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

风清扬斈 13年前 (2006-09-24) 网络资料 148204 0
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
古代突厥文是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552-745年)和回纥(古代维吾尔)汗国(745-840年)使用的文字.因其在外形上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e)文相似,所以有些学者称之为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为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主要碑铭是在蒙古鄂尔浑(Orkhon )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鄂尔浑突厥文(Orhon Turkic Script ),语言称之为鄂尔浑突厥语(Orhon Turkic).又因为这种文字也在叶尼塞(Yenisey)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叶尼塞文.
这种文字除为突厥汗国使用外,也为西迁前的回鹘人和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今柯尔克孜人的祖先)使用.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古代突厥文碑文发现和研究的情况.
在我国汉文古代史籍中曾谈到公元6世纪左右突厥人已有文字.如《周书· 突厥传》中说:"其书字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传》中下面一段记载也表明当时突厥人似已使用文字:"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翻《涅盘经》以遗突厥可汗"(按此事发生在公元574-576年间突厥陀钵可汗在位时).
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字,其结构如何,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我们并不知道.
早在1692年荷兰人魏津(N. Widzen)在其所著的《北部和东部靼靼里亚》(Noord and Ost Tartarye , Amsterdam , 1692)首次提到西伯利亚存在刻有古代突厥文的刻石.1696-1697年俄国人雷米佐夫(Semen Remezov)在其《西伯利亚图录(Chertezhnaya Kniga Sibiri)一书中也提到七河一带发现这种文字的碑铭.
关于突厥文碑铭的科学报道属18世纪上半期.18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首先是叶尼塞碑铭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旦泽(Danzig)(今属波兰)人梅色尔施米特(D. G. Messerschmidt)(曾作为自然科学家和探险家服务于帝俄彼得大帝)于1721年发现了现称为"Uybat III "的叶尼塞碑文. 1730年瑞典人斯特拉林别尔格(F. J. Stralenberg )(他曾在西伯利亚一带生活13年之久)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和东部》(Das nord-und oestlichen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 Stockholm , 1730 )一书,在该书后面附有第一批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碑铭图片.1793年帕拉斯(P. S. Pallas )又在其《论西伯利亚发现的一种不知名碑文》(Von einer in Siberien gefundenen unbekannten Steinschrift )一文(载该氏所著《自然史与经济学 Naturgeschichteund Oekonomie 》卷五,页237-245)中公布了一些.1818年斯帕斯基(G. Spasskiy )在《西伯利亚通讯》(Sibirskiy Vestnik)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西伯利亚古物札记》(Zapiski o Sibirskikh Drevnostyakh ).不久该文连同图片一起被译成拉丁文登出后,立即引起了西欧学者的注意.1822年当时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缪扎(A. Remusat)在一篇关于此文的评论中写道:"如能解读这些碑文,这将对解决(该地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问题起巨大作用"(Journal des Savants , Octobre , 1822 , pp. 595-602 ).
此后,有不少人研究和试图解读这种"谜"一样的无人知晓的文字.1884年芬兰人阿斯培林(J. R. Aspelin )在比较研究了碑文中的所有文字符号后,虽正确地提出这种文字大约由39-40个符号组成,文字的书写是从右到左,但仍无法确定符号的音值.
同时在此期间关于是什么民族留下这种文字的碑铭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猜测意见:如古代匈奴人,古代芬兰人,古代突厥人,古代蒙古人等.
1889年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组织的以雅德林采夫( N. M. Yadrintsev )为首的蒙古考古队为研究,解读古代突厥文提供了新的材料.
雅氏在这次考查中到过今蒙古共和国的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并粗略地探查了蒙古故都哈拉和林(Qara-qorum )和回鹘汗国故都哈拉巴喇哈逊(Qarabalghasun )遗址.他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Koshotsaidam )湖畔发现了轰动当时全世界学术界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关于这次的发现,雅氏在其《蒙古及鄂尔浑河上游考查总结》一文中这样写道:"非常坚固结实的花岗石千百年来被侵蚀的情况表明,它们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碑上刻有前在西伯利亚其它地方也曾发现过的,谜一样的如尼文(按指古代突厥文).在边上和背面并刻有契丹字(按指汉文).如果是汉文的话,很可能就是解读(另一种)文字的钥匙".
在雅氏的发现后,1890年芬兰也马上派出以海开勒(H. Heikel)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1891年俄国科学院又组织了以著名突厥语言学家拉德洛夫(W. W. Radloff)院士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同年雅德林采夫在蒙古翁金(Ongin)河畔又发现了所谓《翁金碑》.
1892年芬兰,俄国分别出版了两国考古队所拍摄的碑文图录.法文芬兰本题做《1890年芬兰考古队所集鄂尔浑碑文》(Inscriptions de l(i)Orkhon recueillies par l(i)expedition finnoise 1890 , et publiees par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 1892).德文俄国本题作《蒙古古物图录》(Atlas der Alterthuemer der Mongolei , St. Petersburg ,1892).这就给各国学者进一步研究这种不知名的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丰富材料.其中尤以芬兰刊布的本子科学价值较高.
这以后,在新发现材料的基础上,俄国拉德洛夫和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 )二人同时在积极从事碑文文字的解读工作.
