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把残酷伤人的高考送进坟墓吗[转]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7-01-12) 服务器配置 9928 0

你愿意把残酷伤人的高考送进坟墓吗[转] 
作者:舒云    文章来源:北京文学

  很多人说,现在高考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高考“死”过,又“活”了,到如今病入膏肓。那为什么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流行的说法是现在找不到比高考更好的方法。是这样吗?教育专家杨东平说,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一场全民性的教育思想大辩论,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必然伴随着全民性的大讨论。当务之急也许并不是具体的方案,而是广泛的社 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在教育改革的问题上,必须有一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像1977年那样,再一次激起全民族的教育热情。

  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在“世纪观察”栏目中发表了三篇署名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一潭“死水”终于被搅动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召开“忧思中国语文教学”的研讨会。20多位与会者,包括中小学语文教师、区语文调研员、师范大学教授、教材审查委员等,大家一致认为,目前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已经走进死胡同。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说,中学语文教育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一位中文系教师说,在中学语文教师这个岗位上,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一位30年教龄的老教师说,我备一次课,能管十几年。教材的陈旧、落后,甚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语文在中小学所占课时最多,问题也最多,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大讨论。

  真是忍无可忍了,到了1998年的春夏之交,“火山”终于爆发。《文艺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报刊都行动起来了。《羊城晚报》连着一个星期头版头条,第一天通栏标题是《语文考卷,误尽苍生》,第二天是《考倒鲁迅、巴金!》……一时间,“语文”成了过街的“老鼠”。当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立“竿”见影,取消了一点点“魔鬼”题。

  但是距离真正的高考改革还很遥远。

  1999年4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面对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说他读考题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很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语文报》发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文章,说如果让他参加高考,肯定是考不上。特别是语文试卷,得不了多少分。程千帆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他都说自己考不上,可见高考语文题有多么难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一直听说高考语文题难,他看完1998年的语文试题后,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他说他要是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不及格。

  大学教授如此,作家呢?余秋雨说,花两三个小时也不能够写成一篇高考作文。王蒙曾做过几次模拟高考的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贾平凹说,如果让他当语文教师,经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现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杨振宁说,如果按现行的高考评价,他肯定不是合格的学生。

  毛泽东在60年代就深恶痛绝的偏题、怪题、难题,以学生为敌的倾向在高考语文试卷中最为突出,有些考题的刁钻和答案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测试学生对课本掌握的程度,而成了出题者和应试者之间的“战争”。说句不客气的话,高考语文比八股文还厉害,除了大量的“死知识”,还有“恶毒”的“弯弯绕”,已经到了语言学家都瞠目结舌的地步。语言本来富有“弹性”,就是数理化也有很多的模糊性。黑白之间有大量的中间色,怎么可能不是黑就是白?可是为了适应计算机阅卷,“语文”也成了“数学”,标准答案只有一个,稍有不慎就掉进“陷阱”。考生如果没有大量地做各种题型,掌握解题技巧,很难拿到高分。

  从1984年起,高考语文年年有阅读题,以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科技说明文多为科技领域的新理论新成果,社会科学方面多为社会学、史学、文学、美学专著,古文则从史学古籍中“扒”。即使专业大学生,也只能“囫囵吞枣”,可出题者却喜欢钻“老鼠洞”,大有不考死你不罢休之势。

  有一道题是朱自清的散文《梅雨潭的绿》,要求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选择“梅雨潭”,但正确答案是“梅雨潭边”。还有一道题要求选出元曲四大家,但“四大家”在文献上并没有定论,让高中生怎么回答?1997年高考语文卷第三题,是一道标点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几位专攻语言的博士生也各有各的道理。一位中学特级语文教师无奈地说,考题出到这份上,我们只有举双手“投降”。

  1998年的高考语文增加了一道4分的灵活题,要求考生用“时间”做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30%的考生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时间如金钱,给我们创造物质财富。这样的句子统统满分。而写时间好比手中的沙子,从此不再回来。时间像一列火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虽然文笔上挑不出毛病,那也是零分,谁叫你的人生观这么灰暗?某小学以《春天》为作文题,有学生写春天并不好,有沙尘暴、细菌流行,受到教师的严厉批评。人民网的网民说,如此教育“剥夺了孩子说真话的权利”。《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说,如果高考作文有人胆敢说“春天不好”,只能不及格。2004年某省高考有一道对联题,上联“扫千年旧习”,某考生对出的下联是“娶美国老婆”。阅卷教师认为没有政治问题,幽默,也合情合理,给了满分两分。专家不同意,吵了起来。阅卷组长为了照顾专家的面子,说给一分吧。总之,你想语文得高分,首先要放弃独立思考,作文更是出自一个“模子”。不过话又说回来,面对高考试卷,谁敢“赌”自己的命运?

  高考语文不仅以学生为“敌”,也以教师为“敌”。“考官”对命题的难易程度只参照考生答卷,却把中学教材和中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扔在一边。实际上,高考题的过难过易,对中学教学的影响极大。可高考命题者根本不理睬高中,只有一个早就脱离高中一线的老教师做“顾问”。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注意高校和考试管理部门的意见,而把最有话语权的高中放在“当事人”回避的位置。

取消高考的呼声此起彼伏

  高考指挥棒大概是天底下最有权威的“棍子”了,它不仅指挥着高中,还指挥着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你要想有一份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我们的孩子就这样被高考指挥棒“逼进”应试教育的怪圈,不知不觉中丢掉了快乐的童年。

  可是,高考的残酷远不止于此。你就是跌跌撞撞走进考场,却不一定能闯过“鬼门关”。不要说北大、清华了,重点大学的生源绝大多数来自省重点中学,而一般大学的生源绝大多数是少数质量较好的一般中学的优秀生。也就是说,全国一万多所中学的大多数中学生都是“陪绑”。就是逐年扩招,最后还是要淘汰一半的高中生。学校为了保“尖子”,只能“牺牲”大多数。普通高中也很有自知之明,高考20%的难题那是为重点高中出的,我们的目标就是中低档题。不少普通高中的教师对学生“实话实说”,掌握课内的内容能让你毕业,但不能保证你上大学,有条件自己补课去吧。成绩提高可不是三天的事情,您轻松了三年,想在三个星期把成绩提上去,做梦去吧。高考使60%以上的高中生处在没有信心和丧失自主权的状态下,破罐子破摔,因为再读也是差生,也考不上大学。大批的学生以失败者的身份走向社会,谁知道被“筛掉”的心情和命运呢?

