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的衰落

风清扬斈 15年前 (2007-10-09) 历史札记 4114 0
 即使在巅峰时期士族也没有取得中世纪西方贵族的权力,他们没能在地方上拥有行政权和军事权。不管在中央有多高的官职,不管在地方上有多大的庄园,他们终究没能掌握独立行政权。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再多的俸禄、再多的官职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

  他们可以霸占山川湖泊,但是那些只是他们的私人产业。私人财产权在中国并不特别值钱。西方的封建领主可以指着土地说:“那是我的!”可是中国的士族要说这话,就有些心虚,那些土地在属于他们的同时,也属于整个帝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远古的咒符并没有完全消失。西方贵族的土地所有权有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支撑,而在中国,它却是可疑、变动、无法预测的。

  他们也可以控制众多的依附者,但帝国从来没有正式放弃对依附者的管辖权。士族豪强的占有是不合法的,中央政府经常核查人口,和士族争夺这些依附者。俄国的领主曾对农奴说:“我属于沙皇,你们属于我,沙皇可以对我下达命令,但不能对你们下达命令。”这种人身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是封建体制的核心,而在晋代,士族距离这样的金字塔结构完工还很远。

  士族没能把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方化,也没能把地方的行政权、军事权变成世袭所有。他们从地方上得不到的权利,由他们在中央政府里的特权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种补偿更使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建康—而不是和自己的领地—牢牢捆绑在一起。士族在最强盛的时期,也是聚集于建康。这些三心二意的士族不可能建立西方那种封建贵族体制。

  阅读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充满了变数。不仅是个体的命运,就连集团势力的消长也都变幻不定。政治格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态,带有强烈的变动性。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贵族集团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士族团体,抑或是军人集团,他们彼此的权利并没有确定的界限。

  在合法与不合法、应该和不应该之间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

  士族似乎可以占有土地、占有人口,但这些似乎也可以被剥夺;中央政府似乎可以调动军队、任免将领,但似乎也可以被拒绝。一切都在变动之中,这种变动说明社会格局并未凝聚成型。士族的胜利并非无可置疑,他们仍旧时刻要面对挑战。

  更要命的是这些士族应对挑战的能力越来越弱。士族利用九品中正制,垄断了政府的高级官职,但是士族阶层本身数量相当有限。士大夫多有姬妾,按理说几代人下来,子孙数量应该颇为庞大才对。前些时候,有位牛津大学的遗传学家考证说,由于多妻制,成吉思汗一个人的后代在全球就有千万之巨。这些士族子孙即便没有如此之多,但群策群力,数量亦当不少。但是很不幸,这些子孙里大多必是庶出,庶出子弟在当时极受歧视,没有资格顶门立户,可入仕途的嫡子嫡孙数量并不可观。在很小的士族人口基数上推行九品中正制度,等于在士族中取消了竞争机制。取消的结果是培植出来王徽之、王复那样的军事白痴和政治弱智。

  这样一群纨绔子弟,没有在地方上扎下根,没有牢不可破的实力基础,却投身于复杂的政治冲突之中。一群被优越环境宠坏的士族,去和皇权与寒族的联盟争夺天下,结果如何不难臆测。

  但是为什么那些接管士族权力的寒族没有成为新的士族?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就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拆了宫殿,再修一个”。为什么这种循环交替在士族问题上没有出现?这需要把这段历史放至更大的历史背景上考察。

  汉朝是一个集权化的大帝国,随后的魏晋南北两朝却带有明显的贵族化色彩。中国历史在此有过短暂的犹疑,在集权化和贵族化两条道路间难以取舍,但中国最终又走向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此后集权倾向不断加剧,明清成为古代帝国集权的极致。反观西方,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贵族化的封建体制绵延千年之久,给西方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产生这种不同结果,背后自然有其原因,这些原因里最重要的一条是官僚管理能力的差异。

