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临川文化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6-09-04) 网络资料 2543 0

简论临川文化

  

作者:吴林抒 出处:《临川文化论萃》 日期:2004-05-14

 

   临川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他源远流长,影响广泛。那末,什么是临川文化呢?"临川文化"是指由武夷山环绕的抚河水系,以临川古邑为汇合中心,经受历史时空的孕育,人们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生存发展中精神行为的升华。其人文、风物、哲学、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理、学术、宗教、民俗、体育、语言、建筑、美食等实行向性组合;辐射昭武、南岭、庐陵、洪都和浙皖、瓯闽部分领地,而形成独具特色,自有特征,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它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心力资源,建构赣文化的重要支柱,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

临川文化的历史渊源

首先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临川建置已近2000年,南城早于临川建置,但最早、最长时间成为郡、州、府治的是临川,距南宋都城最近的也是临川。南城有一座洞天福地麻姑山,许多官宦和文人学士曾去游览,作诗题书,但他们的活动中心,任职地点都是在临川,特别是一种"文化向性"和"精神组合",以及"文化趋势"的历史进程,使抚州地区的文化属性纳入"临川文化"的范畴。


临川建置于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即公元96年。如今,除了发现50余座汉墓群外,还在金坪磨盘脑、羊坡石、雷劈石、罗成岭等发现8万余平方米的商代遗址。因此,从研究文化的角度看,临川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度"还要大大地超出它的建置时间。
临川文化区位于江西东部,约界于东经115o35(i)至117o18(i),北纬26o29(i)至28o30(i)。东邻福建建宁、泰宁、光泽、邵武;南接石城、宁都;西连永丰、新干、丰城;北毗贵溪、余干、进贤。南北长222公里,东西宽169公里。总面积18816.92公里,占全省总面积11.27%。


临川文化区历史悠久。夏禹时地处扬州域。春秋时为百越之地。战国时属楚。秦时属扬州九江郡。汉改九江郡为豫章郡。汉高祖五年,建南城县,属豫章郡。东汉永元八年分南城一部置临汝县,县治高在临川古邑,仍属豫章郡。三国时为吴地,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建临川郡,郡治设在临汝县。两晋、南朝相沿。南朝梁陈时,以今之崇仁、丰城、永丰、新淦等县增置巴山郡。临川郡初属江州,汉武帝时与巴山郡同属高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郡扩州,以临川郡并巴山郡之一部置抚州,隶属洪州总督府,抚州从此定名。唐朝抚州属江南西道。五代时,属扬吴,升为昭武军。宋起,分为抚州和建昌军,属江南西路。元朝时改为抚州路、建昌路,另置南丰州,同属江西行中书省。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改抚州路为临川府,不久易名抚州府。同年二月升建昌路为肇县府,九月改为建昌府。明洪武初,仍设抚州府、建昌府,南丰降州为县,属建昌府,均隶属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湖东道。清时仍称抚州府、建昌府,属南抚建道。1930年至1934年间,黎川、资溪、广昌、南丰、宜黄、乐安等县均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立苏区闽赣省和江西省。1932年7月,东乡珀干一带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属苏区赣东北省。1949年5月9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抚州,7月1日组建抚州分区,江西省抚州分区行处长督察专员公署驻临川市。1950年9月13日,改抚州分区为抚州区。1952年8月,更名为抚州专区。1967年3月,改为抚州地区。1968年2月,复称抚州分区。1971年1月22日,再度改为抚州地区,属江西省。

临川文化区的行政区划为:三国吴太平二年,临川郡辖临汝、南城、西丰、新建、安浦、永城、宜黄、南丰、东兴、西城10县。南朝梁陈时增设巴山郡、领巴山、西宁、新建、新平、丰城、广丰、新安7县。隋朝临川郡、巴山郡之一部置抚州,原辖区并为临川、南城、崇仁、邵武4县。唐朝时,邵武县划出,增设南丰县。南唐时,辖临川、崇仁、南丰、宜黄4县,另置昭武军,辖南城、东兴、永城3县。宋朝抚州辖临川、崇仁、宜黄、金溪、东安5县,建昌军辖南城、南丰、新城、广昌4县。元朝抚州路辖临川、崇仁、金溪、宜黄、乐安、东乡6县,建昌府辖南城、南丰、新城、广昌、泸溪5县。民国二十四年,南城、南丰、东乡、临川、宜黄、崇仁、乐安、金溪、资溪、光泽、黎川11县划为江西省第七行政区,广昌划出属第八行政区。
1949年7月1日成立抚州分区,辖临川市及临川、崇仁、宜黄、金溪、乐安、南城、南丰、资溪、黎川9县。1950年3月27日,临川市并入临川县。1951年6月,改临川县城关镇为临川县抚州市。1952年8月,广昌县由宁都专区划归抚州专区管辖。1960年6月11日,进贤、东乡两县划归抚州专区。1983年7月23日,广昌县划归抚州地区。1983年9月30日,进贤县划入南昌市。至此,抚州地区辖抚州市和临川、崇仁、宜黄、乐安、南城、南丰、广昌、黎川、资溪、金溪、东乡11县。
 

现在,我们将今抚州地区亦即"临川文化"区的县(市)排出一个顺序和隶属情况,大家就会一目了然地看出"临川文化"的历史渊源。
南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县。三国、晋、南朝属临川郡。
临川: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因有临、汝二水绕廓,故乡临汝县。三国时设临川郡,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临川郡易名抚州,临汝县改称临川县。
崇仁:三国、南朝、隋均属临川郡。
宜黄:三国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析临汝、南城部分领地,立县于宜黄二水汇合处,称名,属临川郡。
南丰:三国吴太平2年(公元257年)析南城县南部置县,属临川郡。
金溪:南唐交泰元年(公元958年)以上幕镇和临咱归政乡设金溪场。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划临川归德、顺德、顺政和金溪场合成。
资溪: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设泸溪,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因湖南有此县名,故改为资溪县。两晋、南北朝、隋、唐均属临川郡。
黎川:南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析南城县东南乡置一新县,故曰新城县。属抚州。
