完整,却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最初尝试,指示了尔后的思考方向,上世纪40年代前的中国马克思史学,正是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为核心展开工作的。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烈失败。这场革命的失败,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大革命的失败,愈加激发了人们试图破解中国社会性质之谜的热情。而实行破解的理论工具,非唯物史观莫属。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唯物史观已经深入人心。在当时的整个社会和思想理论界,没有哪一种史观能够取代唯物史观。许多人可以不信仰、不使用乃至悬置、排斥或痛恨唯物史观,但一涉及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便只有掌握了唯物史观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相对地把问题讲透彻。于是,身处大革命失败痛楚之中的人们就不禁要问: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只有搞清这一问题,才能弄明革命的性质,也才能确定革命的对象与步骤。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便开展起来了。由这场论战,又引发了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在论战中得以形成。

参加论战的人士,共有四派。代表中共观点的一派,史称“新思潮派”,主要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代表托派的一派,史称“动力派”,因为他们曾经创办《动力》杂志。代表国民党改组派的一派,史称“新生命”派,因为该派代表人物陶希圣是国民党右翼刊物《新生命》的重要作者,还是“新生命书局”的主要负责人。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该派便演变为所谓的“食货派”。代表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被称为“读书杂志派”,以胡秋原和《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为代表。王礼锡于1931年8月、1932年3月和8月、1933年4月以《读书杂志》的名义编辑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是当时风靡一时而又最为著名的社会史论战出版物。在上述四派之外,胡适等自由派学者对论战采取挖苦讽刺的态度,也发表了若干言论,因而遭到四派的一致批判。

上述四大派别,在政治上是对立的,或者是有差别的;在学术观点上也是对立的,或者是有差异或相互交叉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至少都声称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至于他们当中某些人是否真的信奉唯物史观,在多大程度和怎样的层面上信奉唯物史观,就需要具体辨析了。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论战者之间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同时也可看出,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集团推行一个政党、一种主义的专制统治,对马克思主义极力扼杀,但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为了“时髦”。

论战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奴隶制社会是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二、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有什么特征?三、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三个问题,正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内容的骨干问题。一般说,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普遍肯定奴隶制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着一个奴隶社会阶段;一致肯定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乃是由封建形态的中国而来;全都试图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纳入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序列当中去,从而打破关于中国是亚细亚社会、静止不动的观点。由此而形成的价值取向,则在于说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

通过社会史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了历史学领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方社会理论,前所未有地与中国史实结合起来了。从此以后,唯物史观不再单纯地表现为一般性的原理,而是与中国社会及历史实行了紧密的结合。因此,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从社会史大论战中产生出来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就是郭沫若,其代表著作是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书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第一次把中国古代历史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种社会形态依次有规律的发展演进过程,树立了最初的范例。因此,该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除郭沫若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期的代表人物,还有吕振羽。吕振羽于1934年4月发表《中国经济之史发展阶段》一文,同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二年又完成《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首次提出了“西周封建论”。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积极肯定了他的见解。1940年,范文澜也提出了西周封建制的观点。40年代中期,延安等地区的很多著作都响应西周封建说,这是与吕振羽的创始之功分不开的。

翦伯赞1932年与吕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被公认为是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的经济学专著。1935年到1937年,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史学论文,着重论述唯物史观的普遍适用性,强调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一般发展进程的统一性和协调性。1938年夏,出版《历史哲学教程》,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第一部系统著作。侯外庐于1932年初与人合作出版《资本论》第1卷上册译本,1936年又出版了第1卷的全译本,也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1939年,他发表《社会史论导言》,正式转向专业历史研究。范文澜则于1940年8月至1941年底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1942年在延安出版。这部书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1943年,范文澜又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上册),1946年出版,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基础。

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被尊称为“马列五老”。“五老”之外,李达、邓初民、华岗、邓拓、李平心、嵇文甫、杜亚庠、李亚农、胡绳、尚钺、黎澍、刘大年、赵纪彬、吴泽、尹达等史学家,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贡献。

 

