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

风清扬斈 13年前 (2008-01-06) 历史札记 3885 0

李泰国. Lay, Horatio Nelson. 英国外交官,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生于伦敦。1842年随父李太郭来中国 

19世纪中期,中国接连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传统旧式水师的落后无用,在战争中暴露得更加彻底了。为了迅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就开始准备向西方购买新式兵船。
  1861年,清政府委托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协助购买军舰,卜当即推荐了时任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参与办理,赫德出于个人及英国的利益考虑,在购舰上表现出了异常的热心,但由于经费以及议论不齐等问题,清政府迟迟不能下决心。同年底,太平军在李秀成指挥下,接连攻克杭州、宁波等江南重镇,海内为之震动。恭亲王奕訢紧急上奏,请求速购兵船,在严峻的形势逼迫下,清政府仅用一天时间,就作出了以往争论了5年都未能下定的决心,外购兵船。

  1862年,赫德和清政府商定了购买中号、小号兵船共7艘,一共需银65万两,并函请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具体承办购船事宜,李泰国认为这是控制中国军队的大好机会,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挑选了曾参加过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公然把舰队命名为“英中联合舰队”,舰队全由英国官兵操纵,并擅自为军舰命名和制订海军旗,而且规定舰队只接受中国皇帝和李泰国二人的命令,李泰国还有权决定中国皇帝的命令是否有效。这支几乎是李泰国私人部队的舰队,史称李泰国舰队、李-阿舰队。

  由“北京”等6艘军舰以及1艘军辅船和1艘小艇组成的李-阿舰队到达中国后,大出清政府的意料,这支不受控制的舰队是军政大员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经过反复争辩后,清政府决定将这支舰队一卖了事,中国外购近代军舰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在无奈中结束了。
For other persons of the same name, see Horatio Nelson Lay (Rear Admiral).
Horatio Nelson Lay (1832 - 4 May 1898, Forest Hill, Kent, England),[1] was a British diplomat. Horatio Nelson Lay was born in London to George Tradescant Lay, who served as British consul in the treaty port of Amoy. Lay’s father inspired him to go to China, but he died in 1845 before Lay had a chance to join him.

In 1847, Lay was sent to China to study Chinese under the German linguist and missionary Karl Gützlaff. Lay’s proficienc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oon earned him promotion in the British consular service and in 1854 he was appointed acting vice consul in Shanghai. The same year, Lay took part in the founding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he became the first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service the following year.

During the Second Opium War, Lay served as Lord Elgin’s interpreter and he participated in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Tianjin. Even though Lay was not in charge of designing the actual treaty, he was instrumental in intimidating the Qing delegation. Among other things, Lay humiliated the Qing representative Qiying by exposing recently captured documents, which revealed Qiying’s hostility to the British. The disgraced Qiying later committed suicide.


[edit] Lay-Osborne Flotill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wished to regain Nanjing, which was captured by the rebel forces in 1853 and declared their capital. To do so, they decided to set up a naval fleet with the help of the British. The British agreed to do so in order to bring stability to maritime commerce which was vital to the British economy.

The Chinese Emperor, exiled to Jehol, agreed to a proposal presented to him by the British ambassador Sir Frederic Bruce in July 1861 to purchase British gunboats. Robert Hart, interpreter of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s given credit for creating the proposal. Prince Gong, the head of the Zongli Yamen, appointed Lay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new navy. Horatio Nelson Lay left China for England on 14 March 1862 with written instructions from Prince Gong to form the navy.

Queen Victoria agreed to this proposal on 2 September 1862 and gave permission to equip the vessels and hire crews. Lay appointed as Commander of the flotilla, Captain Sherald Osborne.

It was felt that if the flotilla was to fly a recognized ensign this might reduce the risk of capture and imprisonment. The British Admiralty would not sanction the ensign that Lay proposed unless China would explicitly consent to such. Although Tongzhi Emperor had decreed that the Chinese flag would be a yellow rectangle triangle with a blue dragon trying to catch a red ball, Prince Kong did not mention this in his instructions to Lay. Lay himself designed the ensigns to be used by the flotilla.