广昌:抚河发源地。南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析南丰县南部之天授,南丰、兴城为一县,因道通闽广和南昌而名广昌。
乐安:南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以崇仁天授、乐安、忠义和永丰的立道置乐安县。属抚州。
东乡县: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析临川东厢、割金溪和饶州府的余江、余干及进贤部分领地而成。
抚州市:由临川分出,1951年6月改临川县城关区为临川县抚州市,1955年独立成为抚州市。现已和临川县合并为临川市。

临川文化的地理成因
地理环境,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人文的、生物的等等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基础,创造文化的自然前提。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文化有声有色的表现比喻为一幕接一幕的悲喜剧,那么,这些民族、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戏剧得以演出的舞台和背景。当然,地理环境不仅是文化的消极衬托物,自从人的因素渗入地理环境之后,地理环境已经成为各民族、各国度文化的构造成分,成为锻治文化合金的重要元素,地理环境不是脱离人类生活的纯客观事物,而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可能成为人类提供福利或造成阻难的物质和能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人类活动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地球上愈来少有全然不受人类影响纯地理环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世界环境称作"社会--地理环境"。
文化发展的"唯智慧论"是对立的一极,它企图把地球逐出社会,把自然逐出历史,将文化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进而归结为天才的创造。与排斥地理因素的"唯智慧论"相对立的另一极,是"地理唯物论",它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所著《论空气·水之环境》一书,强调地理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古希腊最渊博的学者亚里斯多德提出:地理的各种可居住性和不同的纬度有关,他创立环境地理学,认为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又是制约社会存在的相关体系,从而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围之内。文艺复兴晚期字者、法国人让·博丹认为,"整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他不单把人的心理、气质的自然条件基础归结为纬度高低造成的气温差异,还归结为经度造成的温度差异。此外,让·博丹还注意到人类法规、意志和教育对自然条件的反作用。他的思想表现了人文主义者对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相互关系的重视。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之一孟德斯鸠系统地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他在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把纬度和滨海性作为人确定制度的决定因素。中国近代文化人梁启超、杜亚泉、李大钊等在追溯中西文化差异性的原因时,主要用孟德斯鸠提供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和方法,故其在文化生成机制研究上的成败得失,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优长和缺陷直接相关。十九世纪初叶的德国哲学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的作用问题有比较深刻的看法,他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归结为三方面:对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发生作用;对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发生作用;对民族性格发生作用。不过,黑格尔并没有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他特别申明,应当给地理环境的作用力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不能单独生产荷马。这就对文化成因作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考察预留了广阔天地。
人类的生方式,人类创造下的文化,不是环境单独的产物,而是环境因素与人文因素(社会、历史、心理)的复合体。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只是形成人类成只和文化的复杂因果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对民族性格和文化风格的建造,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作用的。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物质生活和生活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是决定社发展程度,因而也是决定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力量。而地理环境是人类休事社会和平的物质前提,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下是在这一意义上,物质生产及其技术系统构成地理环境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文化创造的主要媒介。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存在着经常的关系。有江河灌溉的暖温带--来热带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充分的热能和水分,故农业最早得到发展;草原--荒漠展开了流动畜牧的广阔场所,成为游牧经济的温床;滨海地区拥有鱼盐之利和交通之便,工商业应运而兴。上述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型范,又是各种格局的文化类型得以形成的基础,影响着各地域人群共同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大河--农业文明的稳定持重,与江河灌溉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有关;草原--游牧文明的粗犷骠悍、惯于掠夺,与来自草原多变的恶劣气候提供的"射生饮血"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展开了流动生活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辽阔领域相联系。