中国传统史学的史书三种体裁
⑴.纪传体史书 纪传体的建立者是西汉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是纪传体的通史。其后,东汉班固(32—92)著《汉书》,是纪传体的断代史。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写成的。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从体裁的形式上看,又分成几个部分: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载记,是叙述割据政权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史论,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纪传体的优点是以记述历史人物为中心,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同时,因记述的范围比较广泛,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的发展形势。这是编年体史书所不及的。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难以清晰地表达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事件、各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⑵.编年体史书 编年体出现较早,如《春秋》、《左传》等书,或出现在春秋末年,或出现在战国时期。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这是它的优点。但编年体不易于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这又是它的缺点。编年体史书记载史事,有时也追叙往事,有时又附带记述后事,并不是绝对地按时间的先后来叙述,这是编年体史书在体裁运用上的灵活性,但同时也反映了编年体的局限性。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编年体史书的杰作。
⑶.纪事本末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个难题由南宋袁枢完成了。袁枢依据《资治通鉴》的内容,总括为239事,分别列目,各自成篇,并于各篇之间略按时间顺序编排,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创立了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史书克服了编年体和纪传体“首尾难稽”的缺点,并能作到“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这在史书体裁上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比较研究分别被称为东西方的“历史之父”的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两位历史学家。
治学方法 修史态度 史学贡献 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 "涉猎者广博",审慎地进行选择和考订。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学观点进步。叙事,简明扼要,描写,生动活泼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希罗多德注意考证史料的真伪、比较各家的异同、尽量做到去伪存真。视野宽阔,取材广泛。叙述形象生动。以创新的态度准确地再现历史,以保存人类的功业。西方史上第一部历史著作。开创了历史叙述体,为西方史学奠定了基础。

 

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西方新史学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上与传统史学有哪些不同?
提示:(1)研究对象——新史学突破了政治史的局限,强调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强调历史的综合研究。(2)研究方法——新史学突破了传统史学单纯强调史料考证的局限,提倡研究方法的革新,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力求提高历史认识和解释的准确性。(3)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新史学强调打破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樊篱,主张跨学科研究。(4)写作——新史学反对单纯的描述,强调说明问题。(5)新史学十分重视历史认识论与史学方法论。

 

1、《史记》
(1)、《史记》其书。
《史记》,司马迁的史学巨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不仅是伟大的史学著作,而且是伟大的文学著作。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继承和发扬了《左传》纪传体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其写作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种体例组成。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526500字。它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记述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2)、《史记》五种体例。
第一、"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
第二、"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
第三、"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
第四、"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
第五、"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
(3)、《史记》在描写人物方面的特点。
第一、选取与天下兴亡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戏剧化的、激烈紧张的斗争冲突来凸现人物性格。
第二、用"互见法"来补充叙述、交待某些相关的历史背景、清洁或者细节,既避免叙述的重复,又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清晰、完整。
第三、重视以细节描写突显人物性格。
第四、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写出人物的神情。

2、《汉书》
(1)、《汉书》其书。
《汉书》,班固的史学著作,又称《前汉书》。主要记述起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囊括了西汉一代(包括短暂的王莽政权)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其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共有12帝纪、8表、10志、70列传,总计为100篇,共80多万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
(2)、《汉书》的写作特点。
第一、行文简练整饬,详赡严密。
第二、作者常常在平铺直叙中寓含褒贬,而且分寸掌握得相当准确。
第三、 对材料的取舍,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善于剪裁。
第四、 结构方面,作者十分注意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交待。
第五、作者收录了大量的辞赋散文,使文学性加强,然引文太多,有时也影响文气的连贯。

3、我国的史传文学发展:
(1)、先秦的史书:《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开始注意情节与细节的生动性;在描写人物时候,突出人物言行的个性特征,具有史传文学的雏形。
(2)、司马迁的《史记》,突破了先秦史书以记事为中心的编年体形式,全书以人物为中心来写历史,文学性较强。是史传文学发展的高潮。班固的《汉书》文学性总体上不及《史记》,但一些历史人物也刻画得鲜明而传神。
(3)、从《汉书》始,史传文学出现文学性减弱而史学性加强的倾向,主要史奉旨修史。一些杂史杂传赵晔的《吴越春秋》、刘向的《烈女传》文学性较高,接近小说。魏晋以后,有《三国志》、《后汉书》等。
无论是题材,还是写作手法,史传文学都是后世小说,散文的重要源头。

 

 

司马迁与司马光,他们的史学名著<史记>与<资治通鉴>堪称史学双璧,列表概括<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异同

