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的皇帝(接上)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6-07-24) 网络资料 4392 0
 左手的皇帝
    奴才既然是胡人的口语,所以,它在胡人的用法上,也就最富变化,尤其到了
满洲人手里,更是花样百出。据徐琦《清稗类钞》里“奴才”条下:
    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
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遂相沿成习耳。
    可见满洲人用奴才,最早见于“儿皇帝”式的自称,是自下于人,尚非人下于
己。但是,一旦他们得了天下,他们就不自下于人,而要人下于己了。徐珂说:
    满洲大臣奏事,向有称臣或奴才者。乾隆戊子下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
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所以存满洲旧俗也。乃久之。满臣奏折无论公事私事,
俱称奴才,以为
    媚矣。
又说:
    然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惟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
    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
律称臣也。
    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按清朝规矩,奏折有奏事折、密折、请安折、谢恩折等分别。办公归办公,公
事奏折称臣;拍马屁归马屁、小报告归小报告,私事奏折称奴才。这一分际,做主
子的,要求至严。在清圣祖康熙的朱批中,就有“知道了,请安折子当另折才是,
不合”、“所奏知道了,奏事折子与请安折子一处,不合”的字样可证。用密折上
奏,康熙是有他的大道理的。他说:“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
聪之意也。其所奏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诸王文武大
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知警惧修省矣!”正因为密折有这么大的
神通,所以行之以鬼鬼祟祟,也就至为重要。康熙就有这样的朱批:“朕体安善,
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
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做主子的不但要求“奏
折不可令人写”,主子自己的批语,也是不假手于人的。康熙有一次右手生了病,
但他宁用左手歪七扭八的朱批,也不肯含糊,其左右开弓以驭臣下之态,可想而知。
由此看来,“左手的缪思”,真是小焉者也!
                     “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
    正因为上下之间,在正式办公归办公以外,要建立另一种渠道,所以这种渠道,
就显得亲密,密折也、请安、谢恩折中自称奴才也,就是亲密的一种表示。清世宗
雍正朱批中,竟有“灯下乱写来,莫晒字丑”的话、竟有“灯下写的笑话字了”的
话,要奴才你别笑皇帝我的字写得蹩脚,这是何等亲密!碰到奴才的毛笔字不行的,
皇帝当然也一律曲谅,雍正就批过:“不必拘定楷书,笔画随意,大小俱无阙碍也。”
为什么?你又要人打小报告,又要人王闰之,天下有如此完人乎?
    徐河说称奴才是“满洲旧俗”、是“满洲大臣”独享的荣衔,但“汉人之为提
督总兵者”(陈守山警备总司令之流),却也“称奴才如故”,这是有趣的。清高
宗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下谕:“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
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在请安谢恩寻常折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注]但
是,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凉州镇总兵乔照于奏谢折中称了臣,就被皇帝严
旨申饬。理由是:“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
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
易盈,着传旨严行申饬。”照语气上看,总司令之流只许自称奴才而不准称臣,乍
看似有屈辱之意,其实不然。“打是喜欢骂是爱”、“为卑而近”,格外屈辱其实
只是格外垂青。高玉树回忆他被蒋介石召见时,他被赐坐,但同时的总司令们却要
站在旁边、不准坐。但真正贴身者,是高玉树乎?还是“官至提督”的这些家伙乎?
此理还不明白吗?所以清朝规矩只许满洲人和汉人中的总司令之流称奴才,这才表
示真正把你们当自己人看待呢[注]?
    因文官有满员汉员之分,所以满人称奴才汉人称臣,用意是严满汉之别。又因
武官最早都是满人,所以总司令之流自然全称奴才。不料后来有非满人(非外省人)
的陈守山之流也混进来了,满汉在军职人员方面称臣称奴才,就有点乱了[注]。
                          宁我不叫,也不许你叫
    这种有点乱了,在满汉大臣联名上奏(“会衔之章奏”)时,最容易弄不清。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皇帝下谕曰:
    本日御史天保、马人龙奏,监考教习查出代债之弊一折,已交部查办。至其折
内书衔,因天保在前,遂概称奴才。向来奏折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
相沿旧例,且亦惟请安、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盖
奴才则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
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且为君者,岂系里下之称臣、称奴
才为荣辱乎?今天保、马人龙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斥,恐此后转相效
尤,而无知之徒,或因献媚否或窃为后言,不可不防其渐。即如各部院衙门题奏折
本,虽至微之笔帖式,无不称臣,又何容强为区别于其间耶?嗣后几内外满汉诸臣,
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以昭画一。着为令将此通行传谕知之。
    这里所说称奴才并非表示亲密之意,显然是一派遁辞。事实上是事关荣辱的、
事实上是汉人求为奴才而不可得的。满洲人为了不愿见到汉人也挤进来跟着自己人
一起称奴才,乃弄出这种“一体称臣,以昭画一”的上谕,这显然是以满就汉、我
迁就你之意。——宁让自己人称臣,也不要汉家郎称奴才啊[注]!
