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敦煌 久被忽略的国学创口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7-11-19) 国学散记 3764 0

大敦煌 久被忽略的国学创口

 

日前,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数据表明,我国第六大沙漠库姆塔格,正以每年1米至4米的速度整体向东扩展,逼近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倘若不是这条新闻,又有多少国人会记起敦煌,会记起今年是敦煌文物流散100年?”陈国灿沉迷敦煌多年,在他看来,自1907年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带走了29大箱文物开始,对于敦煌的抢救性研究就已经开始了,“红学、甲骨文学和敦煌学并称为中国现今的三大显学,但绝大多数国人对于敦煌学的认识也就停留在佛像、沙漠这样的层面上,且不愿深究,可以说流失和无知是所谓国学的最大创口。”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审徐文堪教授珍藏着一封信,是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圣彼得堡第一次见到俄藏敦煌抄本后写的,收信人是徐教授的父亲、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学者徐森玉先生。“那时正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因此身为文化部副部长和著名学者的郑振铎才得以成为中国大陆最早看到俄藏敦煌抄本实物的人之一。”在徐文堪记忆的信件内容里,郑振铎看到俄藏敦煌抄本实物的兴奋心情几乎不亚于斯坦因、鄂登堡等人当年站在敦煌石窟前的心情,“整整看了5个小时,足不停步,而不觉得累,实在太兴奋了。”郑振铎当年前往苏联主要去了两个地方: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一天看了四五百卷,基本上是苏联工作人员随便准备出来的,但其中已有惊人的发现,像《庄子》一卷(渔父篇),《文选》一卷(谢灵运诗两首,张茂先诗一首),《孝经》两卷,《论语》子路第三十一卷,《左传》二残卷,《老子》第七十一章到第八十章一卷……”最后,郑振铎感叹,“此行诚不虚也”。

  郑振铎描述的敦煌和当今多数人记忆中的敦煌大有不同,在当下广泛的认知里,与敦煌相关联的大多只有沙漠、石窟和佛教造像,也有不少知道所谓“敦煌遗书”的,但多是认为“遗书”尽是佛经。“事实往往就是这样,人们往往愿意听听故事,或是看看风景,但故事和风景背后的东西就少有人愿意追问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者王冀青坦言在“敦煌遗书”里佛经抄本的比例的确超过了九成,但就是余下的一成非佛经部分,就足以让所谓国学固本清流,“中国传世的大多数文献都是宋元以后的版本,大量是明清和民国版本。新疆阿斯塔那魏晋墓地出土文献,是东晋、北凉到北魏的写本,公元4世纪的写本,比宋元本要早800~1000年。而敦煌藏经洞文献,最早是北凉时期,最晚是宋代咸平五年,要比通常所说道善本图书早得多。文献内容上有不少现在已经死亡的文字,比如佉卢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汉文资料部分也有大量的珍本、孤本,包括社会经济军事文书和变文等特有的文献;藏文文献则是西藏‘前弘期’即公元838年朗达玛灭佛以前的文献。可以说,任何触及到上述资料的学科,如果没有引用到这些材料,都必须重写。比如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美术史、地志史、医学史、书志史、天文史、星象学等等。”

  王国维把殷墟甲骨文、汉简、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敦煌藏经洞唐人文书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四大发现。但在这些历史文献被发现的时候,中国学人们大多反应迟钝,不知其对于历史学的价值。最早收藏甲骨的人,只知秘藏从未想到刊布于世以供研究,正如诸多敦煌经卷佛像只是收藏品一样;清内阁大档刚被翻出来时,险些被焚毁,罗振玉听说后把它弄到学部保存,辛亥革命后移到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其中3/4档案被卖了废纸,又是罗振玉在街市看到被贩卖的档案后,追到纸场用3倍的价钱才买回来。王国维曾说:对这些神物“举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收集一二供秘玩,斯已耳”。