  在高考“说一不二”的权威下,中小学怎么能不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呢?考了还要排座次。高考这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学生头上,怕考不上,怕考不上好大学,怕考不上理想专业。“坏”学生怕,好学生也怕,就是第一名也不敢“高枕无忧”,后面有多少双眼睛都在“虎视眈眈”,所有人的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

  大多数老百姓认为我国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无论对学生,对教师,还是对家长,都是炼狱。假如取消了高考,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将消失,各种辅导书和模拟试卷将成为垃圾,我们的孩子将有一个健康快乐幸福的童年。民间对高考的口诛笔伐,一直未断。早在1985年,就有人提出取消高考。1988年,又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呼吁取消高考,改革招生和分配制度。

  1993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高考忧思录》,又有人提出取消高考。

  近年来每年春天的“两会”,教育都是热点。1998年3月14日,《羊城晚报》采访“两会”的记者报道,激烈的“素质派”把应试教育归于高考,说高考导致教无宁日,国无宁日,明确提出取消高考。这一年的《粤海风》刊登大学教授孙绍振的文章《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要求立即“枪决”高考,不能“死缓”,更不能“无期”。1977年当面向邓小平呼吁恢复高考的湖北大学的查教授说,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高考,我宁可不主张大学招生考试。

高考为什么是“不倒翁”

  高考的种种弊端,不仅让老百姓谈“虎”色变,就是“考官”也心照不宣。是把住大学的“入口关”?还是“出口关”?如果不靠“分”,必取决于“权”和“钱”,导致腐败。权衡来权衡去,实在是“无奈”啊,“考官”还是“狠心”把住“入口关”。所以大学的“出口”毕业分配改了,不再由国家“包销”,而是推向市场,但招生制度“涛”声依旧。

  为什么呢?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95%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大学,将近一半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博士、博士后。即使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入学率也才15%,而且十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教育部某副部长说,现在推行素质教育,大家说高考不改革,一切都难推进。可高考怎么改呢?目前我国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居世界首位,全国的小学生一亿多,中学生几千万,而大学生只有几百万。这样一个基础教育同高等教育在结构上的严重失衡,怎么改变也是一小部分人上大学。教育体系的整个结构不改革,高考很难有根本的变化。

  是啊,在“考官”眼中,谁叫中国的教育市场这么大呢?如果考生数小于招生数,大学当然会敞开大门。可是,中国的教育市场是不是有些“虚”呢?

  高等教育经费紧缺是世界性的现象,千方百计“抢”留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目前高等教育的国际贸易市场已经被几个发达国家所瓜分。1993年,美国“收获”留学生的学费68亿,留学生支出的生活费估计38亿,合计超过100亿美元,同时还创造了十几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商务部称留学生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产业。1993年,英国因留学生收入近50亿英镑,澳大利亚则每年都在20亿澳元以上。据统计,美、英、法、德、俄、日、澳、加、比、奥等10个国家,每年度招收的留学生已经超过120万,学生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印度及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世界各国早就意识到了,而我们的“考官”似乎无动于衷,任凭我国在全球人才大战中处于劣势。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不仅没有“抢”来更多的留学生,反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把滚滚的金币拱手相送。我们的大学呢,被政策卡住脖子,只能严格按指标招生,“心甘情愿”当穷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供不应求是人为的。政策规定的学费远少于实际培养费,只占25%,大学招一个赔一个。难怪高校对不来报到的新生,或因某种原因退学的学生毫不心疼呢,招得越少,赔得越少。

  留美学生胡学华曾给朱镕基总理写过一封信,提出打破教育部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的办学体制,放开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包括大学、研究院。把教育自主权下放到各个教育主体,教育部只管普及义务教育和宏观教育政策。

  如果解开“绳索”,你看中国大学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这种人为的供不应求,无疑给了高考一条生路。所以尽管那么多的人都看出高考“坏”透了,也只能对高考“咬牙切齿”,却没有人敢把“皇帝”拉下马。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取消高考,1966年文化大革命最先向高考“开刀”,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方式。结果怎么样,比应试教育更糟,走后门成风。结束十年动乱,1977年高考又是开路先锋。加上1978年,考生达到1160万,空前绝后。一时没有那么多印试卷的纸,搬来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刚刚“活”过来的高考还没有后来那么“恶”。可考生太多了,政审和体检能淘汰几个?随着“水涨船高”,只能不断加高分数这个“堤坝”,高考的“毛病”就这样越来越多。谁都不否认高考要改革,但改革太复杂,牵涉到方方面面,谁也不可能马上拿出一个灵丹妙方来。还是要面对现实,就像鲤鱼跳龙门,面对同样的高度,毕竟有那么多的考生“跳”过去了。

  但是一年又一年,我们还需要“范进中举”这样的悲剧吗?