地理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风俗习惯、性格面貌,但这种影响要靠人们自身的活动实现。《国语》谓:"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便注意到地理环境影响民性所经由的中介--人自身的淫逸或勤劳。《汉书·地理志》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运静亡常,视君之情欲,故谓之俗。"把风俗看作地理环境和社会教化共同产物。
地理环境还可以直接赋予某些文化以色彩,如藏族民歌、蒙古族民歌、江西小调便洋溢着高山雪峰,辽阔草原、水乡泽国特有韵味;史诗《罗摩衍那》则弥漫着南亚次大陆热带丛林的神秘情致。酷热的气候还影响人们的思想,古鳊学者为避酷暑,到清凉的山林修行,其出世思想与炎热气候有一定关系。所以有人把盛行出世观念的印度文化称作"乡土文化"。
总之,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创造的作用是真实而多侧面,持续而深刻的,但这些作用主要又不是立竿见影的。在通常情况下,地理环境只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至于某种可能性以某种形态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人是一种理性动物,具有人文--社会传统。人类活动并非由地理环境直接和单独决定。人类对自然提供的可能性有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受到社会诸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等方面的制约。地理环境不过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机遇,绕过或克服这种阻难的自觉力量。尤其是当人文传统形成以后,便以相当顽强的定势,久远地影响文化发展方向。所以,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中可以产生迥然不同的文化类型,如纬度、气候接近的东亚大陆和北美大陆所出现的文明,无论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均大异其趣;在同一区域,地理环境并未普通化,或变化甚微,因较大的人文因素介入,文化可以发生剧变,如在欧洲人抵达前后,美洲大陆上的文明类型便颇相径庭。
人类的社会因素具有强大的选择能力。使人类可以在同一自然环境内创造不同的文化事实,自然是相对固定的。人文是相对无定的,但无定的人文因素并不能天马行空中楼阁纵横驰骋,而必须以相参固定的自然因素为物质基础,把握自然因素提供的可能性,去创造文化的巨大影响,并进而考察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以及中华民族如何在这些可能性中作出自己的抉择,创造出独具风格的文化类型。
临川文化区域的地理环境从地形上看,全区东南西三面环山,武夷山脉逶迤境东南,雩山山脉绵延境西南,地势南高北低,由北向南渐次向鄱阳湖平原地区倾斜。境内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岗地、谷地广布,河谷平原开阔,土地连片集中,抚河水系网及全境。海拔大于500米。相对高度200米以上的山在面积为3673.43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19.52%。海拔100-500米,相对高度50-300米左右的丘陵面积为11807.43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62.75%。海拔小于100米,相对高度30-80米的岗地面积为1735.58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9.22%。相对高度5-30米,平坦开阔,地形很小起伏的平原面积为1600.48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8.51%。
临川文化区地形可分为四类:一是北部抚河冲积平原与丘陵区。包括临川市、东乡县和崇仁县以及金溪县大部、宜黄北部、乐安西北部等地,土地面积6765.72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35.96%。二是西部中低山与丘陵区。包括宜黄县的大部分、崇仁县西南部、乐安县东南部、临川南部、南城县西部、南丰县西部,广昌县西北部等地,土地面积4553.7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24.2%。三是东南部中山区。包括金溪县东部、资溪县全境、黎川县东南部、南丰县西南部、广昌县东南部等地,土地面积3879.3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20.6%。四是中南部丘陵区。包括南城县、南丰、黎州县的大部分、广昌县中部等地,土地面积3618.2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19.22%。
临川文化区山地大多分布于边缘地带,分属武夷山和雩山两大山脉。东南部沿闽赣省界延伸的武夷山脉,界于区内的资溪、黎川、南丰、广昌县与福建光泽、泰宁、建宁县之间,山脉呈东南向西北走向,全长约250公里。海拔高度1000-1500米,相对高度大于500米。主要山峰有资溪肥的鹤东峰(海拔1364米)、出云峰(1278米)、野鸡顶(1224米)、大旭山(1107米)、黎川县的杨山岭(1513米)、莲荷峰(1494米)、会仙峰(1355米)等。武夷山地势高耸,期间著名的资溪铁牛关、黎川杉关、南丰甘家隘等山坳隘口,自古以来就是闽赣两省重要交通孔道。西南部宜黄、乐安等县的山地,属雩山余脉,山体由西南部突入向北延伸至临川西南部的芙蓉山,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上,相对高度大于500米。主要山峰有宜黄、南丰的军峰(1761米),乐安县鸭公嶂(1346米),崇仁县的相山(1219米),宜黄县的大王山(1137米),临川、南城的芙蓉山(1176米)等。
临川文化区河流属长江流域鄱阳湖水脉。主要特点是水系完整,河道密布,溪流不断,水面广阔,水流量大,含沙量少,水能资源丰富。全区河流主要为抚河水系,平均年经流量181亿立方米。
抚河是江西省第二大河,发源于赣闽边界武夷山脉西麓血木岭,流经广昌、南丰,于南城右汇黎滩河,经金溪,于临川左纳临水,右纳云山河,此后分别注入赣江及鄱阳湖。南城以上为上游,称盱江。抚河全长317公里,流域面积17350平方公里。抚河水系在临川文化区域集水面积为15945.6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91.9%,占全区土地面积84.6%。
信江支流泸阳河、白塔河分布于资溪、金溪、东乡三县,泸阳河内集水面积984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5.2%,白塔河区内集水面积438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2.3%。
