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政治思潮与社会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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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政治思潮与社会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 王京烈 学术城整理,2004 [关键词] 中东政治思潮       王京烈 1953年5月生,上海市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中东国家关系,现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1979年1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系,1979年1月至今在本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工作。其间1983年1月至1984年7月在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1989年10月至1990年8月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系做访问学者,1996年10月至1997年5月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做访问学者。现任中东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学会理事。
      主要代表作有:《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主编)、《俄罗斯重返中东刍议》(论文)、《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合著)、《论综合国力中的外交因素》(论文)、《大选后以色列的政治走向与中东局势》(论文)、《陷入困境的中东和平进程》(研究报告)等。

     

【内容提要】 处在转变时期的中东社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思潮,这是中东社会现实所使然。与此同时,各种政治思潮也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发展,其主要功能是,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发展进程,政治思潮所具有的生命力影响了几代人,政治思潮的影响力有的还超过了地域的界限,政治思潮对中东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中东社会的发展已经证实了上述观点,日后亦将如此。本文系王京烈主编的《中东政治思潮研究》一书中的部分章节,该书将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关键词】 中东 政治思潮 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 王京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东研究室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近作: "Crisis of Succession and Social Political Reform in Middle East", the 4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FMA, Beijing August 2002;《战争与和平》刊载于《今日中国》(阿拉伯文版)2002年第9期。

毫无疑问,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任何中东社会政治思潮的产生皆是以中东社会的客观存在为依托的,而其发展、演变也同样无不受到社会客观存在的制约和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大凡中东社会政治思潮的产生,均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根源乃至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换言之,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经济根源、国际环境等客观存在因素,孕育了某种社会政治思潮并制约或推动着其发展。当然,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事物发展的另一方面,即中东政治思潮对中东社会发展、演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探究这种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正是撰写本文的基本立意。

一些研究中东政治思潮的学者认为,中东的社会政治思潮至少有 3 种基本作用,“第一,力争创建一种政治认同( Political Identity ),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就此意义而言,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的。第二,意识形态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教育措施来巩固政治国家的社会构成。这方面作用,它是社会主义的( Socialistic )。第三,意识形态试图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一起拓展中东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的视野。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功能体现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中。” [①] 的确,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一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必然要创建某种政治认同,这种政治认同对民族特性的构建无疑将形成极为深远的影响,并将长期作用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进程。

当然,社会政治思潮作用于中东社会的“功能”远不止如上所述的几点。经过一系列的比较研究之后,我们认为中东社会重大的政治思潮的功能或作用主要可以归纳为: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发展进程,政治思潮(思想)所具有的生命力影响了几代人,政治思潮的影响力有的还超过了地域的界限,政治思潮对中东局势(乃至冷战后的中东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政治思潮改变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任何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的存在与发展无疑都将受到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但与此同时,社会政治思潮释放出的“反作用力”也将掣肘或推动社会发展,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东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思潮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潮正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印证这一历史事实。

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民族民主思想影响下,中东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最终导致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建立。它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支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同时还改变了中东历史发展进程和中东地区政治格局。

16 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逐步确立,西方列强开始把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西方列强凭借着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极力对中东地区进行殖民扩张,通过签定领事、商贸和租界条约特别是发动战争和军事占领,使当时尚处于封建落后发展阶段的中东广大地区相继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到 20 世纪初,中东地区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此后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夺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列强因实力地位的变化又对中东殖民地进行了再分割。 1916 年英、法、俄签定的《萨克斯—皮科协定》就是重新瓜分中东殖民地的协定。

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殖民掠夺加剧了中东地区封建制度危机和民族危机,促成了“中东的觉醒”, [②] 中东的觉醒是亚洲觉醒的重要一部分。中东觉醒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把“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推向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在于它结束了 17 世纪以来一国又一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开始了一国又一国起来革命,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斗争。” [③]

世界范围的近现代民族民主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即所处的社会出现新的经济成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新兴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诞生;出现新的思想意识形态——民族民主意识的产生、传播与发展。从总体来看,中东地区也不例外。中东的觉醒固然受到世界范围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中东地区自身政治、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但是,由于中东地区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当时中东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甚发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比较弱小。民族民主意识主要源于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产生的民族危机,少数在西方学习受到民族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中东地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唤醒了中东民众的“民族意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中东地区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状况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弱小的情况下,中东地区的民族民主意识对于推动本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批受到民族民主意识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东地区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实际上是推动了中东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可以称其为中东民族民主运动的“启蒙工作”。