1893年12月15日汤姆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胜利解读古代突厥文的经过.该报告的发文本题作《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初步成果》(De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i)Orkhon et de l(i)Ienissei. Notice preliminaire)于1894年在哥本哈根正式出版.
"谜"终于被解开了.原来这些碑文既不属于匈奴人,更不属于什么古代芬兰人,而是属于曾建立强大突厥汗国的古代突厥人.语言是古代突厥语.内容是记述突厥可汗或其王子,大臣的生平事迹和武功.
在汤姆森氏解读这种文字之前,人们已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该二碑都同时刻有汉文)的汉文部分中知道碑铭是属于突厥汗国,语言应为突厥语.《阙特勤碑》并明确写出建碑年代——大唐开元二年(公元732年).这些都大大方便了古代突厥文的解读工作.
首先,汤氏根据这种文字的符号多达38个这一点,认为它不是一般的音素文字(即字母文字),而是音节文字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的语音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其次汤氏根据突厥语元音和谐律这一特点,确定了表示8个元音的四个元音符号.
在解读辅音符号的音值方面,经过深入,仔细的研究,他发现这种文字中的8个辅音,因和其拼写的元音不同(即前元音或后元音)而用8对符号表示.这一发现对解读整个文字系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之后,他根据汉文"阙特勤"的古音k(i)iwat-te(k)-gin 正确解读了kUl tigin 阙特勤 一名,然后又解读了t ngri"上天"一词.在该二字的基础上,他又解读了碑文中常见的 tUrk"突厥"一词.到此,文字的解读工作已基本完成.
汤木森为丹麦著名语言学家,1842年1月25日生于Randers村.1859年依照他父亲的愿望进入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学习,之后转入语文学院.大学期间主修古典语言和北欧(Nordik)比较语言学.除欧洲主要语言外,他尚通晓梵文,阿拉伯文,俄文,芬兰文,匈牙利文等.1869年以《日耳曼语对芬兰-拉普语的影响》获博士学位.1871年任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学付教授,1875年任教授.1877年出版题为《古代俄罗斯和斯坎地那维亚的关系和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一书.1890年发表了《芬兰语和波罗的海语(拉脱维亚立陶宛语)的接触——语言史方面的研究》巨著.他对印度系语言也做过研究.他的名著《(欧洲)语言学史Sprogvidenskabens historie》至今尚未失去其价值.他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是对古代突厥文碑铭和写本的研究.另外他在1916年发表了重要长文《突厥学研究Turcica》(载MSFOu XXXVII , 1916 , 1-107 p.),为对蒙古和叶尼塞突厥碑铭中一些难点做了新的考释.他的另一篇论文《论叶尼塞碑文中一不认识的字母Une letter meconnue des inscriptions de l(i)Ienissei》(JSFOu XXX , 4 , 1913-1918 ,1-9 p.)改正了拉德罗夫错读为b的e字母.这里顺便还要提到1897年他在第11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宣读的的著名法文论文《试论回鹘语的辅音系统》(Sur le systeme des consonnes dans la langue ouigoure)(Keleti Szemle II).文中他令人信服地指明拉德罗夫对回鹘文辅音系统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三大碑文的最新丹麦文译文由德国学者H.H. Schaeder译成德文,发表在德国东方学会刊上(ZDMG LXXVIII, N.F. III ,1924-1925 ,121-175).汤木森的主要论文收集在他四卷名为《论文集》(Samlede Afhandlinger 1-4)(1919-1931)中.他的70寿辰纪念论文集《Festschrift Vilhelm Thomsen zur … 1912》对突厥学来说也很重要.最大的遗憾是:他生前和他的学生Kurt Wulff一起准备的《突厥文碑铭总汇》因后者的死去未能出版.
在古代突厥文碑文研究方面另一位大师就是拉德罗夫(Wilhelm Radloff)(1837-1918)院士.拉氏1837年生于柏林,其父为警官.他在柏林完成小学,中学教育后,毕业于柏林大学哲学系.1858年以题为《宗教对亚洲民族的影响》的学位论文获德国耶那(Jena)大学博士学位.他为了研究北亚的语言,于同年来到俄国.1859年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Barnaul地方冶金学校任拉丁文和德文教员,同时开始学习,研究当地的现代突厥语.他在阿尔泰地区共生活,工作了12年.1866-1907出版了他收集,记录的10卷本《突厥方言材料》(即所谓的Proben)和10卷德文,俄文译文.1872年调任喀山教育督察.1884年后到俄京圣彼得堡任职,任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西伯利亚札记Aus Sibirien》,《北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Phonetik der noerdlichen Tuerksprachen》,《库蛮语汇编Codex Comanicus》,《福乐智慧Das Kudat Bilik(维也纳本)》,《突厥方言词典Versuch eines Woerterbuchs der Tuerk-Dialecte》等突厥学专著.1889年雅德林采夫发现鄂尔浑碑文后,1891-1991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古代突厥碑文的调查,解读和研究工作中.1894-1899年先后发表了5大册《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研究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St.-Petersburg》,《古代突厥语研究Alttuerkische Studien , I-VI》,从而对这一学科的开拓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初开始,随同新疆大批回鹘文献的出土,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入到对回鹘文写本的研究中去,并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文献.