赣江支流乌江水系网及乐安,集水面积1417.9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7.5%。梅江水系网及广昌,集水面积44.5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0.24%。
临川文化区属中亚热带季风型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四季分明。春季冷暖空气活动动频繁,阴雨连绵少日照。夏季多偏南风,初夏温多雨,盛夏干旱炎热。秋季常受变性高压控制,秋高气爽多晴天。冬季盛行偏北风,寒冷干燥。全区年平均气温17.6℃。1月份平均气温5℃,7月份平均气温29℃。极端最低气温-11℃(1973年12月26日出现在资溪县),极端最高气温42.1℃(1971年7月31日出现在崇仁县)。无霜期在263至278天之间,全区平均270天左右。临川文化区属短日照区,日照总时数为1647-1971小时,全区平均1780小时。年降水量1642-1922毫米,局部地方高达2619.2毫米。全区平均降水量1735毫米。降水量总趋势是东部多,西部少,山区多,平原少。全区平均雨日为160-170天,资溪县183天为最多,临川市158天为最少。
临川文化区有许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长,其中高等植物有3000余种,棵子植物7科17种,被子植物143科857种,优良速生树种26科55种,庭院观赏树20种,药用植物116科477种,珍贵衡有树种11科13种,属于国家保护的有12种。全区森林覆盖率3461%,人均森林面积3.08亩,活立木蓄积量2450余万立方料,毛竹蓄积量8826余万根。野生动物资源种类繁多,昆虫有18目118科916种,其中有害昆虫8目88科808种,有益昆虫10目30科108种。鸟类107种。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有金猫、云豹、豹、华南虎四种,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的有猕猴,穿山甲等13种,还有数量可观的药用动物和皮毛动物。全区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70.246万千瓦,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为49.143万千瓦。全区有色金属矿主要有铜、铅、锌、钴、钡;稀有金属主要有铀、钨、铌、钽、稀土金属等;黑色金属主要有欣;燃料矿主要有煤;非金属矿有高岭土、瓷土、重晶石、钨、铜、铀等矿最为丰富,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临川文化的人文基础
一个区域文化的生成,除了历史缘因和地理环境之外,十分重要的还是人文基础。
1993年1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临川县志》志首中有一篇非常别致的《才乡纪略》,对"临川文化"的人文基础有充分的叙述。
临川自古文风昌盛,英才辈出。早在唐朝,王勃在他所写的传世名作《滕王阁序》中,就发出过"光照临川之笔"的由衷赞叹。至宋,又因科举连捷,流光溢彩,被著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民间大众俗称为"才子之乡"。
临川自东汉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由于历史的机缘,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诗人谢灵运、戴叔伦,词人冯延已,文学家刘义庆,文学评论家钟嵘,只学家杜佑等都在这里做过地方官,对临川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战争频繁的五代,北方王、李、吴、曾、晏、陈等世家大族相继避难南来,卜居临川。临川人口逐渐增多,生产迅速发展,商业、手工业日趋繁荣。到了北宋初期出现了"翳野农商"、"贾货骈肩"(张保和:《罗城记》)的盛况。当时,采取"兴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发展文化,偏重开科取士,对科举录取的进士奖赐有加,考取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更荣于作战立功的武将,一时文风大盛。在这一封建文化高涨的历史时期,著名文学家曾巩、叶梦得和大诗人陆游相继来临川居住或宦游,大力兴办教育,传播文化,这里"各地学馆林立,释来而事笔砚者,十之六七,苦读书,应科举之风。]
正是宋代的科举制度,导致临川人才激增。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至宋度宗咸游八年临川先后有129人考取监生,205人考取贡士,525人考取举人,446人考取进士。进十中,北宋138人,占32.58%;南宋308人,占67.42%。中榜人数之多,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尤其是嘉定十六年一次考取12人,宝庆二年一次考取18人,咸淳元年一次考取22名,占且国录取进士总数的4%、6%和7.33%。"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盛称临川为(i)人才之乡(i)。"(董震:《东发日钞》)
宋代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节度使,4人官拜御史,17人官任尚书、侍郎,10人担任知府、刺史,俱各政绩显著。特别是晏殊、王安石,不愧为"临川才乡"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同一时期,还有王安礼、王安国、王(世称"临川三王"),谢逸、谢 (世称"临川二谢"),危稹、危和(世称"临川二危"),陈郁、陈世崇(世称"临川二陈")和汪革、饶节、邬虑、欧阳辟、俞国宝、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在诗、文、词、赋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元估中,临川谢无逸过黄州关山可花村馆驿,遇湖北王某,江苏诸某,浙江单某,福建张某等秀才。四人知其来自临川,戏以(i)曹植七步成诗,诸君七步为词(i)相谑。逸行五步,词成,挥毫疾书《江城子》一阙于壁;(i)可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落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上晚烟笼,粉香浓,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i)标致依水,情乎俱妙,遂以(i)五步成词(i)闻名江南。"谢逸与谢、 汪革、饶节并称为江西诗派中的"临川四俊"。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诗僧第一"。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春秋论》、《春秋类史》、《古今姓氏辩正》等370余卷,在姓氏考证上成就尤高。
南宋,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这就是一代名医陈自明。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写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又敢于创新,主张外科外敷内服,辩证施治;敢于突破禁区,最早从事"乳岩"(乳癌)的观察和研究,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代,临川比较著名的人物只有针炙名医席弘、法律专家张绍和地理学家朱思本。
