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

风清扬斈 11年前 (2008-03-21) 网络资料 3643 0

黄永年(1925-2007)男,汉族,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随迁校来西安,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82年晋升为教授。生前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社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曾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著作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等。

 黄永年先生著述目录 ----文/文泉清
    
    题记:
     黄先生在学校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师出名门,桃李满天下。又以精湛的版本知识受到藏书界的推崇,以藏书闻名,著述亦多。余去岁曾问及先生著作出版情况,得先生回复并介绍已出版著作资料若干,近来始有意做一整理,遂成下面这份目录,遗漏错误自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1.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黄永年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7月初版
    2.旧唐书与新唐书 黄永年 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初版
    3.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 陕西人民1985年7月初版 印4300册
    4.旧唐书选译 黄永年译 巴蜀书社1988年8月初版 
    5.天妃媳妈传 黄永年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初版
    6.韩愈诗文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1990年8月初版
    7.吴伟业诗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1991年12月初版 
    8.西游记 黄永年 中华书局1993年10月初版
    9.周书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1994年6月初版
    10.中国古代史论集 黄永年编 陕西师大1995年11月初版 
    11.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黄永年校点 辽教1997年3月初版
    12.老子•庄子•孙子•吴子 黄永年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
    13.清代版本图录 黄永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
    14.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黄永年 辽宁教育1997年7月初版 
    15.西游记[明]吴承恩著 黄永年点校 中华书局1998年1月初版
    16.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黄永年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初版
    17.吹网录.欧陂渔话 黄永年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初版 
    18.中国古代史论集 黄永年 陕西师范大学1999年10月初版 
    19.王荆公百家诗选 黄永年等 辽宁教育1999年12月初版 
    20.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黄永年 辽宁教育2000年1月初版
    21.西游记 黄永年 中华书局2000年6月初版
    22.树新义室笔谈 黄永年 上海书店2000年8月初版3000册
    23.文史探微 黄永年 中华书局2000年10月初版 
    24.学苑零拾 黄永年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 
    25.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 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11月初版
    26.雍录 黄永年点校 中华书局2002年5月初版
    27.唐史史料学 黄永年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初版
    28.古文献学四讲 黄永年 鹭江出版社2003年9月初版
    29.文史存稿 黄永年著 三秦出版社2004年5月初版
    30.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黄永年 上海书店2004年7月初版 
    31.黄永年印存 黄永年 中华书局2004年10月初版
    32.古籍版本学 黄永年 江苏教育2005年12月初版3150册
    33.学苑与书林 黄永年 上海书店2006年1月初版
    34.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 上海书店 2006年1月初版

黄永年:做学问不赶时髦  
 南方都市报  

● 他是吕思勉的学生,童书业的女婿,沐浴一代学风。  
  ● 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写文章与陈寅恪商榷,后有书信之交。  
  ● 他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建树,著作等身。  
  ● 这次专访完成于一月前。2007年1月16日,黄永年先生逝世。 
   
  大家访谈  

   
  [编者按] 2006年12月7日,黄永年先生在西安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李怀宇的专访。尽管身体欠佳,声音微弱,但他仍认真倾听记者的问题,并耐心作答,从容讲述自己的经历及与昔日师友的交往。而这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2007年1月16日,黄永年先生逝世于西安。今日本报刊发此文,以志怀念,遥托哀思。 

  黄永年小传  
  黄永年,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2007年1月16日逝世。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著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学苑零拾》、《树新义室笔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 
   