拉氏在1893年12月4日写给汤氏的一封信中,已正确翻译了碑铭III(即哈拉巴喇哈逊碑)中正面的文字.这证明他至少已解读了大部分这种字母(参见Bulletin de l(i)Academie danoise pour 1893, Copenhague, 1894, p.294, note ).拉德洛夫在获知汤氏的解读报告后,立即着手《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全文的转写和翻译工作.1894年拉氏发表了该二碑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转写和德文译文,书名为上面已提到的《蒙古发现的古代突厥碑文》.拉氏取得的成绩虽大,但做得太匆忙.之后,又同样匆忙地出版了三个分册(1894-1895),书名同前:1. Lieferung : 为鄂尔浑碑文(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换写和转写,德文译文 , 2. Lieferung :为上述二碑的词汇,索引和W. P. Wassilyev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的德文译文,苏京城(译音)的汉文录文,3. Lieferung [1895年出版]: 为对鄂尔浑碑文的补正,考释及对翁金碑,回鹘哈拉巴喇哈逊碑的研究(包括和对后者残余突厥文部分的研究和汉文部分的录文[苏京城],德文译文[Wassilyev])以及对叶尼塞河流域,南西伯利亚发现的诸小碑的研究等.1897年出版了该书的新编(Neue Folge),内容主要为古代突厥语语法概要及对碑文的补正及词汇.此外,尚有长达30页由W. Barthold撰写的《论古代突厥碑铭的历史意义》一文.1899年出版了同书第二编(Zweite Folge),其中页1-122为对暾欲谷碑文的研究,并收有夏德[F. Hirth]的《暾欲谷碑文跋》和巴氏的《古代突厥碑文与阿拉伯史料》二篇长文(拉德罗夫的这五册巨著1987年由德国Osnabrueck市的 Otto Zeller Verlag出版社重版(二卷本)).
1896年汤姆森刊布了阙,毗二碑的拉丁字母转写和法文译文,书后并附有语法附加字索引和帕克尔(E. H. Parker)关于《阙特勤碑》汉文部分的英文译文,书名题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Inscriptions de l(i)Orkhon Dechiffrees , Memoires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 Helsigfors ,1896).书中有对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法文译文和研究,同时指出拉氏的一些错误.
这两位学者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好处的,但也给古突厥碑铭的研究带来了不利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权威性的结论带给这个领域研究中的某种教条主义.这方面成问题的是方法学占很大成分.直到今天科学界(尤其是那些不能直接读原文的历史学家)关于蒙古和叶尼塞古代突厥碑铭的知识仍完全建立在汤氏和拉氏著作的基础上.
在此以后又有一些重要突厥文碑铭的发现.1896-1897年卡拉乌尔(V. Kallaur)和海开勒在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塔拉斯(Talas)河流域发现了属于西突厥汗国的《塔拉斯碑》.1897年克莱门茨夫妇(D. A. 和E. Klements)在蒙古的土拉(Tula)河上游右岸与纳来哈(Nalaikha)驿站之间的巴音楚克图(Bain Tsokhto) 地方发现了另一著名的巨碑《暾欲谷碑》.1904-1908年阿德利亚诺夫(A. A. Adrianov)父子,1906-1909年葛兰瑙(J. G. Granoe ), 1909年兰斯德(J. Ramsted t ),1912年阔特维奇( W. Kotwicz )等人又先后在不同地区发现了古代突厥文碑文.近几年在蒙古国又有所谓《雀林碑》(Choren),《塞富莱碑》(Sevrey )等碑文的发现.
用古代突厥文写成,属于回鹘(回纥)汗国的文献保存下来的不多,可分为碑铭和写本两类.碑铭主要有下列一些:《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749-759年在位)碑》(也称《葛勒可汗碑》或《磨延啜碑》,为1909年芬兰阿尔泰学家兰斯德在蒙古希乃乌苏(Shine-usu )地方发现.这个碑虽较残破,但保留的字数较多,对研究回鹘汗国的历史和语言具有重大意义.该碑最先由发现者本人研究,翻译,发表在《芬兰-乌戈尔学报》(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1913年第30期上,题作《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如尼文碑铭》(Zwei Uiguri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Mongolei).其次为《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Toquz Uighur ay-t ngrid qut bolmzsh alp bilg qaghan)圣文神武碑》(即哈拉巴喇哈逊碑).此碑一般认为属于回鹘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时代.碑文用古代突厥文,汉文,粟特文三种文字写成.其中的突厥文部分经拉德洛夫研究发表在其所出版的《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第三分册(1895年)中.可惜此碑的突厥语部分破损太甚,存留的字数不多.第三为一完整的小碑,即通常所说的《苏吉碑》,为兰斯德于1909年在蒙古苏吉(Suji)地方发现,后为兰氏与《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一起发表.最近在蒙古西南部发现的所谓《塞富莱碑》有人认为属于回鹘牟羽可汗,另有人认为属于后来的甘州回鹘可汗.另外,最近在蒙古尚有《塔里亚特(Taryat)碑》(又称《铁尔痕Terkhin碑》或《磨延啜第二 碑》),《铁兹(Tez)碑》(又称《牟羽可汗碑》的发现.
古代突厥文写本是在本世纪初期随同新疆,甘肃(敦煌)大批古代文物的出土先后发现的.其中重要的有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一完整的106页的小书《占卜书》(Yrq Bitig)和新疆米兰出土的军事文件,后经汤姆森研究刊布在英国《皇家亚洲学报》(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2年)和斯坦因所著《极内陆亚洲》(Innermost Asia )一书的二,三卷中.此外,在新疆土鲁番等地尚有其它一些用突厥文写成的写本和刻文发现.