个人意见:
社会影响来说,针对的人群和目标不同。
司马迁是为写史而写史,纯粹为抒发个人情感而写文章是个人主义,主要是给一般人看的。司马光是官方要求写的历史,是给帝王看的教科书,目标是让帝王更好地治国。
总体来说,史记地社会影响更大,看的人更多、借鉴的人更多,同时也是记录那段历史唯一的凭证。而资治通鉴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不过,由于资治通鉴的文学性、可读性不如史记,所以,影响力当然小一些了。

 

从体例上来说,<史记>是纪传体,也就是按"本纪""表""世家""列传"等项目单独列传,独立成篇,类似于现在的散文.
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也就是按年份写事,把所有的事情人物写在一起,前后可以衔接类似于现在的小说.
从语言上来说,<史记>采用的是高古文言,比较浅显.而<通鉴>则采用正规的散文文言,比较深.所以对初涉历史的人们来说,还是推荐<史记>
从思想意义上来说,<史记>是私修史,虽然司马迁是朝廷的史官,但他作<史记>出于个人兴趣,所以<史记>的行文比较自由,不受意识形态拘束,但很多方面则显得散漫.而<资治通鉴>则是官修史,是政府行为,司马光和宋祁等人修撰<史记>是奉朝廷之命,修出来给皇帝看的,所以一方面<资治通鉴>行文比较拘谨,刻板;另一方面措辞又相当严谨负责.

史记 资治通鉴
体例: 纪传体 编年体
语言: 古文言,浅显 散文文言,深奥
撰修类型:私修 官修
思想倾向:民本 官本
成书时代:西汉 北宋
作者: 司马迁 司马光宋祁等
记叙时代:黄帝到汉武帝 东周到宋开国
材料来源:先秦史书(左传春秋)等 历代史书(史记汉书)等

 

 

《史通》
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
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证》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其二,关于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br />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其三,关于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当然,刘知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

 

 

编年体史书与纪传体史书有什么不同?

编年体史书
以时间为中心,按年、季、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前后的联系;但是编年体史书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前后的联系,也不易于写出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事迹。编年体史书出现较早,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书。北宋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是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杰作。
纪传体史书
纪传体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也是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史书,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书记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着,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跋涉全国各地考察古迹民俗,倾尽毕生心血。〈史记〉的古史资料价值特别高,有许多记载成为今人研究古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史记〉的史实分析和评价也比较客观,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科学性,例如肯定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进步作用,用「世家」体裁为之作传,这是古代史家中所罕见的。〈史记〉既是不朽的史着,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善用白描手法刻划人物形象,鲁迅甚至把〈史记〉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史记〉只写到汉武帝为止,故汉代续补〈史记〉者丛出,其中以班固撰的〈汉书〉最为后世推崇,它是一部叙述了西汉二百二十九年史事的纪传体断代史。自〈汉书〉着成后,以纪、表、志、传为主要形式,以断代为史的史书体例,便成为后世修「正史」的标准形式。但纪传体也有其弊端,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分头叙述人物,历史事件则被分记到人物传之中,产生重复矛盾的缺陷。到南宋,始出现了克服编年、纪传二体缺陷而综合其优点的纪事本末体。

二、司马谈、司马迁的史学成就

1、司马谈的史学成就:

司马谈为西汉前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的史学成就之一就是对《史记》的发凡起例。司马谈之于《史记》有发凡起例之功 , 他对《史记》的五种体例都有不少成篇的作品。可以说《史记》能成为千古不朽的历史名著,是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代史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顾颉刚就明确指出 :“《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 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 。”[1]

司马谈的另一个成就做《论六家要旨》一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概括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加以论述。他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也反映出汉武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用阴阳家、法家和道家“黄老”的学说,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并不“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的思想。从而反映了汉武时代社会和统治思想复杂化的现实情况。其六家之说,不仅为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以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西汉末期名儒刘向、刘歆父子给先秦谱子分类奠定基础。

2、司马迁的史学成就:

  司马迁做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学成就巨大,简要概括为一下几方面:

 (一) 开创了纪传体史学, 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国自古以来重视历史, 历代都设官专门记载历史。在《史记》以前, 我国的史书有的是官方文告, 如《尚书》, 只能反映统治者对某一事件的政策和措施。 较多的是编年史, 最著名的是《春秋》和《左传》, 但缺点一是记载时间短, 都是记 200 多年; 二是记载简略不详, 特别是《春秋》, 既简略又脱漏甚多, 被宋代人王安石称为“断烂朝报”, 并不过分; 三是编年体按年月日记, 只能反映流水帐式的经历, 对重大历史活动的始末、本质、人物的作用看不清楚。 还有的是分国史, 最著名的是《国语》和《战国策》, 但缺点是只写了一些诸侯国, 没有写另一些诸侯国, 事迹不详, 另外《战国策》多后人编造的成分。

司马迁小时参加劳动, 接近了人民, 青年时代就外出游历, 广泛调查, 搜集资料。他继任其父担任史官以后决心要写出一部前无古人、成一家之言的著作, 并最终完成了《史记》一书。《史记》是纪传体通史, 纪传体是以记人的活动为中心。在《史记》130 篇中, 本纪、世家、列传共 112 篇均记人的活动。历史活动就是人类的活动。在古代社会, 帝王将相、杰出人物、思想家、科学家、起义领袖等人物的活动往往决定了历史的面貌。纪传体以写人的活动为中心, 这就把中国古代的历史写得有血有肉, 生动感人, 更全面地科学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但单写纪传还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史记》又有 10 表、8 书, 补充了年代、地理、职官、天文、历法、宗教、经济、法律、制度等内容。将纪、传和表、书合在一起, 这样体裁就全面了。所以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种最科学的记史体裁, 它的创立者就是司马迁。而司马迁以纪传体记载的不是一个朝代, 而是上起远古, 下至西汉, 这更增加了《史记》写作的艰巨性和它在纪传体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这一点来讲,《史记》是不朽的。

(二) 《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最具有人民性的一部史书。这一条是学术界谈得最多的。具体表现在: 过去史书中很少记载的起义领袖、下层人物给予记载, 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事迹写在《陈涉世家》,《世家》一般是记诸侯国国君的事迹, 如《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 或记载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名人的, 如《孔子世家》, 而司马迁把陈胜与诸侯国国君和孔子列于同一等, 另外对陈胜吴广的功绩给予了颂扬, 如记载了陈胜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实际上是反对了天命论, 歌颂了造反精神。又说“陈涉虽已死, 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 由涉首事也”[2]。 甚至将陈胜事迹与汤、武革命并论, 这就肯定了陈胜吴广起义的历史功绩。像这样公开肯定和颂扬农民起义的论述, 在汉代以后的官方史书中是难于见到的。又如将项羽的事迹写入《项羽本纪》,《本纪》是专门记载夏、商、周三代国君和汉朝历代皇帝的事迹的。项羽虽出身贵族, 但参加并领导过秦末农民起义, 在秦亡后曾被各路义军推为霸主, 后虽失败, 但其功不可没。司马迁把项羽与汉高祖、汉文帝等皇帝并列在同一等, 写入了本纪, 反映了他对封建正统观念的否定。司马迁在《史记》中还破天荒地写进了很多下层人物, 其中有游侠、刺客、术士、医生、商人等等。 自周代至汉代, 统治者一直重农轻商, 甚至重农抑商, 司马迁从经济学的观点指出了商业的重要, 专门写了一篇《货殖列传》记载工商业, 写出了一句流传千年的名言“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3] 大商人巧取豪夺, 囤积居奇是应该打击压制的, 但正常的商业活动对国富民富都有好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司马迁对民生的重视。

(三) 对自己已弄不清楚的远古史实, 宁缺而不乱说。关于我国古代历史, 有很多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远古时代历史的影子, 可供参考, 但并不是信史。 中国古史中有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的说法玄虚缥缈。究属何时何人, 无从说起。《史记》首篇《五帝本纪》只从五帝说起。他为了搜集古史,“西至空桐, 北过涿郡, 东渐于海, 南浮江淮”[4],去各地采访见闻, 经过自己研究后, 觉得传说中的古史“其言不雅驯”, 自己“择其尤雅者, 故著为本纪”[5],也就是说, 他对远古的传说是经过了采访调查的, 选择较为可信的史实才写进史书的。 他自《五帝本纪》起篇, 以黄帝开头, 反映了他对历史认真、求实、谨慎、严肃的态度。 他说:“学者多称五帝, 尚矣! ”[6]“尚矣”的意思是太久远了, 劝学者们治学要谨慎求实, 对历史不能随意编造, 这是很正确的。