高考试卷为什么这么难

  按说无论什么考试,难度都不应该超出教学的范围,但高考例外。

  由于入学率太低,高考试题必须高于高中毕业的水平。据说高考只有40%是高中课本上的东西。高考明确说了,我们是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必须有相对难度。现在社会上说高考

过难,是指绝对难度。其实我们高考并不追求绝对难度,要的是区分度。但没有相对的难度,也就没有区分度。曾有几个省在高中会考的基础上,降低高考难度。结果某省本专科的录取线仅差一分,一般中学乐了,而重点中学非常不满,不是白点灯熬油了吗?所以高考的“难”是要拉开距离,特别要在20%上下拉开距离。一般说,一个班中优秀生只占20%, 中等生和差生各占40%。也就是说,高考试题的水平或难度,是由全体考生,特别是成绩最好的20%左右的考生水平决定的。

  高考也难啊,一盘“菜”怎么能适应东南西北的胃口?题“高”了,一般中学搭梯子够不着;题容易了,重点中学却“吃不饱”。像1979年的高考化学,1982年的高考物理,1984年的高考数学都过难。1985年高考数学又难了,全国一片骂声,只有北大数学系说好。

  高考恐怕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考试吧?别看你考了高分,你还不能保证就被第一志愿录取。高考是用每个考生的相对位置来解释考分,就是说,不是看你的分,而是看你的“位置”。为什么中小学热衷于“排队”呢?就由此而来。你要参加所有考生的大排队,由此确定自己的“位置”。如果幸运的你在分数线以上,还不行,还要看所报学校的考生成绩。越是报名校,越容易意外。名校名额就那么多,你优秀,还有人比你更优秀。你想避开也避开不了,因为你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和你“挤”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专业。有一年某一热门专业只招收8人,而某所中学的一个班就报了24人,扎了堆,无形中把录取分数抬高了20分。人家大学招够了,你分数再高有什么用,你还是乖乖地当“孙山”吧。

  “残酷”就在这里!考试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考生的群体水平越高,则绝对难度越大。高考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尽量降低水平,竞争激烈是因为你们考生水平太高了,谁叫你们动不动就考600多分的?可是高分是如何来的呢?一位考上北大的天津市理科第一名说,她曾在高二的暑假把过去10年的全国高考数理化试卷连做了三遍,从早上起床一直做到晚上,实在撑不住了才睡一会儿。凭着这种“英雄”气概,她高三的月考成绩稳定在650分以上。即使这样,她仍不能保证全部答对。

  1991年高考政治题第48题要求考生用阶级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罗伯特•费默的一句话,“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把实际的政治、经济权力割让给大众”。这句话是反映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典型言论,而相当多的考生误作无产阶级民主观。不要说听听题目都晕的一般人,就是专家也认为,此题内容跨度大,综合性强,考查的能力层次较深,是整个试卷中的难题。

  有一份模拟高考的高三政治期末试卷,五大类47道题,卷面字数一万字。一道论述题,让学生运用知识,结合给的几个具体材料评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么大的题,博士生不耗费时间找资料也答不全。

  1993年高考政治卷,满分150分,北京市考生的平均得分73分,最高的四中平均分也只有95分。“考官”承认,这一年高考政治题的难度超过了同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题。

  社会上老是嚷嚷高考太难了。

  1998年4月2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调整现行普通高中数学、物理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意见》,为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加快普通高中的课程改革,决定删减数学、物理两科的部分教学内容和降低部分教学要求。从这一年开始,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和高考数学、物理的命题均以本次调整后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为依据。

  但是化学的难度蹿上去了。1999年3月8日,《中国教育报》刊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衡山岳云中学副校长程立新的文章。近十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对高考科目和命题难易都进行了改革,原来考七科改成3+2,再改成3+X。表面看是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但命题的深度、难度都加大了。1997年、1998年高考化学试题中占总分30%的信息给予题,其原材料来自大学教材,考生要完成这些试题解答,必须达到大二化学的水平。

  玩命做题的考生们,辛辛苦苦的高中教师们,提心吊胆的家长们,你们总算明白了吧?光围着课本转,使出吃奶的劲,也不可能在高考中胜出。其实,“考官”们与考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与考生为敌?高考命题不能重复,只能越来越偏,越考越难。专家承认,现在的高考题比刚恢复高考的1978年难多了,量也增大了许多。1990年高考试题量比1979年增加了一至三倍,各科试题的覆盖面也从过去30%至40%增加到70%至80%。

  “化学难”曝光后,2000年高考化学的题量压缩,难度也有所下降。

  2003年高考试卷取消了数学试卷里的三角形式和乘、除、乘方、开方、二项式定理及二项式展开的性质等,英语试卷里的短文改错等内容,突出对应用能力的考查。

  近几年各科难度掌握在55%左右。“考官”认为,因为题量多,考生丢分不仅在难题上,更多的是丢在中等难度和简单题上。2005年数学试卷主观上为降低难度,紧扣大纲,选择题的题量也有所减少。但是今年的高分考生比往年少了不少,看来考题究竟难不难,不是“考官”说了算,有一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1983年以来,大学入学率逐年提高,1986年达到18%。1992年300万人参加高考,招生75万多。1999年高考首次扩招,以后又连续几年,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到1100万,比1990年翻了一番,“独木桥”现象已经成为过去。北京连续五年的高考录取率维持在70%左右,近几年达到75%。但从全国来说,高考录取率还只是考生的一半。

  谁叫你赋予高考选拔功能的呢?不拔高考题行吗?如果像高中会考95%的及格率,高考可就彻底砸锅了。

高考题是如何出笼的呢

  每年高考,全国2000多个县同时设立考场,有如盛大节日。

  在中国,可能再也没有比一年一度的高考更一呼百应的事情了,真正是全民总动员。农村考生由学校组织,住在县城。汽车公司开设临时班车,商店设立临时摊位,电视台广播气象预报,工地停止噪音,医生和救护车守在考场……总之,一切的一切都要给高考让路。

  各省、市、自治区由副职挂帅,教育、人事、公安、卫生、交通、商业等各主管部门的领导组成招生委员会。高考试卷的印制、运送、保管、交接等享受国家绝密级的待遇,由公安部、国家保密局负责。刑法第186条规定,高考试卷如果泄密,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规定每班三人日夜看守,如发生泄密应作为大案立即上报。