On 13 February 1863 the “Lay-Osborne” flotilla, with seven steam cruisers and resupply ship left England flying Lay’s ensign and arrived in China in September 1863. Upon reaching China, Osborne refused to take any orders from Chinese officers, stating that his agreement with Lay stipulated that any Chinese orders must come from the Tongzhi Emperor, transmitted by Lay. The Imperial court refused to ratify this.

Commander Osborne resigned on 9 November 1863, disbanded the flotilla and sent the ships back to England without them having fired a shot. Lay was fired that same year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replaced with Sir Robert Hart.[2]


[edit] End of Diplomatic Career
In 1864, he resigned from the diplomatic service and returned to England where he engaged in financial affairs.[3] Two of Lay’s brothers (Walter Thurlow Lay (1840-1917), Amoy Lay (1846-1911), two of his nephews (William George Lay (1862-1921), son of W.H. Lay, and Harry Lay (1894-?), son of Amoy Lay), and one grand-nephew (Arthur Croall Hyde Lay (1900-) also served in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edit] References
Jack J. Gerson. 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4-18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A.C. Hyde Lay. Four Generations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52. 
Jonathan Spence.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To change China. London: Penguin, 1980. 
^ http://www.britannica.com/eb/article-9047438/Horatio-Nelson-Lay 
^ http://www.crwflags.com/fotw/flags/cn~lo.html 
^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Horatio Nelson Lay and family 
Retriev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ratio_Nelson_Lay"

李泰国与天津条约
蒋耘
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之后又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天津条约》的主
要内容有: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
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英法等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
商,自由传教;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低商船吨税;中国分别向英国赔
款银400万两,向法国赔款银200万两等.《天津条约》的附约明文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中
国海关由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各口划一办理"洋员任用,并修改税则.经过修改的税
率,比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与税则》所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的税率都有所降低;对一般进出口
货物仅按"值百抽五"征税;货物转口运销,除按价值抽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
《天津条约》及其附约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中国近代海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时
任江海关税务监督,后为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值得探讨.