  2006年12月7日,农历大雪。西安的早晨很冷,进入黄永年先生的家,有书,有微笑,有平常谈,顿觉一室皆春气也。 
  黄永年先生的声音很微弱,有些谈话需要他的儿子黄寿成在一旁解释才能听清。谈起童年旧事,似有无限向往。对自己的学术成就,则只是轻轻带过。偶尔谈及学界中看不起的人事,言语顿显锋芒。谈得最多的是昔日师友: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启功,这些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尽在追思里。  
  在黄永年看来,吕思勉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他专门提到自己的新著《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版)的第一篇:《吕思勉先生〈古文观止〉评讲录》。这份看似平常的评讲录,在黄永年心中并不平常。“我记得上第一堂‘国文’课,吕先生就宣布用《古文观止》作教本。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我在十三四岁时就选读过,不久买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有了点文学史的知识,早薄《古文观止》为村塾陋籍。何以吕先生这位大学者忽然要用这种陋籍作教本呢?可是接着吕先生就作解释了,吕先生说:所以用这部书,正是因为它选得坏。”经吕思勉一一评讲,黄永年有茅塞顿开之感,因而在几十年后,还把当年的讲课笔记印出。  
  对“疑古派”创导者顾颉刚,倒未及细谈,黄永年只说:“顾先生是我的老师,他的学问我很佩服。”而对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黄永年颇不以为然,曾写文章商榷,言谈中又多次提起。  
  童书业是黄永年的岳父。黄永年的回忆文章里曾有妙笔:“有一次我和他到光华大学宿舍去看吕思勉先生,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起来,原来裤带断了,我一看,已烂得无法接,好在不在大马路上,赶快到附近小杂货店买了一条给他换上。不过他对我却还关心,我每次去看他,谈到中午,总是请工友从附近饭馆里买一客茄汁牛肉饭给我当午餐。每次都不变,因为他爱吃茄汁牛肉,以为我一定也爱吃。”黄永年也谈起启功:“启功和童书业是朋友,我称他为世叔,他总是把我当成朋友,所以我请他题什么东西都很方便。”边说边取出启功题签的《文史探微》。  
  黄永年擅书法,爱刻印。他说:“书法是小时候学起,到了中年,看看清朝人的字,能写几笔文人字,不难看。刻印是小时候刻着玩的,又向郭则豫先生学习,后来出了《黄永年印存》。”黄永年买书有一习惯,不想让服务员在书上盖图章,他笑道:“像在猪肉上盖图章一样。”  
  晚年,黄永年很少出门,每天在家看闲书,最爱看回忆录。生活上不讲究,近年喜欢吃点北方食品,尤其是面食。我望着家里珍贵的古书问:“这些书以后怎么办?”他淡淡地说:“不考虑。我的儿子也是搞这种东西,他还可以用。”  
  2007年1月16日,黄永年逝世。 
师从学者吕思勉 
  黄永年童年在常州读书。抗战之初,他在常州地摊上买到吕思勉的著作《经子解题》,大受启发。初中读书时找些古书自己看,学做文言文。高中二年级时考入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有幸听了吕思勉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吕先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学年。后来才知道在大学里也很难有机会听名教授讲那么多钟点。”到了改革开放之初,黄永年执教陕西师范大学,他感慨:“现在,我也是五十好几的人,已接近当年吕先生给我们讲课时的年龄了,也勉强在大学里带着几位唐史专业研究生。可是抚心自问,在学问上固不如吕先生的万一,在为人处世上也深感吕先生之不易企及”(《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  
  南方都市报:常州百年来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像瞿秋白、赵元任,还有在世的周有光先生。  
  黄永年:我是江阴人,从小在常州长大。常州比较大,原来是一个府。我家在农村,属于江阴。我老家也可以讲两句,这在我讲课时也讲过。中国过去是封建地主,不是领主,欧洲过去是封建领主,是世袭的,中国的封建地主是经常变的。我出世的时候,祖父已经归天了。据说,他在太平天国时是没有财富的,只有一头牛,他牵着牛逃走,也不参加革命。太平天国平定以后,他变成三千亩的大地主。有种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我祖父是“鲨鱼精”转世,他是经营江边的沙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挖到太平军留下的金银财宝,这个也有可能。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接受的是新式的教育?  
  黄永年:完全是新式的。和一般的小朋友一样,不读古书的。后来请了一位懂古文的先生,那位先生可能是中过秀才,就开始读《孟子》,对古书感兴趣。  
  南方都市报:你12岁时抗战爆发了,生活有什么变化?  
  黄永年:当时是小孩,最恨的就是东洋鬼子,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提到东洋鬼子没有什么仇恨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是“哈日”。  
  黄永年:我们当时提到东洋鬼子是深仇大恨。沦陷以后,我就逃难。  
  南方都市报:逃到哪里?  
  黄永年:逃到家乡农村,在一个江心沙洲上。后来到常州城里安定下来。东洋鬼子一占领是杀人放火的,但也不能天天杀人放火,他们自己也收刮民脂民膏,要吃饭,就平定下来。我就回来念书,当然那些学校都是在东洋鬼子控制之下,但是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说汉奸话。  
  南方都市报:接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  
  黄永年:是的,唯一不同的是,加了一门日语,日语老师是中国人,到日本留过学,他要我们知己知彼,反对日本也要了解日本,所以我学日语倒是认认真真学的。学校是东洋鬼子统治的,但是实际上东洋鬼子也管不了。这些老师从现在的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我自己还是用功看书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读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  