明朝临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重新兴旺发达。先后有213人考取监生,364人录取贡士,302人乡试中举,166人进士及第。通过考试,先后有383人入仕,其中御只4人,巡抚总督1人,尚书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知州21人,总兵、守将11人,担任同知、知县的,则多达136人。入仕人数有宋代130人的2.9倍。职官中,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文臣、有武将;有内政,有餐交;有义士,有诤臣。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比之(i)两宋(i),有过之无不及"。(李绂:《临川县志》序)。"前有陈、罗、章、艾南英四人饱读经书,博学多才,所作时文风靡一时,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邱兆麟与祝微、帅机并称为"三大名士"。邱作诗才思敏捷,用词造句,常能化腐朽为神奇,别开生面;祝的文章师在王安石,劲骨奇姿,博大精深;帅机作赋即景生情,妙笔生花,所作"两颂"(《平西夏颂》、《出阁讲学颂》)、"一赋"(南北二京赋),深为明神宗赏识,"公卿竞相传抄,纸为之贵"。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他的巨著《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世称"临川四梦"。三百多年来,一直受人称赞,久演不衰。《牡丹亭》已被译成日、德、法、英、俄等多种文本。在历史和天文学领域,也众星璀灿,引人注目。著名文史学家徐奋鹏花了半生的精力写成可与《资治通鉴》相比美的《今古治统》20卷。传到日本后,被视为"佐治之妙药,兴国之良方",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作用。著名天文学家吴昊,通过细心观察,精密计算和反复实验,纠正了旧浑天仪的误差,制成星象位置更准确的新浑天仪,其制作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明代,临川还出了许多正直、爱国人士。"一朝诤臣"傅朝佑嫉恶如仇,先后6次上书弹劾奸相周延儒、温体仁;爱国商人朱均旺,身居日本,情怀祖国,前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过回国,密报军情,使明朝得以预先准备,及时调整部署,援助朝鲜,取得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胜利;傅朝佑坚持真理,朱均旺受罪爱乡,获得了"正气在临川"的声誉。
清王朝建立三百多年间,通过各次科举考试,临川只有187人考取监生,306人考取贡士,202人考取举人,101人考取进士。录取进士的人数是两宋的25%,明代的66%。入仕后,有37人担任朝官(御史3人、侍郎4人、内阁中书10人、翰林院8人、各部主事12人),121人担任地方官(知府5人、知州3人、同知3人、知县73人),武职(总兵、把总、镇守)9人,合计167人,比两宋多28%,比明朝少56%。这一时期,临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但大都才华出众,为世人注目。一代名臣李绂,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官广西巡抚、直录总督及工、户、吏、礼、兵5任,敢于断请命,弹劾贪赃枉法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敢于快刀斩乱麻,疏通津沽漕运,缓解京城粮荒,政绩显著,获得清世宗"奉国罄心"的奖励。一代才士李来泰,"博学多识,工诗善文"。康熙十八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力挫来自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懦学,夺得高奎,任四川会邡知县时,"兴利除弊,发展生产",深受当地士民爱戴。清官马汝良,任山西黎城知县,巧断大案、要案。铁面无私,为受害者伸冤解恨,时人称"马青天"。爱国志士黄维翰,任吉林呼兰知府时,"雷厉风行查禁罂粟,力阻外轮驶入呼兰内河",保护了人民利益,维护了国家主权,"东北舆论,交相称许"。
在学术界,则是"理学盛于南,文学兴于北。"李绂、纪大奎都是南临川理学名家。前者著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学谱》、《阳明学录》,力图调和朱、陆的学说;后者都很有影响。李宗翰、李联、李瑞清则是北临川诗文高手。李宗翰、李联,文学韩愈、欧阳修,摇曳生姿;诗宗李商隐,沉博艳丽,是当时江西文坛上的佼佼者;李瑞清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他善于以篆作画,以画入篆,画花卉微妙微肖,绘佛更是栩栩如生,日本书画界不惜重金求购,誉灌东瀛。
民国废了科学,兴了新学,但临川只有300多人考取大学、中专;所聘任才,军界有2个中将,5个少将;政界有2个专员,14个市,县长;学界有12个教授、副教授。他们之中,有中将师长刘世均、"国防部"西北兵部中将总监万舞、苏鲁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周复、第38师政治部少将主任兼遂川、吉安县长杨耕经、"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强、三青团江西支部干事长李德廉和七行政区专员吴养愚、江西省高级法院院长梁仁杰、南昌市市长艾怀瑜。从事科技教育事业的,有北京大学工商法律系教授吴英荃、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易锡麟、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辛膺、盲人教育家万维章、乡村教育家桂瑞藩、唐式麒。桂瑞藩创办的桂桥小学,为临川、抚州、进肾、南昌、丰城、东乡、南城、南丰、崇仁、宜黄、乐安、余干、高安等13个县市培养人才,桃李满天下。经营工商企业的,有著名纺织专家朱仙舫和四川巨商汤子敬。朱仙舫长期在上海中新纱厂任职,致力改进纺织技术,提高同外国纱厂竞争的能力;以后在汉口、安庆、九江等地创办纱厂和面粉厂,为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发展江西的轻工业作出贡献。汤子敬在重庆开设布疋、山货店和钱庄,"经营有方,成为蜀中巨富,人称汤百万,(i)汤半城、汤财神(i)"。这一时期,临川许多热血青年投身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涌现了一批彪炳史册的革命英烈。主要有:傅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傅大庆(孙中山的政治的总顾问鲍罗延、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曾被派到马来西亚,作马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治中(女,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周寿南(中共临川县委书记)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政界出了1个政治局委员,2个大区书记、1个中央组织部长、7个副省级领导、41个地师级干部、325个县团级干部;科技教育界出了2个学部委员、3个大专院校校长、81个大学教授、副教授,获得副编审、副主任医师、高级讲师、高级教师等职称的有240人。