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教育(转帖)

风清扬斈 12年前 (2007-10-22) 教学教育 5376 0
 
  中国大约在公元前3000余年的原始社会后期已有学校教育的萌芽。据《周礼》记载,我国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公元前2700年的五帝时代,名为“成均”。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始于大约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此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学校,而且由于实行“学在官府”的体制,各种教育机关都置于国家管理之下。这便是中国教育行政的源头,距今已有4000多年。 
    西周官学:可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即中央官学;乡学即地方官学。国学又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

    西周小学:西周时有设在宫南之左的那所贵胄小学,在西郊也设有一所小学。据《礼记·王制》说:周人设有“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文献通考·学校考》注云:“虞庠在国之西郊,小学也。”这类小学可能是宫廷的贵胄小学,入学学生的层次可能要低一些,或属于中小学贵族的子弟。

    古代小学的年龄不是很严格,一般是八到十五岁。《大戴礼记·保傅》的注释说:“又曰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这种解释较为合理。古代的小学生并不严格限于儿童,入学年龄从八——十五岁均可。或许这与贵族的等级有关,高级贵族子弟入学较早,中低级的贵族入学较迟,所以才出现关于入学年龄的各种不同的说法。

    据《周礼·地官司徒》,西周小学强调的是德行教育,重视以道德来教育贵族子弟。《礼记·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学射御。”这里有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法、计算等等,教学内容比较全面,这说明西周小学强调的是贵族道德行为准则的培养和社会生活知识技能的训练。

    西周大学:从古籍文献上看,西周大学有“东胶”、“东序”、“辟雍”、“泮宫”、“成均”、“瞽宗”、“上庠”和“太学”等名;从金文材料上看,西周大学有“辟雍”、“学宫”、“大池”、“射庐”等名,在大学里,周王要举行礼仪大典、祭祀活动、习射乐舞等,如《庄子·天下》所说:“文王有辟雍之乐。” “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礼记·王制》)一般都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鸟兽,水池中有游鱼。这说明西周大学的设施是比较原始的,以茅草盖的厅堂为主,周围有园林和水池。贵族子弟即在园林水池中射鱼、射鸟、驱车围攻野兽。

    西周大学中的渔猎活动,是一种实际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如北京国子监中就有“辟雍”。不过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这说明西周大学还没有完全专业化,是和贵族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

    西周大学中的公共活动,以行礼、射箭、驾车、奏乐、舞蹈为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也以礼乐与射御为主,这是和贵族教育子弟的目的相关的。因为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统治者、管理者,而礼乐正是当时贵族巩固和管理内部组织和统治管理人民的重要手段。而且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军事骨干,用来保卫既得的政权,而射御正是军事训练,舞蹈也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除辟雍、泮宫之外,西周还有其它的大学。《礼记·王制》所说养国老的“东胶”,《礼记·文王世子》所说的“东序”、“瞽宗”、“上庠”等,都是大学。“

    西周的乡学:设在王都的小学、大学,总称之为国学,即中央官学。设在王都郊外六乡行政区中的地方学校,总称之为乡学,即地方官学。据《礼记·学记》载,西周的乡学是“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周礼》又说:“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孟子》仅说:“周曰庠。”

    据《周礼·大司徒》载:“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又按《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礼为酂(cuó),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前者是指国的近郊而言,后者是指乡以外的远郊而言。

    乡的学校主要是“庠”,遂的学校主要是“序”。《学记》所说的“党有庠”,《周礼》所说的“乡有序”,皆就近郊的乡组织而言,乡和党的学校都称为“庠”。所以《礼记·王制》说,乡里面如果有不帅教者就要报告司徒,然后在乡“庠”习礼以感化他们。

    西周时的塾、校,可能不是真正求知识的学校。“塾”可能是门侧之堂,在农村,早晚由父老及里正坐在那里监督检查,是否按时出工,是否遵守秩序,是否敬老尊长等等。

    西周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师者必为官或退仕。国之重臣太师、太保、太傅,也即是帝王之师。