  因为是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是录取的唯一标准,所以命题非常重要。高考命题也难啊,考题不能老面孔,还要考出水平,体现出区分度。稍有“闪失”,社会上马上“万炮齐轰”,真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命题权集中在国家教育部手下的考试中心,有一个专门机构设立高考命题组,由各学科的权威组成。每年春天集中到一个秘密地方。您瞧,不但考生和高考试卷要“蹲监狱”,命题者也逃不掉,要一直“蹲”到高考结束才能“放”出来。有一年高考命题组被“关”到镜泊湖的小招待所,空气潮得不行。看不到电视,报纸是几天前的,名副其实“蹲”了半年“监狱”。以后有了题库,就好多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高考试卷基本上还是科举以来的传统形式。命题由少数人“突击”,试题没有客观的、稳定的、可比的标准,水平也不稳定,或者过难或者过易,打击了中学与考生的积极性。而且题量小,题型单调,覆盖面窄,容易押题,导致死记硬背。1999年高考公开征集考题,命题指导思想以知识为主改为以能力为主,注意考察基础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综合应用性的内容,基础科考察也要突出综合素质的要求。

  高考试卷主要是人工阅卷,费时不说,还容易出错。20世纪20年代,美国首先出现了多重选择题,这种形式的题量大,覆盖面宽,很难押题。由计算机阅卷,既快又准确,被很多国家采用。我们的高考也引进了这种标准化考试题,“主观题”逐年减少,“客观题”越来越多。但“客观题”也招来了大量僵化的非议。

  别看高考如此严密,也有不少的“花絮”。1990年是实行全国统考以来泄密较多的一年,试题多次被盗,河北有六科,黑龙江、上海、甘肃、四川各有一科。特别严重的是华东六省联合印制考题的安徽海峰印刷厂,全部试题和参考答案的汇编7月3日被盗,直到10月6日才报告安徽招办。江西也发生答卷被盗、被毁的案件。

  还有更离奇的,湖南某考生潜入阅卷现场更改本人答卷。

  某年某市,少了一页高考语文试卷。高考命题组语文科紧急集合,用一天时间拿出一套全新的高考语文题,某市考生马上被通知重考语文。

  某年某省,高考试卷丢失,马上被列为全国特大案件。原来北京的“考官”押着高考试卷的纸型,到某省警卫森严的军工印刷厂印刷。刚装上,停电了。只好另找一家,“考官”刚要上车,看见一位老人摔倒,急忙去扶……车开了一段,“考官”发现怀里的“宝贝”不见了。这可非同小可,全国几千万张高考试卷快印好了,重印肯定来不及。国务院、国家教委、公安部迅速成立侦查组,找到那位摔倒的老人。老人有癫痫,不是预谋。这时有位老工人来投案,他看见地上有个包,打开一看是高考题,问了几个亲友,没人考大学,想抄下来寄给外省的亲戚。被儿子发现,赶快把高考试卷送到公安局。案子水落石出,北京这边才松了一口气。捡到高考试卷的父子被接到招待所“软禁”,等全国高考结束“放”回家。为预防万一,某省高考换上备用的B卷。

高考阅卷会不会出错

  按“考官”的说法,再也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了。高考是国家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其公平性和公正性神圣不可侵犯。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任何一种公平都包含着不公平,高考也不例外。中国的高考是淘汰制,而且只是考书本知识。考生十多年的汗水,几小时评定,全面吗?合理吗?高考还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答题成绩并不能完全反映考生的 本来面貌。考生对考试内容的熟悉程度,临场发挥及身心健康等都制约着考试结果。从考题来说,是否有代表性,分布是否合理,试题编制、试题语言是否准确,标准答案、考试过程、评分等等环节是否有误差,都能浮动考分。再就是模糊性,数学上相差几分就四舍五入了,而高考差一分,能差出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人,也没准就被“枪毙”了。

  尽管社会上对高考骂声多多,但分数“说话”,总是相当程度上的“公平”吧?有专家指出,高考按总分录取,似乎是在分数面前一律平等,实际上淹没了不少有特长的人才。上海一位学生成绩优异,却因几分之差被高考拒之门外,中学校长几次推荐未成,以后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并发给全额奖学金。

  考试录取上也不公平。同一份高考试卷,同一个标准答案,为什么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分数线?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目前国家重点高校的录取指标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全国人大代表李成文说,不同省录取比例悬殊,河南考生多,招生名额有限,分数线居高不下,前几年比发达省高出100多分。有门路的就高考移民,把户口转到高考分数线低的省份。

  按高考规定,有几种情况可以照顾20分。于是,假少数民族,假三好生、假优秀学生干部,假体育证书都造出来了。

  高考题会不会出错?专家说,几乎每年都有错题,却从来不向考生道歉。像改错题天“随”人愿,答案“随”应作“遂”,但是“随”也不能算错。

   高考也有自己的苦衷,既然是全国统一考试,阅卷也必须全国统一。每年全国抽调近十万教师(研究生)阅卷,耗资近千万元,质量也很难保证。

  高考阅卷会不会出错?出错怎么办?虽然各阅卷点都有标准答案,但“尺子”需要人掌握。参加多年语文阅卷的中学语文教师王大绩说,阅卷看似公平,可实际办不到。也不能怪他们,36个人在四五天内判2.6万篇作文,平均一分钟“过”一篇,还要包括四个单项的分数计算、登记签名,怎么可能字斟句酌呢?某省近30万份试卷,10天时间,180位阅卷教师,每人每天要“消化”350篇,“吃”一篇800字作文的时间是一分半钟。据知情者透露,阅卷教师由指定的高校聘请,由于经费有限,每个省才聘一两百人。对阅卷人的培训也是走形式,没有统一的资格认定。只是按试卷数量把阅卷人分成若干组,每组成员集体熟悉标准答案,试评几十份,就算是培训了。河南师范大学的刘老师说,河南省的语文阅卷教师300多人,评卷时间8天,不算复核,每人要过手700多份试卷。平均一份卷子不足5分钟,哪有时间“咬文嚼字”。1998年报载,阅卷教师说,卷子“流水”一样从我们手中飞速流过。100多个阅卷教师要判将近5万份试卷,而时间只有7天,平均四五分钟要“过”一篇作文。有什么办法?每天在高热中阅卷6个小时,普遍腰酸,脖子硬,肩膀痛。后来脑子木了,连感觉也迟钝了。

  一篇作文的好与不好,总是见仁见智。而阅卷教师在高温下,面对令人昏昏欲睡的“八股文”,早烦得一塌糊涂了。只能“大体”上掐头去尾扫中间,凭感觉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给个保险的“中间”。

  多数的阅卷教师并不欢迎“个性”,“个性”怎么给分?给多少合适?

