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军科]国民党的历史功绩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5-11-09) 历史札记 4579 0

● 于时语 

  连战和宋楚瑜先后访问中国大陆,使得台海局势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可能进一步导致意料不及的转机。 

  连战赴大陆前后,“第三次国共合作”之说甚嚣尘上;但是以今天台岛内部局势而言,北京要想凭借“国共合作”来解决台湾问题,未免为时已晚。   

  笔者曾经提到过,1980年代中期,蒋经国在世之时,国际大气候是中美联合抗苏,这才是“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千古良机。可惜北京缺乏远见和政治勇气,坐失这一大好时机,等到苏东巨变之后,美国对华政策急转,台海局势每况愈下。 

  连宋相继登陆,固然有台湾内部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变数在内,胡温体制相机调整对台政策功不可没。这也提示北京在台海关系上掌握先机的重要性。 

  步入新世纪,再以“国共合作”来解决台湾问题固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以笔者之见,可以帮助推动两岸和解、打击台独力量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北京正式承认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的正面作用,特别是北京囿于自身历史而一直无法予以客观承认的一个关键历史事实: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建国”的历史功绩。 

综合国力的速长时期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最快增长,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除此之外,中国国力的类似快速增长,实在非南京政府“十年建国”时期莫属。按照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的研究,“十年建国”期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增长,也达到了平均10%的年速度,可见一斑。 

  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除了实际控制区域长期没有超出长江三角洲,其承继的“烂摊子”决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北京没有陈年旧债,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必须以极为有限的岁收,来承担北洋政府累积的6亿6700万美元外债。 

  内忧之外,更有过去20年中专门注重经济发展的北京无法比拟的外患。现在一般人只知道日本当时对中国的蚕食,而忽略英国殖民主义长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大敌。 

  更重要的事实,是日本在远东的崛起,以1902年签订的英日正式同盟条约为基石。尽管这一同盟表面上于1923年结束,为英美日三国海军5:5:3比例协定取代,以“依附性”文化为特征的日本,在抗日战争前夕转而与迅速崛起的纳粹德国结盟之前,仍然亲近尚未衰落的“日不落国”。 

  总之,南京政府不仅面临日本的威胁,也必须全面对抗西方列强在远东最大的既得利益拥有者英国,西藏和南洋便是国民党与英国殖民主义交锋的主要战场,可见中国当时国际处境的恶劣。 

  在如此内忧外患之下,中国仍然保持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维持除了外蒙古以外的晚清版图,后来更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南京政府的十年努力,功不可没。 

产生新一代文化人物 

  客观回顾这段历史,实在可以结论:中国作为现代国家肇自南京国民政府,诸如公共教育的推广、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央研究院的建立、首次汉字简化的努力、全国运动会的召开(以及专门为此建造的南京五台山和上海江湾等大型现代化体育场),无不代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抗战之前的中国“文艺复兴”,这是中国国家凝聚力和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因素,从连战祖父连横到东南亚的广大华侨和华人,都受到其巨大影响。 

  笔者曾经指出,尽管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起飞远远超过抗战之前的黄金时代。但是可以和1930年代的胡适、鲁迅、林语堂、巴金等文化巨人比拟的新一代文化人物,却至今阙如,发人深省。 

  曾经为中国红军长征唱赞歌的著名作者威尔逊(Dick Wilson),在其描述中国抗日战争的专著《虎斗》一书结尾,同意法国汉学家让·埃斯卡拉(Jean Escarra)的结论:按照南京政府当时发展国力的速度,抗战只要推迟两年爆发,中国就可以独力击败日本的侵略。 

  《剑桥中国史》则明确指出:第二次中日战争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真正爆发——八一三上海抗战,是南京政府决策的对日主动进攻。 

  北京如果能够诚实和坦率地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可以在两岸关系上掌握新的主动,特别是对仍然无法摆脱“黄埔建军”和“八年抗战”历史的台湾军方,可以收到难以估量的政治效果。 

  以北京传统的历史观,以及目前的道德权威赤字,也许一时难以公开承认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中国历史上的正面作用。但是在北京传统对台政策处处陷入被动的教训之下,以及中国民族和解的历史重任,北京必须面对新的历史挑战。 

  说到底,北京目前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道德权威。如果像1980年代那样放弃历史机会,听任台独运动渐进壮大,将意味北京道德权威的完全丧失;而台海两岸的民族和解,则会为北京带来巨大的道德权威和新的政治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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