  这就是国人初对于敦煌的态度,但现在就连拥有这样态度的机会都少有了。从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到藏经洞,7年中已经有经卷通过王圆箓散落到地方官绅手中。而从1907年到1928年,42支来到中国的外国考察队都几乎没有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过文物。据《敦煌史话》记录,敦煌文物中国现存2万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总数大约为5万件,主要流散到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以及美国、丹麦、德国等。但“敦煌遗书”的精确数量到底有多少,各种注录也都是各说各话,原因之一是因为藏品的原有秩序被打乱,如经卷与包裹经卷的帙被无知地分离;原因之二是其流散的途径头绪杂乱,尤其是为了掩盖减少了的数量而把文物拆分几份以充数。但按照斯坦因所著《中国探险手记》的说法,敦煌藏经洞的收藏的确是浩如烟海的,“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中的一小部分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其数量之大,可见一斑。

  但,即使是余下的“敦煌遗书”,也是命运多舛。罗振玉在《鸣沙山石室遗书序》中悲伤地承认,这些敦煌文献“比至运京,复经盗窃,颇留都市,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人”。而至今,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者们在做工作时,相当多的资料还是要依靠来自英、法、俄、日同行的照片或影印件,其效果、效率可以想见。正如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遗书”不存,就连不好带走的壁画和造像也是日渐凋零了,这里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比如上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因为洞窟中的壁画有很多是多层壁画,绘制于不同年代,而张大千崇拜北魏隋唐风格,为了临摹,他不知轻重地剥离了西夏、宋元的外层壁画。由于张大千根本不具备现代知识概念和相应的能力,经他剥离的外层壁画完全被破坏,他的愚昧与王圆箓虽有不同,但性质无异。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向达正在此地考察,愤怒之至,“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做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尤其令人愤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终于,向达的呼吁逐渐化成舆论,到1943年5月,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几乎是被赶走的。只是,为时已晚。

  刚刚割开了一个伤口,紧接着又割开了一个,然后是接二连三的盐撒在上面,最可悲的是还没人喊痛。围绕着一部《红楼梦》,“百家讲坛”上轰轰烈烈,可敦煌呢?国学大师心中的国学之脉呢?不能说如今的敦煌已失魂魄,但倘若留下的只有地标符号,久被忽略的国学创口便再难以愈合了。

 敦煌劫难

  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三清宫道士王圆箓依旧早起,他和帮手们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一个藏匿近千年的洞穴(藏经洞)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文化程度不高的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也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拉乔斯·洛克奇热烈地描述着1879年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达敦煌莫高窟的情景。此时,斯坦因正坐在台下,一副着迷、神往的表情。

  斯坦因  学者面具下的窃贼

   在藏经洞被发现后,尚有“组织观念”的王圆箓曾经多次上报官府。然而,即便在翰林院编修、甘肃学政叶昌炽的眼中,王圆箓带去的佛像、经卷也不过是收藏品而已。显然,这些中国官员的见识远不及一个名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的英国人。

  斯坦因(1862~1943年),一位近乎疯狂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为了事业,他终身未娶,甚至在考察中被冻掉脚趾也无怨言。年轻时的斯坦因视亚历山大大帝为偶像,这使他迷恋历史,继而专攻东方学。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掌管藏经洞的王圆箓正外出化缘,但斯坦因还是从一个小道士手里看到了一份“美丽的、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经卷”,这让他欣喜若狂。在等待王圆箓归来的日子里,斯坦因又去考察和发掘了敦煌附近的汉代遗址。5月24日,他再一次来到莫高窟。

  对于这次考察,斯坦因花了不少心思。首先,他说服英国外务部门为自己加了顶模糊不清的“总理教育大臣”头衔,从而为考察打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其次,他雇用了可做翻译的中国师爷蒋孝琬。在7年前考察新疆时,斯坦因曾因自己对汉语的一无所知而“悔恨不已”;最后,他找到了与中国人进行沟通的话题——玄奘西游,“在与中国官员会谈中,大谈玄奘的行记《大唐西域记》看来很有用处,所有有文化的中国官员似乎都读过或听说过这位著名的中国取经人的传奇故事。”除此之外,一到敦煌,斯坦因就迅速走访了县令和驻军最高指挥,他不无得意地说:“很幸运,能与这两位要人关系融洽。”