  黄永年:看吕先生的书是在常州城里稍为平静了,当然还是东洋鬼子统治的,那是上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是在地摊上买到《经子解题》,5分钱,一看,做学问应该这样做。这以后,就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时候就知道要读些什么书。自己看了不少古书。这些古书不是从头到尾读,但是至少要翻一翻,所以我买的古书都翻过的。上初中自己作文,都是文言文,基本上文言文是过关的。眼光比较开阔。  
  南方都市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吕思勉先生到常州来教书了。  
  黄永年:我听到很高兴,因为之前我已看了吕先生的《经子解题》。这样我听了吕先生一年的课,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学的教授有这样的水平。吕先生给我们开课,是“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另外是“国文”、“本国史”。  
  南方都市报:吕思勉先生上课的风度如何?  
  黄永年:我听吕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学问上的享受。吕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几岁了,但是在课堂上从来不坐着,总是站着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课。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每次写在黑板上的内容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现在我的著作《学苑与书林》中收了我抄写吕先生《古文观止》评讲录的内容。 
缘系童书业千金 
  师从吕思勉后,黄永年在闲谈时向吕思勉请教:“《古史辩》这本书怎样?”原来此前黄永年听说《古史辩》把治水的圣人大禹说成一条虫。不料吕思勉却回答:“此书颇有道理”。并说此书的第七册是他和童书业合编的。黄永年马上向母亲要了钱,寄往上海,托人到开明书店买了一部《古史辩》第七册来细读。后来认识童书业,黄永年执弟子礼,他回忆:“童先生有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讲给别人听,虽然有时不择对象,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但我认为总比某些人喜欢在学问上、资料上留一手好得多。”黄永年入读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时常向童书业问学,后来更有缘分:“在解放的前一年,他托当时已在博物馆工作的承名世兄作媒把他的大女儿教宁介绍给我。我和教宁没见过面,但马上表示同意,不过说要请示母亲。童先生就在抽斗里翻了半天,翻出一张教宁十二三岁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让我寄到常州给我母亲看,我母亲也居然回信满口同意。解放后不久,我们结了婚。从此童先生和我除师生外又加上一层翁婿关系。他没有儿子,所以后来还把我当亲儿子看待(《记童书业先生》)。”  
  南方都市报:怎么认识童书业先生的?  
  黄永年:我一个在念劬中学读书的老同学介绍的,童先生在那儿教过书。我在家里请他吃过饭,这以后,我就称他为老师,他也称我为学生。就在这时候,我把《古史辩》看了。吕先生讲课的时候告诉我,《古史辩》的第七册是他和童先生合编的,我就买来看。现在有些人把“三皇五帝”抬出来,是反动的,拍做官人的马屁,不要脸!我对赶时髦的东西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  
  南方都市报:后来如何和童书业先生的女儿结婚?  
  黄永年:这是童先生主动提出来,请另外一个朋友作媒,当时我在上大学三年级,她上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大学毕业以后才结婚。  
  南方都市报:你读大学经历了一番曲折?  
  黄永年:本来我不想读大学,大学有些东西不见得高明。原来有人给我介绍工作,很抱歉,只有高中文凭,不行。高中文凭只能当助理员,去助理谁呢?老子不干!后来去读大学,本来想读北大。结果没有去,只读了一段时期的中央大学,伪中大。(笑)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当时没有读北大?  
  黄永年:当时已经打内战了,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不放心。我想读光华大学,因为吕思勉先生在那里当系主任,光华大学是私立学校,贵得不得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考复旦大学呢?我说复旦算什么。以前我妈妈她们讲到复旦大学是非常鄙视的,因为复旦大学抗战前是私立学校,说它是野鸡大学。光华的学费很贵,我妈妈借了点钱,东拼西凑。人家跟我说,复旦大学现在是国立大学,不收学费。我一听,这还不错,所以读了复旦大学。  
  南方都市报:复旦大学里的老师有蒋天枢先生。  
  黄永年:他是中文系的。还有陈子展,我的国文考卷是陈子展批的,给了100分。  
  南方都市报:蒋天枢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  
  黄永年:是的。他教我“大一国文”,我为什么选他的课呢?因为我高中时看过他写的《全谢山年谱》。  
  南方都市报:你在年轻时对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看得多吗?  
  黄永年:我买过陈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当时读不懂。后来才慢慢领会。陈寅恪先生的书我都看,就是《柳如是别传》没看完,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南方都市报:你写过和陈先生商榷的文章。  
  黄永年:看了之后,有不同意见写文章商榷是很正常的。就是《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他有错误的地方。我写的东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家没有讲过、而那个东西又比较重要的,我填补空白;还有一个是人家讲错的,我加以纠正。如果是人家讲过的,我再讲一遍,不是等于公共汽车上当扒手吗?这种事情不能做。  
  南方都市报:陈先生看了文章之后还请他夫人代笔给你回信?  
  黄永年:头一封他就回了,我一看,是他夫人写的,字比他写得好。按现在做法,他本来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他回信,还送给我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长恨歌笺证》。 

