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

风清扬斈 12年前 (2007-10-26) 教学教育 3512 0
1921年为纪念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而牺牲的72位烈士所建,早期墓圆为著名设计师杨锡宗设计,孙中山亲手栽植了青松,后经多次增建,至1935年基本建成。纪功坊上自由神像高擎火炬,象征烈士们为追求自由解放的献身精神。此外,烈士陵园内还有冯如(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墓、潘达微墓等。 l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在广州举行起义。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将散落街头的72具烈士遗骸收殓,购买黄花岗(为一小山岗,时名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一地安葬之。“黄花岗”一名来源于“黄花”,黄花即菊花,其傲霜节操,于秋同赏,喻为英烈,十分恰当。黄花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新羊城八景之一,名曰“黄花浩月”;其与中山纪念堂一道(同为主纪念孙中山先生)于1997年被评为广州市十大旅游美景,题为“辛亥之光”。

 


陵园庄严肃穆,是为纪念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战役中牺牲的72位烈士而修建的。黄花岗解放后改为纪念公园一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墓园座北向南,建筑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有孙中山先生题“浩气长存”之牌坊式大门和墓亭、纪功坊,乐台,四方塘、黄花亭、西亭、石雕自由神像等建筑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 
  
   ——方声洞.赴义前别父书 
  
   这是九十六年前二十五岁的方声洞在赴义前夜留下的绝笔,几天后,他和他的那群“如花之年”(黄兴语)的同志相继凋落。再几日,一个叫潘达微的同盟会员将七十几具遗骸深葬广州西北郊的红花岗,是日改名黄花岗。 
  
   作为对先烈精神的最好诠释和尊敬,孙文后来在黄花岗烈士墓的牌坊上写了“浩气长存”几个字。这是说,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并未因满清三百年高压而稍有所减,为强祖国,为使同胞享幸福,依然有高贵的头颅愿意奋斗而死;这是说,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绵延数千年至辛亥年再为黄花岗诸先烈所光大,岗上诸公精神不死,慷慨赴死之义,必将激励千秋万代,虽万代千秋必当不绝。 
  
   人在广州,与黄花岗比邻而居。我喜欢一个人从墓道走进去,仰视记功坊上方正的石头,抚摸石碑和上面的每一个名字。 
  
   这些人大都出身殷实之家,在常人,他们本可以过一种衣食无忧的康乐生活,他们却选择了死; 
  
   他们大都在如花之年,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本来还有很多路要走,有父母需要孝敬,有妻儿需要抚养,他们却选择了死。 
  
   他们的总指挥赵声也年仅三十岁。赵声,字伯先,江苏丹徒人。当年的起义没能成为烈士,却在失败后激愤劳累而死。他当然仍然是烈士,镇江南郊竹林寺的右侧有他的墓园,正中的墓碑上有“大烈士丹徒赵伯先之墓”。墓联是他一生的写照:巨手劈成新世界, 雄心恢复旧山河。这块地使他早年自己选定的,他喜欢竹林的幽静,他自己说“他日行人遥指道,竹林深处赵公坟”。他没能埋在黄花岗,但他黄花岗先烈们的领队,他埋到哪里那里就是黄花岗,无论镇江还是广州,是中国之地无分南北,黄花岗亦无分南北。 
  
   他们的副总指挥黄兴时年三十五岁。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毕生革命,毕生致力于建立现代中国。民国尊孙文为国父,我觉得至少这对于黄兴不公平。不说黄兴是开中华民国武功第一,不说他几乎无役不入,不说他每役都有必死之心冒必死之险,这些都不论。我只提一两点也许不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辛亥之后,黄兴是陆军部长,是实际意义上的军事领袖,南北议和后他负责解散原来五花八门的革命军,这时但凡他有一点私心杂念,完全可以在数十万裁撤的义军中挑出几万或者十几万划归自己控制,作为日后自己的本钱。可他却一个不留的全部裁撤,后世的史学家们说他幼稚,有妥协性,说他不该完全信任袁世凯,而我却看到的是彻底的无私和坦荡,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大哉!黄秀才!”——黄兴是前清秀才。后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因为不肯在入党仪式上按手印,黄与孙吵翻。孙有自己的考虑和苦衷所以坚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但黄却一样有自己的原则和见解, 因为在黄看来这不符合现代国家政党原则,革命党应该对国家而不是对个人效忠,这样会使革命的纯洁性发生扭曲,后来的事实后来的国民党完全按照当初黄兴的担忧走下去一直走到他们在大陆失去政权。黄兴死后也没有埋在黄花岗,而是在长沙的岳麓山上。黄秀才的坦荡无私,他所确立的革命不为升官发财的政治道德操守,他的光芒,在他提起炸弹在一九一一年带队走上广州街头的时候就已经和先烈们融为一体了,五年之后,黄花岗覆盖了长沙岳麓山。美国的学者们在提及杰斐逊和亚当斯等人的时候喜欢称呼他们为开国诸父——意思是他们缔造了国家,我曾觉得,至少黄兴也应该算是中国国父中之一,可是当我凝视黄花岗墓碑上的名字时,我立刻感觉到自己的狭隘——如果黄兴在乎这些那他就不是黄兴了,一如黄花岗的烈士们——如果他们在乎这点名利他们根本不必做这样的选择。 
 