(四) 对有反抗和改革精神的杰出人物寄以同情和赞扬。《史记》中对一些改革派人物, 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 着力予以描写, 寄予同情、肯定和赞扬。除上举陈胜、项羽两例外, 对反对夏桀的汤武, 反对殷纣的文、武、周公, 首创私学的孔子, 改革秦政的商鞅, 曾协助秦始皇的父亲登位后被秦始皇处死的秦相国吕不韦, 秦始皇用其学说后被秦始皇处死的韩非, 曾任秦丞相后被秦二世和赵高处死的李斯, 起自布衣协助汉高祖统一后被害死的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等人, 都是《史记》写得较好而受到肯定的人。项羽是刘邦的死敌,“成则为王, 败则为寇”, 司马迁敢于在西汉时期公开赞扬项羽“非有尺寸, 乘势起陇亩之中, 遂将王诸侯灭秦……位虽不终, 近古以来未尝有也”。[7] 汉武帝独尊儒术, 罢黜法家, 而司马迁却赞扬商鞅变法的成效:“行之十年, 秦民大悦, 道不拾遗, 山无盗贼, 家给人足。 公勇于公战, 怯于私斗, 乡邑大治”。[8] 对被汉高祖和吕后处死的韩信,《史记》写道:“假令韩信学道谦让, 不伐其功, 不矜其能, 则庶几哉, 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 后世血食矣。”[9] 我们且不全面论述项羽、商鞅、韩信的历史地位和功过, 但是《史记》中对三人的这三条评论, 应该说是求实的、公允的。而司马迁不受三人当时身败名裂的影响, 敢于公正地对待历史, 这是很可贵的。

   (五) 文笔生动, 语言通俗, 某些篇堪称为传记性的文学作品。《史记》130 篇中, 有些篇写得特别好, 不仅材料丰富, 内容充实, 而且描述文笔动人, 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史记》中属于这些篇的有《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秦始皇本纪》、《商君列传》、《李斯列传》、《伍子胥列传》、《淮阴侯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等。这些篇的内容常被选入中学课本中,如“鸿门宴”、“窃符救赵”等精彩片断,脍炙人口。所以,《史记》同时是部文学名著。

 

三、司马谈、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1、司马谈的史学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父子都是具有思想家品位的史学家。司马谈的思想主要见于在中国学史上,司马谈、司马迁在《史记&<2539;太史公自序》中全文引录的《论六家要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一篇对百家争鸣以来诸家学说中儒 、墨、道 、法 、名、阴阳六家主要思想比较全面、公正的评述。

   在这篇重要的思想文献中,司马谈对六家思想都有所批评和肯定。如说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10]唯独对道家学说则备加肯定和赞扬“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11]司马谈在这里表达的思想,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 评价态度的客观和公正。司马谈没有像以前的一些思想家那样,对自己的观点坚持不遗余力,对不同的观点则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而是既指出其可取之处,又指出其不足和局限,这种客观、公正的评价为其总结诸家思想之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奠定了基础。

(二) 具有集大成的性质。司马谈说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结果或具有博采众长的性质,自然是不尽合乎历史实际的。但司马谈在这里主要是以论述道家思想之长来表达自己以道家思想为主并博诸家思想之长的思想,而这显然带有集大成和创新的性质。

(三) 赋予道家思想以“与时俱进”的性质。道家思想主张“顺其自然”和“无为”,本身是含有消极因素的,但其中也含有适应事物变化的一面。司马谈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说道家思想可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所以“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甚至说“圣人”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时变是守”,这就明确地赋予道家思想以“与时俱进”的性质。

在上述三点中,第三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不但体现大影响。

2、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和其父司马谈的以道家为主兼取百家思想不同,司马迁的思想则是以儒家为主兼取诸家。因为没有留下关于自己思想的专门论述,关于司马迁的思想,我们只能从其《史记》等著作和司马迁立身行事的人生实践中去考察。

在 对 我 们 了 解 司 马 迁 思 想 非 常 重 要 的《 太 史 公 自 序》中 , 司 马 迁 以 答 壶 遂 问 的 形 式 谈 到 对 儒 家 经 典 之 一,据 说 经过 孔 子 删 定 的《 春 秋 》重 大 社 会 作 用 的 看 法,并 给 儒家《春秋》以外的“五经”以高度的评价:“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 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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