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1832年7月27日生于英国,其父李太郭是曾任英国驻广
州第一任领事,福州及厦门领事;1845年11月6日因病在厦门去世后,李泰国由英外交大臣
巴麦尊(LordPalmerston)推荐到中国.李泰国于1847年3月12日离开伦敦,同年7月29日
抵达香港,师从郭士立(CharlesGiitzlaff)学习中文.1849年5月参加商务监督处的甄别考
试,获优等证书;6月1日起被任命为额外翻译员.自1849年6月1日至1854年4月25日,李
泰国先后担任四个职务:1849-1852年在职员录上列为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部门的额外翻译
员;但在1851年3月,他主动申请调往香港警务处及最高法院任翻译员;当广州领事包令
(JohnBowring)调往香港接替文翰(SirGeorgeBonham)为商务监督时,李泰国被调往广州,
暂任该领事馆的初级助理.1854年应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B.Alcook)的吁请,李泰国被
派往上海任代理翻译员.在上海由于小刀会的活动,李泰国得以与清政府高级官员直接接触,
并参与交涉.交涉产生了三个基本结果:一,清政府当地官员同意各条约国领事对租界拥有
一定的行政权;二,各条约国同意执行更严格的中立政策;三,就外人管理江海关的制度达
成协议.这最后一个结果最直接影响到李泰国.按照协议规定,每个条约国领事应从他本国
人中选派1人,共计3人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上海副领事威妥玛(ThomasF.Wade)被派
为委员,由李泰国接替为代理副领事.1855年6月威妥玛辞职时,李泰国又顺利接替江海关
英籍税务监督之职.在担任驻上海副领事及江海关税务监督职务期间,他与清政府官员吉尔
杭阿,兰蔚雯,赵德辙,薛焕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他在上述两个任内的所作所为也
博得了威妥玛,额尔金(JamesEarlofElgin)等人的赏识.
1858年4月至7月,李泰国作为额尔金第一次使团的编外成员参加《天津条约》及其附
约的谈判.
1858年4月额尔金致函李泰国,发出邀请:"如果你能乘’狂暴’号旗舰和我一起作北方
之行,我将深为快慰,因为你通晓中国海关制度又熟谙中国语言,定能在此关键时刻助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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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之力."①5月,李泰国接受邀请作为使团的编外人员--翻译,乘"狂暴"号轮前往天津.
正如额尔金所期望的那样,由于李泰国精通汉语,并与中国官员私交深厚,在谈判中李泰国
常常被中国官员当作国人对待.中国官员或出于想预先了解英国要求的目的,或企图利用机
会来增进自己一方的利益,他们往往邀请李泰国共同商量,甚至将他们与美,俄,法全权代
表分别举行的介绍会的情况也秘密告知李泰国.李泰国也乘机向中国代表提出建议,给他们
以"劝告".而这些"劝告"往往是额尔金拟定的.额尔金就曾经得意地向他的夫人透露说:
"我还通过一个秘密的渠道(李泰国)向他们暗示,如果他们不立即满足我的要求,我就将再
前往天津--这无疑将使桂良和华沙纳②二人的人头落地."③
在"劝告"不起作用的时候,李泰国又挺身而出,扮演起了"难以驾驭的强悍外夷"的
角色,以迫使清政府官员就范.他采取"要保持你的优越,即使在诙谐谈笑中也要占上风"的
方式,他动辄向钦差大臣发脾气,语言狂悖,暴跳如雷,经常以立即向北京进军相威胁,连
美,俄全权代表都看不过去④,向额尔金提出异议.但是额尔金虽觉得李泰国有些过分,可还
是庇护李泰国,对美,俄代表不屑一顾,因为额尔金对于中国代表的拖延态度也早就想发火
了,只是碍于形象不便发作而已,李泰国替他出了一口气,而且达到了效果.清政府官员最
终屈服于英国的淫威,答应了英国的要求.
修订条约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改善贸易与商业的条件.李泰国在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是1858
年英国在华人员中无人可及的.在上海制定《天津条约》的续增章程时,李泰国对进出口商品的
第一手资料及对税务监督制度成立4年以来积累的贸易统计了如指掌,使他能根据"值百抽五"
征税的原则,编成进出口货物的详细税则.附约中第十款规定的"各口划一办理","任凭总理
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的条款,更是李泰国的创造,它成为把在上海实行的外国
人管理海关的制度推向全国的所谓条约依据.李泰国因此得到额尔金的格外赏识.
李泰国的表现让额尔金非常欣赏.他多次称道李泰国与中国人打交道时的精明强干.他对李
泰国寄予厚望,希望李泰国将来能成为清政府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官员,认为必须留他来执行政
策,额尔金曾经对他夫人说:"直到今天我还认为,如果由不称职的人来执行这个条约的话,整
个条约将告失败."⑤额尔金授意其弟卜鲁斯(FrederickBruce)在发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
中说,"李泰国讲官话流利,并具有高度的能力来抓住上级的意图,及以最好的方式表达出来使
清政府易于接受,……我获悉清政府有意让他按照上海采用的,由他自己成功地执行的制度组织
各地海关.我们当然不宜使他辞卸这个任务,因为在一个中国行政的重要部门任用一名干练,正
直的外国人将是清王朝复兴的第一步,并且有利于我们将来的交往.我可以说,额尔金勋爵在天
津谈判中所以要突出李泰国,并使他能够机密地向清方建议他们将如何行事.其用意就是希望清
政府钦差大臣能看到把李泰国留用作为他们的外事顾问是可取的."⑥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
出一个更深的含义,那就是,英国想把中国海关建成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李泰国是目前实现英
国政策的最合适的人选.李泰国的名字在英国官方文件中多次出现,而且在新闻记者中经常受到
"表扬",他的名声及其事迹在英国广泛流传,被英国人视为英雄.当他参加了额尔金长江之行⑦
而于1859年1月1日返抵上海时,简直达到了名利双收的地步.随后不久,他被任命为海关总
税务司,而支持他的卜鲁斯也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公使.李泰国可谓风光无限.

