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风清扬斈 13年前 (2007-11-30) 网络资料 5629 0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彬州(陕西彬县),后迁居平江(江苏吴县)。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初二,两岁时,父范墉病故,母谢氏,贫无依靠,改嫁朱文翰(当时任平江府推官),仲淹遂改名朱说。四岁随继父北归长山县(现邹平县长山镇)河南村,年稍长,继父让其学习商贾技艺,皆不喜爱,唯愿读书。因随母改嫁倍受歧视,加之家境贫寒,范仲淹自幼形成自强不息的性格。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范仲淹到长白山醴泉寺借读,刻苦自律,倍受磨难,每日"画粥断齑",笃学不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得知身世后,前往河南应天府拜戚同文为师,继续苦学。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29岁,复范姓, 改名仲淹。后历任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曾出任陕西宣抚史、陕西四路安抚史,战功显赫,又曾做过泰州,楚州、陈州、睦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邓州、青州等地方官。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彬州(陕西彬县),后迁居平江(江苏吴县)。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初二,两岁时,父范墉病故,母谢氏,贫无依靠,改嫁朱文翰(当时任平江府推官),仲淹遂改名朱说。四岁随继父北归长山县(现邹平县长山镇)河南村,年稍长,继父让其学习商贾技艺,皆不喜爱,唯愿读书。因随母改嫁倍受歧视,加之家境贫寒,范仲淹自幼形成自强不息的性格。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范仲淹到长白山醴泉寺借读,刻苦自律,倍受磨难,每日"画粥断齑",笃学不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得知身世后,前往河南应天府拜戚同文为师,继续苦学。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29岁,复范姓, 改名仲淹。后历任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曾出任陕西宣抚史、陕西四路安抚史,战功显赫,又曾做过泰州,楚州、陈州、睦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邓州、青州等地方官。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仲淹小时候是个穷苦的孩子。他两岁死了父亲,为了生活,母亲带他改嫁到了朱家。朱家也很穷,无钱供他读书。他就一个人来到一所寺院,一边干杂活,一边苦读,常常读书到深夜。困了,他就用冷水洗洗脸。最使他感到困苦的就是每天的饭食,不要说可口的饭菜,连吃饱也不容易。每天他都煮好一盆粥,待粥冷凝后就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腌咸菜下肚。

  一天,一个同学来看望范仲淹。这个同学是官宦子弟,家中很富有。他见范仲淹生活这样艰苦,心里很感动,回家后就向父亲讲了这件事。同学的父亲就叫人给范仲淹送去好饭好菜。过了几天,这个同学又来了。奇怪的是,送给范仲淹的饭菜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已经快发霉了,便责怪范仲淹说:“常言道,君子不吃小人送来的食物,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范仲淹赶紧表示谢意,他说:“不是我不感激令尊大人的厚意,而是我每天吃粥已经成习惯了,如果吃了你送来的好饭,贪图享受,怕以后就吃不下稀粥了。”这个同学听了深受感动,对范仲淹更加钦佩了。

范仲淹:以谜为教 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他想结婚是大事,父亲又是大官,于是想要把婚事办得体面一些。正好,他的大哥要进京办事,便让其将打算告诉父亲,并列了一张长长的购物清单,让哥哥在京城采购。范仲淹看了清单后眉头紧皱,叹道:“我家历来清廉俭朴,岂能纵容后代如此奢侈!”于是提笔在购物清单上写道:“一人站着一人卧,俩个小人地上坐;家中还有两口人,退回娇儿细琢磨。”嘱咐老大不要在京城买任何东西,只将单子退给弟弟,就会明白父亲的意思。范纯仁接过清单仔细琢磨,羞愧不已,于是改变原来的主意,决定简朴办婚事。范仲淹知道儿子改变主意,遂回家参加了婚礼。该事在当地传为佳话。原来,范仲淹的四句话是个字谜,谜底是个“俭”字(原繁体字“儉”)。范纯仁后来在哲宗朝两次出任宰相,是个很有才华的政治家。


  范仲淹就是这样从小立志,划粥苦读的。靠着这种精神,他终于成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生平简介】

  范仲淹(989—1052年),即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皇佑四年(1052 年)。 范仲淹,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吴县(今属江苏)人,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简明传记】
  