  在一个分权的、贵族化的国家里,出现一个强者并不困难,这个强者也有可能在军事上压倒其他所有的对手。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强者如何建立一个集权帝国?只在军事上打倒敌人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只有这样,他的优势才能巩固下来,权力也才能真正集中起来,而没有官僚组织,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军事强人建立了一个帝国,他又该如何管理这个帝国呢?如果他不能向各个地方派出足够多的官吏,如果他不能考核控制这些官吏,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权力交托给某个地方贵族。他可以轮换这些贵族,也可以打击那些对他不忠的贵族,但是他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没办法真正控制这些贵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一定会积累属于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帝国的离心力。

  在中世纪,无论是查理曼大帝还是奥托大帝,他们都没有能力组建一个官僚组织。当时有阅读能力的人少之又少,除了一些教士,几乎所有人都是文盲。那么,这些帝王如何用公文来监控那些地方长官呢?如何得到各地的统计数据呢?又如何选拔官吏去充任各个政府机构呢?

  他做不到,即便他有千军万马也做不到。

  可以想见,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政府机构弄得非常简单,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运转。如果地方上不出现叛乱、暴动之类的大事,就会交由地方长官全权处理,而地方长官的行政机构也同样简单至极。这样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又能实施多少有效的管理呢?对地方长官又能有多少控制力呢?地方长官产生离心力于是不可抗拒。

  彼时中国的文化水平、经济水平、人员流动程度都大大超出了中世纪的西方,有能力实施复杂的行政管理,填充和供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即便在晋朝,要选拔大量有文化、受过同样意识形态熏陶的官吏也并非难事。可以说,中国集权的能力已经存在,不过是没有条件施展开来而已。而在中世纪的西方,这种条件本身就不存在。为什么奥托大帝没能造就集权的神圣罗马帝国,而赵匡胤却能建立一个集权的宋帝国?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的资源迥然不同。

  中国皇帝们要想释放这种能力,需要做的就是用官僚替代贵族,而他们采用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科举制度。隋唐时代开始推行科举制度,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贵族统治彻底终结,皇权变得至高无上。此种趋势再也没有改变过,这绝不是巧合。

  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颠覆了世袭倾向。在考试中获胜的人不是贵族,而是官僚。全国的士人在同一个尺度上被选拔、被考核,他们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官僚体系。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这个转变是“好”还是“坏”,实在很难回答。那些尸位素餐、贪得无厌的士族就此消失,换来的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帝王(想想那个流着口水看着别人被剥皮的刘岩),还有和士族同样寡廉鲜耻、聚敛无度的千万官吏。一个混乱残酷的贵族时代就此消失,换来的是僵滞沉闷而且往往同样残暴的大一统帝国。

简析门阀士族地主阶级 
  
 
    中国地主阶级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就是这个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形态。它的形成是在魏晋南朝之际,是当时地主阶级的核心和主体,是当时社会的统治力量。它既有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一般形态特征,又有其鲜明的经济、血缘、政治、军事和文化诸特征。为了让读者能更了解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本文将详细分析一下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形成与消亡的原因。 

    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它的特殊主要体现在经济、血缘、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

    门阀士族的经济以农奴制庄园经济为主。它是以中国封建社会大土地所有制的一般形态为主,兼收并蓄了奴隶制经济残余的某些特征,有机地熔为一体。具有奴隶社会分封制经济残余中的那种自给自足与闭关自守性。农奴是当时庄园经济中的基本农业劳动者,他是由佃农转化而来的。所谓的佃客、徒附、宾客均是当时对不同身份的农奴的称呼。佃农由于完全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因此,农奴与奴隶一样,对庄园主——门阀士族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

    门阀士族在血缘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婚姻与社交活动上。中国奴隶社会的结构是以牢固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这种结构到了秦代已经淡薄了。而在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内部的血缘关系却又加固了,宗法门第之风大盛,历数百年不衰。门阀士族为了维护家族的现实利益和世代独尊地位,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要和高门望族联姻。肖梁时,侯景“请娶于王、谢,(武)帝曰:‘王、谢高门非偶,可以朱、张以下访之”。这已表明奴隶制婚姻关系的残余侵入了封建制婚姻关系中。 