 
  
   孙中山后来提及这些烈士的时候这样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诚然,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菁华,他们未必是天生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大多本是各行专才: 
  
   林觉民,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入福建高等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入庆应大学文科习哲学。 
  
   喻培伦,1905年留学日本,学习工科制造和药物化学。 
  
   陈与燊 福建闽县(今闽侯)人。字癒心。革命前投入报界,掌笔政。 
  
   宋玉琳 安徽怀远人。字建侯。曾入安庆新军,充某标秘书。 后入安庆高等巡警分校肄业。 
  
   罗仲霍 广东惠阳人。名坚,字则君。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毕业于槟榔屿(在今马来西亚)师范学堂。旋筹办吉隆坡尊孔学堂、荷属火水山中华学堂,历充两学堂校长及该埠报馆主笔。 
  
  ...... 
  
   没有参加这次起义却绝对是他们中一员的蔡元培学历是进士,职业是翰林,后来为了革命却做炸弹 
  ....... 
  
   这样的简历我不想再列下去,因为心痛,这些人本可以在他们的行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倘若辛亥革命成功,倘若他们不死,他们都应该是中国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孙文也狭隘了,哪里是“吾党”菁华?分明是吾国菁华。他们最后都“付之一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炬,光芒万丈 
  
   稍微翻一下史料便可以发现,他们都是明明白白的赴死——没有任何侥幸。因为当时风声已经走漏,清政府已经有了防备在这样的条件下举事意味着什么他们其实都很清楚。“余辈求杀敌耳,革命党之血,可以灌溉于无穷,事之成败无足深计。”这是一个叫林文的烈士的话。在这之前的一八九八年,同样的话出自谭嗣同的口中:“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们都明明白白的选择了死,选择了做火炬——燃烧自己,照亮将来。 
  
  
   黄花岗现在少有人来祭拜,这几年国民党从台湾过来拜谒在我看来也流于形式——一个联国家统一都遮遮掩掩的政党哪里还有脸来见黄花岗的先贤们,方声洞明明白白的说他们的死是为了强祖国,可不是为了分裂祖国。倒是陵园里常有三三两两的老人在悠闲的下棋打牌,在我看来这不是亵渎烈士,反而是一种对英灵的安慰,后世子孙的幸福恰好是当时他们拼命之目的。偶尔记功坊前也有鲜花,我很高兴,毕竟中国之大总有人记得先烈。记得就好,本来烈士的精神就是植根在人民心中的。 
  
  
   我说过我经常到墓园去看石碑。可是每次,我都不敢碰触石碑上的这个名字:林觉民。黄花岗起义前,几乎所有的参加人员都写了绝别书。唯独林觉民的与妻书不敢看,不忍看。 
  
   世间有这样柔情:”意映卿卿如晤”、“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 
  
   世间有这样甜美:“吾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棲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並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 
  
   世间有这样眷恋:“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 
  
   世间有这样担心挂念:“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世间还有这等诀别:“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我已泪流满面 
1911年4月23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爆发了由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的一次轰轰烈烈的起义,黄兴等革命志士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由于清廷已有防范,总督张鸣歧已潜逃,计划落空,黄兴的队伍虽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革命志士很多牺牲,起义遭到惨痛的失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退回香港。事后,被清政府横暴街头的72具革命烈士遗骸由党人潘达微1合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称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被称为黄花岗起义或称为三二九起义。

  这次起义,使同盟会丧失了许多优秀干部,领导力量大为削弱。胡汉民认为此役革命党受创深重, “盖自有革命战争以来,吾党之损失,未有若斯役之巨者。”2孙中山也认为:“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巇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博,踬踣者屡,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3