  事情的发展验证了斯坦因的老谋深算——他的学者身份及对雇工的慷慨报酬赢得了敦煌民众和县令汪宗瀚的赞誉;他的助手蒋师爷尽心地为如何对付藏经洞的看管人王圆箓出谋划策,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带着他的“战果”离开了敦煌。在归途中勘测昆仑山高处的一条冰川时,他被严重冻伤,不得不切掉了右脚脚趾。斯坦因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倘若对照他的收获,这代价又可以忽略不计。当成箱的经卷和画卷被堆放在英国博物馆时,英国为之震动,欧洲为之震动,世界为之震动。斯坦因得到了他渴望的一切:英国女皇授予他“印度王国武士勋位”;英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发现者金质奖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比利时科学院选举他为名誉院士……

   蒋孝琬为人精明,加上长期在衙门任职,故对人情世故、官场窍门精熟于心。斯坦因每到一地拜访当地官员,都由蒋孝琬作为主要调节人。

  蒋孝琬  中国师爷的“热心肠”

   老实说,今人对蒋孝琬的了解大都来自斯坦因的记录:蒋孝琬(?~1922年),湖南人,或称“蒋资生”,俗称“蒋师爷”。看照片,蒋孝琬是个面容佼好的文化人。光绪15年(1889年)后,蒋孝琬一直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按照斯坦因的说法,蒋孝琬身体状况很好,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文化素质较高,古文功底相当不错,对古物与考古有兴趣,见长于古物鉴赏。

  经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喀什)代表马继业介绍,蒋孝琬以助手、汉语教师的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据说,斯坦因对蒋孝琬尊敬有加。事实上,在这次考察过程中,蒋孝琬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斯坦因不懂中文,处理庶务、疏通关系等工作几乎都由他来负责。

  对斯坦因而言,与王圆箓打交道的过程并不顺畅——因为王圆箓的疑虑,因为官府“检点经卷,就地保存”的指令,也因为自己的西方脸孔。此时,蒋孝琬的作用显现了。有说法认为,王圆箓之所以最终答应斯坦因的要求,是因为对方与自己有相同的“玄奘情结”。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蒋孝琬以自己曾在官府做事的经历向王圆箓施压,并做出了某种承诺。

  从斯坦因挑走的都是有明确记年的经卷来看,蒋孝琬定然熟读中国历史,但为何就是这样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会协助外国人窃取敦煌文物?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蒋孝琬对文物、古董颇为喜爱,斯坦因的活动恰好满足了他的欲望;其次,斯坦因没有亏待这位得力助手——他每月支付50两银子作为报酬,而高工资也让蒋孝琬对斯坦因死心塌地;最后,斯坦因所持的由清政府颁发的护照让蒋孝琬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大人物。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斯坦因曾对蒋孝琬做出某种重要的承诺。

  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蒋孝琬因病未能陪同,他推荐了一李姓师爷与斯坦因同行。

  光绪三十四年,蒋孝琬受聘为英国政府驻疏勒总领事馆中文译员。1915年,斯坦因携570余卷敦煌写本回到疏勒,蒋孝琬为之整理。

在藏经洞摇曳的烛光下,伯希和用了整整3个星期的时间翻阅了所有写卷。他每天拆开近1000捆卷子,创下了每小时打开100捆的纪录。

  伯希和  眼光毒辣的“中国通”