1、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在徐州降生。他的父亲范墉,当时做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范墉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是他第三个儿子。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谢氏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莱,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这样过了差不多三年,长白山乡的书籍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隐秘。他惊谔地发现,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愧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树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求学去了。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敷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相前趋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涌如旧。一位同学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终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象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三礼》、《乐经》、《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第一次看见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 二月的汴京(今开封市),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他吟着这样的诗句,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比起旁边的膝宗谅等人,年纪显得大了许多。 
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2、为民治堰 热心执教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来自四个州的数万以上民夫,在范仲淹率领下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

  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张皇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膝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范县令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采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

  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象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除了孙复之外,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分州(今陕西彬县),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做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3、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 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掩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 

  这时的宰相吕夷筒,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这次到都门外送范仲淹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都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也并不介意.他日经习惯于从京师被贬作地方官了。他捻着花白的髭缵,在饶州官舍吟起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唇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希日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这时,一桩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4、西陲守土 边帅军功
  
  原来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另一员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迫。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现在庆州北部的边防,也大体接近巩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节,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巳百花烂漫了。他随口吟起四句诗:“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他今年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5、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6、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膝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夜晚,秋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岳阳楼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早年随继父在澧州安乡(今湖南省安乡县)读书,曾到过岳阳一带.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远衔青山,近吞长江,朝辉夕雾,气象万千。若在阴霍天气登楼远望,人们常会有去国怀乡之叹,忧谗畏讥之感,真是满月萧萧,无限悲凉。若遇阳春晴日登岳阳楼,便会觉得心旷神怡、荣辱皆忘,把酒临风,喜气洋洋。这些便是岳阳楼胜景之大观。  

  可是,仲淹不愿一般地触景抒情,而是想在勾勒洞庭秀色与前人情致之后,提出某些深邃的哲理见解,熔铸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借以激励自己和遭到贬黜的友人们,也启发和教育后代。于是,他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 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颂。 全文如下: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皇佑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 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根据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原籍苏州,而是葬在他母亲长眠的那块地旁——洛阳南郊万安山下。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



【作品介绍】

  苏幕遮(怀旧)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御街行(秋日怀旧) 

  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花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御街行 

  纷纷坠叶飘香彻,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 
  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 
  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当年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 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 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炼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 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 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他噩耗传到各地,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 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而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仍有着启发和教育意义。 (完)

范仲淹与北宋前期儒学复兴 
——兼儒学,道学,理学之概念 
罗义俊 

自魏晋以下,学者主流之思想无复儒家宗趣,至隋唐更多为佛学所吸引.于此,据陈善
《扪虱新话》和李贽《初潭集》卷二十载,王安石与张方平(1007—1091)曾有一段对话.
王问张:"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 "张说:"岂无又有过于孔子者."
王问:"是谁 "张说:"江南马大师(马祖),汾阳无业禅师,雷锋,岩头,丹霞,云门是
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惟有宋一代,峰回路转."太祖,太宗,丕变衰俗,
崇尚斯文"(1).及真宗,仁宗间,设教崇学,儒学复兴,乃启宋明六百年儒学兴隆之运;
范文正仲淹与此有力焉.他是北宋前期收拾儒门,复兴儒学的第一人. 