潜心治学读好书 
  1950年,黄永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服从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1956年随校迁至西安。第二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被划为“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79年起,黄永年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等课程。他认为:“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而过于在名和利上计较实无多大意义。再是研究历史主要得把史实弄清楚,在此基础上能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自更好,而哗众取宠或卖论求荣者终将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南方都市报:在复旦大学毕业之后,你怎么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教书?  
  黄永年:是统一分配的,教政治课,当时当然不愿意干,但是没有办法。当时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不服从分配是不行的。教了几年,到了打成“右派”,就不叫我教了。  
  南方都市报:1956年从上海到西安来了?  
  黄永年:到西安来,我是很赞同的,因为对上海也没有什么留恋。上海有什么好?都是玩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我是从来不玩的。我到现在不会跳交际舞,对电影也没有什么兴趣,上海还有什么呢?  
  南方都市报:但是50年代在上海买了很多古书?  
  黄永年:这倒是,当时古书实在便宜。当时我一个月80多块,我记得在学生食堂吃很好的饭,一个月才12块钱,所以可以买书,一本明版书3块5块就可以买。我看着实在便宜,买着玩。当时几块钱的书现在涨到几万块了。当时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如果有的话,现在发大财了。(笑)现在这点书也不卖,留着玩玩吧。  
  南方都市报:后来这些在上海买的书都搬到西安来了吗?  
  黄永年:都搬来了,打成“右派”以后卖掉一些。一些自己留着。  
  南方都市报:这些书对你后来研究有没有影响?  
  黄永年:没有关系,买这些是玩的。  
  南方都市报:1956年搬到西安,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  
  黄永年:当时有一些学生、教师闹着要回去了。我是不主张回上海的,明明是“左派”,最后把我打成“右派”,当时没有道理好讲的。  
  南方都市报:打成“右派”以后做什么?  
  黄永年: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他们说,老黄不是坏人,是好人。前前后后劳动了四年,先是在农村改造了两年,回来以后在学校当工人,干了两年。后来放到图书馆。  
  南方都市报:劳动改造那几年能看书吗?  
  黄永年:可以看书,自己偷偷摸摸看。  
  南方都市报:回来以后,到图书馆里干什么?  
  黄永年:就是一般的工作,在图书馆里也没有什么书可以看。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以后到陕西师范大学开设了那么多方向的课程,这些学问从何而来?  
  黄永年:学问是自己弄的,一个是靠吕思勉先生的引导,第二是靠自学。我在图书馆工作到改革开放,从西安交通大学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当时西安交通大学还不放呢。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以后,史念海先生和我合招唐史研究生。  
  南方都市报:你在学术研究上的重点是什么?  
  黄永年:我有几个东西可以成为代表作的:《文史探微》、《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学苑零拾》。重点是研究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因为人家研究有很多错误。另外有一点是版本目录,这个完全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完全是泡书店泡出来的。懂线装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买书的,一种是卖书的。卖书的如果不懂,不到几个月就关门大吉了;买书的,太多钱不行,没有钱也不行,一定要稍微有一点钱。我就是这种人。 