                                称臣得体
    正因为有这种宁我不叫,也不许你叫的微意存在,再加上正式公文书上奴才奴
才的总不算什么好看,所以在清朝的奏折中,就不乏皇帝朱批改奴才为巨的例子: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正月十七日黄国材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奏臣字合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三月九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称臣得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四月五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称臣得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四月五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一七—三)四月二十日扬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五月二十四日何天培奏折,朱批改奴才“具官衔写臣字”。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五月二十五日佟世磷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书里字得
体”。
    雍正一元年(一七二三〕六月五日齐苏勒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写臣字得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六月九日何天培奏折,朱批改奴才“具职衔臣,如此方
得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六月二十六日子国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巨。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十二月二十日高其悼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书臣字得
体,一样的”。
    雍正元年(一七二四)五月二十九日毛文铨奏折,朱批改奴才“用臣字得体”。
    以上这些例子,对照起“朱批谕旨”的成书看,就有文章了。例如。‘朱批谕
旨”成书“朱批黄国材奏折”中,福建巡抚黄国材的奏折,雍正元年(一七二三)
正月十七日是称臣;“未批杨宗仁奏折”中,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奏折,雍正元年
(一七二三)三月九日是称臣、四月五日是称臣、四月二十日也是称臣。其他何天
培以下,也都如此。可见称臣比称奴才得体,也算是一般通识了[注]。
                               称奴才如故
    虽说称臣得体,但是奴才却称者自称,一仍其旧。这在《史料旬刊》上可以查
出不少。例如“道光朝俄罗斯私人哈萨克边界建房案”中,赫然就有“奴才松筠跪
奏”;“道光十一年查禁鸦片烟案”中,赫然就有“奴才保昌跪奏”;“道光朝外
洋通商案”中,赫然就有“奴才武隆阿、穆通阿、秀囗、敦良跪奏”;“安南夷民
拔竹毁栅案”中,赫然就有“广西巡抚奴才定长谨跪奏”;“清乾隆修建各处殿宇
工程案”中,赫然就有“奴才三和、英廉、四格谨奏”[注];“高朴私鬻玉石案”
中,赫然就有。“陕甘总督奴才勒尔谨跪奏”[注]、“奴才杨魁跪奏”[?
;“清
道光朝留中密奏专号”中,赫然就有“奴才耆英跪奏”。“奴才瑞元跪奏”、“云
贵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呈御览”……
    正因为你奴才我也奴才,所以尽管规定归规定,大家还是甘于做“奴才不史”
中人物、自称奴才还是风起云涌。这个问题直拖到清朝完蛋,还在扯呢!清宣统二
年(一九一○)的正月二十九日,还说“以预备立宪,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诏
嗣后内外文武满汉诸臣,陈奏事件,一律称臣”呢!比照起清初就“一体称臣”的
规定来,可见一百多年来,真是听者藐藐了!