一,研究的回顾:一个不被重视的宋儒人物 
然而,在20世纪的宋学研究中,无论肯否,范仲淹几乎是一个不大被重视的人物.或
者因了庆历新政和《岳阳楼记》太有名的关系,他通常只是被看作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和
诗人,而出现在一般通史和文学史的著作中;至于在一些著名的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中,
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孙
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等(2)却见不到他的身影.这种研究状况也影响了非汉语世界的
宋学研究.20世纪70,80年代起,努力拓宽宋学研究范围的美国汉学界,虽然其视野已从
程朱学扩大到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的思想;但范仲淹对宋学的贡献仍是其一盲
点(3),引起注意的仍然是推行庆历新政的"宋代早期改革家"的角色. 
大约在一些其次的宋学著作中,才注意到范仲淹的宋学地位.较早的,如钱宾四著《宋
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3年),大体依据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
案》,范仲淹得以立"节",惜只是四百余字的"概述".大陆坊间近有《中国理学》(潘富思,
徐洪兴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但于范仲淹只列一辞条.《宋学微言》(卢国龙
著,华夏出版社,2001年),有较详的阐述;更详的是漆侠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
人民出版社,2002年),其第二编第九章章题为"以范仲淹为领导的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形式".
对范仲淹在"宋学建立阶段"的"重大作用"(4),漆著有很好的肯定,但所论犹有阙略,
未能尽如人意.它给出的印象,重点仍在于庆历新政,又既不视庆历新政为一伟大儒者的外
王实践,亦未给出范仲淹以儒学家的身份. 
先师程先生应缪著有《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凡范仲淹与宋学兴
起的相关行谊广有撰述,确认其受到儒学熏陶和对儒学精神的深切体会(5),提供了认识一
位伟大儒者的翔实可据的历史传记.先生《新论》于范仲淹虽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但在平
实叙述中实寓露极推崇之情意,喻文正之德可"具体"继承(6).我少受先生教授《明 
(1)李攸:《宋朝事实》卷三〈诏书〉. 
(2)候著,孙著对与范仲淹有渊源的李觏列章撰述却不及范,颇可寻味.另如文革后被作为大陆大学教材的
萧萐父,李锦全著《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亦于范仲淹付诸阙如.余不赘举. 
(3)参见[日]吾妻重二〈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最近的情况〉,[美]田浩编,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宋代思
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页,并参见该书田浩〈编者序言〉. 
(4)见漆著第15页. 
(5)见该著第8,20,46,47,53,76,189页. 
1
(6)〈自序〉. 
儒学案》之精神激荡,终身所持乃道德普遍主义.尝为《中国文化世家》(湖北教育出版社,
将出)分编《吴文化世家》,追先生而自撰〈道德文章垂千古——姑苏范仲淹家族〉,史别亦
属传记类,重在叙其诗礼传家,并对范仲淹的宋学贡献有意预留了论述空间,以俟他日另撰.
今文以为程师十周年忌辰之纪念. 

二,儒学,道学,理学之概念疏说 
讲范仲淹对北宋儒学复兴的贡献,须对宋代的儒学有个概念说明.范仲淹之未能受到
20世纪宋学研究的足够重视,亦未尝没有概念和专业上的原因.儒学乃古称,亦列代儒者
讲学之通称.宋代的儒学,指宋代儒者之讲学,此即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所记录者;
又有道学,理学之称.至关洛,已用"道学"一词,伊川(1033—1107)明言他们兄弟"倡
明道学",道学之名乃渐行.南渡后,庆元党祸,"道学"被指为"伪学"而遭攻禁.弛禁之
后,渐由道学而称理学.因其宇宙论言"理气",心性论言"性即理",工夫论言"存理去欲",
学皆以理为主,故称也.其实仍儒学,道学,理学之名互用.如黄东发(1213—1280)《黄
氏日抄》既屡言"本朝诸儒理学",又不废"道学"之称.后人又简易其称曰"宋学". 
但"道学","理学"之名,影响了后世对宋代儒学的理解.宋代的儒学,宗支派别,千
岩万壑,不胜其多,"全宋八十个学案"(7),没有一个可以拉掉.朱子门人以朱子得周,程,
张之传,,故后世或称理学每指濂(溪),洛(二程),关(张载),闽(朱熹)之学.元托克
托《宋史》又在〈儒林传〉外别立〈道学传〉,入传的也就是濂,洛,关,闽,加上百源,
以及程氏门人,朱氏门人.这虽然自有其理由,却还是易给失于详察者以狭隘化的错觉,以
为此特殊的一支即宋学之全部,而忽略了其余尤是北宋前期的儒学.宗羲子百家曾批评其例,
指出:"十七史以来,止有《儒林》,至《宋史》别立《道学》一门,在《儒林》之前,以处
周,程,张,邵,朱,张(栻)及程朱门人数人,以示隆也.于是世之谈学者,动云周,程,
张,朱,而诸儒在所渺忽矣.先遗献(按:黄宗羲也)曰: 逮后性理诸书俱宗《宋史》,
言宋儒者,必冠濂溪,不复思夫有安定,泰山之在前也."(8)清儒揭"汉学"的旗帜,以
与"宋学"严分壁垒,以为"宋学"将"心性事功,分为二道;儒林道学,判为两途"(9),
即专指所谓"独标性命之旨"的"濂洛关闽之学"(10),对"宋学"的概念显是理解狭了,
建立庆历新政事功的范仲淹跌出了其视野之外.这个观念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宋学研究,
偏重形上学的哲学家,思想史家忽视关洛之前的儒学,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可见,宋代的儒学,道学,理学之名虽可互用,但儒学的概念却具有更广泛的统摄性,
涵盖性,可统括道学,理学,而不会被狭隘化.《史记》以下历代正史设〈儒林传〉,意义原
亦十分清楚,乃"为传经而设,以处夫不及为(孔子)弟子者,犹之传孔子弟子也.历代因
之,亦是此意."(11)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称宋代的儒学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并流行于20世纪西方汉学界,(12)意涵中特指濂,洛,关,闽之道学理(7)缪天绶选注:《宋
元学案·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7页. 
(8)《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孟先生宗儒’百家谨按,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32年. 
(9)江藩:《宋学渊源记·序》. 
(10)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11)同注(8). 
(12)与明学合称为宋明新儒学.此亦渐为中国学人所采用但概念更宽泛.参见刘述先〈有关理学的几个
重要问题的再反思〉(《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3年)牟宗三
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一部〈综论〉第一章〈宋明儒学之课题〉第一,二节,拙著〈宋明理学的几个问题
和牟宗三的通释〉(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学,虽以"新"为前缀,但"儒"之名犹在,终究不能悖此传孔子之学,追随儒家传统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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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意义和学术意义.濂,洛,关,闽虽蔚为宋学大宗主流,但万殊一本,亦终究产生于
宋代的儒学."其实道学即儒学.非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13)因此,本文取范仲淹
与北宋前期儒学复兴的关系,以论其对宋学的贡献,在逻辑上也具有合法性.宋代儒者讲学
之兴隆,实源起自范仲淹睢阳讲学也. 