    《大戴礼记·保傅》说:“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三公既有分工,又紧密合作。三少协助三公共同辅佐天子,教喻太子。后来西周官制逐渐分化,师保便成为太子导师的专称,执政的辅宰之臣则别以卿士名之。从职官的分化,也可以说明最初的师保是官师合一的职务。

    西周的国学、乡学和宫廷教育的情况基本相同,也是亦官亦师。国学由大司乐(大乐正)主持,是国家的礼官,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之事。大司乐下面还有许多官员分掌其职。据《礼记·文王世子》载,除大乐正外,还有小乐正、大胥、小胥、大司成、龠师、龠师丞、太傅、少傅、师氏、保氏等等。《周礼·春官》也有类似记载。

    他们既是国家的正式官员,又是国学的教师,承担国家的教育与教学工作。他们大都是国家礼官之属;只是师氏、保氏为国家司徒之属兼主王室的武备。“师”最初是军官的称号,“师氏”指的是高级军官,“大师”是比“师氏”更高级的军官。西周时担任国王警卫队长的师氏、保氏,除了负责警卫、随从、军旅等大事之外,还兼管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后来“师”就转为教育者的称呼,所以“教师”的名称,实起源于军官。

    至于乡学的教师,也都由国家及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兼任,由大司徒主持。据《周礼·地官》载,除大司徒外,还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等,他们都是地方乡学的主持者和教师。还有致仕(即退休)的大夫与士,也直接担任乡学的教师,称之为“父师”、“少师”。如《尚书大传》卷五《略说》所载:“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

    西周实行六艺教育,西周国学的教学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在大学以诗书礼乐为重点,在小学以书数为重点。而射御的学习,除了传授和培养有关的知识、技能之外,还着重与礼乐之教相配合。乡学的教育内容,没有国学那么详密。

    “礼”: “礼”是政治伦理课。“礼”包括了整个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仪节。《左传·隐公十一年》:“礼者,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反映了“礼”的重要性,是立国的准绳,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包含了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到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反映了西周宗法等级世袭制度的需要。“礼”是大学中最重要的课程。贵族子弟学会了“礼”,在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及道德生活中,行动才会合乎规范,站稳贵族的立场,显示贵族的尊严,有利于任官和治民。大学中所教的“礼”,则是贵族生活中所常见的“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吉礼讲祭祀,以敬事邦国鬼神;凶礼讲丧葬凶荒,以救患分灾,哀悼死亡;宾礼讲朝会过从,使诸侯亲附;军礼讲兴师动众,以征讨不服;嘉礼讲宴饮婚冠等喜庆活动,以亲万民。《周礼·大宗伯》讲“五礼”共36目,皆邦国之重大典礼,贵族子弟要从政必须习知熟悉。不仅要知礼、行礼,在仪容方面还要遵照一定的要求和规定。保氏还负责教“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习礼仪不仅只讲礼典,而且要实学实习,反复练习。“礼”既是贵胄子弟修身之要,也是他们用世之具。所以说“礼”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课。

    “乐”:“乐”是综合艺术课。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说:“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诗经·郑风·子矜》郑玄注:“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表明其形式的多样化。西周大学由大司乐主持乐教,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育贵族子弟。所谓乐德,包括中和(言出自心,不刚不柔)、祗(zhī)庸(见神示敬、接事以礼)、孝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所谓乐语,包括兴道(以物喻事、引古刺今)、讽诵(背熟文词、吟诵有韵)、言语(直叙己意、答人论难)。所谓乐舞,包括云门、大卷(黄帝乐)、大咸(尧乐)、大磬(舜乐)、大夏(禹乐)、大镬(huò)(汤乐)、大武(武王乐)等六代乐舞,也称为“六乐”。

    西周大学教育中强调“礼”与“乐”的密切配合。《礼记·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yì),恭敬而温文。”在三王时代规定必须用礼乐教育世子,乐用来进行内心精神方面的修养,礼用来进行外在行为方面的教育。礼乐涵养于内心而表现在外表,因此而融合成快乐、恭敬、温文尔雅的风度。