  著名历史学家黄永年:书非读不必藏也

  黄永年,历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中心兼职教授。学术专著及论文汇编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幽》等。

  年过八旬的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有个“特异功能”,线装书放在架子上,不用打开就

能知道版本。

  黄永年先生的书房就是卧室,四面靠墙的地方都有书柜。作为一个不太客气的客人,我打开了他卧室北边靠墙书柜的两个柜门。此外,我拉开了东边墙壁用幕布遮蔽的书架。当时,我没有意识到黄先生对我的眷顾。回到北京,与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联系后我才知道,这一排书柜的门,就连他这个学生也没有打开过。

 黄先生的古书深藏不露,极少对外开启。

 黄先生视若珍宝的藏书

  书架里的每一本书黄先生都读过

  世界书局的连环画

  黄永年很早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1929年,他在江苏武进即今天的常州城上幼稚园,从这一段时间到二年级,先后得到过好几部世界书局出版的连环画。除了《三国志》、《封神榜》、《水浒》、《岳传》、《薛仁贵征东》,还有一套《开天辟地》。其中,《水浒》是用金圣叹七十回本编绘的,《岳传》是用钱彩《说岳全传》。《开天辟地》从盘古讲到三皇五帝和夏、商、周,最后一页记得还有“请看封神”的广告。这些连环画都是用有光纸单面印的,像线装书一样装订成册,不过比正经的线装书薄,也不像正经的线装书那样呈长方形而是扁方的。它和后来的报纸本一样,都是每页下图上文,文字栏占全页四分之一不到,和竖排书一样,每行从上到下,行则从右到左。图中主要人物身旁注明姓名以利辨认。

黄永年记得,世界书局的多数连环画都画得比较好,只有《水浒》不好看。当时,每一套连环画的售价大约是当时流通的银圆即纸币一元。父亲在外面不太管他,母亲觉得他爱看书是好事情,就省吃俭用地买来让他看。这些连环画书后面常带小广告。他问过母亲《红楼梦》讲什么,母亲只说讲琴棋书画,而他喜欢的是打仗,所以就没有买。

  从这些连环画里面,他吸取了很多营养。比如,从《三国志》里面知道了一些粗线条

的历史知识,《开天辟地》使他接触到三皇五帝、夏商周而不必到中学再死记硬背,从《岳传》中懂得了忠奸之分等等。当然,他不相信岳飞是大鹏金翅鸟转世,,也不会以为《封神榜》里的法宝是真的。由于看了这些水平还不错的连环画,使他对其他恶劣的报纸本连环画没有多少兴趣。到小学三四年级,他的课外读物主要以商务印书馆的《儿童文学》、《小学生文库》为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还买了一套商务版的《儿童的人类故事》,从这里,他了解到了西洋的文明史。

  向吕思勉先生借书

  1942年,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回常州,应聘到离城不远湖塘桥镇上的私立青云中学教书。办学人以请到原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思勉教授任教为号召。黄永年也闻风而动,转学到这所中学做了吕先生的学生。