三,宋学滥觞——睢阳学统的正传 
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学特点在其与官私学校的发展密切相关,而起源于私人创建的书
院.睢阳书院是宋初贡献最巨的一个重要的儒学复兴发源地,睢阳学统亦是庆历学统四起之
前的第一学统,范仲淹尝就学与掌教睢阳书院,正是上承睢阳学统下启庆历学统四起的中心
性的关键人物. 
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属京东西路,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
建为南京,故睢阳又称南京书院.原为五代末北宋初名儒戚同文的讲学之庐.戚同文,字文
约,宋州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人,入《宋史》卷四百五十七〈隐逸传上〉.据《传》,戚
出身儒学世家,少从邑人杨悫受《五经》.时值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遂
以同文为名字.将军赵直为筑室,戚氏乃就居聚徒讲学.真宗时获得大发展,大中祥符二年
(1009),应天府富民捐资就戚同文旧居增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次年真宗赐额
"应天府书院".其地旧称睢阳,故人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又称应天府书院为睢阳书院.
在宋代的儒学中,同文之学即称为睢阳学统. 
睢阳与白鹿洞,岳麓,嵩阳并称宋代四大书院,但在宋初,后三书院对儒学复兴的影响
显然不及睢阳(14).如白鹿洞书院的发展则要到南宋朱熹重建之后.这当然与戚同文讲学
的号召力及其学统有关.戚同文讲学睢阳,《宋史》本传称"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
第者五十六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 宗度,
举进士,仕至京西转运使;许骧,与吕蒙正齐名,官至兵部侍郎;高象先,仕至光禄大夫;
郭成范,以司封员外郎致仕;王砺,太平兴国进士,官至屯田郎中;滕涉,为给事中.睢阳
弟子人才之盛显见得突出于其他书院之上.范仲淹有文《南京书院题名记》尝记书院之盛与
"师门之礼教",说:"戚公同文,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门弟子由文行而进,自故兵部侍
郎许公骧而下,凡若干人."谓扩建以后,"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章甫如星,缝
掖如云."至于讲学,则"讲义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 文以通理";"通《易》之
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
九流百家之说,盖互有人焉."所培育的人才,则经世与乡教者兼有,"廊庙其器,有忧天下
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认为南
京书院"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济济群髦,咸底于道."肯定了睢阳学统复兴宋学的首创
之功. 
睢阳学统具有宋学兴起的最基本的特点,为矫五代以来文教风俗之浇薄,坚苦励行,恢
复先儒修己治人的道德仁义精神,重内圣而不弃经世,以人格立师道,而生根于社会,宋初
儒者这个基本的存在形态和儒学最基本的特点,正为睢阳学统所展现而为其学脉所在.戚同
文纯粹质直,拯济贫乏,以道义自富,在躬行道义上建立人格和师道.由是深为乡里(13)
李顒:《二典集·至屋答问》,转引自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6
年,第293页. 
(14)王应麟《玉海》以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为宋四大书院.马端临《文献通考》则以白鹿洞,石
鼓,应天府,岳麓为四大书院,并指出嵩阳后来无闻.但石鼓之贡献及影响亦不能比睢阳.参见陈元晖等
编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4页至19页. 