人才多种多样;既有李井泉(中共中央政治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有胡国保(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一平(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周峰(杭州市市长)这样一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起来的党政干部;既有饶思诚(江西省副省长)这样思想进步的党外民主人士,又有李世璋(江西省副省长)这样长期从事祖国和平统一活动的革命者;既有饶毓泰、游国恩、萧涤非这样的学界名宿,又有丁渝(北京大学物理教授、中国光谱学的奠基人)这样的科技明星;既有吴自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这样省内知名的教育家,又有傅再希(江西中医学院教授)这样的名医。虽然每个人的地位不同,经历各异,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科学事业的繁荣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文学艺术界,也有一批新人崭露头角,黄天民是长期生活在云南的部队作家,写了多部中、长篇小说,以其委婉、热情的南疆风格,耀目文坛;杨树声是四川颇有影响的话剧导演,长期执导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手法很有特色;盛中国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多次在国外举行音乐会,演奏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等人的名作,蜚声世界乐坛;游云谷是新华社高级记者,长期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作品《白鹤世界》曾由新华社发稿国外,为英、法、港、澳多家报刊采用。
在台、港及海外,美籍华人杨致芳(女),曾任哥斯达黎加总统经济顾问;其弟杨致赣,是美国著名的华人企业家,曾随华特·基辛格访问北京。台湾著名企业界人士王兹华,在高雄创办"启顺华钢铁翁事",分支机构设到香港、美国,享有"世界拆船大王"的美誉。
近年来,临川人才结构渐趋合理,出现后浪推前浪,持续发展的势头。王云森(江西农业大学教授),邓从豪(山东大学校长、教授),刘振群(华南理工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家),杨铭珍(辽宁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等老一辈"临川才子",仍在著书立说,为"四化"出力;许昕(江西财经学院副院长、教授)、胡循矩(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周仁忠(北京理工大学物理教授),张增荣(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部教授),邓毓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系教授),梁福林(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谢强(江西中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室副主任)等一批"中年才子"已经脱颖而出,挑起大梁;"青年才子"更是一茬接一茬,方兴未艾。至1989年,临川已有134人考取国内各大学的研究生;有21人通过考试,被选派到日、美、德、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有3742名青年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岗位上奋办拼搏,一个大有作为的"临川才团"正在崛起,显示了"才子之乡"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后续力。
千年"才乡"逢盛世,新秀蔚起看今朝。1985年3月,中宣部主办的全国性刊物《半月谈》,首先披露了《"才子之乡"才子多》的消息。1986年9月3日,新华社播发了《"才子之乡"才子多》的电讯;12月3日,《江西日报》刊出了《寄自"才子之乡"的报告》。1988年至1989年,《江西日报》又先后发表了《"才子之乡"才子辈出--临川今年高考千人中榜奥秘》、《临川才子知多少》等系列报导。1988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专稿,全面介绍临川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经验,使"才子之乡"名闻全国。

临川文化的结构物质
临川文化的结构物质是由形成临川文化的地理环境,人文基础和历史缘因所决定的。
"农耕文化"是临川文化的根本。如是,临川文化具有风骨禀正的物质。历史以来,临川文化地域是个农业区,农作物以稻谷为主,南城、南丰、黎川、金溪、崇仁、乐安、宜黄等粮谷多集散于临川,所以临川有"江西三大米市"之誉。根据《清同治·临川县志》载:明嘉靖元年仅临川就有田地1285772.1亩,其中官田168422.6亩,民田1117350.5亩。清乾隆六年临川土地上升为1384719.6亩,嘉庆十八年临川田地面积又升为1385583亩。《临川统计》报告该县于民国三十七年有田地2640000亩。如此广阔的田地面积,加上山场水面,需要将80%以上的农村人口圈在农耕经济活动中,早起晚归,餐风宿露,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其文化特质自然要与之相适应了。从临川文化区域范围来看,自唐代以来,农桑发达,除少数灾年外,粮食一直自给有余,可供外销,故有"赣抚粮仓"之誉。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重视农业生产,大力兴修水利,不断推广科学种田新技术,特别是注意适时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1953至1958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7%。"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增长9.34%。1988年,农业战胜自然灾害取得了好收成,总产值达128272万元,分别比1950年、1956年和1978年增长428.99%、295.38%和127.89%。临川文化区种植业以粮食为主。1988年,全区粮食总产为199670.5公斤,分别比1950年、1956年和1978年增长263.14%、169.08%和60.97%,总产居全省第五位。单产和人平有粮为621公斤和640公斤,单产居全省第三位,人平有粮居全省第一位。