    礼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规定性;而乐则重在陶冶人们内心的情感,使本来具有一定强制规定性的礼变为能获得自我满足的内在精神需要。所以《礼记·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乐是通过音乐美育、艺术教育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乐记》又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的功用在于协同,礼的功用在于辨异。协同就会使人们互相亲近,辨异就会使人们互相尊敬。

    这种礼乐教育在西周社会处于向上发展时期,确实对于改变社会习俗、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各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联系,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所以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教育成为西周六艺教育的中心。

   “射”与“御”:“射”与“御”是军事训练课。“射”是指射箭,“御”是指驾车。当时的战车是重兵器,一般来说,每辆战车有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驾车,车马步卒72人跟着。武王伐殷,革车300辆,虎贲(勇士)3000人,由于做了政治鼓动工作,很快取得了灭殷的决定性胜利。可见战车在战争中地位之重要。但是要掌握战车的战术必须学好“射”、“御”两种武艺。

 “射者,男子之事。”西周贵族子弟到了入小学年龄,就要接受正规训练,不能射箭的人,不能称男子之职。“射”在国学、乡学中都是重要的内容,都有一定的教练场所。教练有五种方式,相应有五项标准。“御”的教练也有五项,简称为“五御”。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说:“形同而能耦,别之以射,然后爵之。”说明在贤能德行和其它技能相同的情况下,则以射箭技术高低来区别,授予优胜者一定爵禄。所以说西周对射箭的教练十分重视,射箭的训练也十分严格,国学、乡学都要为贵族青少年参与大射与乡射准备条件。每年大祭之前要举行射箭比赛,选拔武士,仪式隆重,并饰以礼乐。

     西周时期,据《周礼》和《学记》中记载:“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这是我国最早的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西周的中央教育行政事务主要由“六卿”中的宗伯掌管,宗伯之下设大司乐,又称乐正,掌管音乐和教育国学贵族子弟,是西周学校的主持人。地方行政长官即为地方教育最高领导,同时设乡大夫一职,执掌政教禁令。这是中国地方教育行政的萌芽。教育行政是国家对教育事业实施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从这个角度上讲,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已没有完整的系统的教育行政。但各诸侯国鼓励兴办私学,乃至拨款资助;重视养士,甚至举办大型学宫,成为特殊形式的官学。 

    秦朝建立了吏师制度和博士制度。位列“九卿”之首的常奉,负责执掌国家的宗教礼仪,教育也在其管理范围之内。乡“设三老,以掌教化”。

    汉朝的中央行政机构与职官的建置制度,基本上沿袭秦制,在中枢以下设有“九卿”等机构,只是名称和职权有所调整。掌管礼仪的奉常改叫太常,负责教育行政事务。地方教育行政事务由地方行政长官负责,不设管理教育的专职官员。

    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见党锢),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魏文帝曹丕黄初中恢复了洛阳的太学,有博士十九人。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时依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晋武帝时太学生三千人(一说七千余人),依《晋令》规定,试经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是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东晋学校教育相当衰微,南朝则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

     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族政权亦曾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各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至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一度改称中书学,后又改回。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南北朝后期至隋,又逐渐形成了律学(习法令)、书学(习文字)、算学(习计数)三学。

      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分有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学生员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算学三十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律学则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高宗龙朔二年(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入学后,要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而分科学习。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这与进士、明经科的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学校每岁向礼部荐送参加科举考试者。如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屡年落第,则往往要被学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时进士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举人皆补学校。但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日三、四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见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宋神宗赵顼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赵佶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

    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间(1041~1048),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南宋时,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学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内舍、外舍。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称“三舍法”,规定新生入外舍习读,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学生分斋学习,每斋三十人,屋五间、炉亭一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设斋长、斋谕各一人,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宋代学官与唐略同,然无助教、直讲,又增学正、学录、监书库、监厨官等。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有前廊学录、学谕、直学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每月有俸钱。工人称斋仆、贴斋等,亦领“月给钱”。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如陈东等人,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 

      国子监作为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官府,晋武帝时,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教导诸生。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改寺为学。不久﹐废国子学﹐唯立太学一所﹐省祭酒﹑博士﹔置太学博士﹐总知学事。炀帝即位﹐改为国子监﹐复置祭酒。唐沿此制﹐国子监下设国子﹑太学﹑四门﹑律算﹑书等六学﹐各学皆立博士﹐设祭酒一员﹐掌监学之政﹐并为皇太子讲经。唐高宗龙朔元年(661)﹐东都亦置监。一度改称司成馆或成均监。 