推服,门人追号"正素先生"(15).范文所谓门弟子"廊庙其器","相继登科,未见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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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可说明睢阳其人虽隐德高于当世,但其学实并重治平;而乡教更使其学深根于社会.袁燮
(絜斋)《四明教授厅壁续记》说:"国朝庠序之设,遍于寓内,自庆历始.其卓然为后学师
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孙氏,海陵之胡氏,徂徕之石氏,集一时后秀,相与讲学,涵
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16)这段文字说的是庆历学统四起官学遍设时的情形,但据《宋
元学案》及《宋史·儒林列传》,庆历之前虽有聂崇义,邢昺,孙奭诸儒,称"学统"者却
只有睢阳,而泰山,海陵,徂徕讲学则还要在范仲淹天圣掌教睢阳之后. 
范仲淹是睢阳学统之英翘,为戚氏门弟子中唯一入正史别立一传及《宋元学案》中独立
立案者.字希文,时人称范履霜.卒,谥文正.后人咸尊之,称范文正公.生父范墉早逝.
初从继父姓,以朱说名登进士第,至天禧元年(1018)始归宗易名.少年时跟着继父朱文翰
游宦而随处读书.自大中祥符四年(1011)22岁别母去应天府"依戚同文学"(17),至大
中祥符八年(1015)举进士及第,在睢阳学舍五年,刻苦而学成,"大通《六经》之旨,为
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18),得睢阳之正传.识者认为范仲淹一生行谊实根基于睢
阳之学:"厥初宋时,天下有四书院,应天府书院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讲授,士不远
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学.同文为人,质直尚信义.宗族贫乏,则周给之,丧,则赈恤
之.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曰’人生以行义为贵,安用 ’是’义’一字,实与公
意合.暨公登第立朝,为守为帅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禄赐日厚,遂成义庄义学."(19)范
仲淹晚年守杭州时,子弟们知他萌有退志,请求为他治第洛阳以为养老之地.他不予认可,
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 "其思想和语言与戚同文如出一辙.范仲淹
常自诵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绍的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谁与易之"(《论语·微子》)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的孔孟情怀;
而近看,由前引《南京书院题名记》所谓"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可知,乃是睢阳血脉
的秉承和光大.范仲淹又有《睢阳学舍述怀》(21)诗,亦说明正是睢阳之学使他充满"但
使斯文天未丧"的儒者情怀,培养了他学以用世"泽民"(22)和复兴儒家理乐文教的志向
和使命感.范仲淹继承,发展和豁显了睢阳学脉;而睢阳之学亦正赖此得以光大传世.所以
后来《宋元学案》将范仲淹之学标识为"睢阳所传". 
四,开万世道统之传,宋儒理学渊源之祖 
宋学至仁宗庆历学统四起而始盛.《宋元学案》以述海陵胡瑗的《安定学案》,述泰山孙
复,徂徕石介的《泰山学案》列为全书卷首,而以述范仲淹的《高平学案》次之.这是将胡
瑗,孙复,石介视为宋学之始的处理,它深受程朱的影响.黄百家《泰山学案》案引黄宗羲
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
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全祖望《序录》亦如此说明这个案序言
的理由:"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不过全氏已经看到睢
阳学统和范仲淹于宋学亦有荜路蓝缕用启山林之功,只是未细察其中先后关系,修(15)《宋
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隐君戚正素先生同文》.《宋史》本传追号"坚素先生". 
(16)《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隐君戚正素先生同文》王梓材案. 
(17)《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列传〉.又,本文范仲淹行状系年皆依四部丛刊本《范文正集》附《年谱》,
及《范仲淹新传》附〈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简录〉. 
(18)《范文正公年谱》页一;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见《范文正公集》附《褒贤录》. 
(19)牟巘〈义学记〉,见《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祀》卷二. 
(20)《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二〈仁宗皇佑四年(1052)〉. 
(21)《范文正公集》卷三. 
(22)叶大发《高邮军兴化县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记》曰:"昔文正公为士时,已有泽民之志."见《范文正
公集》附《褒贤祠祀》卷一. 
补时乃一循黄氏原案序.全著《庆历五先生书院记》说:"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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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相与讲
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
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絜,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
古叟辈,共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而范仲淹于宋学复兴中的原有地位终