  但这次起义使清朝统治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烈士们如喻培伦4、李文楷5等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轰动海内外,很悲壮感人,他们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鼓舞着人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奋勇前进。胡汉民说 “(七十二烈士)中有被捕后始遇害者,使为供词,辄洒数千言,斥清政府之罪恶,而申民族主义之大义及所以为民众牺牲之由,意气凛然,从容就死,问其家世,则多世家子,而勤学笃行之士也。”6孙中山评价道:“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黄花岗起义使)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7认为:“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博。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8

  这次广州起义发生时,孙先生在海外演讲革命,负责为革命筹饷9,忙碌不堪,但一直关心起义同志们。10

  一得知起义失败,孙中山先生立刻发电报给香港的胡汉民,探询详情,电文说:“行抵芝加哥,闻败,同志如何?善后如何?”11由于香港方面一直没覆音,他在一周之内连发三封电报给胡汉民,均无消息,不禁为之忧行于色。

  1911年4月6日,同盟会租定芝加哥青年会请先生演讲,当晚前往听讲的比从前更为踊跃。那天因为挂念国内党人的安危,情绪非常不安,神态大不若往昔,演讲水平失常,效果很差。演讲后回旅社不久,得悉黄兴等人未死,立刻面露笑容说,“我原来以为他们(黄兴、赵伯先、胡展堂等)几个都遇到不测,现在总算获得安全,我也放心了。”12又说“天下事尚可为也!” 13表现了愈挫愈奋的斗志。

  第二天,又接到胡汉民“恤死救亡,善后费重,奈何?”14来电,立即对各同志表示:“办理善后是需要各同志合尽心力的。”15 芝加哥同盟会当天即筹了三千元,电汇香港以应急需。随后又采取组建“革命公司”等措施来筹款。

  除了抚恤烈士遗属,保护、安顿好现有仅存的起义人员外,与其他党人共同探讨起义失败原因,总结教训,这也是对革命事业的重视,对烈士的尊重,以使烈士的血不白流。

  那么失败原因有那些呢?客观上,1911年4月8日革命志士温生才击毙了广州将军孚琦后,清廷加强了防范措施,搜捕革命党人极严,部分秘密机关已遭破坏,敌强我弱。主观上,黄兴等革命党人枪械、人员等准备未充分,起义日期定而复改,联系未周密。1911年5月31日胡汉民致函给孙中山及冯自由,报告失败原因。他认为:“机事不密,军界无切实之运动,选锋多非其人,合此数者,铸成大错。至于临事张皇者,非曰无过,然与胜败之数,关系已薄矣。且(一)军事不得言共和,时期既定而复改,若知改期非策,不能询众议也;(二)选锋各个独立而不统一,临时安得并力照应(此两节则弟事前亦未虑及)。此则不能无责於任总指挥者。”16

  追究责任已无太大必要,关键是得出有益经验后,在保存、利用好现有革命力量情况下,积蓄、组织力量,再图起义。所谓再接再厉。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顺境还是逆境,孙中山先生都牵挂着黄花岗起义的革命烈士,牵挂着黄花岗烈士墓,在百忙中总要抽出时间来以多种形式来表达对烈士的悼念之情与深深的哀思。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他批示胡汉民等97人呈文,赞同设国史院,17使之能很好整理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流传后世。3月29日,命令陆军部抚恤喻培伦、邹容、彭家珍等烈士。185月15日,即黄花岗起义一周年纪念日,亲率各界人士十余万至黄花岗,主持公祭黄花岗烈士。孙发表《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不有先导,曷示来兹,春雷一声,万汇藩滋。越有五月,武汉师举,荡荡白旄,大振我旅。”19孙先生致祭文后,在墓前亲手栽种松柏4株。几天前,得知北江死难烈士“遗下妻孥贫苦无靠,竟有沿街乞食之惨”时,即以私人款项1080元给烈士家属,18家,每家60元。20 

  1919年9月上旬,广州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致函孙中山,告“筹议劝募捐款,建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功石坊”,约需港银二万六千余元,请孙中山致函海外同志募捐。孙中山非常支持,特地致函海外同志,谓“查3月29日之役诸烈士牺牲生命,与专制政府决斗,而海外侨胞则输助以血汗换来之金钱,接济饷械,内外相辅,卒能为先声之树,不终稔而满清竟仆,此种丰功伟烈,允其昭示来兹。我海外同志崇拜先烈,夙具挚诚,对于林森君此举,自必乐为赞助。务望协力捐助……”21