  也不知道有多少未来的“珠”就这样被当“鱼目”扔掉了。1998年7月,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张某参加北京市高考语文阅卷,深为阅卷的马虎忧虑。阅卷组组长说,每年都这样。参加过阅卷的教师讲,我要对我的学生强调,作文要拿高分,字要写得好,还要烧高香。

  1999年,5万多份高考化学卷运进北京师范大学临时阅卷点。阅卷强度大,时间长,又正值盛夏,很容易因疲劳发生阅卷错误,工作人员希望获得考生和考生家长的谅解。

  可每一份试卷的后面都有考生12年的寒窗和父母期待的目光啊!

高考试卷为什么不发给本人

  也许上面说的是“老皇历”。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2005年的44万份高考试卷在七处高考阅卷点由2000名阅卷教师评阅。语文和外语阅卷组规定,阅卷人员要熟悉试卷的答案和评分标准,研究考生不同的答题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评分标准。先试评几天,评阅2000余份试卷,阅卷组长会随时抽查。所有主观性较强的试题都由有多年教学和阅卷经 验的老教师负责。“高分”和“另类”作文必须经过阅卷组长过目。每篇作文的评阅在4分钟以上,至少要经过三位教师。每份试卷都要复核,是否有漏判、误判、错判,精确到0.5分。广州高考阅卷有“两评”“三评”,先“两评”,两个阅卷教师背对背判,取平均值。如果差7分,由组长再进行“三评”,允许差错率在万分之三以下。

  如此“天衣无缝”,考生、教师、家长该放心了吧?不放心!虽然万分之三的差错率已经很低了,但北京市的高考试卷中还可能出现100多处错误,谁摊上谁不倒霉吗?别着急,近年来高考允许查分。2005年高考规定,如果考生对自己的分数有疑问,可在6月26日、27日申请复查。据报道,因为自己估分和实际考分有较大的差距,有三四百人申请复查语文。可惜白白忙活半天,没有一个错。

  这样的复查是不是走形式呢?高考试卷的一卷由计算机判,由市高招办将答题卡复印,通过区县高招办交给本人核对。高考试卷的二卷由区县高招办负责复查。按照有关规定,阅卷的评分标准和阅卷教师的“手松手紧”均不在复查范围内,复查仅限于试卷内大、小题目的分数有无漏登、错登、错加和计算机有无错录等。当然,考生也别光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得为“考官”想想嘛,因为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不可能复查分数占较大比重的主观题,更何况考生的有些答题,阅卷教师还争得脸红脖子粗呢。由于阅卷者的水平不一,又缺乏控制阅卷质量的有效方法,不是“左”了就是“右”了。王大绩老师说,1993年分析高考试卷,我发现分数相差非常大,同一水平的作文能相差15分。试卷按自然班编考号,其中一个班的女生作文大都在50分以上,而同班的男生全都在50分以下。因为男生女生分在两个考场,由不同的教师阅卷,标准掌握不一样。

  有人统计,目前中国高考的“标准误差”为16分左右。

  可是,为什么不把高考试卷发给考生本人?为什么高考试卷交上去,就埋进了“坟墓”?考生12 年的“心血”,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作品”,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来“监督”呢?当过学生的人都知道,每次试卷发下来,总会有同学挑出“刺”,从而高高兴兴地找回属于自己的分数。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嘛,更何况高考的分呢?如此铁面无私的计算机判一卷还可能有错,要反复录入两次,更何况人工判的二卷呢?虽然答案公布了,但你见不到试卷,只能跟着感觉走,何公平之有?

  高考敢喊“公平”“公正”,为什么不敢喊“公开”?而良好的考试制度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开”。没有“公开”,还能有“公正”和“公平”吗?

  高考阅卷的不公平,不仅是对高考生,也是对中学教学的不公平。

谁没有经过高三,谁就不知道“地狱”

  走过高三的人都知道,高三比大学难十倍。

  教育部明文规定,不能用假日补习,加班加点等延长学习时间等不正当的手段来提高考试分数。不能提前结束教学,不能不教高考不考的科目。可是怎么行得通呢?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很多高中提前一年甚至一年半结束教学,从高二的第二学期就开始“演习”高考了。不仅天高皇帝远的外省高中如此,就连北京的某重点中学也一样提前一年结束会考,开始“炒冷饭”。

  既然高考是高中的唯一目标,高中怎么能不追求高考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三是一生中最苦最累的一年。这里有一份高三的作息时间表:5点40分起床,5点50分早操,6点10分早自习,7点开饭,7点40分至11点50分四节课,12点午饭,12点40分至1点50分午自习,2点至6点四节课。6点晚饭,6点40分至9点10分晚自习,9点30分熄灯。光“冷板凳”就要坐12个小时还多,可是住校生谁半夜不打手电,不钻厕所,不站在路灯下“加班”呢?这又要“霸占”几个小时。所以一天除了狼吞虎咽的三顿饭和几个小时的睡眠,就剩下茫茫的“题海”了。

  你不拼命,怎么“游”进大学的校门?