属于叶尼塞河流域古代黠戛斯的碑文约70多个,多为墓志铭,文句通常很短,多为"呜呼,吾今离开了吾之部落,妻子,儿女,民众……吾于……岁时离开了汝等"的内容,间或也有谈到本人生前事迹的,可认为是一种挽歌.叶尼塞碑文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古老.根据最近对碑文氏族,部落印记(tamgha)变化的研究,学者认为大多属于9-10世纪期间.
在中亚七河流域发现的突厥文碑铭约十几个,应属于西突厥汗国.
另外,在高加索,东欧也有类似突厥如尼文的东西发现,学者们正在研究中.
早期对突厥文碑铭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除汤姆森,拉德罗夫二人外,尚有梅里奥兰斯基(P. M. Melioranskiy),万贝里(H. Vambery),马夸特(J. Marquart),兰斯德,阔特维奇等人.之后,又有下列一些人:土耳其学者奥尔昆(N. Orkun)于1936-1941年出版了四卷《古代突厥碑铭》(Eski Turk Yazitlari).日本小野川秀美1943年发表了《突厥碑文译注》(载《满蒙史论丛》第四辑).1941年德国冯加班(A.von Gabain)出版了著名的《古代突厥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1951年前苏联马洛夫(S. E. Malov)出版了《古代突厥文献(Pamyatniki drevnetyurskoy pis(i)mennost(i) ),1952年同氏出版了《突厥叶尼塞文献》(Yeniseyskaya pismennost(i) ),1959年出版了《蒙古和吉尔吉斯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skoy pis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1958年芬兰阿勒托(P. Aalto )刊布了《蒙古古代突厥碑文材料》(Materialien zu den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 JSFOu , 60).1961年法国日罗(R. Giraud)出版了《巴音楚克图碑——校勘本》(L(i)inscription de Bain Tsokto . Edition Critique).1968年土耳其突厥学家塔拉特特勤(Talat Tekin)在美国出版了《鄂尔浑突厥语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书后附有五个主要突厥文碑文的新译文和拉丁字母转写.日人护雅夫也对突厥文碑铭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此外,近年来土耳其和蒙古国合作,对现存的突厥碑文和文物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研究(见大型图录Orhun ,TIKA ,1995; Album of the Yurkish Monuments in Mongolia , TIKA ,2001).日本国学者与蒙古学者对属于回鹘汗国的碑文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绩(见森安孝夫等人《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报告会》1993年).土耳其学者塞尔特卡亚(O. Sertkaya )等人及 芬兰青年学者V. Rybatzki也做出了贡献.
尽管前人对古代突厥碑铭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不能说他们的结论都是确定不移的,因为近年来突厥学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量回鹘文写本的的发现和刊布,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材料.我们要一方面不要抹杀前人的成绩,又要根据突厥学所取得的新成果应重新对古突厥碑铭加以研究.
早在十九世纪末19世纪末我国学者沈曾植等人就对阙,毗二碑的汉文部分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之后,我国学者韩儒林,岑仲勉等人也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前者在1936-1937年根据Schaeder的德文译文,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6卷期和《禹贡》6卷6,7期发表了阙,毗,暾欲谷三碑的汉文译文和考释;后者根据Ross的英文译文对上述三碑作了翻译和考释(载1958年出版的《突厥集史》).1938年王静如根据兰斯德刊布的《两个回纥如尼文碑文》一文,发表了题作《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载《辅仁学志》卷7 ,1-2合刊).不过上述翻译都是从德文,英文转译的.
我本人于1977年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古代突厥语班所编写《古代突厥文献选读》(第一分册)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参考近年来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汇刊了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并附有直接根据突厥语文原文翻译的汉译文.
下面我还想对近些年来世界突厥学界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作进一步的介绍.
从1893年丹麦学者汤木森解读鄂尔浑突厥文以来已过去一百多年.一个多世纪中世界突厥学界对古代突厥文文献的研究成绩斐然,已形成突厥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如尼学(Runology)".它曾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第一阶段,这期间(1894-1899)拉德罗夫先后用德文出版了5册题作《蒙古古代突厥碑文》(W. Radloff: 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 . 1896年汤木森用法文发表了他的奠基性的著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i)Orkhon Dechiffrees),接着是他于1916年发表了回顾性的,题作《突厥学 Turcica》的长篇论文,1922年他用丹麦文出版了对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的总结性的研究,收入他的论著集第三卷中(Samlede Afhandlinger III).
由于20世纪初我国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吐鲁番的古名)王国时期(约850-1250年)的古代维吾尔语写本,世界突厥学家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对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一时期对古代突厥碑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当然这里应提到1936-1941年土耳其学者H. N. Orkun 出版的题为《古代突厥碑文》(Eski Turk Yazitlari)的四卷本的著作和马洛夫(S. E. Malov)的《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i)mennosti ,1951),《蒙古和吉尔吉斯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i)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 ,1959).
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蒙古,苏联和波兰,捷克,民主德国考古学家和突厥学家的努力,又有一些重要的古代突厥碑文的发现,于是开始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从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开始的.这期间土耳其,日本的学者纷纷访问蒙古,或组织蒙土,蒙日联合考古队,对以前发现的突厥碑文和遗物,遗迹进行了重新研究,于是掀起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新的高潮.下面我拟对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作些介绍.