    奴才除了用在文书上面外,应对口语上的使用,更是普遍。西太后和慈安太后,
开始垂帘听政的时候,垂帝是垂下一道黄幔,地点通常是养心殿,两宫太后分坐在
黄幔后面,黄幔前面坐的是皇帝。宫内很暗,门外有很厚很宽的大门帘,由宦官很
快的揭开,官吏要很快的钻进,动作一定要快,慢了就后脚在门外,被帘子打到,
慌乱之中,碰歪了帽子上的花翎(孔雀毛),就是不礼貌。进宫后三步,就先跪称
“奴才某某,恭请圣安”,然后脱帽、磕头,并且说“奴才叩谢天恩”,再戴上帽
子向前走,在前面的垫子上跪下(当时官吏都买一双“护膝盖”的东西扎在腿上,
这种东西可以帮助人跪得久,使腿不容易发麻。否则腿一发麻,要站会站不起来)。
在主子面前,进退都是奴才奴才的,人还有什么尊严?《初学阶梯》有“满汉官民
称呼”一条,说:“大清国朝例:凡居官者,在汉人,则称帝曰皇上、自称曰臣;
在满洲,则称帝亦曰皇上、自称曰奴才。”其实在应对口语上,奴才自称,却是极
普通的。
    另一方面,奴才自称还要密集才能称意。《史料旬刊》中“高朴私鬻玉石案”
有一则“附片”,全文说:
    奴才高晋跪奏:再奴才于前折缮就,复思奴才此次获戾重大,罪干隐瞒,虽蒙
圣恩曲赐矜全,不即革职治罪,但奴才问心惭愧,寝食靡宁,既辜负我皇上平日倚
信深思,何敢再忝纶扉重寄,惟有仰请皇上将奴才解退大学士,暂留两江总督任,
容奴才自奋自效,再图上报天恩,庶奴才寸心稍安。谨再叩首沥陈,伏乞圣鉴。奴
才不胜惶。沫待命之至。谨奏。
    一个堂堂“大学士”、“两江总督”,短短几行字中,就自称奴才八起之多,
人格沦落到这一地步,人还是人么?
                             奴才奴才满天下
    正因为奴才奴才满天下、正因为奴才在中国,已经由骂人而沦落为自称,所以
在奴才阶层中,也就分出了谁上谁下。石秀大骂“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就是这
种写照。美国制宪大会时,南卡罗林纳州的一个团体骂州长和其他贵族说:“这些
人是州里的上皇帝;逢迎他们左右的马屁精,是他们的尾巴;拍土皇帝与马屁精的
马屁又做他们下贱而又下贱工具的,则是尾巴的尾巴。”(“The nabobs of this
state,their servile toadeaters the bobs,and the servilely servile tools
and lickspittles of both,the bobbetts。”)正是修辞学上的对比,而石秀之
骂,尤为简明传神[注]。如今,所谓中华帝国时代过去了,但是台湾的封建结构,
却一仍其旧,虽然名已不存,但是实却未亡。照样父子相传、照样奴才交替、照样
“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衙门行走、满街行走。中国的问题不在名号形式改变,而
在封建实质未除,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正是换汤不换药,结果新汤日药,一切都
“亡国帝王”气象。胡适在五十多年前写文章给少年朋友,就指出:“现在有人对
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
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
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不幸的是,国民党多少年来,正妄想用一群
奴才建造自由平等的社会!——幸亏他们失败了,他们若成功了,那又算是什么社
会呢?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晨
                            要清白,请长寿!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
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
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越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居,对忠奸的判决,
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
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
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公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
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
(如是非、正邪、善良、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
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
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就以上面举的正史为例,一个阅历较多的人,
翻开了《宋史》一读,就不难发现,“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
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文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
这种错误,岂不叫人很苦恼吗?这种苦恼,在正史以外,同样可从小说中找到例子,
看过克林(Alexander Klein)名作《伪叛国者》(The Counterfeit Traitor)的
人,我想都会油然而生“忠未易明,奸未易察”的感觉。这些例子,都说明一项事
实,就是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检证。换句话说,
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
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
名了。如法国的“德雷夫斯事件”(The Dreffus Affair),德雷夫斯于一八九四
年被诬卖国,被判无期徒刑,幸赖文豪左拉写《我的控诉》(J(i)accuse)等文,为
他洗刷,于一九○六年才得免罪,然而直到一九三○年“斯威兹可本文件”(Schw
axtzkoppen(i)s papers)公布,德雷夫斯的清白才完全澄清,可是时间已在沉冤三十
六年之后;又如中国宋朝的“岳飞事件”,男主角却没有这位法国将军的好运气,
岳飞生前不但冤死狱中,死后拖了七十年,才算“还我清白”完毕。岳飞的孙子岳
珂,在《吁天辩诬通叙》里,曾有一段话说:
    独以先臣受暖昧不根之旁,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
之史,疑以传疑。或者犹有以议先臣之未尽,臣窃痛焉!