  看看书店里包括密封的“高考试卷”在内的复习资料铺天盖地,你就知道高三要背负多么沉重的“书山”了。一位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陕西女生说,高考后,她的复习资料按几毛钱一斤卖废纸,卖了100多元,收废品的乐得合不拢嘴,拉了满满一板车。

  日本《朝日综合研究》报道,中国学生徐某每天放学后补习两小时,晚饭后很快睡觉,夜里10点起床,学习到凌晨3点以后,再睡两小时的“回笼觉”。不把睡眠分成两段不行,吃完饭就困迷糊了。高中生李某用日语对记者说他很“可怜”,从来没在零点以前睡过觉,睡眠总是不够。中午也在学习,下午放学补习到晚上7点。在同学中,他还不算最用功的。

  一位高二生自述,我家离学校远,每天5点多就起床,7点以前到学校早自习,午饭后还要自习,晚上到家七八点了,进门先吃饭,然后睡一小时起来,写作业到凌晨1点多,再睡到5点多起床。某重点高中的教师说,都这样,我女儿眼镜早戴上了。晚上7点多回家,吃饭睡觉,起来做题做到2点再睡,四五点起床,一天睡三个小时就足够了。

  一位母亲说,儿子上高三,还不算用功,但也是日复一日早上6点多到校,晚上6点多归来,吃过饭又趴在桌子上,直到夜里10点多才上床,连到外面散步的时间也挤不出来。儿子讲班里学习好的同学吃午饭,把菜往米饭上一扣,用勺一拌,不管菜里有多少肥肉多少油,一分半钟吃完,然后坐在那里继续学习。

  一位高三生说,我能熬过来,归功于“掐手”和“风油精”。往往上午第一节课,我的眼皮就打起架来,脑子里空白一片。被同桌一掐,才清醒许多。下课铃一响,趴倒一片,再上课,睡眼惺忪赶快抹风油精。班上几乎人手一瓶,用久了都成了“瘾君子”。

  到高三,尤其是最后冲刺的高三下学期,综合测验、期中、期末、会考、一模、二模……每天除了考试,就是考试,回家还有一堆厚厚的卷子。重点中学更是“魔鬼”式学习,与高考无关的一切全部删去。有的高考“状元”说自己按时睡觉,要不是天才,要不就是骗人。没有十分的耕耘,怎么能有十分的收获?北京某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早上6点15分到校,中午不回家,匆匆吃完饭,接着做题。说是下午3点多放学,但实际上加课,回到家还要看书到12点。河北某县中学,有的高三生家就住在只要走十几分钟远的地方,却只允许一个半月回家一次。学习紧张时,天天有90分钟的大课,教师一天下来嗓子哑了,学生则不停地记笔记,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脑袋都要炸了。每传来一套题,都抢着做,还没做完,另一套题又来了。做了大量的题,才发现都是重复,真正有价值的没多少。大大小小的考试多了,但每天必须有一次高考模拟,严格按照高考程序。考题来源广泛,题型复杂,不论考好考不好,大家都没有欢乐,发呆的,拍桌子的,踢门的,大嚷大叫的……似乎都感到一种无聊。因为除了“分”,我们什么也没有,整整12年全“献”给了高考。

  2000年3月1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一封家长来信:女儿考上省重点,全家高兴无比,但很快一种从未有过的学习压力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女儿从中学起一直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但现在却不敢竞选班干部,连课外活动也不敢参加,只怕影响学习。每天学到后半夜,只睡4个小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我太困了,我眼睛疼。而教师说学吧,高考后一个星期就休息过来了。我真担心女儿能否承受如此压力,能否健康地走出高中这块“沼泽地”。

  一位高三生说,学习就像一笔“高利贷”,越背越沉,高考无形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每天早上一睁眼,就看见一片黑压压的乌云。不敢去想万一考不上大学,社会舆论、家长和同学该怎样埋怨和嘲笑,只能“破釜沉舟”。为了高考,我们都成了“机器”。那个本该阳光灿烂的18岁,就这样在恐慌与焦虑、疯狂与麻木中慢慢消失了。

高考,你知道你的“罪恶”吗

  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终于姗姗来临了。

  一位考生写道:考场如刑场,我怕……

  济南一位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在作文中写道:随着时光一天天的消逝,我的恐惧感也一天比一天强烈。在决定命运的黑色日子里,我看到一个“幽灵”在我的头上徘徊。

  一位考生写道,深夜有一个蒙面人抢钱。夜行人说,你杀了我吧,这个世界我早就看透了。因为我的成绩差,考大学无望,在学校教师讥讽,同学嘲笑,在家里父母打骂。我虽然是个人,他们却从不尊重我的人格,不愿给我一个笑脸。我每年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生活在自卑之中。你想一想,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明天高考,我希望每年的今天都是我的死亡纪念日!

  一位考生在高考前一天给报社写信,我打开语文书,满纸满页都写着“吃人”……即将奔赴“刑场”的我们,将与“夏瑜”同样血溅于“康大叔”的横刀下……我们想逃学,我们想自杀,我们想出走,老师,救救我们吧。

  说起时隔三年的高三,山东大学一位大三学生仍然心有余悸。上了大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正常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高三的日子就像桌前那盏台灯一样彻夜不“熄”,背啊算啊,仿佛坠入“空洞”,心中充满莫名的恐惧,不知道昼夜旋转的“考试机器”会转到什么样的目的地。为了上大学,值得吗?考上又怎么样?可一想到父母这般年纪还围着自己忙前忙后,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便不敢再胡思乱想下去。不拼命你对得起谁?每位同学都绷到极限,一触即断,哪敢想“万一”?有时真想死了算了,连自己都被这种念头吓坏了。

  一位大学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回忆高考,那时我“疯”了,可“疯”了的又岂止我一个。坐在我后面的女生在倒数100天时,笑着笑着就哭起来,那表情令人一辈子难忘。同学们都变了,像斗鸡,更像狮子。那时我满眼血丝,看见东西就想砸,看见人就想打,莫名其妙就打了人,差点儿背了个处分。教师也快“崩溃”了,时常“骂人”。我们都是夜里一两点睡觉,而早上四五点就火烧屁股般滚下床,然后“精神百倍”地去“啃”书本。靠药物维持体力,一夜间就做完整整一本练习册。中午省下吃午饭的时间,用来做几道选择题。长时间的用脑,我们也学会了“偷懒”,上课只带“耳朵”,反正“眼睛”没多大用处。我们的“屁股”也大有长进,可以从早到晚“钉”在椅子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丢失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和活跃的大脑。