  吕思勉的藏书,都藏在常州十子街吕先生的私宅里,是祖上留下的几进老式平房,书放满一两间,满满几十只书箱。黄永年曾向吕先生借过几本冯承钧所译的史地考证小册子,发现每一本吕先生都看过,而且对他认为有用的史料或好的见解像《二十四史》一样用红笔圈句。线装书,没有什么旧刻旧抄、善本秘籍,而只是通行常用的刻本或石印、排印本,但都认真看过,不像有许多人的藏书只是随便翻翻,甚至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放永远不翻看。

  后来,黄永年读《二十四史》里的《三国志》,借了吕先生的校本想过录一部,可是由于怕下苦功,过了两个月还是一笔未下,就把原书还给了吕先生。1943年暑假后吕先生没有再来青云中学,在十子街老宅埋头撰作,由开明书店支送稿费以维持生活。这时期黄永年还常去看他,向他借书。《太平广记》这一大部集自古至唐五代小说大成的古籍他久知其名,多年无法看到,就是这时候向吕先生借来看了几遍。黄永年后来撰写明器论文所用的史料大部分就是从这部书上看来的,以后把兴趣转到研究唐史这部书也起了一定的诱导作用。

  两元买刻印《大义觉迷录》

  1946年,黄永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上学后,开始研究唐代历史。并读了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二年级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与陈寅恪先生不同意见的文章并把剪报寄给了他。这时,陈寅恪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给黄永年回了一封信,并把他刚刚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寄给了他。在大学期间,大大小小的文章黄永年发表了四十多篇。毕业以后,学校分配他到交通大学当政治教师。1956年,他升为讲师,后随校迁到西安,1957年被打为右派后重操就业,搞起了历史研究。

  黄永年家的大部分书都是在解放初期买的。那时的线装书特别便宜。刚参加工作时,他工资不高。1952年,他的工资增加到八十四块五,就开始大量买书了。一些明版书,十本六本的只要几块钱。他买回的每一本书都看过。大约是1954年,黄永年在汉口路苏州人开的来青阁遇到一个衣衫破烂的人来卖书,他打开报纸一看竟是当初殿版的《大义觉迷录》,衬装四册加函套上贴小纸写书名,黄永年一看便知是陶兰泉的藏书,于是,以两元的价格买了下来。

  直到现在,黄永年仍然记得他光顾最多的几家书店。在上海汉口路的另一家旧书店忠厚书庄,黄永年购得的第一部善本书,是明覆宋十卷本附拾遗的《韦苏州集》,后来,又从这里购得鲁九皋《山木居士集》的旧抄本,原为周越然所藏。还有一部是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而他去的最多的是汉口路广西路口的温知书店和福州路的传薪书店。

  后来打成右派之后,他的工资降为五十多元,但还是能买一些书。劳动改造的时候,农民觉得他是好人,他有时跟农民打个招呼,就回到城里。第一件事是先吃一顿好饭,第二件事情是赶快到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好书。

  火眼金睛鉴定版本

  由于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涉足古书,使黄永年较早注意到版本的好坏。此后,他从吕思勉的《经子解题》,张之洞的《书目问答》、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及其读书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不仅学到了清代学者对经史子集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买书也很有用。之后,他从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开始,打好了鉴别古籍版本的基本功。之后,他又多看原书和书影,多看讲版本的书,看注出版本的四库书目,再加上他经常看记版本的书目,下了十几年工夫之后,黄永年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在古籍版本的鉴别方面,业内有一个传说,说线装书在架子上,不用取下来打开,黄永年就知道是什么版本。黄永年说,这不是特异功能,而是因为他记住了什么书有哪几种版本,再从书根的新旧颜色来进行判断。

  前些年,他在琉璃厂松筠阁书架上看到一部两厚册的《公羊传》,从书根看是连史纸印的。他知道,《公羊传》清刻单行的有道光四年 扬州汪喜孙仿宋余仁仲本,太平天国后书版归金陵书局附加校勘记后曾大量印行,用的是黄色的毛边纸,而且书品宽大。这个书品不大且用白色连史纸的肯定是太平天国之前的早印本。取下来果然如此。