第二阶段是从1959年捷克-蒙古联合考古队开始的.这次集中于对阙特勤碑及其附近遗址的考古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发掘出阙特勤的头像和阙特勤碑文的另一些残片.这次考查队的成果尚表现在一些重要论文的发表上:捷克方面有L. Jisl的《1958年捷-蒙考查队对阙特勤碑铭进行的考古研究报告》(Vorbericht ueber die archaelogische Erforschung des Kul-tegin-denkmalsdurch die tschechoslowakische-mongolische Exoeditiondes Jahres 1958 , Ural-Altaische Jahrbuecher , 32 , 1960),《论古代突厥人的长像》(Wie sahen die alten Tuerken aus , 同上刊 ,40 ,1968),《试论作为东突厥人宗教观念表现的石人和其他石刻雕像》(Balbals, Steinbabas und andere Steinfiguren als Aeusserungen der religioesen Vorstellungen der Ost-Tuerken , Prag , 1970);蒙古方面有N. Ser-Odzhav 的下列论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研究》(Archeologicheskie issledovaniya v MN R ,载《蒙古考古学论文集》 Mongol(i)skiy archeologicheskiy sbornik , Moskva 1962),《蒙古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 Izuchenie drevnetyurkskoy pis(i)mennosti v MNR , 载 Rintchen收集,编辑,出版的法文书:《蒙古发现的岩画和碑文》(Les dessins pictographiques et les inscriptions sur les rochers et sur les steles en Mongolie, recueillis par Rintchen , Ulaanbatar , 1968 ).1962年有著名突厥学家E. Tryjarski参加的,由波兰科学院东方学研究中心组织的蒙古考查队对古代突厥碑文进行了专门的考查和现场研究.他发表了如下的论著:《蒙古现存古代突厥文物的现状及保护问题》(The present state of preservation of Old Turkic relics in Mongolia and the need for their conservation , UAJb , 38 , 1966),《蒙古古代突厥的考古遗迹》(On the atchaeological tracs of Old Turks in Mongolia , East and West 21 , 1971),《关于鄂尔浑突厥碑铭》(Some remarks on the monuments of the Orkhon Turks , Turk Kulturu El-Kitabi , II , Istanbul 1972)等.
在此期间,以苏联学者在蒙古突厥碑文的调查,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他们先后发现了51个古代突厥文和2个粟特文的刻石.这里首先要提到布古特碑的发现和研究: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Arhangai省Bugut地方一个属于突厥时期的墓葬附近发现一方碑铭.开始有人认为上面刻写的文字是回鹘文.后经克里亚施托尔内(S. G. Klyashtirny)和列夫谢茨(V. A. Livshits)研究,确定碑的三面刻写的是粟特文.为建于公元580年左右的纪念一突厥贵族的记功碑.碑文中提到四位突厥可汗的名字:Bumin , Muhn , Taspar , Niwar ,他们分别相当于汉文史籍中的土门可汗(552-553),木杆可汗(553-572),佗钵可汗(572-581),尔伏可汗(581-587).碑文中说到佗钵可汗"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僧团)".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当佗钵可汗在位时,佛教已传入突厥.当时有北齐(550-577)僧人惠琳被掠入突厥.他对佗钵可汗说,齐国的强大是因为皈依佛法的缘故,并向他宣讲了佛教的因果报应的教义.于是佗钵可汗信仰了佛教.从石碑的另一面刻有婆罗米文来看,碑文内容确实应与佛教有关,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一发现具有三点意义:一是早在6世纪下半期,突厥已信仰了佛教(尽管可能只限于上层统治阶级),二是粟特文的使用说明粟特人(既所谓"胡人")在突厥汗国的影响,三是在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尚未有自己的文字.
1971年和1980年克里亚施托尔内用俄文发表了分别题作《(蒙古)东戈壁发现的如尼文碑文Runicheskaya nadpis(i) iz vostochnoy gobi》(载匈牙利出版的《突厥学研究Studia Turcica》,布达佩斯,1971)和《雀林地方石刻上的古代突厥文Drevnetyurkskaya nadpis(i) na kamennom izvayanii iz Choyrena》(载《东方国家和民族Strany i narody vostoka, vypusk ,22》).1980年和1982年克里亚施托尔内分别用俄文(载《苏联突厥学报Sovetskaya Tyurkologiya》第3期)和英文(载匈牙利《东方学报Acta Orient.Hung. t. XXXVI》写成的论文,研究刊布了属于回纥汗国磨延啜可汗的《塔里亚特Taryat碑》(或称《铁尔痕Terkhin碑》).克氏又在1987年和1985年分别用俄文(载《中央亚细亚——新发现的文献和文物Tsentral(i)naya Aziya—novye pamyatniki pis(i)mennosti i iskusstva》和英文(载匈牙利同上刊,卷XXXIX)写成的论文,研究刊布了属于回纥汗国牟羽可汗的《铁兹Tez碑》.再有克氏和列夫谢茨合作研究刊布了用古代突厥问和粟特文写成的所谓《塞夫列Sevrey碑》等.