由上可见,李泰国在《天津条约》及其附约的谈判中,曾被中国人当作国人看待,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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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实际上的外事顾问;也曾扮演"骄悍的外夷"角色,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因而
在某种程度上,李泰国拥有了双重身份--英国使团的编外译员和清政府的非正式外事顾问.
这种双重身份让李泰国成功地起到了"传声筒"的作用,而他的专业知识和性格表演,则让
他达到了他的人生颠峰.但是《天津条约》及其附约也埋下了李泰国迅速走向失意的祸根.
当李泰国在《天津条约》附约中创造性地提出"各口划一办理"洋员任用和"任凭总理大
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后,受到了中英双方的欢迎.因为,对英国来说,这意味着
英国人取得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辖权,这是英国梦寐以求的目标--控制中国海关以攫取英国
最大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对中国来说,这也符合中国当时统治者的意志--借用外力来镇压
太平天国起义和利用海关征收的税收来维持腐朽的统治.正如美国公使伯驾所说,江海关的外籍
税务监督制度已经"出人意外地成为中国一种巨大的精神政治影响的泉源,有益于中国,有利于
他们代表的各国而无损于商业利益"⑧.1859年5月23日两江总督兼任通商各口钦差大臣何桂
清直接札谕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总司各口洋员的选募,任期5年,并委派李泰国"在所有的
通商口岸,照上海的模式,设立海关"⑨.这样一来,李泰国当上了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成了
清政府的官员,因而具备了名副其实的双重身份--既是清政府的官员,又被用作英国政府的非
官方的政治外交工具.为了巩固这一成果,1861年英国新驻华公使卜鲁斯要求总理衙门大臣奕
重新印发了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的札谕.英国的在华海关地位进一步稳固.
如前所述,额尔金对李泰国寄予厚望,希望李泰国将来能成为清政府的一位有影响力的
官员.额尔金认为,在一个中国行政的重要部门任用一名干练,正直的外国人将有利于条约
的执行,有利于中英关系的发展.所以额尔金在天津谈判中注意突出李泰国,并使他能够机
密地向清方建议他们将如何行事.其用意就是希望清政府钦差大臣继续把李泰国留用作为他
们的外事顾问.在对李泰国进行奖励的时候,额尔金也注意顾及李泰国的双重身份.额尔金
除了给予李泰国一枚奖章以资酬劳外(这一点"与其他使团人员一样"),还额外给予了500英
镑的酬劳.1859年7月,当额尔金回到英国6个星期后(也就是天津条约谈判一周年之后),
他正式致函罗塞尔勋爵(LordJohnRussell),"因李泰国不是英国机关的职员,我没有使用他
的时间和精力的权利.请允许我建议付给他五百英镑作为英国政府对他协助英国使节与清政
府钦差大臣谈判的酬谢."罗塞尔批准了这个建议,指示额尔金照付酬劳并在他的使团帐内报
销==.有意思的是,这一酬劳的数额正好等于李泰国在关税管理委员会中3个月的薪金,而李
泰国直接为额尔金服务于《天津条约》谈判前后的时间恰巧是3个月.此举足见额尔金的良苦
用心.但是,李泰国作为总税务司的所作所为,却让英国公使卜鲁斯非常失望.原因是,李泰
国在开辟新关和建立一系列海关制度的过程中,缺乏见识和机智,而且性格暴躁,招致各方
嫌怨.当太平军席卷江南,清政府一时陷于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他却借养伤为由,于同年
4月告病假回国,推荐江海新关税务司费士来(G.H.Fitzroy)和粤海新关副税务司赫德
(RobertHart)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其实,李泰国于1859年7月因干预上海群众殴打拐
卖华工的外国人而被打伤,早于10月就已痊愈,并已经前往广东开办粤海关,潮海关,前后
历时两个月.他回国的真正原因是"他不愿意与一个可能就要覆亡的王朝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李泰国的突然回国让额尔金和卜鲁斯都感到沮丧.卜鲁斯立召赫德"刻不容缓地到北
京来".1861年6月赫德应召到京,迅速与总理衙门建立起联系,并很快博得总理衙门的信任.
赫德成为中英双方都器重的人物.李泰国对于英国来说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所以,18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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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泰国以在《天津条约》及其附约的谈判中的贡献为理由申请巴斯勋位时也"意想中地"遭