  伯希和(1878~1945年),法国东方学家,精通汉语。1907年10月,伯希和与他的探险团到达乌鲁木齐。他从一位故人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的确切消息,同时还从其手中看到一卷出自那里的《金刚经》写本。大喜过望的伯希和当即决定直奔敦煌。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抵达敦煌千佛洞。他和探险团成员一道对所有洞窟进行了编号、测量、拍摄和抄录,他们要把洞壁上尚可辨认的题识和游人题记系统地清理、记录下来。当然,最让伯希和念念不忘的还是藏经洞中的文物。伯希和找到王圆箓,并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博得了对方的好感。面对王圆箓,伯希和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他答应出一笔香火钱。经过20多天的交涉,王圆箓终于在1908年3月3日那天带着伯希和进入了藏经洞,并且允许他在洞中挑选。在给梵文家塞纳的信中,伯希和这样描述道:“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数量庞大的一批用绳子紧扎在两块小木板之间的藏文写经堆积在一个角落里。在其他地方,汉文和藏文字也从扎捆的一端露了出来。我解开了几捆,写本大多是残卷,或首尾残缺,或中间腰断,有时仅剩下一个标题了,但我解读出的几个时间却都早于11世纪。”边翻检,伯希和边将写卷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的文献,他给自己订立了几条标准,即要标有年代、要是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要是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另一堆则是必要时可以舍弃的写卷。

  挑选完毕,伯希和在极秘密的情况下与王圆箓谈判。结果,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伯希和仅以500两银子的代价,便将藏经洞写本的菁华囊括而去,“我取走了所有那些以其时代和内容而提供了一种重要意义者,也就是近全部写本的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写本中,我取完了用婆罗谜文和回鹘文写成的全部写本、许多藏文写本,但主要部分还是汉文写本。对于汉学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些无法估价的财宝。当然,其中的许多写本是佛教的,但也有历史、地理、哲学、经典、纯文学、各种契约、租约及逐日所作的札记。”

  1910年,清政府做出决定,将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但这些文物的搬运却是一个更加凶险的苦难之旅。

  清廷官员  监守自盗成风

   运载经卷的大车到达敦煌县城后,押送的人将车子停在官衙门外。当大家在室内大吃大喝时,门外的人却从大车上抽取经卷。押送的人对门外发生的一切坐视不问。

  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人们无不以得到敦煌写经为快慰。

  当甘肃解送入京的敦煌残卷抵达北京后,载经的大车不是押进学部大院,而是进了何彦升(押运官)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何震彝叫来其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延琛、方尔谦等,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当初陕甘总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后,曾把一箱藏经作为样品送往北京,同时附上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中没有详细的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行款字数,因而这些人就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以及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敦煌困扰

  何谓“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大抵包括四方面,世界一流的遗产收藏、遗产保护、遗产研究以及遗产展示与服务功能。如此说来,展示与服务是任何世界遗产都应该自觉承担的社会功能,敦煌莫高窟也不例外。然而,伴随而来的是与日俱增的客流压力、保护难度。

   “十一”黄金周期间,敦煌市共接待中外游客约4.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90多万元,各项旅游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敦煌之喜

  整整20年前,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遗”的确是一块“金字招牌”——在申报成功的当年,平遥古城的旅游收入从每年18万元猛增到500万元;在申报成功后的10多年,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的旅游收入持续攀升,游客量突破千万人次……

  莫高窟也毫不例外地享受了这样的“‘世遗’效应”。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莫高窟景点接待游客4.2万多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82%,门票收入330多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71.58%。

  如果从行政关系来看,隶属于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并不归敦煌市政府管理,甚至从行政级别上说,敦煌研究院还高于当地政府。乍看上去,对敦煌市而言,莫高窟的游客多少、门票收入高低似乎无关紧要。但事实上,作为敦煌的象征,莫高窟的状况能够直接影响到敦煌市的经济发展。很难统计这之中有多少人是慕莫高窟之名来到敦煌的,但敦煌市旅游局提供的数据却多少能够给出些答案——同样是在“十一”黄金周期间,敦煌市共接待中外游客约4.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90多万元,各项旅游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据统计,2006年,敦煌市迎来游客120.11万人次,同比增长19.86%,旅游收入达7.2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72%,占全市GDP比重达30%。不难看出,旅游之于敦煌这座偏远的城市有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旅游立市”,这是敦煌市的发展战略。近年来,为了发展旅游业,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们想出了各种办法。几年前,交通是制约敦煌旅游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敦煌市争取国家投资3.2亿元对敦煌机场进行了扩建。同时,敦煌市不断拓展新航线,先后开通了敦煌至深圳、南京、上海、杭州、大连、兰州、西安、北京、银川、乌鲁木齐、成都等地的航线。就在今年,又有6家航空公司开通了敦煌与15个城市之间的15条航线。