不能显.黄,全《宋元学案》的编序及其理由为后世治宋学者所本,而范仲淹之未获上述
20世纪学者的重视,其中恐亦受到黄,全之影响也. 
但是,无论庆历学术兴起,还是三先生的讲学,无不与范仲淹有关系.先说三先生,于
齿则弱于范仲淹(23);于学,石介为"高平门人",安定,泰山虽名列"高平讲友",其实
都是范仲淹的后学,并为范仲淹所识拔.《高平学案》原为全祖望所特立,其后底稿遗失,
幸存者仅三传弟子韦许一传,至王梓材(1792—1851)校刊时始获修补.王梓材已经有见于
范仲淹与三先生的学术关系,指出:"安定泰山诸儒,皆表扬于高平".同时还指出:"高平
实发原睢阳戚氏."(24)依此,则宋初儒学的脉络,不是由安定,泰山,徂徕三先生并睢阳
而范仲淹,而应是:睢阳戚氏—〉范仲淹—〉三先生.范仲淹为北宋前期儒学复兴的中心人
物确然无疑,如以安定,泰山,徂徕三先生为宋学之先河,则范仲淹实为此宋学先河之先驱.
从事上看,范仲淹正式以一个先驱者的地位和角色,通过掌教睢阳,识拔后学与奏请天下州
县皆立学校,领袖群伦,推动了北宋前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仁宗天圣五年(1027),晏殊罢枢密副使,出守南京.时范仲淹丁母忧居南京.晏殊好贤,
闻范仲淹名,乃延请范仲淹掌教应天府书院.范仲淹掌教睢阳,有三大特点:其一,立师道;
其二,定学规;其三,一皆以修己躬行和道德人格为基本.据《范文正公集》附《言行拾遗
事录》卷一,他"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甚至,"出题使
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25)晏殊在次年推举
范仲淹担任馆职亦说他"退处睢阳.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肆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
户庭,独守贫寒,儒者之行,实有可称."(26)其后,范仲淹终身以门生礼事晏殊,"虽名
位相亚,亦不敢少变. 闻者皆叹伏"(27)范仲淹以身先儒行和谨守弟子礼,明立了师
道之尊.黄东发曾谓师道之立,始自安定(28).其实源自范仲淹.即睢阳学规,亦是后来
安定苏(州),湖(州)学规的滥觞.至于史称安定湖州教授"倡明正学,以身先之"(29),
则显然有范仲淹掌教睢阳的影子.范仲淹"以身先之"的儒学精神和教学风格吸引了天下学
子,"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30)其中有
后来成为宋代名臣的富弼,张方平(31),而泰山孙复亦在其弟子行中.孙复家贫,范仲淹
先是赠资助学,继又为他安排学职支薪,使他得以免除奔波家乡书院之(23)范仲淹生于太宗
端拱二年(988)8月,胡瑗生于淳化四年(993),孙复生于淳化三年(992),石介生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 
(24)《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序录〉按. 
(25)《范文正公年谱》天圣五年夏六月条摘引. 
(26)《范文正公年谱》天圣六年条. 
(27)《范文正公集》附《言行拾遗事录》卷一. 
(28)《宋元学案》卷二《安定学案》附录. 
(29)《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30)同(25). 
(31)富弼在天圣元年范仲淹任兴化县令时已拜入门下,其《祭(范文正公)文》有云:"某昔初冠,识公
海陵. 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冯云濠《高平学案》按引楼攻愧〈跋张方平上范
文正书〉云:"文正讲道睢阳,乐全(张方平)以文受知.晏元献公欲择二婿,其一则富文郑公,其二则乐
全.可知其时富与张同在睢阳.《年谱》天圣八年亦追记其事. 
间以养母的劳忧,安心于学.范仲淹甚喜孙复,授以《春秋》.孙复亦追随范仲淹,次年12
月,范仲淹赴京馆职,他亦辞学职而归.后十年,孙复筑居泰山,聚徒著书,讲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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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泰山孙先生".显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范仲淹掌教睢阳的这三大特点,延续和发
扬了睢阳学统,为北宋儒学的复兴确定了具体可循的轨道,树立了兴学立教的范式,培养了
一批经世儒臣和儒家学者,而把应天府书院办成了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摇篮. 
由于历史资料的缘故,我们无法从统计学上确切知道这个摇篮所诞育的儒生数字和更多
的人名,但却可以看到范仲淹一生对劝学育才所表现出来的不懈的热情.他入仕三十七年,
无论是供职京师还是出任地方政府,几乎都在识拔后学,由是带动和组织了一些在北宋享有
盛名的儒学家,推动了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从一些私人信件中,我们了解到,范仲淹任职地
方,在处理繁忙的民事公务之后,经常延见诸生,讲习诗书礼乐,以尽"师门之礼训"(32).
景佑元年(1034)九月他知苏州,先是欲召孙复到吴中讲授(33),继于次年就自己的宅基
南园筑建学舍,奏请立郡学,并聘请胡瑗为教授.胡瑗所立郡学学规,则得范仲淹长子纯佑
之助而实行,而"自是苏学为诸郡倡"(34),且甲于东南.又次年,范仲淹向朝廷推荐胡瑗
知晓音律,胡瑗以白衣召对崇政殿,授为秘书省校书郎,由是名显于朝.其后,范仲淹的好
友滕宗谅(子京)知湖州,聘胡瑗为郡学教授,胡瑗在苏州,湖州讲学凡二十余年,乃与孙
复在泰山,石介在山左徂徕讲学为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南北重镇."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
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从者如云,而正学由此造端矣."(35)胡瑗初在泰山与
孙复,石介同学.石介尝寓学于睢阳书院;"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由此益
盛"(36).孙复亦尝为范仲淹及富弼举荐得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既居太学,其
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37)全祖望说,安定之门,先后达一千七百余人