      宋属礼部。宋初承五代後周之制﹐设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为学生。端拱二年(989)改国子监为国子学﹐淳化五年(994)依旧为监。庆历四年(1044)建太学前﹐国子监系宋朝最高学府。但高﹑中级官员子弟坐监读书﹐仅是挂名﹐数量既少﹐平日听课者又甚寥寥。自设太学和其他各类学校後﹐国子监成为掌管全国学校的总机构﹐凡太学﹑国子学﹑武学﹑律学﹑小学﹑州县学等训导学生﹑荐送学生应举﹑修建校舍﹑画三礼图﹑绘圣贤像﹑建阁藏书﹑皇帝视察学校﹐皆属其主持筹办。元丰改革官制(见元丰改制)前﹐国子监官员有判监事﹑直讲﹑丞﹑主簿等。自元丰三年(1080)起﹐改设国子祭酒(即旧判监事)﹑司业(祭酒的副手)﹑丞﹑主簿﹑太学博士(即旧直讲)﹑学正﹑学录﹑武学博士﹑律学博士等官﹐监内分成三案﹕厨库案管太学钱粮﹑颁发书籍条册﹐学案管文﹑武学生公私试﹑补试﹑上舍试﹑发解试等升补﹑考选行艺﹐知杂案管监学杂务。各案设胥长﹑胥佐﹑贴书等吏人多员。国子监还设书库﹐刻印经史书籍﹐供朝廷索取﹑赐予以及本监出售之用。南宋在监内专设“印文字所”。国子监所印书籍称“监本”﹐一般刻印精美﹐居全国之冠。北宋陪都西京﹑南京﹑北京亦陆续置国子监﹐设分司官﹐由朝廷执政﹑侍从等官迭互充任﹐职事颇简﹐仅出纳钱粮﹐实际成为士大夫休养之所。崇宁四年(1105)﹐罢三京国子监官﹐各设司业一员。 

    辽太祖置南面上京国子监﹐设祭酒﹑司业﹑丞﹑主簿﹑下辖国子学。中京另建国子监﹐设官与上京同。金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设祭酒﹑司业各一员﹔监丞二至三员﹐一员兼管女直学。元初置国子监﹐属集贤院﹐下辖国子学﹐设祭酒﹑司业﹐掌国子学的教令﹔监丞﹐专领监务。另建蒙古国子监和回回国子监学﹐以示与汉人﹑南人之别。 

        明初设中都国子学﹐後改为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的政令。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在北京设国子监﹐皆置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各一员。清代国子监总管全国各类官学(宗学﹑觉罗学等除外)﹐设管理监事大臣一员﹔祭酒﹐满﹑汉各一员﹔司业﹐满﹑蒙﹑汉各一员。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并归学部。

    "“国子监”,始于隋代,为教育机关,至清代变为只管考试,不管教育的考试机构;到清末则成为卖官机构。国子监学生,等于秀才,分文武两种,文称文生,武称武生。凡依照惯例规定缴纳一定数额的钱给朝廷,即可称为“例监生”。他们有资格去见县官,但没有什么实权。"

    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15号,与孔庙和雍和宫相邻。国子监街两侧槐荫夹道,大街东西两端和国子监大门两侧牌楼彩绘,是北京仅存的建有四座牌坊的古建街。

    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上分布着集贤门(大门)、太学门(二门)、琉璃牌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东西两侧有四厅六堂,构成传统的对称格局,是我国现存唯一一所古代中央公办大学建筑。