  1921年,黄花岗烈士墓园建筑已初具规模,林森遂上书孙中山,汇报墓园建设及筹款的情况。孙中山得悉后,对林森募建纪功坊的建议深表嘉许,随即为纪功坊题写了“浩气长存”四字。1921年5月6日,这天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十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先生亲自前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祭奠。广州各团体、机关、学校亦派代表参加。先生在祭文中赞扬烈士丰功伟绩,勇猛悲壮之义举,表达了深切的悼念之情,“……呜呼!青山之泪,碧血之灵,一日之变,千秋之心……苍穹血浴,大堤肉薄,七十二人,成此一局……白马潮来,生增易逝,黄花春老,应许重开。尚飨。”22 

  1922年4月25日,孙中山特派参军长徐绍桢赴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祭奠。祭文再一次赞颂了烈士功绩,“呜呼!臧洪遘难,轰传烈士之名;孔融捐躯,景仰男儿之节。白刃可蹈,青史难忘,苟大节之不渝,虽俎醢其奚恤。然未有丰碑屹屹,苌弘之碧血千年;青冢累累,田横之健儿五百,如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者,猗欤壮哉!不亦烈乎?”并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共和肇造,祸乱未已,民无宁岁,国谁与立。诸烈士喋血殉身,艰难缔造之民国,至今犹在危疑震撼之中。”23

  1924年5月2日,这一天为旧历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岭南大学举行史坚如烈士像揭幕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十三周年纪念会。孙中山在廖仲恺等陪同下到会参加仪式,发表演说勉励学生们学习黄花岗先烈的志气和新道德。他说“我们现在所纪念之一点,不是在他们当时事业的成败,而在那一般烈士当时所立之志气。……他们由于失败,便断头流血,牺牲性命,由此便可知道他们的志气,最少的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权利幸福。……我们今天来纪念他们,便应该学他们的志气,更加扩充,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服务。……”24这一天,广州各界二十万人隆重公祭黄花岗先烈。孙中山派大本营参军长张开儒代为主祭和宣读《祭黄花岗烈士文》。祭文高度赞颂了诸烈士“前仆后继的”、“元精贯日”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25

  1924年5月23日,训令广东省长杨庶堪,准林森等呈请将民国二年设立的广东革命纪念会重振会务。着查照原案拨给的款资助该会续办。这一天还指令大本营建设部长林森,准加收电话用费以供修造广州七十二烈士填园之用26。6月16日派大本营建设部长林森为代表主祭夏重民烈士和代读祭文。27

  从以上所列史实我们可看出,孙中山先生非同寻常地关注黄花岗烈士与烈士墓,多在革命任务未完成,革命受挫折或面临危机之时。

  1912年5月15日主持公祭黄花岗烈士时,应该说孙中山心情很复杂。

  民国创建伊始,孙中山就先后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等一整套理想的治国方案,要求付诸实施,以“振兴中华”。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南京临时革命政府只存在三个月,他便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之后,一系列打击劈头盖脸而来。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但因政权落到封建余孽袁世凯之流手里,他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

  1921年孙中山亲自主祭黄花岗烈士墓时,正处于第一次护法运动28失败,第二次护法运动兴起之际。革命任务未完成,可也孕育着希望。1922年4月派代表祭奠黄花岗烈士墓时,中山先生已洞察陈炯明要叛乱29,革命处于危机之中,可谓忧心忡忡。果然6月陈炯明叛乱,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1924年他派代表主祭烈士墓,已有北伐之志。30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民国有众多的革命烈士和墓园,可看孙中山年谱、传记、作品集,感觉在他心目中感情最深的是七十二烈士和黄花岗墓园。为何他如此长期关心之?