   2006年,敦煌市投资6.6亿元人民币修建的敦煌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结束了敦煌不通火车的历史。此后,敦煌至兰州、西安、乌鲁木齐、嘉峪关、银川5个城市的旅游专列陆续开通。其中,从兰州乘火车到敦煌所需的时间由以前的1整天缩短到现在的14个小时。

  今年“五一”黄金周之前,敦煌市精心组织旅游企业分赴西安、天津、苏州等地大力推销敦煌旅游。此外,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赴日本进行促销,还委托总部设在韩国首尔的文化传播公司为宣传代理公司招徕客源。有数字显示,2006年前往敦煌的韩国游客为8000人次,而今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1.2万人次。

  不仅如此,2006年,敦煌市投资1亿多元新建了阳关大酒店、甘肃老干部敦煌接待中心等一批新的旅游接待宾馆,引导民营企业投资1.38亿元开发建设了三危山、阳关博物馆、历史博览园等一批标志性旅游景点……

 如此大手笔投入的背后,隐藏的是旅游业为敦煌市带来的巨大收益。

  莫高窟保护大事记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标志着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正式开始。

  1950年,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我国政府正式参与敦煌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

  1951年,文化部委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的古建、考古专家,勘察莫高窟保护现状,制定保护规划,并在此后的10年间,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建筑,维修加固了3处崩塌崖面和数百个洞窟。

  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3~1966年,先后三期完成了敦煌莫高窟576米崖面和354个洞窟的维修加固。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

  1984年,扩建敦煌文物研究所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同年完成莫高窟南区南段26个洞窟和172米崖面的加固工程。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日本人青山庆示向敦煌研究院捐赠8件敦煌文物,这是流失海外的藏经洞文物首次归还我国。

  1988年,国家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美国盖蒂保护所签订保护敦煌莫高窟国际合作项目,同年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也签订合作保护项目。

  1993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首届“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会议”。

  1998年,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合作,申请并通过了我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学位授予点。

  1999~2002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

  2000年,“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活动在敦煌举行。

  2001年,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地质系联合创办我国第一个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2002年,《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被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2003年3月1日正式实施。

  敦煌之谜 敦煌是否还有藏经洞?

   关于藏经洞的来历,目前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公元1035年,西夏人占领了敦煌。在破城之前,僧人将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物分门别类,用白布包起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洞窟之中,然后封闭了洞口,又抹上一层泥壁,再绘上壁画,直到公元1900年才被发现。那么,敦煌是否还有藏经洞呢?专家学者的答案是“有这种可能,但目前还没有新发展”。据了解,1953年,在清理洞窟中,人们在第53窟北壁东侧的裂痕下看到土坯堵塞的痕迹,此后发现里面也是一个密室。这个密室的位置、高度、壁上涂泥做画的情况与藏经洞惊人的相似。然而,打开洞窟以后,其中只剩下两层木板架和架上的唐代写经残片。不过,这一发现说明,当时修建藏经洞已成风气。

保护、研究、弘扬,这是莫高窟的专门保护机构——敦煌研究院很早就确立的六字方针。只是,当付诸行动时,这六个字变得格外艰难。这之中,有太多利益纠葛。幸好,那些专家学者并不是在孤身作战,在民间,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加入到这场“战役”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在保护与弘扬之间探索出一个“敦煌模式”。