    两晋有“诸县率千余户置一小学,不满千户亦立”的规定。南朝四个朝代均设有国子学,北朝四个朝代办了太学和一些贵族学校。

    隋朝设立了国子监。隋以前的各代王朝一般都由执掌礼仪的太常(宗伯、举常)为主管理教育,执管土地户籍的司徒也有管理教育的责任。隋一改旧例,设立国子监作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并设祭酒作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在祭酒之下设有司业、丞、主簿、录事等职。隋朝的中央官学有大学、国子学、四门学、书学、算学,比仅有国子学、太学又进了一步。太学设博士“总知学事”,下设助教协助教学与管理。在中央设立专门教育行政机构自隋朝国子监起,这也是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需求。虽然地方官学由地方政府管理,但地方政府不设专职教育行政官员。

     唐朝中央行政机构沿袭隋的六部制度,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设司。礼部通过掌管全国礼仪、贡举的政令成为兼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隶属于礼部的国子监则是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另有管理宫廷教育的机构。由中央部门设立的职业教育机构由部门自行管理。作为中央专门教育行政机构的国子监,据《新房书·百官志三》记载:“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大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国子监设祭酒为最高行政长官,设司业2人为副职。下设丞1人.负责管理国子监日常事务,管理七学学生的学业成绩,每年将修业已完的学生送请祭酒与司业举行毕业考试,及第者上报礼部应省试。设主簿1人,负责掌管印章,管理七学学生的品行学规。以皇族宗室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崇文馆,归东宫系统。专收三品以上高官子弟的弘文馆归门下省管理,门下省是唐朝处理政务的中枢之一。另一中枢中书省属下的太医署、太卜署司天台等都办有专门学校,秘书省还辖有小学。唐朝还没有专门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但在地方政府设置长史一职,专门管理教育,这是我国最早的专职地方教育行政官员。

    宋朝的教育行政体系承唐制,由礼部掌管“学校、贡举之政令”,是兼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礼部行政长官为尚书,次为侍郎。国子监是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隶属于礼部。国子监在宋初本来具有行政与教学机构的双重职能,既是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又是国家最高学府。但国子监的教学职能,已徒具虚名。至北宋后期元丰年间,国子监的教学职能划归太学,成为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宋朝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专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提举学事司。

    辽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亦是在礼部下设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学官,仿唐制兴办学校。清宁六年(公元1060年)又置中京(今山西大同市)国子监,设置官职与上京国子监同,但此时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已经弱化,主要职能是办学。辽没有专门设置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地方教育行政事宜由地方长官直接负责。

    金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为礼部及其下属的国子监。国子监设祭酒和司业总管国子学和太学.设国子监丞提控女真学,还设有校勘和书写官,负责编辑刊印全国通用的教科书。金末设专门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在府、州、县府内,指定专人管理教育行政事宜。

     元朝没有统揽全局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虽然元朝中央也设六大部,但礼部没被赋予管理学校的权力。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是集贤院,之后在集贤院下设国子监。中央管理教育的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医学提举司、司天台等。集贤院的职责是“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主要行政官吏有大学士、学士、直学士等职。大学士往往也兼国子监祭酒,直接管理学校。翰林国史院主要掌管翻译修撰国史,教习“亦斯替非”语,主要官员有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土、直学士等职。回回国子学属其管辖。蒙古翰林院掌管蒙文诏书及蒙文译写等,主要官吏有承旨、直学士、待判、修撰等职,蒙古国子监、蒙古国子学属其管辖。医学提举司和司天台负责系统内办学事宜。元朝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除在各处行省所署之地皆置儒学提举司统辖诸路、府、州、县学外,还在江浙、湖广、江西三省专设蒙古提举学校官,京城大都专设大都路提举学校所。

     明朝,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王朝。礼部“掌诸礼文、宗封、贡举、学校之事”,统管教育行政。明朝没有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礼部之下虽设有国子监,但国子监是管理国子学的机构。国子学之外的中央官学分属各部门。武学隶属于兵部。医学隶属于太医监,太医监置医学提举司。宗学由王府设长史主管。明朝地方教育行政主要由省管理。明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负责地方官学及有关教育事宜。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每处添设按察司官一员,南、北直隶御史各一员,专一提调学校。”建立了提学官制度。各省设立提学官后,巡按御史及布政司、按察司官对学政事务多数不再过问,并一再有官上疏,认为提学官或因阻山隔海,或因其他原因,难行督教之实,英宗景泰元年(1450年)废提学官制。但各省直学政改由按察司官提督后,又逐渐放松了对学校的管理,于是,景泰六年(1455年)在南北直隶地区复设了提学官。1461年,各省都恢复了提学官以总学政。这一制度直至明亡没有改变。