(38).三先生讲学之盛,标志着北宋前期儒学的复兴.而凡此,正可见范仲淹兴学育才,
识拔后学之首功. 
在范仲淹识拔的后学中,还有后来更有名的李觏和濂洛关闽的关学代表张载.李觏(1009
—1059),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县治今名建昌镇)人,就是为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
作一字千金之易(易"德"为"风")的儒学家,少范仲淹20岁,亦是范仲淹的门人.史载,
"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纯仁皆与从游."(39)景佑三年(1036)
范仲淹谪守饶州,建立郡学,生徒渐盛,李觏亦来寻访.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在润州
初建郡学后,书召李觏"屈节教授".次年守越州又召李觏来卜居讲学.庆历初李觏举茂才
异等不第,归而倡立盱江书院,善讲论《六经》,四方来学数百人,人称盱江先生.范仲淹
称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40);皇佑二年(1050)荐为试太学助教.盱江(32)《范
文正公集》附录〈与晏尚书〉:" 稍稍而息.乃延见诸生,以博以约;非某所能,盖师门之礼训也."以
博以约,即《论语·雍也》所谓"博学以文,约之以礼".钱穆《论语新解》注:"文,诗书礼乐,一切典
章制度,著作义理,皆文也.""约,要也.所博学之者,当约使归己,归于实践,见之行事也."成都,巴
蜀书社,1985年,第152页. 
(33)《范文正公集》附《尺牍》卷下〈与孙明复〉. 
(34)《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佑传》:"瑗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纯佑尚未冠.辄
自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自是苏学为诸郡倡."又,仲淹之甥滕元发亦安定
门人. 
(35)《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集》全祖望案. 
(36)《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二·石介传》. 
(37)《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二·胡瑗传》. 
(38)同(35). 
(39)《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佑传》. 
(40)《范文正公集》卷十八〈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 
之学为宋初之闽学,学者或以为是王安石的先驱,总之亦是庆历学统四起的重要一支. 
即使在西北为将帅经略繁忙的军务时,范仲淹都不忘为后学发踪指示.康定元年(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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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时张载(1020—1078)年方弱冠,喜谈兵,上书来谒.
范仲淹见而知其远器,以"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诲之,并授以亲手抄写的《中
庸》.张载"遂翻然志于道,己求诸释,老,乃反求之《六经》."(41)终于成为关中士人宗
师,世称横渠先生.南宋江西学者汪应辰(1119—1176)有〈与朱子书〉,尝谈及此事,说:
"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谓从学则不可."王梓材针对其说,有所补正,
说:"横渠之于高平,虽非从学;然论其学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也."(42)汪说拘泥于
"从学"的形式,王说始近年龄相差三十几的范,张之间"传道,受业,解惑"的实际.横
渠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43).可见范仲淹之劝读《中
庸》,实启导了关学,王梓材说是.历史常是各种因缘的和合.若无范仲淹的指拨点化,张
载完全有可能"惑"于兵,释,老;这当然并非无意义,但已是另一番人生,宋学之盛也就
少了一位大儒.所谓"翻然志于道",也就是翻然从师道矣.所以《宋元学案》还是以"高
平门人"来标识"横渠学案"之学脉.而百家亦承乃父例意说:"(横渠)先生少喜谈兵,
本跅弛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44) 
横渠之学又称关学.关学与洛学(二程),濂学(周濂溪)为庆历学统四起之后宋代儒
学大盛(即上节所谓理学时代)的标志,此三大学系其实与范仲淹都有关系.高平之学与横
渠已确然为宋学之一直接谱系.濂溪(1017—1073)则称"高平讲友"(45),但他少范仲淹
要近20岁,其实亦高平之后学.洛学之二程小程子伊川(1033—1107)尝游太学,为胡瑗
识拔而为"安定门人"(46),此见洛学不只渊源于濂溪,亦启自安定.如此,范仲淹通过安
定下启洛学亦成谱系.因此,濂,洛,关学之兴,竟亦不能不首推范仲淹识拔启导之功.朱
熹论宋代道学之发展,即说:"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
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47) 
随所到任所,兴建学校,已经表现了范仲淹的不遗余力,而他更大的努力则在敦促中央
政府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天圣三年(1025)他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上书,奏请
朝廷鉴五代师道之废文风之浇,"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
文之薄而厚其风化"(48).天圣五年(1027)丁忧期间犹"冒哀上书"执政,敦请"慎选举,
敦教育",并"先于都督之郡,复其(三代)学校之制, 辟文学掾以专其事,教之以诗
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49).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入阁任参知政事,终于得
到了在全国振兴斯文的机会.庆历新政是他作为一个伟大儒者从政后的外王事功,虽然兴学
校不见于他所列奏的十事中,但确是新政中的一大内容.庆历四年(1044)春, 