  黄永年一直否认自己是藏书家,因为他早年买书只是因为那时的书便宜,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买回的每一本书都看过。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历史学家和古文献学家、原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黄永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 2007年1月16日18时40分在西安逝世,享年82岁。 
    黄永年先生,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14日出生。1944年毕业于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同年考入中央大学南京部历史系,1946年重新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历史系),1950年毕业。同年至上海交通大学任助教,1956年任讲师,后随交大迁校来到西安。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62年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1978年9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79年右派问题正式平反改正,恢复讲师职称。1981年晋升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先后在学校图书馆、历史系、唐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1983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任所长。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2001年退休。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顾问、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等。

       黄先生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其深厚的文献功力,当世学界罕有其匹。他几十年潜心精研,著作等身,在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的著名研究专家,更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

       黄先生先后师从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童书业先生,受业名门,学有渊源。他早在大学学习期间发表的论文就引起学界关注,受到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的嘉许。近六十年的生涯里,他笔耕不辍,即使在错划右派期间,仍未放弃学术追求,其间撰写有关唐代经济和碑刻书法的文章,直到“文革”以后才陆续发表。二十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他主要从事唐史研究,兼及古典诗词和小说。90年代中后期又上溯北齐、北周和杨隋,探讨这一时期的史事。黄先生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指导学术研究,抵制所谓“古为今用”之类的庸俗方法,并注重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诸多研究成果以史料扎实、考证细密、见解精卓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和推重,他的学术论文多收在已结集出版的《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等著作中。尤其是凝聚他数十年心血研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历史上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制度为重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以敏锐的历史洞察能力,全面深厚的文献功底,缜密娴熟的考据方法,不仅厘清了诸多千古疑案,大大扩展了对这一时期某些重大史实的深入认识,填补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提出若干独具创见的新观点,代表着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

      黄先生参与了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建设,撰写了《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和《唐史史料学》等多部著作,享有很高声誉,被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选作教材,为文献学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先生还积极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的实践,精心标点校勘《类编长安志》、《雍录》、《西游证道书》等多种古代典籍,均以质量精良而被视作权威性的版本。

      黄先生对古代文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尽力,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二十四史全译》中的《旧唐书全译》与《新唐书全译》;并为《祖国丛书》撰写《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还承担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内《旧唐书》等六种选译,成为该类读物具有典范性的佳作。

      黄先生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的创建人,自1979年起先后招收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得其亲传的及门弟子已近百人。专业建立之始,研究生各门课程均由他亲自开设,他先后讲授过史学概论、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唐史史料学、唐史专题研究、文史专题研究、《旧唐书》研究、韩愈文研究、吴伟业诗研究、《太平广记》研究、文史工具书等十余门课程,教材也都由他亲自撰写。他授课内容丰富,贯通古今,挥洒纵横,深入浅出,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他所培养的学生,多人已成为学界翘楚,国家栋梁,他所传授的各门学问业已后继有人,他所倡导的谨严治学的优良传统和朴实学风,必将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黄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使命感,他在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期间,积极参政议政,时时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他爱校如家,关心陕西师范大学各项事业尤其是文史学科的发展,为学校工作积极出谋献策,竭尽自己的才智。

      黄先生一生襟怀坦荡,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虽身历坎坷而志向弥坚。先生平生所奉,正如他自己所说:“科研是要多出成果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为自己的国家争光彩;教学是培养青年使后继有人,且能超越前人。至于其它得失荣辱,就都是身外之物了。”信哉斯言!他将全部心血皆投身于学术研究而耕耘不止,他将毕生精力都倾注于化育英才而诲人不倦。

      呜呼!神光泯殁兮泰山颓,哲人云亡兮梁木摧,泰山梁木兮曷其悲!然先生之教泽,必将长裕而无绝;先生之事业,必将长青而不朽;先生之精神,必将长存而永生!

      黄先生在天之灵,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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