正是中东的觉醒促成了该地区两次民族民主运动高潮。第一次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地区出现了 7 个民族独立国家:阿富汗、阿拉伯也门、伊拉克、埃及、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尽管实际上这几个民族国家并没有获得完全的独立,有的甚至只是名义上的(例如埃及、伊拉克等),但是仍对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鼓舞着中东各国人民继续进行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独立。第二次是战后至 60 年代初期,大多数中东国家都是在这一时期获得独立的: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索马里、阿尔及尔、毛里塔尼亚、民主也门、塞浦路斯等。这次民族民主运动高潮的重要标志不仅仅是涌现出了一批民族独立国家,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已经实现独立的国家在维护政治独立的同时,进一步争取经济独立(诸如采取国有化措施、收回石油开采权和苏伊士运河所有权等),并以争取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压迫,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随着中东地区民族民主运动的逐步深入发展和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不断受到沉重打击,西方列强最终无法在中东继续实行殖民统治,不得不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放弃其殖民统治。 70 年代初,随着海湾几个酋长国的独立,终于形成了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它不仅表明了西方列强在中东地区的殖民主义统治的终结,也预示着中东国家将在世界国际舞台上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历史,始于早期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的时代。但当时只是一种朴素的“回乡观念”,即生活在他乡的犹太人在生活逆境中产生的返回故乡的一般思想。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则产生于 19 世纪末。

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④] 的直接后果就是促成以色列国最终在西方国家的扶持下建立起来,从而引发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迄今尚未结束的阿以冲突和阿以矛盾,它成为战后中东地区最主要的矛盾之一。

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结束了世界范围内(实际上主要是欧洲地区)经久不熄的大规模反犹排犹浪潮,结束了犹太人到处漂泊的流散史。但是另一方面,以色列国的建立引发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阿以冲突。由于以色列国的建立特别是“犹太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驱使,使该地区另一个民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陷入灾难的深渊。与此同时,作为“占领者”的以色列当局也不断面临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犹太人至今也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和安宁。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的负面历史效应。 [⑤]

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影响了几代人

顺应社会发展的政治思潮或思想往往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它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有的迄今为止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发展。这种现象不仅在世界其他地区层出不穷,在中东地区也同样是屡见不鲜的,诸如凯末尔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等等,但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凯末尔主义为例。

凯末尔主义对土耳其的深远影响

19 世纪最后 10 年和 20 世纪的最初 20 年,是人类历史上巨大变化的 30 年,其中最重要的事变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战争和俄国革命唤醒了亚洲,也促成了“中东的觉醒”。凯末尔( 1881 — 1938 年)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使他得以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展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也为土耳其人民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凯末尔主义。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造成了严重的土耳其民族危机,也促成了凯末尔主义应运而生。 凯末尔领导了 1918—1923年土耳其革命,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从1923年到1931年,凯末尔先后提出共和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改革主义等思想原则。1937年体现凯末尔思想的六项原则被写入宪法,成为现代土耳其的立国基本原则。这六大主义统称为凯末尔主义。

在近现代史上,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都包括两大部分内容:即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民主革命。这两大任务是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凯末尔主义虽然细分为六大主义或称六大原则主张,但其实质都是服务于这两大基本任务的。

凯末尔主义的第一项原则就是“共和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矛头直指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和统治机构。凯末尔提出的“共和主义”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要彻底推翻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统治,实行民主的共和制度。 1922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使土耳其告别了封建专制制度,奠定了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政治体制。

民族主义是凯末尔主义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民族独立国家为前提,凯末尔主义中的其他五项原则也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当土耳其民族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凯末尔力挽狂澜,领导了“全国护权运动”和民族独立战争,以自身的革命实践谱写了民族主义,建立一个民族独立国家。

世俗主义是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特点之一,实际上也是推行共和主义的重要保障。世俗主义主张“三分离”原则,即坚持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与司法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的伊斯兰教论理和“宗教文化”影响下解放出来,并使宗教与国家事务分离。 192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同时废除了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使土耳其快步从传统走进现代。