(41)《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张载传》. 
(42)《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附录及王梓材按. 
(43)《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张载传》. 
(44)《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张载传》百家按. 
(45)《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上》,卷三《高平学案》. 
(46)《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卷一《安定学案表》. 
(47)《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 
(48)《范文正公集》卷七〈上时务书〉. 
(49)《范文正公集》卷七〈上执政书〉. 
范仲淹奏请天下州县皆立学校(50),仁宗诏"建学兴善",州郡奉诏(51).五代以来,学
校废弛,至宋太宗,真宗时犹仅国子监太学而已;书院都是民办的.《续资治通鉴》卷三十
七述睢阳改应天府晏殊延范仲淹为教,谓"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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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史称学校兴废,皆指官学.此时之应天府书院仍是民办,要到景佑二年(1027)始为官
学,且也只是区域性的.所以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陈垓《高邮军兴化县重建县学记》
说:"诏天下州县皆立学,仁宗朝参知政事范仲淹请也."(52)元至正十年李祁撰《文正书
院记》亦说:"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53) 
范仲淹奏请天下州县皆立学校与北宋前期儒学复兴运动是紧密相连的,它是庆历前范仲
淹在各地兴学育才,组织学者讲学运动的产物,所建立的学校实施的都是儒家教育.这个认
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得到支持.第一,据前引《宋史·选举志三》,仁宗颁"建学"
诏时的背景是天下"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私学已不能适应.第二,天下皆立学校的同
时,并取胡瑗执教苏,湖二十余年经验的教学良规为太学法(54),而示范天下学校.胡瑗
教学以经义和治事实即儒家内圣外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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