  首先,在孙中山先生看来,七十二烈士都是精英,他们牺牲是很可惜的,他们都是民族的脊梁。孙中山曾痛惜地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博。”“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31亲自领导黄花岗起义的黄兴也高度评价英烈们,“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兴亦不克其万一。”32所以他们的事迹应该流传后世,他们不该被我们民族淡忘、漠视,不能让后人忘了烈士和他们的事业,让他们的血白流。在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我们可看出一斑,“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乘,黄花岗上一抔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编纂;而七十二烈士者,又或有记载而语焉不详,或仅存姓名而无事迹,甚者且姓名不可考,如史载田横事,虽以史迁之善传游侠,亦不能为五百人立传,兹可痛已!”33何况这些烈士是为自己所开创的革命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不忘烈士就是珍视自己的革命事业。

  不管革命成功与否,都不能忘记悼念烈士,这是伟大人格应有之体现。革命成功应“吃水不忘挖井人”,所谓“饮水思源”。革命失败应以先烈为榜样,为正义事业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记住烈士事业,明白自身的责任和重担。

  其次,这与民主革命任务长期未完成有关。中华民国虽成立,但革命果实落入袁世凯之手,中央政权由北洋军阀控制,国内陷入长期军阀混战之中,国家主权被出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21年十二月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沉痛地说:“邹君海滨以所辑《黄花岗烈士事略》丐序于予。时予方以讨贼督师桂林,环顾国内,贼氛方炽,……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诸先烈所不惜牺牲生命以争者,其不获实行也如故,则予此行所负之责任,尤倍重于三十年前。”

  就孙中山的整个革命生涯来说,其实充满着悲壮的失败的记录。他自己也承认,“一生中失败之数不可偻指”34。他自己需要从烈士精神中汲取力量,砥砺爱国心和革命精神,他的政党、军队也需要。希望这样使党员能抛弃私心,一心为革命,团结奋斗。也希望军队士气高涨,众志成城。

  另外,完成民主革命是需要人心所向作为后盾的,否则任何革命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成功时认为,“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翻专制,创建共和。”35他是把“人心之倾向”看作是革命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而这种“人心之倾向”是与他通过宣传鼓动进行的“心理建设”分不开的。

  民国建立以后的反军阀斗争,往往只注重于武力解决,而不注重社会心理建设,不少革命者不再向以前那样对民众进行宣传了。孙中山说“自辛亥革命以后,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这是最大的原因。”36这样导致“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也随之失败”37的情形。所以孙中山认为“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38如何才能改造社会心理呢?孙中山认为“用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39。黄花岗烈士事迹宣传得好就具有示范效应,能很好宣传“主义”。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写道:“倘国人皆以诸先烈之牺牲精神为国奋斗,助予完成此重大之责任,实现吾人理想之真正中华民国,则此一部开国血史,可传世而不朽;否则不能继述先烈遗志且光大之,而徒感槪于其遗事,斯诚后死者之羞也。”。40应该说,这应是他长期关注黄花岗烈士墓,在黄花岗搞大型公祭活动的目的。

  再次,从改造政党或建设政党来说,宣传先烈先进事迹,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精神,也是必要的。

  孙中山是很重视政党道德建设的,他说:“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41在分析了一二十年来国民党的发展过程后指出“吾国民党现在国内能占优势,固全恃乎群策群力,但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决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到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日。”42他的这一见解,对道德思想的实践或政党建设,都是真知灼见。

  为何他如此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呢?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党之力量……全由道德与真理所构成”。43他所说的“真理”、“道德”就是“为公、为大众,非为私、为一人。”44无庸讳言,同盟会也好,中华革命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存在有功利意识很强的人,他们干革命的目的是升官发财。孙中山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我常劝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45把参加革命看成是升官发财阶梯的人,革命工作就干不好,往往在关键时刻由于私心发作而危害革命,如陈炯明叛乱就给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

  至于革命者应怎样对待生死,他认为,一个革命者“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则轻”46;如果一个人在世,“若仅贪图俄顷之富贵,苟且偷活,于世何裨?”并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容就义,杀身以成其仁,当日虽为革命而牺牲,至今浩气长存极历史上之光荣,名且不朽”47的英雄事迹,来教育同志。孙中山有寄希望于党员同志们能以黄花岗烈士为榜样。所以黄花岗烈士墓在其后半生心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让他念念不忘。

  最后,从改造国民性、振奋民族精神来说,黄花岗烈士墓是个很好的平台,黄花岗烈士事迹是个很好的内容。

  对于如何拯救、振兴极贫极弱的中华,近代以来先进分子认为中国落后挨打,遭受侵略压迫,首先是由于清政府专制腐败,其次是国民愚昧无知,要改造国民性。48严复、鲁迅等精英人物也曾发表过看法49。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以改良人格来救国” 50,“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达到“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以改良人格来救国。”51那么以怎样的人格、精神来改造呢?七十二烈士精神无疑是最佳的材料和参照系。