这里我们还要顺便提到其他欧美学者的贡献:如英国克劳森爵士(Sir G. Clauson)关于《翁金碑》,《阙利啜碑》的研究, 美国(现已回土耳其)特肯(T. Tekin)的研究,法国突厥学会主席路易·巴赞(L. Bazin)教授的研究和法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吉饶(R. Giraud先生对《暾欲谷碑》的研究,芬兰阿勒陶(P. Aalto)教授等人根据老一辈阿尔泰学家和突厥学家兰斯铁(G. Ramstedt)教授关于《暾欲谷碑》所留下的该碑照片和拓片所做的新研究,意大利邦巴西(A. Bombaci),挪威浩夫道根(E. Hovdhaugen),丹麦梅业尔(I. Meyer)夫人等人的研究贡献.
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三阶段是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活动主要由土耳其和日本学者进行的.土耳其方面由新成立的土耳其国际合作部(土文名字:Turk Ishbirligi ve Kalkinma Idaresi Bashkanligi ,简称TIKA , 英文名字Turk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ration ,简称 TICA:)牵头与蒙古政府合作组织了土蒙联合考查队,对蒙古现存的古代突厥碑铭(特别是对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考查研究,已出版了大型图录若干种,如:《鄂尔浑Orhun—The Atlas of Historical Works in Mongolia ,1995 , Ankara》,《蒙古突厥文物Album of the Turkish Monuments in Mongolia ,2001 , Ankara》等.
日本由文部省资助组织了为期三年(1996-1998)的专门考查研究蒙古现存遗迹和碑文的科研计划,考察队由突厥学家,粟特学家,蒙古学家组成.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1999出版的《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一书中,书中包括对布古特碑,阙特勤碑,翁金碑,阙利啜碑,磨延啜碑,塔里亚特碑,铁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塞福列碑以及蒙古时期的蒙汉文碑刻的研究报告.
目前世界研究古代突厥碑文的突厥学家正在酝酿出版古代突厥碑铭汇集的问题,但愿这一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能早日实现.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8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新疆阿尔泰地区的一部分蒙古族)说9种突厥语(维,哈,柯,乌,塔,撒,裕等语言以及土瓦语[阿尔泰地区一部分蒙古族说的语言],黑龙江柯尔克孜语),在世界突厥语的种数上居第二位(仅次于俄国),理应在世界突厥学(包括古代突厥如尼学)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最后我还想就如何学习,研究古代突厥语文说说我的一些看法.对汉族同志来说,首先要掌握好一种现代突厥语(如维吾尔或哈萨克语等)(这里也包括对突厥比较语言学和突厥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然后再认真学好古代突厥语.为了学好这些方面的知识,就要掌握几种外语:除国际流行的英文外,首先要学习德语;这是因为拉德罗夫(W. Radloff),葛玛丽(A. von Gabain),缪勒(F. W. K. Mueller),邦格(W. Bang),勒寇克( Le Coq)等著名突厥学家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研究的经典著作都是用德文写成的;加之这些年来德国柏林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在回鹘文献研究和刊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献方面的研究,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用德语写成的.由于前苏联和俄国长期在突厥语言学研究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因过去和现在其国内都有许多操突厥语的民族居住之故),加之又有一批像马洛夫(S. Malov),克里亚施托尔内(S. Klyashtorny),阔尔木辛( I. Kormushin),古泽夫( V. Guzev),瓦西里也夫(D. Vasil(i)ev)那样主要从事古代突厥语文献研究和像巴斯卡阔夫(N. A. Baskakov),谢尔巴克( A. Shcherbak)那样的突厥语言学专家,所以俄文也是要掌握的.由于1893年首先解读鄂尔浑古代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木森(V. Thomsen )的主要奠基性著作是用法文写成,加之法国也出现了像路易·巴赞(L. Bazin),
哈米勒屯(J. Hamilton),吉饶( R. Giraud)等优秀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所以法文也是要懂的.再有日本长期以来就有研究中亚,西域历史,文化的传统,加之近些年来又出现了如庄垣内正弘,梅村坦,小田寿典,森安孝夫,林俊雄,大泽孝,片山章雄等新一代突厥学家(老一代如羽田亨,小野川秀美,山田信夫,护雅夫等人的著作且不说),所以也要花费一些时间学习日文(至少能达到阅读专业书籍的水平).近三,四十年来,土耳其(其语言属突厥语系)由于重视对古代突厥历史,文化,语文的研究,不仅许多欧美出版的重要的有关著作很快就有了土耳其语译本,而且本国学者也发表,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如Talat Tekin , O. Sertkaya等人的著作也是要阅读的.这里还要顺便提及近年来土耳其学者除继续进行传统的语文学(philologic),历史学的研究外,也开始了对碑文的文章语言学(textlinguistic)方面的研究.所以为了达到能达到阅读土文的水平,对土耳其语也要下些功夫.那种认为已学好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的人,不学土耳其语也能看懂土文的观点,只是想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对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的民族青年同志来说,要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还有要首先学好汉文,要能阅读汉文古籍.众所周知,关于古代突厥历史的材料主要保存在汉文史籍中.作为中国的突厥学家,我们理应要有这方面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不论对汉族抑或民族同志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学术研究本身就没有捷径可走,它要求要有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幸世界学术发展到今天,不论任何学科都已有了前人奠基性的著作.只要在前辈学者已为我们开创的道路上,勤于钻研,勇于开拓,未来的中国突厥学家定会有所成就的.最后,我衷心祝愿我国的突厥学研究繁荣昌盛!