土耳其风云变幻的时代则为凯末尔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舞台。而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实践也印证了凯末尔主义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思想理论。 尽管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曾出现了诸多的危机,“但是,在这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土耳其还未出现过一次精神危机。这是因为土耳其人以非凡的坚定保持着对共和国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给他国家留下的政治和文化遗产的忠诚。” [⑥]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制定了三部宪法,期间还有多次修改。但是每一部宪法都重申了凯末尔主义,坚持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世俗的、法治国家,坚持三权分立的原则,强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在土耳其社会发展的诸多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土耳其军队以其独特的方式捍卫了凯末尔主义,即先后于 1960、1971、1982、1997年四次干预政治:第一次军队干政主要是反对民主党政府实行独裁统治;第二次干政是政治局势混乱,政府软弱无法收拾残局;第三次干政是由于党派斗争导致政局动荡、政府更迭频繁,经济濒临崩溃和暴力活动猖獗;第四次是迫使执政的繁荣党放弃使土耳其伊斯兰化的措施。土耳其军队在几次干政此后都迅速地还政于民(第四次军方并未接管政权,只是施加压力)。军队只是在危机中履行了宪法赋予的保卫共和国的职责,保卫了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制度、维护了社会稳定、维护了世俗主义的宪法精神。

的确,凯末尔逝世 60多年后,在土耳其还能使人强烈地感到他的存在。这不仅体现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凯末尔塑像,更在于他的思想依然影响、作用于土耳其现代社会的发展,土耳其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深深地刻有凯末尔主义的烙印。

政治思潮的影响力超越了地域界限

一般政治思想的传播几乎不受地域(系指国界、行政区划)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在具有同质文化背景、社会历史条件相差不大的国家、地区,更容易引起共鸣,传播尤快。中东主要政治思潮在中东各国流传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中东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尽管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其宗教文化背景是相同的,阿拉伯国家更是认同为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文化等。中东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都曾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社会历史条件也十分相似的。尽管目前中东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尽一致,但都是发展中国家(只有以色列是个例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不仅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东多数国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也与中东国家截然不同)。

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中东国家无一例外的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东人民的共同历史任务是反帝反殖,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之后,中东国家则面临着如何摆脱殖民主义经济的影响,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尽管中东地区的各民族国家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性,甚至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诸多的矛盾、纠纷与冲突,但它并没有能够抹杀掉中东各民族、国家拥有的这种共同性,即共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历史任务。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为某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在中东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社会政治思潮得以滋养、发展、流传,作用于中东社会发展进程。这些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不仅突破了一国国界的羁绊,冲击着中东地区政治、社会发展进程,其影响还扩及到世界其他地区。

凯末尔主义的影响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现代东方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创了现代东方第一次成功的现代化改革。凯末尔主义对当时东方各国正在进行的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无疑起到了示范作用,推动了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凯末尔资产阶级革命创建的土耳其共和国,不仅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也是中东地区第一个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之前,中东地区许多国家也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也受到世界其他地区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但那些事例或经验毕竟比较“遥远”。凯末尔主义的成功却把土耳其共和国“活生生”地摆在眼前,更何况它与中东各国具有“同质文化” 背景,对中东各国民族主义者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也就更明显。凯末尔主义反对大奥斯曼主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主义,主张土耳其民族主义,放弃以往帝国因征服扩张而合并的其他民族的版图。实际上是支援了奥斯曼帝国属地内其他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

世俗主义是凯末尔得以建立共和国、巩固革命成果的重要保证。不仅鼓舞了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中东各民族,也为他们日后处理政教关系展示了一条可循的道路。此后中东地区出现的一批世俗民族主义国家虽然形式各异,但都无一例外地从凯末尔主义中汲取了营养。

武装斗争始终是凯末尔主义思想理论得以付诸实践并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手段和措施。日后中东地区许多民族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几乎都是直接从凯末尔革命那里获取的经验。例如,萨达特(埃及前总统)在谈到土耳其革命时说,“如果凯末尔没有武装部队,就一事无成,就不能实现革命。” [⑦] 纳赛尔在分析了埃及民族运动历史教训并比较了凯末尔革命的经验之后,也同样得出结论,“控制军队,我们就可以取胜。” [⑧]