在粮食生产中,1988年全区稻谷播种面积为5520378亩,播面亩产354公斤,总产195603.5万公斤,总产分别比1950年、1956年和1978年增长271.46%、179.31%和60.69%。这一年,全区播种小麦3865亩,播面亩产57公斤,总产22.1万公斤,总产比1978年下降58.03%。全区播种红薯118646亩,播面亩产206公斤,总产2439万公斤,总产分别比1950、1956年和1978年增长135.99%、50.09%和77.9%。1988年,全区播种油菜316140半,播面亩产40公斤,总产1277万公斤,总产分别比1950年、1956年增长11.12倍、1.96倍和2.18倍。全区播种棉花18685亩,播面亩产64公斤,总产119.4万公斤,分别比1950年、1956年增长2.72倍、0.52倍,比1978年下降22.545。临川文化区域是江西省的主要林区之一。1988年,全区有林地972.45万亩,占林业用地50.51%。全区森林覆盖率为34.1%。主要有松、杉、油菜、油桐及其他杂树,并有少量楠、樟、檀香榧等珍贵树木。1988年,全区拥有活立木蓄积量2450余万立方米,毛竹8826余万根。1988年,全区造林60.16万亩,村以下各种合作组织和农民采伐木材278076立方米,采伐毛竹585万根。主要林副产品有生漆、油桐籽、乌柏籽、油茶籽、松脂、棕片、板粟、香菇、笋干等。1988年,全区林业产值724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5.65%。畜牧业:1988年,全区牛年末存栏305412头,生猪年末存栏1726952头,猪羊肉产量11441.7万公斤,家禽存笼709.03万只。全年畜牧业总产值27124万元,占农业总产值21.15%,分别比1950年、1956年和1978年增长7.87倍、5.09倍和2.02倍。水利:远在隋唐时代,临川文化区就开始建造了一些水利工程,规模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称道。随朝所建的宝水渠,位于今崇仁河上游的西宁河,宋代筑起千金陂以后,宝水渠不通宁水,遂至源浅而涸。建于唐朝开元中期的博陂,位于现临川鸽陂头宜黄河西岸,流灌航埠到桥头章家15公里的万余农田。建于唐开元末年的梓陂,位于博陂下游,自唐以来,宋元明清屡建屡毁,遗址至今犹存。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坚持不懈地抓兴修水利,新建水利工程遍布全国各地,逐步改善了生产条件。至1988年,全区共有蓄水工程12943座,引水工程9916座,提防工程283条,水闸工程41座。蓄水工程主要是水库、山堰,其中有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20座,小1型水库157座,小Ⅱ型水库993座,塘坝11772座,总库容量143472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29.26%。属江西省六个主要灌区之列。全区共有排灌机械设备46.12台,26519瓦,水轮泵站206座,有水泵219台,排灌面积49.24万。全区圩堤总长913.32公里,保护耕地72.98万亩,保护人口72.85万人。1988年,全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295.09亩,占耕地面积76.33%;旱涝保收面积221.8万亩,占耕地面积57.37%,为保证全区夺取农业丰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摇篮文化"是临川文化的主导。如是,临川文化具有勤苦奋力的物质。可以说,教育之花结出甘甜的果,是一个"苦"字和一个"搏"字,辛勤耕耘出来的。
宋代以后,临川兴建书院之风大盛,至明、清,前后共建知名书院74所。乐安、临川、南城、崇仁等地所建书院数,在全省属3-17名之列,兴鲁、小陂(康斋)、盱江、明德等书院,分别为曾巩、吴与弼、李觏、罗汝芳讲学之地。清光绪二十七年,颁布了"废科举、行新学"诏令。光绪二十九年,兴鲁书院改建为抚郡学堂,次年又改为抚郡中学堂,成为江西省最早创立的两所中学之一。光绪三十年,抚州府将科举时举行府考的考棚改建为师范传习所,次年又改为抚州初级师范学堂,从而开创了抚州的师范教育。1914年,抚郡中学堂改为江西省立第七中学,抚州初级师范学堂改为江西省第三师范学校。1916年,创办了全区第一所职业学校--昭武甲种农业学校。1923年,又创办了全区第一所私立中学--私立辅仁初级中学。1926年和1927,抚州先后创办了抚州六县女子初级教育的位置。1927年,七中、三师合并为江西省立第八中学,昭武学校改名为第二农业学校。1946年,抚州有省立临川中学、省立临川女中、省立临川师范(1938年创办于黎川钟贤)、临川县立中学(1939年创办于临川龙骨渡)、私立辅仁农职、私立毓灵女职及私立振德、真光、应钦中学等九所中等学校。光绪二十八年,临川县将汝阳书院改建为官立临汝高等小学堂,使之成为全省最早创设的小学之一。民国期间,临汝高等小学堂改名为临川县第一小学,之后又先后易名为临汝小学、第一区中心小学、羊城镇中心国民学校、第一示范小学等。1914年,捐资兴学褒奖单行规程公布后,则出现了一股捐资兴学热,抚州城内、城郊相继办起了震华、震群、光华、双氏、蔡氏、临江、金台等私立小学,抚联女中、私立辅仁中学也附设了小学,但因资金不足大都难以为继。1934年,抚州私塾达215所之多,而儿童失学率仍占学龄儿童78%。1935年推行保学教育,全区学校数量剧增,但教学质量甚差,群众反映强烈。1940年推行教育制度,每乡(镇)设中心学校一所,兼负辅导本乡(镇)保国民学校之责。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均设小学部和民教部,分别负责小学和失学民众教育。至1949年7月解放时,仅有2所中等师范、10所普通中学(其中初中6所)、1371所小学,在校学生总数49934人,儿童入学率仅达20%,文盲达82%。
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至1988年,全区有高等院校5年,其中全日制普通高校3所,在校学生2240人;成人高校2所,在校学生1798人。有高校教职工703人。全区有普通中专5年,在校学生3807人,教职工531人。有普通中学255所,在校初中生138802人,高中生27570人,教职工达10668人。有职业、农业中学26年,在校学生6716人,教职工854人。有小学3744所。在校学生472410人,教职工24589人。有幼儿园515所,在幼儿园36680人,教职工2054人。有盲聋哑学校1所,在校学生22人,教职工4人。另外,还有成人中专14所,在校学生998人,教职工217人;成人中学13所,在校学生1661人,教职工77人;成人初等学校680所,在校学生29019人,专职教工19人。在全区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中,有正教授、副教授、中学高级教师457人,有讲师、中学一级教师、小学高级教师、幼儿园高级教师3034人。民办教师的比例由1978年的25.8%下降到5.2%。有5人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2人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2人荣获"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称号。1987年至1988年,集资4677万元新建、改建和维修了中、小学校舍91万平方米,使危房面积由占校舍总面积的10.94%下降到0.83%,率先在全省走出了一条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却能尽快消灭学校危房的路子,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中央电视台对此也作了报道。1979年至1988年,投资了400万元充学校图书、仪器设备,并建设了6个教育地面卫星接收站,拥有幻灯机952台、录音机791台、录相机7台、微机109台,建立了80个语言实验室、电化教室。