   对敦煌莫高窟的修复是人类输不起的一次文明拯救,“莫高窟已经成为一个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王胤说。

  缘起责任

  “敦煌文化被誉为‘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堪称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宝库。敦煌文化蕴含华夏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光辉灿烂文化,凝聚国际文化交流的智能结晶,也是维系全球华人精神家园的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敦煌文化是炎黄子孙的职责和使命,也是为推进全人类文明、缔造世界祥和尽绵薄之力。”说这话的人叫王胤。说起他与敦煌的缘分,那始于几年前的一次旅行经历。那是王胤第一次走进敦煌,他被眼前的一切深深地震撼了——清幽的敦煌、执著的守窟人,还有博大精深、摄人心魄的敦煌文化。在当下,王胤有了一个决定,他要发起成立一个基金会,弘扬敦煌的文化与精神。在此之前,王胤最重要的头衔是良友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名字直白得让人一望便知它的宗旨与职能。在它之后,王胤的头衔又多了一个,甚至更为重要——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副理事长。

  “基金会主要依靠出资人和海内外团体机构的自愿捐赠。”王胤说。有人并不理解他的做法,但他知道保护莫高窟的紧迫性。

  并非耸人听闻!莫高窟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来自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的数字显示,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几乎每一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而较为严重需要抢救修复的就达277个之多。文物保护所所长王旭东博士告诉记者:目前敦煌研究院有7支用于壁画抢救修复的队伍,这是目前国内人数最多技术最精的抢救修复队伍。按每支队伍抢救修复一个洞窟最短的时间2年计,把所有有病害的洞窟修一遍,也得100年。一次的修复并不能一劳永逸,目前的情况是一个洞窟修好仅能维持十年左右。

  在敦煌的莫高书院中,有这样几个别致的房间,它们遵循着质朴的西北风格,没有花哨的装修装饰——通铺、炕桌、昏暗的灯光、凹凸不平的地面……“我希望游客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体会当年守窟人的生存状态。”王胤如是说。应该说,他试图用这种最直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感悟敦煌精神。

  至于成效,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只要做下去,就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是王胤的理想。

  回忆起“五一”黄金周在莫高窟历时4个多小时的参观经历,游客黎宁用了“不堪回首”这四个字:“从远处看洞口,黑压压一片,上下三层密密麻麻都是人。没办法,你只能挤在人堆里慢慢地等、挪,从洞里出来一批人,再进一批人。”

  莫高窟之忧

  “原来都是由一名讲解员全程带队参观莫高窟,可到了今年‘十一’黄金周,由于游客太多,专人带队已经无法实现了,我们只能在每个洞窟中派驻三四名讲解员,为每拨进洞参观的游客进行讲解。”作为敦煌研究院的讲解员,关晋芳已经在莫高窟工作十多年了。这期间,她亲眼见识了蜂拥而至的游客潮,“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因为‘黄金周’概念的出现,也因为一系列纪念藏经洞发现100年的活动、纪录片,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敦煌。”在关晋芳的讲述中,每到5月至10月的旅游旺季,敦煌研究院现有的40多名讲解员全部上阵也远远不够,无奈之下,不得不招聘数十名临时讲解员。“在旅游旺季,我们这里发生过讲解员因过度劳累而晕倒的事件。”按照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主任李萍的说法,敦煌的游客人数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点。以2004年为例,全年参观总人数为437521人次,七、八、九三个月达到280844人次,占全年旅游人数的65%左右。在旅游旺季,敦煌日均游客数在3000~5000人次之间。

  游客的不断增多给莫高窟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许多问题。莫高窟遗址群落虽然规模宏大,但大多数洞窟的空间十分狭小。据统计,在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492个洞窟中,面积在100平米以上的大型洞窟仅18个,10平米以下的洞窟达289个,其中面积在25平米以下的洞窟占了洞窟总数的83%以上,洞窟可承载的游客容量十分有限。一旦超载,对壁画和雕塑的破坏相当严重。莫高窟内的壁画和彩塑历经千余年,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壁画和彩塑已经存在不同种度的病害,如酥碱、起甲、空鼓等;好在长期以来洞窟内的小气候环境相对恒定,也比较干燥,但近年来的旅游开发已严重破坏了洞内气候环境的平衡。敦煌研究院的一项实验监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二氧化碳将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0k,空气温度升高4℃。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以及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度上升,都会侵蚀壁画,加速已有病害的发展。