    清朝仿照明制,设内阁作为中枢机构,在内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礼部主管全国的科举、学校、庆典、祀典、治丧礼仪等事务,设尚书,左右侍郎满汉俱一人。礼部下设四个司,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只有仪制司下的学政科。清朝的国子监不受礼部掌管,名义上直接受皇帝领导。清朗中期,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始设管理监事大臣掌管国子监,以亲王统领,嗣后,一般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中简选。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同时兼有教育行政职能,负责管理俄罗斯学馆、算学馆、八旗官学、琉球官学等。另外,翰林院、兵部、钦天监、宗人府、理藩院均有管辖所属官学的教育行政职能。

     当时的各级教育行政和各级学校并无上下隶属关系和前后衔接关系,尚未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教育行政管理系统。清末,新学兴起,国外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被引入,但这以后战乱频繁,我国的教育制度一直无法进入有序状态。 

    翰林院 :中国唐代开始设立的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机构。初唐玄宗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后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为待诏。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但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乃一度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充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 ) 。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另建翰 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秩品。初置时并无员额,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资历深者一人为承旨。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 ,在政治上 有很大影响 。后晋天 福五年(940)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 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有时亦称翰林院。翰林学士实际上充当皇帝顾问,很多宰相都从翰林学士中选拔。北宋前期的翰林学士,亦无秩品。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员,正三品,并且不任其他官职,专司草拟内制之职,例带知制诰衔。由于唐代学士院自翰林院分出,故宋代有时亦称学士院为翰林院。宋代另有专掌艺学供奉之事的翰林院,但与学士院的翰林院无关。西夏设翰林学士院,官员有学士等。辽北面官中有翰林院,掌汉文文书及刑狱诸事,长官为翰林学士及翰林学士承旨等。金天德三年(1151),置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等,掌起草诏书等事。

      元代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员与金代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翰林院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入翰林院者官品虽低,却被视为清贵之选。明朝翰林若得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密,则更是贵极人臣。

      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清掌院学士无文学撰述之责,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的名义长官,与唐宋之翰林学士有所不同。但仕为翰林官者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优待厚遇。  

书院教育:打开教育史,我们可以发现,“书院”这一名称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公元723年,唐玄宗设立丽正书院,两年后更名为集贤殿书院,不过,那只是宫廷藏书和编书的地方。在一些地方志上也有关于“书院”的记载,那也只是个人读书的地方。个别书院也只是个人读书交流,会友,甚至讲学的地方。书院作为一种“学校“体制,具有一定的教学规模,一定的教育组织及管理形式,则是从宋代开始出现的。

      宋代书院有两个特点:一是私人讲学,二是民间办学。中国私人讲学是从孔子开始的。私学始终是中国教育及学术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宋代书院教育的发展,私人讲学也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台级。当然,宋代书院并不完全是私人教育体制,而是官私结合的一种新的教育体制。当时,除少数书院是个人出资兴办并请私人讲课外,大多数书院则是私办官助或是官办民助性质的。

     书院的教育宗旨,主要倾向于修德成材。书院的教育目的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是为了培养品德高尚的人。主要教材是儒家经典。每个书院都定有自己的学规。“天下第一大儒”朱熹在主持白鹿书院期间,就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容有5条:1: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4:制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已所不为,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总之,学规强调的是,学生应依此要求修身和待人接物,做到言行一致。

    书院的学习方式以自学和讨论为主。每月听山长(掌教的洞主)集体讲课一两次,平时则自学,讨论。书院管理人员很少。书院保留了较大的探讨学问的自由空间。因为书院所招收的学生大多数是慕名而来的,所以大部分人读书都很用功。