    岳珂本人虽然并非善类,但他在为他祖父辩诬一点上,却做得很卖力,同时他
也没装做一个假左拉,学“我控诉”姿态,为洗刷岳家人物而攀诬别人。岳珂另一
段话说得很动人:
    臣闻天下之不可泯没者,惟其理之正也!藏于人心,散于事情,虽或晦而未彰,
抑而未扬,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隐然而不可诬者。是故伸屈有时而不同,荣辱既
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为今日之荣;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后日之伸也。
    岳珂这段话里暗示了一件事实:伸屈荣辱等事,有昔日今日后日的变化,这些
变化,往往使“晦而未彰”的真相、“抑而未扬”的冤屈,有所澄清,所以,论断
伸屈荣辱等事,似乎应该加上一项新条件,就是“时间的因素”。
    “时间的因素”,从某些方面来说,有不少运气和残忍的成分,前面举出的德
雷夫斯,如果他本人活不到七十六岁的高龄,他就无法在死前五年获得完全昭雪的
机会;更鲜明的例子是日本“吉田石松事件”,吉田石松从一九一三年起,就坐冤
狱,一坐坐了七千八百八十天,出狱时候已候已五十七岁,那时候已是一九三五年,
正好是德雷夫斯死的那一年,李敖生的那一年。吉田石松出狱后一直要求平反,直
拖到一九六四年,政府才正式宣布他是无辜的,当时他双手上举,两眼全是泪水,
他已经八十四岁了!他含冤难复,前后长达五十一年,最后他终于“赢”了,在他
有生之年“赢”了,这是何等运气!又是何等残忍!
    所以,也许可以这么说:有冤屈的人,必须有赖于“时间的因素”来辨冤白谤,
没有当时反击能力的人,他必须设法长寿,练得比他的“敌人”活得更长久。这些
话,说来好像笑谈,但笑谈之中,往往有着不少白发和眼泪。
                           “愿身成骨骨成灰”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一开始就有一段写戊戌政变的殉难古谭嗣同,全文是:
    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时亦独辟
新界而渊含古声。雨中在金陵所刻“莽苍苍斋诗”,自题为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
盖非其所自惫者也。浏阳殉国时,年仅三十二,故所谓新学之诗,寥寥极希,余所
见惟题麦孺博扇有“感旧(怀)四首”之三。其一曰:“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
胧业眼来。灯下髑髅谁一剑?尊前尸冢梦三槐。金裘喷血和天斗,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傥客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其二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
连。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桐花院落乌头白,芳草汀洲雁泪红。再世
金钚弹指过,结空为色又俄空。”其三曰:“柳花夙有何冤业?萍末(水)相邀乃
尔奇。直到化泥方是聚,只今堕水尚成离。焉能忍此而终古?亦与之为无时畦。我
佛天亲魔眷属,一时撒手劫僧祗。”其言沉郁哀艳,盖济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
何所指也。然遗情之中,字字皆学道有得语,亦浏阳之所以为浏阳、新学之所以为
新学钦?
    梁启超说谭嗣同的诗“沉郁哀艳”,是真的。又说“不知其何所指也”。我却
觉得,虽然“诗无达诂”,但是谭嗣同的“何所指”,还是有迹可寻的。
    以“无端过去生中事”那一首为例。这首诗从佛经中“业”的理论引起,立论
根据了《庄子》、《后汉书》、《涑水纪闻》、《宋史》、《礼记》、《李长吉歌
诗》、《李义山诗集》、《神仙传》等书。我融化各典,综合所得到的“何所指”
如下:
    “业”是梵文“羯磨”,佛教所说的生死轮回,是由“业”决定。“业”包括
行动上的“业”,就是“身业”;语言上的“业”,就是“口业”。“语业”;思
想上的“业”,就是“意业”。业有善有恶,但一般都指恶业,由“业”生出的是
“业力”,是指善恶报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业因”,达成
“业果”、“业报”。“业出”是前世所做的因,恶业的因,产生恶果,成为今生
的障碍,叫做“业障”。“业障”是前生作孽带给今生的报应。这种报应表现在今
生上,这种人就是“业人”、这种人的德性就被奚落做“业相”。由于前世有“业
因”,所以前世的无始无终的许多事,在朦胧之间,尽入眼底。西太后和小人们,
逆天行事,歌舞升平,只是想盘据高位,满朝行尸走肉,总该把他们清除。我自己
生在鼎食之家,我的一切都得自吾土吾民,我不是我,我只是一具枯骨,今天在尚
有血肉生命时候,我要忏悔、我要发愿牺牲自己,愿我的肉体化为枯骨、枯骨化为
灰烬,为吾土吾民献身。这诗的整个意思落在最后“徐甲傥容身忏侮,愿身成骨骨
成灰”上。是用晋朝葛洪《神仙传》的典。徐甲是老子的佣人,跟了老子许多年,
可是从没拿到薪水,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老子算总账,说老子欠他多少多少。老
子真行,他一言不发,把徐甲化为枯骨一具。这时徐甲恍然大悟:他清楚知道,原
来自己只不过是一具枯骨,他的血肉生命怎么来的,还不明白吗?区区人间小事,
还计较什么?于是他忏悔了。谭嗣同引徐甲的故事,当然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去为
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后面又说:“谭测阳之有得于佛学,知测阳者皆能言
之。”以佛语人诗,是唐朝以来很流行的,但是参悟真义,然后以歌咏始,以殉道
终,有史以来,却无出谭嗣同之右的。谭嗣同的四首诗,我最喜欢,尤其是第二首,
第三首、四首也佳,第,首稍差。(第一首梁启超没引。全文是:“同住莲华语四
禅,空然一笑是横阗,惟红法雨偶生色,被黑罡吹风堕天,大患有身无相定,小言
破道遣愁篇,年来嚼蜡成滋味,阑入楞严十种仙。”)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午
                           “不仅仅为了面包”
    前一阵子台湾中华航空公司驾驶员王锡爵驾机飞回大陆,国民党上上下下口口