到了冷遇= 年 月 日 李泰国被革退由赫德继任总税务司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表面
原因虽然是李泰国企图夺取清政府水师船队管辖权 但实际原因是中英双方都认为赫德比他
更能胜任总税务司职务 
综上所述 李泰国在《天津条约》及其附约的谈判中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泰国
的独特地位表现为 在中英对抗的关键性的数年中作为当事人参加了两个不同体制的国家之
间的面对面的直接 紧张 持久的对话 在其中起到了促进相互理解的语言沟通作用 额尔
金让李泰国参与《天津条约》及其附约谈判的初衷是"协助英国使节与清政府钦差大臣谈
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额尔金认定李泰国的主要价值在于"作为清政府的外事顾问" 希
望他成为清政府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官员 并在谈判中和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注意刻意加重李
泰国的这种色彩 李泰国在《天津条约》及其附约的谈判中的表现 作用及其结果 加剧了
李泰国的双重身份 既是清政府的官员 又被用作英国政府的非官方的政治外交工具 但
李泰国在见识和性格上的缺陷又不能胜任这种双重身份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种双重身份最
终加速了李泰国被两个主人抛弃 因为他们找到了更合适的接替者 赫德 可以说 《天津
条约》及其附约的谈判 造就了李泰国人生的颠峰 但也埋下了李泰国迅速走向失意的祸根 
《天津条约》及其附约 对中国近代史 尤其是近代海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此条
约 列强获得了在北京驻扎公使的权力 为了与洋人打交道 总理衙门应运而生 而总理衙
门在最初的 年中 年 与各国订立的 个条约 除《中日友好条规》稍有不
同而外 其余都仿照《天津条约》 也都是不平等条约= 而"值百抽五"和对进口洋货只征
收一次转销子口税 使得关税又失去了应起的保护本国工商业的作用 至于"各口划一办
理"洋员任用和"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 美 法 人帮办税务"的条款规定 更是促使外籍
税务司监督制度向着外籍税务司制度演变 成为列强把在上海实行的外国人管理海关的制度
推向全国的依据 李泰国的主要成就就在于此 在行政上 政治上和法律上巩固了外籍税
务司制度 《天津条约》及其附约使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进一步沦丧 中国的
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注 = 加 葛松 著 中国海关研究中心译 邝兆江校《李泰国与中英关系》 
厦门大学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桂良 华沙纳为清政府参加天津谈判的钦差大臣 
少数新通商口岸的开辟意味着中国必须开放 额尔金溯长江西上 英里的航行即其象征 李泰国参加了"这次
唯一的英国武装海军舰只的远征" 是"因为他具有各种知识 应成为通商各口海关的组织者 按他的资格也可充
当内港的清朝官员" 李泰国正是额尔金 卜鲁斯等人企图安置的开辟长江的合适人选 参见《李泰国与中英关
系》第 页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 中国展望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 第 页 
=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 人民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年 月李泰国曾经申请巴斯勋位 他在叙述自己在 年至 年所作的贡献时曾说 "额尔金使团的其
他成员 虽然贡献并不在我之上 但已经受到了女王颁发的荣誉 "他指的获得勋位的人是卜鲁斯 威妥玛和洛克
人 详见《李泰国与中英关系》 第 页 
= 参见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 人民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作者蒋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邮编 
责任编辑哈恩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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