    书院作为一种完整的教育体制,每个书院一般都有讲堂和斋舍两个部分构成。讲堂,传授学问,斋舍,居住自习。每个书院的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不等。书院配置有藏书楼,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还设有书院主持人的专门住所,相当于今天的职工宿舍。书院招生,来者不拒,然后根据水平高低划分不同的级别班次。书院的校舍,大都建在环境清静幽雅的地方,主要是吸收了道教和佛教以山林中的清幽来促进怡神养性的特点。如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在湖南西岳麓山抱黄洞下,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南麓,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北石鼓山,茅山书院在江苏镇江茅山。可见,当时对校址的选定也是与书院注重修身养性的教育目的相一致的。

    书院教育凝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尤其是书院强调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品德的修养,在教学上注重因材施教,避免功利色彩极强的应考式教育,值得今天借鉴。

    书院教育﹐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份。先秦时候孔子兴办私学﹐可说是书院教育之雏形﹔而汉唐时候的精舍﹐可说是书院的前身﹔到北宋时候﹐书院教育才正式确立。书院教育的最大特色﹐在于她是由民间学者创办﹐没有政府的认可与资助﹐与官办高等学府在许多方面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如果我们翻阅中国教育史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历代之中﹐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这些私学当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后﹐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后趋于衰落﹐被其它新兴的私学取代其地位。这种现象﹐唐君毅先生尝称之为「三部曲」﹐即私学由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传统书院教育的主要特质有以下各项﹕强调道德教育﹐反对追逐名利。着重尊师爱生﹐建立师生情谊。尊重学术自由﹐扬弃门户之见。提倡学术创新﹐否定死守陈说。
第一章 原始社会和夏、商、西周的教育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教育


  一、教育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有近五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而在漫长的无史可考的原始人群时期,伟大的中华民族祖先,不论在古代书籍记载的传说中,或从仰韶、龙山、殷墟出土的器物中,都比较充分的证明他们在长期生产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创造不少的工具来推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化,从而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发展了教育。

  我国的原始社会,大体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和氏族公社两大历史时期。原始人群时期大约从一百七、八十万年前至二、三十万年前,考古学称之为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处遗址,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存。生活在五十万年以前的“北京人”的文化遗存,是这一历史时期最典型的代表。

  “北京人”的原始人群社会,几十人为一群住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山洞里,过着群居的生活。他们已经能制造粗糙的石器,并且懂得利用火。根据对大脑发展的完善程度的判断,他们已经有了语言,懂得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组织协调社会活动。由于他们正处于洪荒时代,与自然的斗争非常艰苦。他们“不耕不稼”、“不织不衣”,以采集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居住则“穴居野处”,过着“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生活。正是为了适应原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原始先民们开始了对下一代的教育,使下一代懂得怎样创造和使用劳动工具,怎样团结互助进行集体采集和狩猎活动,怎样同毒蛇猛兽及其它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以保证社会生产的进行和集体生活的安全,于是产生了原始状态的教育。

  二、氏族公社的教育

  从距今四、五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起、我国就进入氏族公社时期。氏族公社又分为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母系氏族公社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单位,“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妇女在生产劳动中居于主要地位,如种稻、种菜、制陶等都由妇女担任,这就规定了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男子。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居于生产的主要地位,手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有了初步的社会分工,比较复杂的工作有专人承担。居住比较稳定,有固定的葬陪,并开始制造指事、象形、表意的简单文字,作为语言记号。这时的教育活动结合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进行,鲜明地体现了原始教育的基本特点。大约在五千年前,我国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众多氏族部落,先后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进入了考古学称为新石器时代的后期。父系氏族公社以父系血缘的纽带组成社会集团,农业和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生产工具更加进步,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社会生活更加复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初步形成,歌谣、谚语、故事、神话、游戏、舞蹈、雕刻等文艺形式陆续出现。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家长制的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基层组织,私有制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阶级分化现象日益明显,终于导致野蛮时代的结束和文明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教育,便逐渐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母体”中分离出来,从萌芽状态向更有意识有目的的阶段过渡,出现了学校的萌芽。

  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较之原始人群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内容更为丰富、复杂,形式也更为多样、生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劳动教育。这是氏族公社教育的主体,在我国丰富的古籍资料中,多次记载着远古教育的传说。例如:

  《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燥,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尸子》载:“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

  《易·系辞》载:“神农氏制耒耜,教民农作。”

