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

风清扬斈 13年前 (2006-11-17) 服务器配置 3385 0

如何解读《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

    古代没有纸,记事于竹简上,编缀成册,后世人就把它称之为竹书。也称竹简书。《晋书·束皙传》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  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
   《竹书纪年》就是指不准盗墓所得的竹简,其内容共十二卷,起自黄帝,其记事下限到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作者不详———即是说名不见经传。
    应该肯定古本《竹书纪年》对于研究上古历史,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从《竹书·帝舜有虞氏》与《史记·五帝本纪》记事吻合处证明。
    比如:《竹书·帝尧陶唐氏》载:“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帝位?’……众皆言于尧曰:‘有   在民间,曰虞舜。’”《竹书·帝尧陶唐氏》载:“帝陟于陶,……虞宾三年,舜即天之之位。”《史记·尧典》亦对帝尧驾崩后舜为之守孝忠三年才登临帝位记载得十分清楚明白。《竹书·帝舜有虞氏》载:“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史记·尧典》则对舜帝八十三岁时荐禹于天、九十三岁时让禹做摄政帝、自己南巡、以致崩于苍梧之野亦有详细记载。
但是,《竹书纪年》是否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作为国修史书,又比司马迁《史记》早200多年,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史记》和其它各种史书……被专家们作为校正史籍的样本”呢?我们认为此说未免太言过其实。
    其一,国史编修的可信度,取决于谁叫编和谁在编。因为叫编者和编者的知识是否渊博以及其治学严谨程度,是决定书之价值的关键。从这方面来说,一个编《竹书》的名不见经传者与司马迁不能同日而语。司马迁为写《史记》,二十岁开始遍游南北名山大川,采访遗文逸事,考查古迹名胜,搜集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公元前108年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后,又遍阅皇家史馆藏书、档案;再加上其父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并为修史书积累了大量资料,传给司马迁。据此,《史记》岂会像自命不凡者说的那样一名不文?
    其二,《竹书纪年》体例上是一部编年史书,但编年粗糙,疏漏颇多,记事并不严谨。《竹书》说舜帝在位五十年,但在《竹书》只记有十六年;在“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后的十八年,只记载了其中的六年,其中涉及舜帝的只有三年,即“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试问:这种极不完整的所谓编年体史籍就能“被专家们作为校正史籍的样本”么?再试问:舜帝既然在三十二年已经南巡,又怎能在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再者,倘若像有人说的,“陟”仅是指帝王之死,那么,对《竹书》所记载的“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和“五十年,帝陟”中的两个“陟”字如何理解?总不会让舜帝死两次吧。
    其三,对于舜帝的年寿,司马迁将其认定为一百岁,其理由一是有《尚书》、《帝王世纪》等为据;二是根据中国古代“百年曰期颐”,意为长寿,所谓黄帝“在位百年而崩”、舜“年百岁”,可能是实指,也可能不是实指,但是长寿是肯定了的。这样处理,人生百年,大家都能接受。《竹书·帝舜有虞氏》从“元年已未帝即位居冀”开始纪年,直至“五十年帝陟”,按照《竹书·帝尧陶唐氏》的从“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到“一百年帝陟于陶”的纪年规律可以推知:因为舜年五十做摄政帝,应视为舜元年,那么,“五十年帝陟”时则是一百岁,这就与司马迁所言舜寿年百岁相吻合。这也说明《竹书》与《史记》之编写年异源同,倘若像有人说的《竹书》说的是舜六十二岁践帝位为舜元年,那么,舜崩就是112岁,则《竹书》对于舜“三十二年,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后的纪年就是一笔找不到出处的、既粗又不准确的糊涂账,只能说是作者凭空杜撰。可以推知这绝非是当年不准盗墓所得的《竹书》,而是今本《竹书》,属于伪作。
   《竹书纪年》纵使作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比《史记》早了200年,但是也已经离舜帝时期隔了1800年。考证历史,从黄帝到尧舜,帝王经营上世纪的档案也莫过就留下了《尚书》中所有的。那么,《竹书》之编年,就只有依据早于他的《山海经》、《尚书》、《墨子》、《尸子》、《孟子》等经、史。这些书,包括《竹书》,饱读经史的司马迁难道就没有读过?虽说《竹书》于公元279年出土,倘若真是一部重要史书,且是宫廷修制,又岂能只有孤本?以致司马迁都看不到。我们认为,对于古本《竹书》,司马迁肯定看到了,且对不适处作了修正。而后人杜撰的今本《竹书》,司马迁肯定没有看到。
    诚然,任何经、史都可能存在不足。我们认为《竹书》与《史记》都是史书,其编写的材料来源都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编年体,一个是纪传体而已,因此,《竹书》所记“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而“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应是“三十三年后,舜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应是“三十九年,帝陟”。所谓“四十九年帝居鸣条”“五十年帝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刻意将《竹书》与《史记》对立,只会捧杀了《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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