碑铭最早的照片复制品为上面提到的芬兰考查队1888年1890年两次所摄,见于下列两种著作中:1)《芬兰考古学会搜集刊布的叶尼塞碑铭》(Inscription de l(i)Iénissei recueilles et publiéés par la Société Finlandaise d(i)Archeologie, Helsingfors,1889),对开本(in-folio),正文19页,32张复制图版,30页,一页字母目录,另外有8个碑的照片(I,VI,XII,XIV,XXI,
XXIV,XXVII,XXX ,相当于马洛夫的:1,4,16,17,28,31,34,37).虽摄制较早,但照片质量很好.一般说比起拉德罗夫的重新描过的照片要可信得多.2)《芬兰考查队和芬兰-乌古利安学会搜集刊布的鄂尔碑铭》(Inscriptions de l(i)Orkhon recueillies par l(i)Expedition Finnoise 1890 et publiéés par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1892 ),对开本,49页导言,Orkhon 碑 I, II,,III 的排字复制,22页字母组合的索引;外有这三个碑的66张图版.这些图版比拉氏描过的图版要可信得多.拉德罗夫的《蒙古古物图录》(Atlas der Altertümer der Mongolei, S.-P., 1892-1899 ),对开本,共118个图版.他的这个图录与其名字不符.除蒙古发现的碑铭(Orkhon I, II, III;Ongin;Ixe-Asx t ;Tonyuquq;Ixe-Xanuin-Nur)外,尚包括叶尼塞碑(相当于芬兰版的I,III, IV, V, VI, VII,VIII,XI,XVII-XXV,XXVIII,XXX;相当于马洛夫1952年版中的编号:1,3,4,9,10,12,14,20,24-32,35,37;此外马氏下列编号不见于芬兰版:5-8,11,13,15).此外,尚有1893年克利门茨(Klementz)发现的Xoitu-Tamir碑的用毛笔摹制的本子的复制品.拉氏的图录尽管数量多,但遗憾的是其中一部分被拉氏重新描过,为的是"更清楚些".除这三大集录外,尚有个别碑铭的照片发表在下列文章中:兰铁氏(G.J. Ramstedt)的《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如尼文碑铭》(Zwei uiguri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O.,XXX,3,Helsinki,1913-1918, 63页);外有Sudji 碑和Shine-Usu 碑的质量很好的照片.阔特维奇(W. Kotwicz)和萨莫依罗惟奇(A.N. Samoylovich)的《蒙古中部依赫-呼韶图发现的突厥碑铭》(La monument turc d(i)Ikhe-Khuchotu en Mongolie centrale,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IV, Lwow, 1928).这个碑的照片质量很好.多内尔(K. Donner)和莱塞宁(M. R s nen)的《两个新发现的突厥如尼文碑铭(Zwei neue türkische Runeninschriften, J. de la Soc. F.-O.,XLV, Helsinki,1931),为在贝加尔湖 Olkhon 岛上发现的纺锤上的两个铭文的照片.中亚塔拉斯河谷发现的一些碑文(Inscriptions de la vallée du Talas)虽然十分有趣,可惜尚未以照片的形式刊布过.但很好的摹本(用毛笔)为海凯尔(H. J. Heikel)刊布:《中亚塔拉斯河谷发现的古物》(Altertümer aus dem Tale des Talas in Turkestan, Travaux Ethnographiques,VII, Helsinki, Soc. F.-Ou., 1918),其中图版XXII-XXIV 为这一组碑.在土耳其学者奥尔昆(H.N. Orkun)的书中可见到所有碑的复制件(除一些叶尼塞碑外).另外,在1952年马洛夫出版的叶尼塞碑文中,除复制拉氏图录中的一些图片外,尚有下列名字的碑文照片:Uyuk-Tarlak(芬兰版之I ,马氏之Nr. I ),Begre(马氏之Nr. 11 ,铜板很好), Oznazhennaya(芬兰版之XVIII,马氏之Nr. 25 ,都清楚可读 ),Oya(芬兰版之XX ,马氏之Nr. 27),Kemchik-Djirgak(马氏之Nr. 41 ,铜板很好),Abakan (马氏之Nr. 48),Tuva I, II, III(马氏之Nr. 49-51).此外,1983年苏联D. D. Vasil(i)ev出版了名叫《叶尼塞河流域突厥如尼文文献汇编》(Korpus tyurkskikh runicheskikh pamyatnikov basseyna Eniseya)一书,书中收有一百多个短的碑文的释读和图板.最后,上面提到的兰氏,格氏及阿氏的著作中有敦欲谷碑及Shiweet-Ulaan 碑上许多质量很好的印记(tamgha)照片,以及Xoitu-Tamir 碑1909年格氏亲手摹写的照片,可补克来门茨的不足.
在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方面,这里顺便指出,俄国有个别学者提出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是用韵文写成的说法,并就这一点展开了讨论.目前尚没有定论.但看来散文中插有韵文或对仗这点是可信的,也不时有格言谚语的引用.这些用古代突厥文写成的碑文可看作突厥民族的第一批文学作品.