纳赛尔主义的影响

纳赛尔主义曾是 20 世纪 50 、 60 年代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其实质是阿拉伯化的民族民主主义。纳赛尔主义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埃及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 [⑨] 实际上也是纳赛尔主义自身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 1952 年革命后,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就发布了 6 条基本原则: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消灭封建主义,剪除外国垄断资本对政府的控制,建立一支强大的民族军队,建立社会主义,建立民主生活。实际上这 6 条基本原则已经包含了纳赛尔主义的主要内容。

尽管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 7.23 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凯末尔革命成功的经验,但它毕竟是一场“阿拉伯版本”的革命,直接影响着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革。此后在纳赛尔主义影响下,许多阿拉伯国家先后发生了通过掌握军队发动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些领导人索性也将自己的军队组织命名为“自由军官组织”。例如 1958 年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费萨尔王朝; 1962 年也门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巴德尔王朝; 1969 年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等。

1953 年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三个圈子的理论,即阿拉伯圈子( the Arab Circle ) , 非洲圈子( the African Circle ),伊斯兰圈子( the Islamic Circle ),埃及则被定位为三个圈子的中心。从这一理论出发,纳赛尔积极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提升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50 年代,当西方列强积极拼凑“巴格达条约组织”时,纳赛尔积极同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等国协调,组成了阿拉伯国家防御和经济合作组织。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则是埃及直接反抗英、法、以三国野蛮侵略。埃及的胜利使纳赛尔成为现代阿拉伯世界的“萨拉丁”,同时鼓舞并推动了中东其他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纳赛尔还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他本人参加过巴勒斯坦战争,在 1964 年促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诞生。 60 年代末期,深受纳赛尔主义影响在利比亚成功发动革命的卡扎菲还曾多次提出阿拉伯国家联合的设想,并几次试图与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组成联邦国家或国家联合体。卡扎菲认为,纳赛尔是阿拉伯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埃及有革命领袖,利比亚有革命群众,埃及与利比亚理应成为一个“革命联合体”。利比亚和苏丹还追随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分别在各自国家推行社会主义。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冷战时期,纳赛尔使埃及置身于东西两大阵营之外,并与铁托、尼赫鲁一起开创了不结盟运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对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运动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场复兴运动在 90 年代又逐渐趋向衰落,但当时、现在甚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对中东乃至中东以外的地区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民族主义思潮曾风靡一时。但是战后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在寻求民族自强、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上却一再受挫,中东各国普遍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失利,又一次重创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却为蓄势待发的伊斯兰思潮留下了发展空间。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建立了“伊斯兰神权共和国”,在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些世俗国家的统治者感到了威胁,许多穆斯林则感到鼓舞、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认同为“自己的胜利”,似乎也要跃跃欲试。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不仅加快在国内全面推行伊斯兰化,还积极向外推广伊斯兰革命,多次召开“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革命力量”会议,使伊朗成为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中心。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土耳其、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苏丹、埃及等,都先后爆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骚动或企图夺取政权的行动,许多中东国家的世俗主义政权受到威胁,使中东地区动荡不安。

1983 年苏丹宣布实行伊斯兰法,试图将苏丹转变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1989 年巴希尔夺取政权后,启用大批“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成员担任政府要职,“伊阵”领导人哈桑·图拉比成为苏丹的“精神领袖”。 1990 年苏丹正式宣布在苏丹北部穆斯林居住区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使伊斯兰教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指导原则。宗教领袖哈桑·图拉比的宗教思想和理论成为国家的政治指导原则,并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迅速推广和传播。哈桑·图拉比也被称为“逊尼派的霍梅尼”。苏丹一度成为继伊朗之后中东伊斯兰浪潮的又一个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阿尔及利亚也受到伊斯兰复兴思潮的猛烈冲击,穆斯林兄弟会提出要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极端分子抢劫了弹药库准备上山“打游击”,许多城市发生了反政府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等事件。伊斯兰拯救阵线借势发展,成员达到上百万人。在 1991 年年底举行的独立后首次多党议会选举的第一轮选举中,“拯救阵线”以“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古兰经就是一切”为竞选口号,竟获全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夺权在即,世俗力量与宗教势力的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 1992 年 2 月阿尔及利亚最高国务委员会宣布实行为期 1 年的紧急状态。此后阿尔及利亚法院以“进行危害公共秩序和国家机构的颠覆活动”、“违反政党法”等罪名,宣布解散伊斯兰拯救阵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终未能在阿尔及利亚夺取最高权力。