  与游客数量不断上升不成正比的是游客素质的下降。在莫高窟入口处,“禁止在洞内拍照、摄像”的提示清晰可见。“不过,总有游客想方设法地将手机、相机带进洞窟拍照。有时候讲解员上前劝阻,还会被游客投诉,理由是服务态度不好。”关晋芳说,几乎每个讲解员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十一’黄金周期间还做过一个调查,想看看在未经讲解员提醒、劝阻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会伸手触碰壁画。”结果在1.8万人中,有700多人伸手这样做,让关晋芳感慨不已。

  与此同时,客流量过大,也会使游客之间产生干扰,进而影响参观效果。回忆起“五一”黄金周在莫高窟历时4个多小时的参观经历,游客黎宁用了“不堪回首”这四个字:“从远处看洞口,黑压压一片,上下三层密密麻麻都是人。没办法,你只能挤在人堆里慢慢地等、挪,从洞里出来一批人,再进一批人。当时我最担心的是,脚下这些木制的楼梯和门廊会不会塌掉?最痛苦的是,好不容易能够进洞参观了,里面摩肩接踵,转个身都困难。封闭的洞穴里又热又闷,洞里的气味得捏着鼻子才能呆下去。”当时,黎宁根本没有心情观赏壁画、听讲解员的讲解。对她而言,这4个多小时无异于一场煎熬。

  至于解决方法,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想过很多,比如用高票价限制人数的尝试。2006年10月21日,甘肃省物价局主持召开了敦煌莫高窟门票价格听证会。作为申请方,敦煌研究院提出将莫高窟的门票价格调整为内宾每张160元,外宾180元。每年11月1日至来年3月31日门票每张80元。一位当日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告诉记者,提高莫高窟门票价格旨在从价格中体现无形资产价值,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然而,面对记者,这位代表坦言,门票涨价了,但敦煌旅游却继续升温,用高票价限制客流的初衷并没有达到。“千里迢迢地来敦煌一次,总不能都到了莫高窟门口了,却因为票价涨了几十块钱打退堂鼓吧?这才不值呢!”一位游客的话很有些代表性。

  今年7月15日,莫高窟开始推行网上预约制。有人说,这是发生于戈壁深处的“信息化革命”。事实上,这举措背后也透着几许无奈。“不是我危言耸听,这样下去的话,用不了多少年,莫高窟就完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但我们又不可能把莫高窟关了,这会牵涉太多方面的利益关系,因此,我们迫不得已采取了‘预约制’这种应对措施。”

  正如樊锦诗所说,莫高窟的一举一动都牵涉了太多方面的利益关系。莫高窟是甘肃省旅游业龙头,它的旅游开发带动了地方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当地人花三块钱就可以买一碗的本地小吃“驴肉黄面”,却可以让游客们花上八元钱甚至更离谱的价格喜滋滋地消费,淳朴的农民也学会了运用市场经济的观念定制两种价格区别对待本地人和外地游客。当然,从中受益匪浅的一定还有地方政府。“所以,刚开始设想旅游预约制的时候,压力也很大,多方协商后达成共识,现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预约率达73%。”李萍说。

同是佛门圣地,同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但如今,在商业化“入侵”之下,少林寺已变成卖武之地,而敦煌莫高窟正在为经济利益、旅游产业承受着远远超出负荷的客流量。