  不是为考大学,谁来受这份“洋罪”?一位高考生说,我失眠得厉害,有时两三个小时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就想哭。高考完了,我非把课本都烧了不可。

  都说考生苦,可谁知家长的心更苦呢。一位高二的学生家长说,家有中学生,日子不好过。一位大三的学生家长说,回忆那段“艰苦岁月”,仍阵阵心痛。那“独木桥”,孩子是不知不觉中走过来的,而家长则是“蓄谋”已久,那十几年的寒窗之苦,岂止是学生呢?终于到“最后一哆嗦”了,高考前三天,女儿却突然发起烧来,越烧越高。等女儿强打起精神考完最后一门,体温正常了,而我的体温倒“蹿”上去了。

  武汉一位大学生说,高中三年,一切围着高考转。我从高一就开始研究高考题,揣摩考试方法。复旦大学一位大二学生说,一进高三,我们就与世隔绝。怕玩物丧志,学校把篮球架也拆了。我这个学生会的干部,也自动“退休”。高考最后一门考完,下起了小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眼泪,我想我终于“自由”了!

  带着这种扭曲的心情上了大学,又怎么样?教育专家杨东平说,很多大学生失望、无奈、厌学、逃课,形成庞大的逃课族。据调查,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在20%左右,公共课逃课率在50%以上。陈旧的教学和教材,填鸭式的讲授,死记硬背的考试,使大学成为后中学时代。

高考的“剑”悬在中小学头上

  在中国,学生是“羊”,教师是“羊倌”,而高考是教师手中的“羊鞭”。

  高考这根“羊鞭”,“抽打”的是中小学教育。

  我们中小学课本的难度之高,学生的负担之重,学习时间之长,已成世界之最。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慕菊承认,目前中小学理科教科书内容深而窄,难度为世界第一。小学数学课本高出国外两个年级,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则远远落后欧美。

  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的课程改革,中小学课本被狠狠地难了一把。国外70、80年代进行过几次调整,难度有所降低。我国改革开放引进国外课程的改革成果,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编写了一套新的教材,以后也几次调整,却始终舍不得把难度降下来。有专家认为,降低课程的深度和难度,就会降低整个民族的素质,贻误一代青年。

  可是我们的专家知道吗?您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可能吗?您知不知道,可怜的小学生一进校门,就没有了“天亮”,考试成了学校的一切。有调查显示,小学生每学期考11次,初中生每学期考26次,中小学生几乎人人都有过“考试恐怖症”。虽然上边三令五申不准“排队”,但“各庄的地道”都有自己的高招,谁叫高考“排队”呢?

  过去高考的压力“压”在高中,现在大学的考题下放到高考试卷中,高中下放到初中,初中下放到小学。小学二年级恨不得把五年级的内容招呼上,我们的孩子怎么能不课程多,作业量大呢?中小学生中约30%感到学习压力太大,没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只有昏天黑地的考试,学生的聪明才智都被“烤”糊了。

  一位教学一线的教师说,我真为中国教育悲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场考试。

  鸦片战争至今百余年,中国古代的各项制度几乎全成了历史,唯有考试“野火烧不尽”。自从50年代初全国统一高考后,高考就成了教育的“领导”,基础教育逐渐陷入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恶性循环中。现行的教材完全不考虑少年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教师从头到尾讲都讲不完,哪有讨论的时间,只能满堂灌。绝大多数学生除了听课、做作业、背现成的答案,不会思维,不会提问,也不会查阅资料。虽然素质教育喊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但考分第一的高考“稳坐钓鱼台”,只能雷声大,雨点小。

  衡量高三教师的水平,是高考升学率。没有高的升学率就没有源源不断的“择校生”,这关系到学校的知名度,校长的升迁,教师的福利。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校长都赞成择校生。中小学的校办工厂早就绝迹了,择校生才是滚滚的财源啊。光赚不赔,天底下哪找这种买卖?目前择校生已经渐渐合法。如果大学招生也“松绑”,那大学校园里的创收也会绝迹。

  某中学高考“剃光头”,校长顿时矮了半截。不仅教职员工的奖金泡汤,学校也“臭”名远扬了。为了高考升学率,教师不得不和学生一样,“游”进题海中。对根本没希望的学生,政策允许高三分流,“自然”淘汰。有的学校甚至“逼”家长去开弱智证明。

  儿童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少年记忆”往往影响一生。男孩子好动,上课不安静,就是“坏孩子”,训斥、罚站、罚抄课文、甚至被打。就是这些“小事”使孩子的心理不断受挫,有的孩子因此被“铸造”成了“问题少年”或少年犯,还有的孩子因此结束了自己花一般的生命。

  1999年11月2日,河南汝南县三桥乡中心小学三年级的45名小学生中,35名因背不出课文,被教师刘某醉酒后殴打,并让学生互相殴打,多名学生住院。

  11月21日,《羊城晚报》报道,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没完成数学作业,22岁的代课教师先打了他两耳光,将其蹬倒,然后让男生每人抽10教鞭。葛某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

  12月5日,广州市江南二小某班主任让学生打“不听话”学生的耳光。

  2000年5月2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陕西澄城县庄头乡柳池小学女教师李某叫班里8名没完成数学作业的同学站在前面,让完成作业的18名同学每人打他们10耳光。挨打的小学生都哭了,脸也“胖”起来了……

  北京一位学生说,有时我觉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再是教师的代名词。班里一位同学因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查,还罚她站,打扫办公室。有的同学因为没有回答出历史课的提问,而被罚抄三遍课文……

  北京崇文区教育研究中心小学部的一位专家认为,只有彻底打破应试教育的禁锢,才能杜绝体罚或变相体罚。体罚与教师的评价标准不无关系,由于长期以来“唯成绩论”,以致教师对学生期望值过高。恨铁不成钢,不允许学生犯错误。加拿大的小学教师对错题是打上问号,而我们是打红叉,其实大部分学生害怕嘲笑、失败和被惩罚。