尽管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坚持世俗主义的原则,但是伊斯兰教作为传统宗教在土耳其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重大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则刺激了土耳其宗教势力的发展。 1980 年初,土耳其东部就发生了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游行,并提出将土耳其建成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终于在 1995 年伊斯兰政党——繁荣党在大选中获胜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并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领导人埃尔巴坎出任总理。政府的宗教倾向刺激了国内伊斯兰势力的发展,甚至提出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 1997 年在军队的干预下,埃尔巴坎不得不提出辞职。土耳其是中东国家中实行最彻底的政教分离政策的国家,在实行政教分离 70 多年后伊斯兰政党仍可以上台执政,足见伊斯兰势力的影响之大、之深。

政治思潮对中东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犹太复国主义对阿以冲突乃至中东局势的重大影响。

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直接后果是促成了以色列国的建立,从此引发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阿以冲突。阿以冲突的影响还扩及到中东其他国家乃至中东以外的地区和国家。例如, 50 年代阿以冲突引发的大国对抗和美苏危机,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使用石油武器支持阿拉伯对阵国家引起的世界能源危机等。

——阿以冲突导致阿以近 30 年的“全面对抗”和迄今仍未终结的冲突。 1948 年以色列国的成立引发了阿以全面对抗。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阿以双方在政治、经济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方面的激烈对抗。阿以冲突的全面对抗状态一直延续到 70 年代末期埃以签定和平条约。在此期间,阿拉伯世界无论是“前线国家”,还是非前线国家都团结一致、共同抗以。尽管阿以冲突从 90 年代初期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政治解决阶段,约以也签定了和平条约,但阿以冲突并没有结束。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作为 20 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尚未完结的一部分,在以色列坚持黩武主义的打击下,迄今为止仍未能完全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目标。

——阿以冲突引发的暴力活动持续不断使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 阿以冲突引发的各种暴力活动层出不穷,其中既有以色列当局为了镇压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血腥镇压、暗杀活动和军事打击,也有巴勒斯坦人民不甘忍辱进行的殊死反抗,甚至以死相拼。 80 年代以色列当局对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斗争实行“铁拳政策”。沙龙因在 1982 年黎巴嫩难民营惨案中负有直接责任,被媒体称为“贝鲁特屠夫”。沙龙执政后更是采取强硬政策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了“定点清除”的残酷镇压,已有近千巴勒斯坦人被杀、有数千人受伤,在死伤的巴勒斯坦人中既有抵抗组织的政治领导人,而更多的是普通平民。不甘受辱的巴勒斯坦人不惜以死相拼,以色列多座城镇中不断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也使许多以色列平民蒙难。

——阿以矛盾成为大国干涉中东的契机。 在新老殖民主义者争夺中东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角逐中东的历史背景下,巴勒斯坦问题曾是美国在中东排挤英、法的契机,以色列则成为美国在该地区抗衡苏联的战略资产。美前驻埃及大使约翰·巴达尤也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代表了我们在该地区最持久的直接利益”,“使以色列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当然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承诺。” [⑩] 美国甚至认为:“以色列如果在军事上失败,整个中东就有落入苏联手中的危险。” [11] 因此,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力支持以色列,在战争频仍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并最终占领了大片阿拉伯领土。大国的卷入也使阿以冲突更加扑朔迷离。

——巨额军费开支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阿以持久对抗使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安。长期对抗使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国民经济不能以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而必须服从战争的需要,影响了中东社会现代化进程。长期对抗的紧张局势还刺激了中东地区军备竞赛。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中东大部分国家只有一些极普通、数量有限的装备。 50 年代初,中东武器进口额在第三世界国家武器进口额中仅占 12% 左右。 70 年代初,中东武器进口额约占第三世界的 50% ,并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军火市场。 1981 年至 1986 年,中东国家军火进口额高达 900 亿美元。 [12] 激烈的军备竞赛使中东成为明符其实的军火库,进一步加剧了中东的紧张局势,使中东军备竞赛陷入逐步升级的恶性循环之中。

——阿以冲突对世界局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 10 个成员国决定削减石油供应量,并于 10 月中旬和 12 月先后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荷兰实行全面石油禁运。阿拉伯石油输出国还联合第三世界其它产油国,大幅度提高被西方石油公司长期压低的石油标价,使油价飙升了2倍多。石油禁运暴露了西方经济的脆弱性,触发了 1973 — 74 年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14% ,日本工业生产下降了 20% 以上,所有工业国的生产力增长都明显放慢。“石油武器”的使用引发了世界能源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导致了世界经济衰退。