  敦煌的新课题

  甘肃省曾经准备在敦煌莫高窟附近投资两个亿建造一个小型模拟莫高窟。然而,此言一出,争议声起。有人说,为了防止对文物的破坏,把真品完全保护起来用于研究,然后按原样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用于人们参观。这样一来,文物被保护了,人们也饱了眼福。只是,“假敦煌”能够拯救“真敦煌”吗?有人直言,仿建的“小敦煌”吸引不了游客,还将面临人力、物力、财力的沉重包袱,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事实上,建造“小敦煌”之所以被质疑,最重要的原因想必还在于其流露出的过浓的商业化痕迹。据说,这几年,为了经济收入,一些旅游部门甚至想将敦煌莫高窟捆绑进入旅游公司,然后再行上市大计。以上种种,都不免让人想起远在河南的少林寺。同是佛门圣地,同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但如今,在商业化“入侵”之下,少林寺已变成卖武之地,而敦煌莫高窟正在为经济利益、旅游产业承受着远远超出负荷的客流量。

  为了解决旅游参观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提出了一个敦煌保护的全新方案——“数字敦煌”。按照这个设想,敦煌的精美文物将以数字影像的方式被记录下来。而游客无需进入洞窟,就能在敦煌的数字影院中,通过计算机虚拟漫游技术,全方位、立体化地清晰欣赏到洞窟场景和局部细节,同时还能全面了解敦煌文化的历史背景,从而大大压缩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对于这个设想,这位60多岁的老人信心满满。然而,有谁会千里迢迢地跑去敦煌看录像呢?又是一对矛盾!但至少,它让人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决心,这弥足珍贵。

  “敦煌不应该成为商品基地,而应该是一片文化圣地。面对任何一个遗址,人们不能只想着声名远扬、获得经济利益,而是要想着弘扬其中的内涵与精神。”说这话时,王胤的语气极其坚定。然而,在经济利益面前,敦煌又凭什么抵挡住诱惑?

  “事实上,在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很多人忽视了遗产所在地居民的重要性。”王胤的说法颇有些新意。早在今年4月,在与敦煌市市长孙玉龙会面时,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的成员就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

  在王胤看来,首先要做的是启发当地人的责任感,“要让他们意识到莫高窟之于中国、世界的意义。”莫高窟是敦煌的象征,但却不是发展敦煌经济的唯一动力。怎么办?“我觉得要帮助当地人在物质上得到满足,比如帮助他们进行水果特产的销售。”在王胤的计划中,基金会下一步要做的是在上海搭建一个平台,建立直接通道推介敦煌水果,帮助他们进行销售,“要让其他人看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好处,然后才能唤起自觉地学习行为。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当地人对莫高窟的过度开发。”

  不仅如此,王胤还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2007年8月,由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投资制作的多煤体实验性舞台剧《敦煌》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次公演,获得一致好评;如今,由著名导演周兵执导的纪录片《敦煌》也正在进行后期制作。“要达到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的目的,就要选择用更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的方式。”王胤说,“其实,《敦煌》不仅是在推广敦煌文化,也是在传达一种理念。我想,仔细看过的人都能够从中学习到一种平和的心态,这更有助于一个人应对现实的压力。”

  敦煌之谜

  敦煌文献中有多少个世界第一?

   敦煌藏经洞内的5万多件文献,几乎涉及到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在自然科学方面,敦煌学家从文献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火枪、最早的马具、最早的星象图等;在社会科学方面,科学工作者从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谱、最早的棋经、最早的舞台演出图等。那么,敦煌文献中还有多少个世界第一?这个谜底只有等待全世界的敦煌学专家来揭晓。

  敦煌的壁画到底有多少?

  敦煌壁画的内容极其丰富,有佛教故事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还有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情况等。专家学者早就发现一个现象:许多早期的壁画上都盖着晚期的壁画,壁画一层盖一层,多的达到四五层。由于与外界隔绝,这些壁画保存得都比较完好。现在一般说的敦煌壁画面积是指石窟墙壁最外面一层的总数,并不包括被压在里面的壁画。因此,敦煌宝库中到底有多少壁画,壁画面积有多大,这仍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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