    此外,门阀士族在社交活动中,也是等级森严,显而易见。如刘宋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命(王)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有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其他如王僧达之拒路谅之、张敷之拒秋当与周处、蔡兴宗之拒王道隆、王球之拒王弘、袁粲之拒颜师伯、江斅之拒纪僧真,都是有名的事例。这正如顾炎武所说:“高门巨族,以泰山压卵之势,凌忽寒士,稍铄其锋者,驱迫有司,排抑多端,固以自尊,亦所有稳操政柄,明持物望耳。” 

    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特征——门阀士族垄断了中央政权。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是地主阶级各阶层成员都可能有权利享有中央政府的高官显职。如两汉的“布衣卿相”,隋唐以后的“开科取士”。唯独魏晋南朝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门阀士族垄断了中央政权。门阀士族子弟,在青少年时便为郎官,晋升极快,从而垄断了朝廷要职。南朝之宋、齐王朝甚至在法律上规定:“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族)以过立(三十岁以上)试吏。”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显要的门阀士族长期把持、垄断朝政,甚至于君统的变易,朝廷的更迭,都无损其尊荣的地位。 

    门阀士族在军事上的特征——有其独立的军事力量——坞壁与部曲。所谓坞壁,即坞垒、堡垒。在魏晋南朝战乱频繁的年头,门阀士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修筑起高大的坞垒、堡垒,聚族而居,并部勒宗族和依附农民,武装自保。这是和自给自足的农奴制庄园经济相适应的。当时,门阀士族都广拥部曲。这一时期,军队很大部分为私人部曲,统率将领不仅终身任职,而且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中央政府不得干预。门阀士族既有高度自给自足的农奴制庄园经济,又有庞大的私人武装,这就势必造成封建割据,使庄园无异于国中之国。这正是奴隶社会分封制的诸侯国投于封建社会的阴影。 

    门阀士族在文化上的特征是以玄学为其主要的思想形态。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孔孟之道,宋代后发展为程朱理学。玄学产生于曹魏,而延及两晋南北朝,与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相始终。玄学主要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三部书,号称“三玄”。它既崇尚“无为”,又笃信名教。究其本质,仍是当时地主阶级儒家思想与春秋战国之际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老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一方面是为门阀士族的腐朽反动作辩护;另一方面也是要人们安于现状,放弃斗争,富贵者常享富贵,贫贱者常守贫贱,妄图使门阀士族永远处于独尊特贵的统治地位。 

    至于门阀士族的生活方式,更是集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寄生性、腐朽性之大成。生活上极端奢侈淫靡,甚至以浪费和糟蹋财物作为富裕的标志。 

    从门阀士族的诸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门阀士族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特殊形态,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与奴隶制残余相结合的产物。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门阀士族形成的原因。首先,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士族形成的先决条件。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生与确立的过程,也是土地从奴隶主国有制转化为封建大地主阶级所有制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开始,土地兼并就产生了。在封建社会最初阶段的战国时期,土地兼并已初露端倪,只是由于七雄分立,战争频繁,客观上给土地的大量兼并造成了障碍。秦统一中国后,土地私有制进一步确立,兼并之风益炽。“富有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了两汉,土地兼并进一步发展了。如西汉时,董贤占田多达二千余顷。 

    其次,奴隶制残余的存在。自春秋战国以后,奴隶制残余势力还是很大的,并一直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着。战国时期,七国先后进入封建社会,但各国奴隶制残余仍然明显地存在着。两汉之际,蓄奴现象也十分普遍。如西汉时,卓王孙僮客八百人,张安世僮七百人,栾大僮千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在农业这一基本生产领域中仍有使用奴隶劳动的迹象。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均存在着奴隶制的残余,只不过是各个时期程度不同罢了。但此种存在仅仅是作为封建剥削关系的一种补充,既不可能和封建剥削关系分庭抗礼,也没有与封建剥削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战国、秦、汉初,佃户和奴隶是泾渭分明的,二者没有结合起来而形成后来的徒附、客户、宾客。封建经济和奴隶制残余经济也是泾渭分明的,二者也没有结合起来成为后来的农奴制庄园经济。相反,封建生产关系不断排斥奴隶制残余生产关系。由于自耕农个体小农经济和中小地主的佃农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而使奴隶制残余经济日趋萎缩。这就是说,在土地尚未高度集中时,二者既有互为补充的一面,更有互为斗争、排斥的一面,而排斥的一面是主要的。这种排斥体现在封建生产关系在法律上得到保障,而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残余没有这种保障。封建生产关系由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巩固和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残余因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必然处于被淘汰的危险之中。 