二、萨达姆“新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New Pan-Arabism) 的影响

考察战后中东地区民族国家关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强大的民族国家往往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民族主义思潮往往又演变成“地区大国主义”,对中东局势有着重大影响。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就是如此,“新阿拉伯民族主义”引发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对中东乃至世界局势都有深远影响。

——海湾危机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与分化组合 。 1990 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阿拉伯国家公开吞并另一个阿拉伯独立主权国家,它必然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在海湾战争中有 9 个阿拉伯国家(即海湾合作委员会 6 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以及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等)直接参加了反伊多国部队,昔日互为兄弟的阿拉伯人在荒沙大漠里兵戎相见。 1989 年刚刚成立的阿拉伯合作委员会( ACC ,成员国有埃及、伊拉克、也门、约旦)也因此夭折,而“大马士革 8 国集团”(即海湾合作委员会 6 国和埃及、叙利亚)为了海湾战后安全则应运而生。

——刺激军备竞赛、引发海湾地区持续紧张局势。 海湾危机和战争极大的刺激了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导致军费开支攀升,使中东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同时也为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埋下了隐患。海湾地区更是成为中东国家进口武器装备、军费开支最多的国家。据阿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数字指出, 1990 ~ 1995 年,阿拉伯国家国防预算费约达 1459 亿美元。 [13] 22 个阿拉伯国家的军备、国防和安全费用开支约占国民预算总额的 25.61% 。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和叙利亚的国防预算费占其预算总额的 30% ,其中沙特占 31% (约为 124 亿美元),阿曼占 43.3% ,卡塔尔占 36% ,阿联酋 22.7% ,科威特 29.2% ,巴林 27.6% 。也门的国防预算约占其预算总额的 41.5% 。

——美国加强了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 。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以海湾危机为契机,通过海湾战争和战后中东秩序的安排及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确立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建构一种符合美国利益的地区安全体系。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对其全球战略的意义是,向全世界推出美国模式的中东新秩序,进而建立美国主宰下的世界新秩序。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就曾明确表示,中东可成为“我国对待冷战后世界的方式的一个范例”。 [14] 通过海湾战争,美国实现了其战略目标。美国不仅实现了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在实际上控制了世界石油生产基地,影响着石油价格和流向,同时还为冷战后适时推出美国版本的“世界新秩序”奠定了基础。

——对世界局势和全球能源供求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 。由于波斯湾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海湾战争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均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海湾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的 65% ,为全球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基地。海湾危机爆发后,国际石油价格大幅度增长,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的每桶 18 美元上涨至 25 ~ 30 美元,最高时曾突破 40 美元,由此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统计,海湾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少了 0.3% 。西方工业国经济增长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日本、德国等石油进口大国受影响最大。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受到同西方工业国家贸易交往中“转嫁石油涨价成本”的影响,遭到的打击更为严重,国际贸易逆差加大,能源支出费用增加,债务负担进一步恶化,经济更加困难。


[①] Karpat. Kemal H. Edited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Praeger Publishers 1982, New York, Page xxii.

[②] 参见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1992 年版,第 3 页。

[③] 参见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1992 年版,第 4 页。

[④] 限于篇幅和本章的主旨,无法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性质问题”进行阐述,请参阅王京烈著 《马克思关于识别民族运动的标准——兼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西亚非洲资料》 1987 年第 1 期。

[⑤] 这一点并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故不赘述,但可参阅前引文王京烈著 《马克思关于识别民族运动的标准——兼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⑥] 德怀特·詹姆斯·辛普森《土耳其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代史》, 1980 年第一期;彭树智《二十世纪中东史》,第 17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⑦] 陈公元主编《非洲风云人物》,第 20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北京。

[⑧] 海卡尔:《开罗文件》,第 2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⑨] 参见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第 427 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西安。

[⑩] 王京烈:《美国中东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西亚非洲》 1993 年第四期,第 10 页。

[11] 刘竞主编《中东手册》,第 245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12] 王京烈:《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第 117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

[13] 《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刊载于《中东报》(沙特阿拉伯) 1997 年 5 月 9 日。

[14] 参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 1994 年 5 月 18 日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讲话,美国新闻署 1994 年 5 月 18 日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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