  另外,面对十九世纪国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振兴中国”52的响亮的口号,以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力。七十二烈士为正义事业勇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是很难得的。他们的行为是民族觉醒的重要表现,可教育民众,促进民族的觉醒。孙中山曾说:“我们要图国家富强,必须要自己振作精神,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向前去奋斗。万不可自私自利,只知道要自己到什么地位,不知道要国家到什么地位。”53还以黄花岗烈士为例,说:“七十二烈士在当时立了甚么志气呢?……最少的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权利幸福。”54可以说,他们是改造国民性,教育人民,振奋民族精神的好教材。

  孙中山一生经历过多次失败,有彷徨,有苦闷,但“愈挫愈奋”。他说:“明知结果是失败,还要去做,所存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以身殉国,来唤醒一般醉生梦死的人民。”55孙中山先生认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56修缮烈士墓,搞大规模的公祭活动,也是教育民众,进行道德建设的有益形式,有意义的行为。它可推动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有利于“振兴中华”。

  先烈的革命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继承之、发扬光大之。

  我们应学习中山先生对待先烈方面的可贵品质和举措,在政党建设方面,在加强青少年传统教育方面,有所启迪;在重构思想道德方面,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所借鉴。57

  1 潘达微,同盟会会员,《平民报》记者。参见 陆茂清《潘达微与黄花岗烈士墓》(《文史精华》1995年第11期)

  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33页。

  3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4 喻培伦(1886-1911)是四川内江人,会制造炸弹。黄花岗起义前向黄兴表示“为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有人劝他留下制造炸弹,不参加战斗。他坚决不同意,说“当革命需要流血时,我应为前驱!”起义时,胸前挂满炸弹,勇往直前,最后弹尽力竭,慷慨就义。引自苏淑行、蔡佑芬《喻培伦烈士及其家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4期

  5 李文楷在海外得知即将起义的消息,兴奋地表示:“我报国时机到了。”他回国后参加“选锋”,在起义中英勇顽强,毙敌多人,身中数弹,仍奋力向前,血流如注,“仆地而死”。任贵祥、吴北战《华侨与黄花岗起义述论》,《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6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33页。

  7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8 同上,第50页。

  9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义。会后,孙中山到美洲向华侨募款,黄兴则于1911年1月底在香港跑马地成立统筹部,筹划起义。见《黄花岗起义》“中国教育曙光网”-

  10 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第747页、748页。

  11 同上,第747页。

  12 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第749页。

  1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34页。

  14 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第749页。

  15 同上,第749页。

  16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36页。

  17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77页。

  18 同上,第682页。

  19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一版,第366页。

  20 同上,第698页。

  21 同上,第1204页。 

  2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54页、1355页。

  2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43页。

  24 同上,第1899页。

  25 同上,第1900页。

  26 同上,第1912页。

  27 同上,第1929页。

  28 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废《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政府, 9月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使他的命令不能出府门”。张启承、郭志坤《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371页。

  29 1922年4月20日晚,“陈炯明离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其亲信部队,悉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处。蒋介石时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建议北伐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孙中山)先生以陈叛迹未彰,……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且直奉战争方炽,不可失此良机。……遂未纳。”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40页。

  30 如在1924年3月18日在大本营招集李烈钧等召开重要会议,讨论议决北伐等事。同年3月24日亲自慰劳滇军并演说,勉励要立为国事奋斗的大志气,努力肃清东江叛军和进行北伐。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66页、第1869页、第1870页。

  31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32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9页。转引自张启承、郭志坤《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319页。

  33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六卷,第50页。

  34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

  35 同上,第115页。

  36 同上,第541页

  37 同上,第539页

  38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0页。

  39 引自张启承、郭志坤《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330页。

  40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六卷第50页、第51页。

  41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153页。

  42 同上,第154页。

  43 同上,第199页

  44 同上,第200页。

  45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页。

  46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273页。

  47 张启承、郭志坤《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48 丁守和著《中国近代思潮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第67页。

  49 同上,第66页、第68页。

  50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09页。

  51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293页。转引自张启承、郭志坤《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63页。

  52 张启承、郭志坤《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页、第2页。

  53 同上,第30页、第31页。

  54 同上,第32页。

  55 张启承、郭志坤《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32页。

  56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M】(第一集)第69页。转引自张启承、郭志坤《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M】第25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57 本文企图分析孙中山先生重视黄花岗烈士墓的目的和意义,可能中山先生本人没有这方面太多的考虑,只是从内心情感出发。希望方家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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