学校教育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新的一代茁壮成长。有3546名德才兼备的"三好学生"和1107名优秀学生干部受到省、地表扬。南丰县一中荣获国家教委授予的"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集体"称号。有70%学生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30名学生在全国各类体育竞赛中获将。1979年至1988年,共培养大专毕业生6459人,中专毕业生11439人,高中毕业生115414人,初中毕业生313502人。1978年至1988年,为全国各高校输送新生16132人,为中等专业学校输送新生32475人,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全国重点院校输送少年班学生80名。仅临川1982年至1988年升入高校少年班的就有51人,数量居全国之冠。1986年,临川被评为全国基础教学先进县。1988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6.8%。
"才子文化"是临川文化叶脉。如是,临川文化具有追求发展的物质。临川民间有"临川才子金溪书"之说,其文化昌盛可略见一斑。王安石、曾巩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两家,王家石、陆九渊还分别为"荆公诗派","理学诗派"的首领及重要人物。晏殊和他的儿子晏几道等人开一代词风,树"江西词派"的大旗,两宋时期867名词人中,抚州籍即占44人。"临川四才子“谢逸、谢、汪革和尧节,均系"江西诗派"前期的代表人物。大戏剧家汤显祖以其艺术珍品《临川四梦》,被人誉为"东方 莎士比亚"。临川二陈(陈郁、陈世崇);临川二危(危稹、危和);宜黄二乐(乐史、乐黄目);金溪三陆(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临川四王(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曾协、曾)抚州八晏(晏殊、晏几道、晏颖、晏富、晏京、晏嵩、晏照、晏方);临川四才子(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等数百位文化名人,均以其丰厚的著述丰富了我国文化艺术宝库。
解放后,在文化艺术的普及和发展方面都展现了崭新的局面。至1988年,已有各类电影放映单位432个,其中电影院45个;有艺术表演团体12个,其中地属剧团2个;有文化馆12个;乡镇文化站224个;公共图书馆12个,总藏书66.38万册;全区有新华书店12个,社会售书点遍布城乡。此外还有博物馆8个,总藏品10029件,其中一级品13件。文艺创作成绩显著。1959年创作的大型历史题材剧本《红松林》在《剧本》杂志上发表,被移植演出;1964年创作、演出的现代小戏《秧》参加华东戏曲调演,不少刊物发表了该戏演出剧本;独角戏《张大妈打电话》参加全省调演,荣获创作、表演一等奖;1979年创作、演出的大型现代京剧《卞主任》,荣获全国演出奖,全省创作、导演、音乐、美舞、表演一等奖;1984年创作、演出的现代小戏《翠竹青青》受到省政府嘉奖;1985年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剧《花妹》获华东片期刊《田汉杯》戏剧创作奖。电影剧本《拦灵车的人》电视剧本《实习报告》、《明月照我还》、小说《千古浩劫》,历史专著《汤显祖传》、《汤显祖评传》,古典诗词《珠玉词》、《小山词》校笺本、《二晏研究论集》以及音乐、美术、摄影、故事等等,在全国、全省都有一定影响。据初步统计,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在省以上刊物发表的作品约3000余件。地区文联于1979年创办的向全国发行的文学双月刊《抚河》,为培养文学新秀提供了园地,人誉"涓涓抚河水,向着全国流。"传统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丰富多彩。起源于原始社会图滕信仰祭祀仪式的傩舞,自西汉初年传入,一直流传至今。被江西省文化厅名为"傩舞之乡"的南丰,现有傩舞班80余个,舞傩艺人1500余人,能演出近百个节目,其中一些代表性的节目已经录像,介绍到港澳和国外。民间灯彩遍布城乡,主要有龙灯、狮灯、马灯、花灯、罗汉灯等。地方戏曲主要有抚州采茶戏、宜黄戏、盱河戏三种。1988年,有采茶戏专业剧团6个,宜黄戏、盱河戏专业剧团各1个。
新闻出版方面。各县先后创办过数十种报刊。1928年,南城创办了《民报》、《南成日报》。1929年,临川和乐安分别创办了《临川日报》和《敖声周刊》。1931年,南城创办了《竞进日报》。1934年,黎川创办了《黎川国民日报》。1938年,乐安创办了《抗战三日刊》。四十年代,办报之风日盛。临川先后在羊城镇办过《平民日报》、《赣东青年报》、《民主日报》、《江西建国报》、《赣江日报》、《江西新型报》、《汝江日报》、《梦生日报》、《江南日报》等。南城也先后办起了《崇仁周报》《新晓报》、《社会报》、《新型报》、《力群报》、《青年报》、《崇仁申报》、《正风报》、《新报》。其他如南丰的《南丰三日刊》,宜黄的《宜黄周报》、《宜黄日报》、《正义报》、《晨报》、《宜黄新报》,乐安的《乐安实验简报》,黎川的《劲风报》,金溪的《金溪简报》,广昌的《新斡报》等也先后出版。1934年2月16日,中央苏区的中区广昌县委创办了《突击》刊物,在指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52年1月1日,主要面向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地委机关报《抚州农民报》创刊。报纸四开四版,开始为5日一期,6月1日改为3日1期,期发行数从3000份增至5000份左右。1957年4月1日停刊,共出刊678期。1958年2月18日,创办《赣东报》,隔日刊,期发行约10000份。1958年12月29日停刊,共出刊160期。1959年1月1日,中共抚州地委决定将《赣东报》改为《赣东日报》,期发行量最高达到34000份。1962年5月终刊,共出刊1228期。1962年6月1日,又改为《赣东报》,共出刊910期。1980年5月1日,地委决定创办《赣东通讯》周双刊,共出刊174期。1982年1月1日复称《赣东报》,仍为四开四版,初为周双刊,1985年1月1日改为周三刊,现更名为《抚州日报》(对开版)。还先后创办了宜黄县的《战斗报》、《宜黄建设》,南城县的《生产小报》,金溪县《金溪简报》,广昌县的《党的生活》、《广昌简报》、《广昌科普》等多种报刊。从1956年开始,区内先后办起了《临川报》、《崇仁报》、《宜黄报》、《乐安报》、《南城报》、《南丰报》、《黎川报》、《资溪报》及《抚州市报》,均为县(市)委机关报,六十年代初期陆续停刊。1981年1月1日,《临川报》复刊,为当时全省重新开办仅有的三家县级报之一。始为周刊,后改为周二刊。向全国公开发行的还有文艺刊物《抚河》,其发少则5000份,最高进达30万份。创刊于1982年4月的《抚州师专学报》,至1988年末区发行了19期,自然科学版每期发行800份,社会科学版每期发行1200份。此外,还有《抚州社会科学》和《临川之笔》、《亚细亚诗报》等20多种各具特色,内部交流的专业报刊。1988年底,有专业报刊人员45名,其中获高级新闻专业技术职称的3人,中级的18人。通讯报道员遍布城乡各地。从1984年全省开展"好新闻"评选活动以来,有29件新闻作品获奖,135件作品被评为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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