声声说:王锡爵服务华航已二十年、月入新台币二十多万元、生活条件良好、婚姻
家庭都美满、儿、女皆成年、孙子即将出世,不久就可含饴弄孙、安享天伦,岂有
抛弃妻儿去“投匪”的道理?有人问我意见,我嗤之以鼻,答复说:“太小看人了
吧!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
    有一阵子常听人说:李敖真是不可解的人,他有名有钱有才华、有高楼大厦、
有明星老婆、有八缸的凯迪拉克名牌轿车,他为什么不知足、不安分,还要惹当局、
还要叛乱、革命?我每听到这种“妻财子禄”的话,我就嗤之以鼻,答复说:“太
小看人吧!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
    “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这一观念,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很深远了。《马
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中,耶稣就引经上之言,说:“人活着,不仅仅为了面包。”
(Man shall not live by bread alone)中国古代“无求生以害仁”、“生平之志,
不在温饱”等观念,也都属于这一类。
    这类观念再扩大引申,便是人与“物”的役使问题。《管子》中有“君子使物,
不为物使”的话;《荀子》中有“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的话,意思都是说:
“物”是身外的,有固欣然,没有也没什么。有人看了我住的六十二坪的大厦,问
我说:“你年复一年住这么大的豪华大厦,一定很开心呀!”我回答道:“别忘了
我年复一年住两坪大的牢房,也一样很开心呀!”这种境界无他,“君子使物”、
“君子役物”而已。
    文天祥生性善于“使物”、“役物”,排场极大,府第豪奢,家里甚至养歌星
为他唱歌、给他打炮,可是,他一旦从容就义,虽身处漏水的土室,也不肯以“物”
易其志,虽然自己过去耽于“物”中,但一有必要,他弃“物”如敞故展。《文子》
中一段话,正好描写这位文丞相,《文子》说圣人“外与物化,而内不失情。”
“外与物化”,是形式上也跟“物”相与俯仰,随缘折腾个没完;“内不失情”,
是尽管如此,但自我的理想与使命却绝对“不为物使”——一旦“物”成了障,则
一律“于我如浮云”处之。王弼说“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正是指此也。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晨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潜(三七二—四二七)字渊明、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江西九江)
人。死后溢号靖节先生。他是东晋的政治家陶侃的曾孙,是“开国元勋”之后,做
过彭泽县县长,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束带”见官僚、“耻复屈身后
代”,就辞职不干了。
    陶渊明生值东晋末年的乱世,看到现实政治的黑暗,决心弃官归隐,他的时代
的文风是清淡的、雕饰的,但他却是清淡的、自然的。他宁愿过穷困的日子,可是
却自适其适,穿着破鞋子,在山里云游,过着跟老农“相对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的日子。
    陶渊明的惟一过分了的嗜好是他喜欢喝酒,并写了太多的和酒有关的诗。在他
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醒字三次、酣字三次、
酌字三次、醇字一次。他的儿子都是笨蛋,没有一个能“臣得其酒”式的继承他的
一切。他在六十三岁时死去,死前写“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表
示对生前死后的声名都不在乎。这种旷达,在他《挽歌诗》里也如出一辙:“千秋
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渊明的青年时代是豪气十足的,所谓“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他
四十一岁后退隐,人生境界,更上层楼,我最喜欢他的《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总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
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
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
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
《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技、风
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
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
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
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与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
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
这首诗引申解释做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
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
    陶渊明死前一年,檀道济去拜访他,看到他又穷又病,忍不住说:“贤者处世,
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答说:“潜
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这样一位“自苦如此”的不合作主义者,就在别人志不