  小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上学真苦恼,书包压弯腰,睡得迟,起得早,功课没完又没了。背起炸药包,我要炸学校。

  有人说,中国教育目前到了最黑暗的时候。

我想玩,我好困,我要自主阅读

  1999年4月3日,《北京晚报》刊登一位高中生的来信,说厌恶上学,因为永无止境的考试,填鸭式的灌输,庞大的作业量使我吃不消;因为来自教师、家长及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压力使我难以承受。我不喜欢这些,不喜欢背十几斤重的书包,天天起早贪黑地去受折磨,不喜欢天天穿梭在教师的脸色和家长的责备中。如果您认为我是个不爱学习的学生,您错 了!我喜欢学习,喜欢思考,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尤其是一道难题被我解开之后,那种通过奋斗而取得成功后的骄傲和喜悦更使我精神抖擞。但是,现行的教育制度、教师和家长对我们的“爱”,使原来热爱学习,喜欢上学的那个我一去不复返了。

  2002年12月9日,《北京晚报》刊登一位自称无助的高一学生的来信,说我们现在的作业实在是太多了,每天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有多少个晚上只能睡三个多小时,有时连吃口饭的时间也剩不下。作为学生,我们连最基本的睡眠都没有,学校总是说我们打不起精神来,现在学校星期六还要加课,恐怕我们是支撑不住了。

  北京退休教师刘淑芳教了一个业余作文班,哪个区的学生都有,主要是重点校。她出了个作文题《快乐的课间十分钟》,三位同学说,老师不让出楼门,只有课间操才允许去操场。要是下雨,那就只能中午才“放风”。另一位同学说,我们课间是5分钟,课前2分钟就响铃了。老师一拖堂,我们连去厕所都来不及。难怪有学生说,在学校,课间最短暂,在家里,厕所最温暖。换一个作文题《上学路上》,一位同学写,上了公交车我抓住售票台前的铁柱子睡着了,多亏一位阿姨扶住了我,否则我的前额非摔个大青包不可。另一位同学写,前几天骑车上学,我困得迷迷糊糊,差点撞到交警叔叔。每到下午课,很多同学困得睁不开眼,班主任只好买一大罐咖啡给同学提神儿……第三个作文题是《我和妈妈逛早市》,几个同学一起举手,老师,我们没时间。周六上午去数学奥校,下午补物理,周日上午去英语奥校,下午学作文。还有的学生学舞蹈,练钢琴,到少年宫练朗诵,去武术馆练武术……不是规定假期不许加课吗?不加课,怎么能考上清华、北大?

  为了切断升学竞争的渠道,我们的教育部门绞尽了脑汁。1998年,小学升初中取消考试,采取电脑派位,以此保证小学的“快乐”。但事与愿违,家长的经济负担和学生的学习负担却成倍增加。为了躲开电脑派位,上个好初中,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没有了节假日,赶场一样去上各种班。中小学的奥林匹克热从数学扩张到物理、化学和英语。在一些发达城市,中小学生上过各类奥校的达54%以上,有许多学生同时上几个班。南京市小学生的一次调查,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在家长督促下,报了语文、数学、外语等补习班。沈阳市皇姑区某小学对全校1200多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学生几乎没有玩的时间。

  而国外这个年龄段的小学生90%以上的课余时间属于自己。德国等发达国家,中小学生一天上课时间少于6个小时,几乎没有家庭作业。美国的小学下午3点30分放学,可以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可以玩自己感兴趣的游戏。

  1998年,北京一家调查公司报告,中小学生“工作”负担最重,成人工作量是每天8小时,而中小学生竟达13小时,每天在校时间超过8小时。早上天还没亮,小学生就背着大书包直奔“集中营”了。放学回家还有两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六年级学生的作业有的要做到凌晨3点。著名作家巴金说,外孙女端端是家中最忙最辛苦的人,比我还辛苦。每天早早上学,晚上还要做作业,搞到很晚。武汉一位14岁的中学生,白发满头。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没有双休日。放学后学校补课,回家写作业,上厕所、吃饭也在背英语单词。一位初二学生的家长说,女儿经常作业做到一半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两会”代表关广生说,我女儿早晨5点多就起床,晚上11点半睡觉,中午也没有休息,孩子累呀。一位11岁的优等生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烦恼是课业负担太重。一位五年级男生说,我就要累死在“起跑线”上了。

  “两会”代表沈启鹏说,我们南通市一位看自行车的老太太说,每天最早存车最晚取车的都是中学生。早晨8点上课,但一般学校7点40分开始早自习,北京有些学校规定7点20分到校,离学校远的学生早晨6点甚至5点多就要起床。到了初三或高三,夜里熬到0点以后,天不亮又要爬起来。一位初三生说,除了中考要考的课程,体育美术全免了,家务劳动几乎等于0。好不容易熬到星期日,“赏”给我们半天休息,全用来补觉。长期如此,身体素质怎么能不下降?部分学生呈现“亚健康”状态,有的班一半同学患有贫血、胃病,视力和记忆力也严重下降。

  专家说,睡眠对儿童尤其重要,孩子越小,睡眠时间应该越长,因为睡眠中会大量分泌生长激素和免疫力。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我国中小学生普遍睡眠不足,小学达到50%,初中达到80%,高中甚至90%以上睡眠只有一半或不足一半。1994年,国家教委不得不明文规定,小学生每日睡眠应在9小时以上,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本来教育部门管学习就行了,还管什么睡觉?说明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已经有多么严重了。

  可是谁听呢?小学生每天课业仍然高达10个半小时,进入高中,更是多达12个小时以上。如果不幸成了中考生或高考生,每天能睡5个小时就是幸福时光了。北京五中一位初二学生写了篇作文《快乐十条》,第一条就是睡个好觉,第二才是玩。也难怪教师和家长抱怨,孩子整天迷迷糊糊的,好像总也睡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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