  《孟子·藤文公上》载:“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以上记载虽近于神话,但也反映了氏族公社的教育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和共同集体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不同时期的生产劳动教育也有不同的传授范围和形式。在母系氏族公社,生产技术一般是母传女,舅传甥。父权制确立后是父传子,子传孙。

  第二、生活方式的教育。在氏族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人类自身的生产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因此,生活方式的教育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种教育包括:遵守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婚姻、家庭制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习惯的培养和生活能力的训练;进行原始氏族民俗活动的教育,等等。《礼记·礼运》把氏族公社的社会生活和教育状况加以理想化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相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第三、宗教教育。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后期。原始宗教活动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巫觋占卜等多种形式,不同的形式中有着各自的教育内容。氏族公社的宗教教育,既有对体现蒙昧时代的那种“狭隘而蒙昧的观念”的知识技术的传授,同时也包含着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的丰富内容。巫师是氏族公社担任着原始宗教的宣传、解释、执行等职责的半人半神似的人物。他们一般都受过训练,掌握一定的宗教知识,有实行巫术的特殊职能,同时也要利用原始的医学、数学、历史、文化等知识为自己的宗教活动服务,他们在实施巫术时,一边在搞施魔驱鬼的迷信活动,一边又在运用和传授文化科学知识。氏族公社的巫师,可以被看作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原始文化科学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

  氏族公社的教育从总体而言,表现出原始社会教育的显著特征,即:教育没有阶级性,男女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还没有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传授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以及社会生活常识,教育的主要途径也是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来进行,没有专门人员和专门机构;妇女、老年人是社会主要的教育者,教育的主要方式方法是口耳授受,观察模仿。

  三、古代学校的萌芽

  教育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作为教育专门场所的学校,却是人类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我国传说中的学校,产生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周礼·春官宗伯》记载:“成均,五帝之学。”汉代学者董仲舒断言成均为五帝时期的大学。郑玄认为“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由此推论成均之学以乐教为主。成均的乐教传统流传后世,为西周所借鉴。《周礼》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学”,以乐教贵胄子弟。成均之学是否真是“五帝之大学”,实无可考。但从考古发现中可知,五帝时代原始音乐已具一定水平,古籍关于远古音乐的传说,以及关于成均之学的记载,也不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成均之学已经具有专门化的趋向。在成均受教的学生,可能是脱离生产劳动的贵胄子弟。因为乐在当时已是氏族显贵应具备的文化素养,从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向贵胄子弟教授诗歌、舞蹈,可知一二。在父系氏族公社晚期,氏族和联盟的上层显贵,都要主持公众集会和各种仪式,在这些场合,乐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因而氏族显贵必须具备音乐素养,以传授乐教为主的成均之学完全可能是我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左右出现的最早的学校。 

  传说中虞舜时代的学校已有大学、小学之分了。《礼记·明堂位》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即是说在虞舜时代有一种兼作养老、藏米的学校叫做庠。从字面上说,《说文》指出庠“从广羊声”,即食羊者所居处。在氏族公社羊为美肴,一般只有氏族长老才有资格享用,故庠原为氏族敬老、养老的场所。《孟子·滕文公上》说:“庠者,养也。”很为贴切。由于在氏族公社教育年轻一代的职责通常由老人承担,庠就逐渐演变为教育的场所。到了氏族公社末期,社会形成了最初等级,老人有国老、庶老之分,敬养的场所也就相应有了“上庠”、“下庠”之别了。《礼记·王制》所谓“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注曰:“上庠,大学,在西郊;下庠,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即把庠分化成两个等级,安置不同社会地位的老人,显示这时期教育也有了等级上的差别。这种既是藏米的仓库,又兼作养老和教育活动的机构,尚不足成为正式的学校。但是它作为一种有组织、有目的、有固定场所的教育活动,为以后专门教育机构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虞书》的记载,似乎成均不仅是一种乐教的学校,还负有教育管理机构和职责。而在西周时期,大司乐不仅掌成均之法,以乐教国子,而且“治建国之学政”,兼管国学教育事务。这种教育传统,当渊源于五帝时代的成均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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