    那么,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与奴隶制残余是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而形成门阀士族制度的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越高度集中,大地主阶级对依附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也就越厉害。在两汉末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大土地所有者必然对生产者实行更强烈的超经济强制,而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残余正是最大限度地提供了这种超经济强制。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二者的结合便成为可能。其结合的结果就使封建的租佃经济变为门阀士族的农奴制庄园经济。魏晋南朝之际,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与奴隶制残余相结合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历史事实得到证明。 

    魏晋南朝之际,门阀士族中蓄奴数量较以前有所扩大。例如三国时,糜竺“僮客万人”;西晋时,荀晞“奴婢将千人”;东晋时,陶侃“家僮千余”、刁逵“奴婢数千人”;刘宋时,沈庆之“奴僮千计”、谢琨“僮仆千人”。当时几乎所有的门阀士族都蓄有大量奴婢,甚至连庶族地主也蓄有数目不等的奴婢。 

    此外,据史籍记载两汉时期的奴婢极少用于农业劳动,而魏晋南朝时期,奴婢则不仅用于家内执役而且还用于农业劳动。这从三国时“奴执耕稼,婢典炊爨”,南朝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北朝时“奴任耕,婢任绩”、“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等有关记载,均可说明。 

    为什么大土地所有制与奴隶制残余的结合,偏偏发生在魏晋南朝之际,而不发生在别的时期?是什么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与奴隶制残余结合起来? 

    首先,秦汉之际是封建社会的前期,农民革命尚处于初级阶段,还不成熟。没有统一的革命纲领,没有弄清革命的对象,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即土地才是革命的根源。因此,这一阶段的农民革命虽然也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不同程度的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不可能强有力地大量消灭地主阶级分子,也不可能大规模地扫荡奴隶制残余,抑制土地兼并。相反,却让地主阶级分子钻了空子,篡夺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奴隶制残余得以大量的保留并迅速发展,使二者的结合成为可能。这是门阀士族之所以能够在魏晋南朝形成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 

    再次,中央集权的衰弱、各地豪族集团的兴起和战乱的频繁是门阀士族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另一重要社会原因。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朝,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同程度的衰弱,不仅无法控制和干预门阀士族势力的兴起与发展,而且中央政府的存在完全仰赖于门阀士族集团的支持,如东晋政权长期为王导、谢安、桓温等大门阀士族所把持。门阀士族不同集团间的连年混战,少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人民的不断反抗,造成了战乱频繁,地主阶级要在这种情况下得以生存与发展,必须拥有不依赖外界的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同时要有自己的坞壁、部曲武装以自保。东汉末年,曹操、孙权和刘备之所以能够剪除异己,三分天下,主要靠各豪族集团及其部曲武装的支持。 

    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仅是封建地主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形式,它必将随着封建地主的不断演化而走向灭亡。下面就来分析一下门阀士族消亡的原因。

    南北朝之后,门阀士族所以衰弱以至消亡,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遗留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奴隶制残余日益萎缩;其次日益成熟的农民起义对门阀士族和奴隶制残余的大规模扫荡;再其次是封建中央集权的强大及其对门阀士族的干预。 

    封建社会中奴隶制残余的日益萎缩,其根本原因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不可能成为生产方式中的主要形式。这是门阀士族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未能存在的社会原因之一。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也越来越残酷,在长期的、曲折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农民起义的水平也随之逐步提高,渐渐自觉地把斗争的矛头直指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于是门阀士族终于一蹶不振,走向消亡。日益成熟的农民起义,必然大规模地消灭大地主阶级分子,破坏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较有效地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事实证明,日趋成熟的农民革命,是导致门阀士族衰弱、以至消亡的最根本力量。 