古代突厥文碑文按地区分类可分为:
蒙古高原
叶尼塞河流域
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列那(Lena)河-贝加尔(Baikal )湖地区
阿尔泰地区
新疆(吐鲁番,米兰等地)和甘肃敦煌
中亚(七河流域,费尔干盆地)
东欧(顿涅茨Donets 河,多脑Donay 河流域等七个地区)
按政治,部族分类可分为:
东突厥汗国(即第二突厥汗国)
黠戛斯(古代吉尔吉斯人)
骨利干(Quriqan )族
西突厥汗国
漠北时期的回纥(回鹘)汗国
高昌回鹘汗国(包括甘州回鹘王国)
彼切尼克(Pecheneg)族等
按内容可区分为:
历史,传记性质
墓志铭
刻在岩壁上的记录
宗教性质的
官方记录
日常用器上的铭文等.
我国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8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新疆阿尔泰地区的一部分蒙古族)说9种突厥语(维,哈,柯,乌,塔,撒,裕等语言以及土瓦语[阿尔泰地区一部分蒙古族说的语言],黑龙江柯尔克孜语),在突厥语种数上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俄国),理应在世界突厥学(包括古代突厥如尼学)占有一定的地位.
古代突厥文从1893年解读以来至今已过去一个多世纪.由于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碑文是突厥,回鹘人自己留下的最早文献(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留下的最早的民族文字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学,语言学和文化史方面的意义,所以一直吸引着国外学者们的注意,先后被译成英,德,法,俄,日,土耳其等国的语言,发表了许多研究论著.反观我们对这方面的确研究则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过去虽有个别碑文的汉文译文,但都是从欧洲文字间接转译过来的,至今尚未出版原文的拉丁字母转写和从原文翻译的确切可靠的汉文译文.
此外,尚有人称之为兰突厥(K k Türk)文,西伯利亚文,前伊斯兰文等.
今中亚七河,费尔干和高加索,顿河流域以及东欧发现的如尼文铭文尚不能完全解读.
关于此二碑的建立和当时唐朝政府派人参加建碑的经过,我国早在一千年前成书的新旧唐书中就有详细记载.如关于阙特勤碑,《旧唐书》卷194中说:"阙特勤死,(玄宗)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七百年前,我国13世纪时的诗人耶律铸在其《双溪醉隐集》(《取和林》一诗下的自注)中写道:"和林城毗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毗伽可汗宫城遗址.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公元732年)御制御书阙特勤碑".此外,元朝陈宜甫也提到此碑(见《秋声诗集》最末一篇《和林城北唐阙特勤坟》诗,载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其中有的是否为用突厥语录写成,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汉文译文后又分别刊于林干的《突厥史》(1988)和林干,高自厚的《回纥史》(1994)中.
他的解读古代突厥文可以和19世纪上半期法国学者尚伯林( J-F. Champollion)解读古埃及文相媲美.
1987年德国Osnabrueck市的一位旧书出版商曾出版过两卷本的重印本,可惜当时我囊中羞涩,未能及时购买.听说该书现在也已绝版.
本文前一部分可算作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一阶段.
因我不懂捷克文和波兰文,用这两种语文发表的论著在此省略.
最近日本吉田丰教授认为应读为"建一大的法石"(见该氏的《布古特碑文》,载森安孝夫等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1999,大坂.
这里我略去了在前苏联阿尔泰-叶尼塞地区,塔拉斯地区发现的古代突厥碑文及其研究,也略去了北高加索,东南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发现的类如尼文刻文的研究.
关于近年在蒙古发现的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可参看土耳其学者O. Sertkaya 《蒙古人民共和国古代突厥文碑文考古学和语文学研究概述》(Kol Tigin(i)in olumunun 1250.yil donumu dolayisi ile Mongolistan Halk Cumhuriyeti(i)ndeki Kokturk harfli metinler uzerinde calismalara toplu bir bakis)一文 , 载该氏论文集, Gokturk tarihinin meseleleri, 1995 , Ankara.
由我翻译成汉文的德国著名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的经典著作《古代突厥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即将由内蒙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方面最新的著作有Leyla Subasi Uzun的《鄂尔浑碑铭文章语言学结构》( Orhon Yazitlarinin Metindilbilimsel Yapisi) , Ankara , 1995.
如阙特勤碑南面第3行对仗式的句子:
ilgArU shanduN yazyqa tAgi sUlAdim// 前面(东面)我曾征战到山东平原,
taluyqa kichig tAgmAdim// 几乎达到海(滨);
birgArU toquz ArsinkA tAgi sUlAdim// 右面(南面)我征战到九姓焉耆,
tUpUtkA kichig tAgmAdim// 几乎达到吐蕃.
再如阙特勤碑东12行:
qangym qagan sUsi bOritAg Armish,我父可汗的军队像狼一样,
yaghysy qony tAg Armish. 敌人(的军队)像羊一样.
同碑北面第10行
kOrUr kOzUm kOrmAz tAg, 我的眼睛好像看不见了,
bilr biligim bilmAz tAg bolty. 我的智慧好像迟钝了.
格言谚语的引用:
turuq buqaly sAmiz buqaly yraqda bOlsAr 如在远处区分瘦公牛和肥公牛,
sAmiz buqa turuq buqa tiyin bilmAz Armish 人们就不能知道哪个是肥公牛,哪个是瘦公牛.
"

相关推荐

  • 网友评论

    • (*)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