    隋唐以后,封建中央政权得到了较大的巩固,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干预和限制大土地所有制与奴隶制残余的结合。中央政权对户口严加控制,搜括隐藏在大地主庄园中的隐户。如隋朝实行“大索貌阅”来“输籍定样”。唐朝检索户口的制度更为完备。宋、元、明、清的情况亦大致相同。由于隋唐以后中央政权的强大和干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与奴隶制残余相结合,形成农奴制庄园经济,已是不可能了。 

    综上所述,魏晋南朝门阀士族是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奴隶制残余又顽固地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当时农民革命尚处于初级阶段,地方上豪强割据,战乱频繁,中央政权衰弱,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的,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与奴隶制残余的有机结合。隋唐以后随着这些历史条件的消失,门阀士族也随之消亡。这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上层建筑的现象无一例外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门阀士族产生于魏晋南朝这一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就不是什么历史的偶然了。  
 
士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涵义和性格。它的初义,或指农夫,由于其在生产上的贡献,逐渐转变为低级之贵族;他们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力,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而文武兼修。及封建形成,大夫或下降为士,庶民阶级亦大量地上升为士;士的阶级扩大了,性质上亦起了变化,成为社会上与农、工、商同等的四民之首,这种变化大致发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环境变化急剧,文武渐形分途,或偏于文,或趋于武,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在四民中,农、工、商各有专业,为社会所不能缺;惟独士这一类,既无封建时期生活、职业及地位之保障,不能不另谋出路。他们学优则求仕,力勇则求将,怀抱过高之理想。仕、将与否,已属渺茫虚幻,犹思治国平天下,集富贵荣华于一身,其不切实际的作风,自为世人所轻。他们为生活须奔走四方,以谋一枝之栖;无任何之保障,自亦为亲人所耻。他们既得不到亲人的重视和支持,往往脱离家庭,有如浮萍之飘零,成为无根的一群,在列国间周行往来,文的成为游士,武的成为游侠。其时,列国争雄,正是用人之际;从国君养贤,转到卿相的私门养客,大量收容,以致流品愈形复杂,也愈形低下,连鸡鸣狗盗之徒亦厕身其中。为了生存,理想成了虚名;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国君在争雄长,豪杰在打天下时,固然需要这类人为辅;成功之后,这些人却成为国家亟待处理的严重问题。秦汉对强宗巨家推行迁徙政策时,也包括豪杰之士在内,指的就是这些人。对这些游士游侠,儒家尚能容忍,法家则深恶痛绝。他们既得不到宗族亲人的支持,也得不到朝廷世人的赞许,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及武帝族诛郭解,游侠之风稍戢,而士人到了武帝以后,亦已有了实质上的改变。

    武帝初年,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为了统治上的方便,致力于统一杂乱的思想。武帝没有采用秦始皇时丞相李斯所主张的那套高压强制政策,以焚书坑儒及钳制言论的手段来统一思想;而采用了和缓、不着痕迹的办法,先是排除了诸子百家的博士,只用讲求五经,主张孔学的学者。公孙弘且以一个儒生拜相封侯,他建议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及受业如弟子者若干人,经过一年的学习后,举行考试,能通一艺以上,按成绩的高低,分发任官;其他官吏,能通一艺以上,也可补官。这项措施为当时一般青年开了一条做官的路子,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士自是一转而读经,将诸子百家的书籍弃置一旁,不加理会了。读经既然能带来禄利,有美好的远景,自然为社会所看重,宗族亲人不但不加阻挠,且多方鼓励支持,读经成为青年子弟的惟一要务。在西汉时,邹鲁一带流行一句谚语说:黄金满 ,不如遗子一经。士之读经,既受到宗族亲人的支持鼓励,等到功成名就,自亦还报;前此无根的游士,又复成为有根了,社会的游士以是日减,而家族中读经的士人渐多,形成一种新的士族。前此之强宗巨家子弟亦间有改弦易辙而来读经的;他们一旦成为士人,他们的家族也就转变成为士族。 

 

相关推荐

  • 网友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