及他的高蹈下、洒脱下,飘然死去。他在《挽歌诗》中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
与辱?”我想他自己知道,他是真正为人间立下荣辱标准的人,千秋万岁,令人永
远难忘。
                                             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
                             中国真人的没落
    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治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因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
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
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
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
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
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
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的生活,而是“短褐
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
                             地藏菩萨的本愿
    地藏菩萨是一位出世又入世的圣人名字。地藏是专名,菩萨是通名。菩萨是印
度梵文的音译,原为菩提萨捶,简称菩萨。菩提是觉悟,萨捶是众生,连在一起,
就是觉悟众生。一般人对菩萨,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以为只有观音等才是菩萨,
一种以为牛鬼蛇神等也是菩萨,前者失之过窄了,后者又失之太宽了。其实一个人,
只要修学菩萨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菩萨。
    《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说:
    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选众恶。二王议计,广设方便。一王发愿:早成佛道,
当度是辈,令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
成佛。
    佛告定自在王,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
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
这就是说,地藏菩萨坚持,在众生没脱离罪苦、进入安乐、进而成佛以前,他自己
不要成佛。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
狱”。他显然相信:那些自以为等到自己先成佛道再回头救人的人,其实是救不了
人的,那些人啊,其实只是伪君子、假和尚、冒牌菩萨罢了。
    我年纪越大,越相信人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二种是说风凉话的(自
己什么也不做,甚至阻止别人做事的)。我重视任何做事的人,看不起任何说风凉
话的人,二十年前我写文章,就引出蒋廷黻的一段话。
    在这个当儿,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现。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
么都消极、清高,都应该打倒。我们要做事。我们要修路、要治河、要立炼钢厂、
要改良棉种麦种、要多立学校,立更好的学校。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
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
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二十年来,我检定自己、检定别人的标准,都是看做事做出来的具体成绩,除
此之外,一切苦衷、一切理由、一切等待、一切谦虚、一切吹牛、一切计划怎样怎
样,都要鄙视,因为它们都没有做出来具体成绩,都不能算!他们发愿做这个做那
个,其实这种愿,在没有具体成绩检定下,都是假的。地藏菩萨的可贵,就在他不
要大谈抱负,他真的去做了事,他不要等到未来才去做事,他相信今天就是未来,
今天就要做事。
    最近报章上、电视上、国民党官僚调查上、伪君子伪“大悲”家风凉话上,不
断地批评释开丰和他的龙发堂,说释开丰这个,说龙发堂那个,甚至说龙发堂收容
精神病患,它的寺庙身份,都不及格。四月十八日报上说:
    省民政厅昨天表示,高雄县路竹乡“龙发堂”目前仍系以茅草搭建之房屋,并
非宗教之建筑物,与“监督寺庙条例”之规定不符,故未准其办理寺庙登记。
    据指出,龙发堂负责人“释开丰”,过去曾向高雄县当局申请寺庙登记,并于
去年十月间向立法院陈情,自称受佛祖感召;决定于四十岁出家,于其父遗产业上
搭建茅草佛堂(即“龙发堂”);一面自力耕作,一面进行苦修,目前收容两百多
名精神病患。
    据“释开丰”住持说法,龙发堂确属茅棚,虽供奉佛像参拜佛堂,自不属于宗
教建筑物。
    依照“监督寺庙条例”第一条规定,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筑物不论用何名
称均为寺庙。准此规定,省民政厅以主管立场认为:“龙发堂”不能符合申请寺庙
登记条件。
    此外,“释开丰”住持去年陈情时自承,龙发堂迄未办理寺庙登记,虽为精神
修院,亦未能向当局办理立案手续,并非故违当局规定,实因该堂现址八笔土地,
地目为田,必须办理地目变更,始能办理寺庙登记及慈善事业团体登记,故先后于
一九八一年及一九八二年间向高雄县当局申请地目变更及设置财团法人,均未获准。
    按此法说,龙发堂的“合法性”,犹值得商榷;据指出,截至目前龙发堂尚未
获得任何机构核准在案。
    看到了吧,做事的人在排除万难去救人的时候,说风凉话的人,不但袖手旁观;
还在浇别人凉水、扯别人后腿呢!
    黄怡近作《释开丰的慈悲历程》、《关于龙发堂的补充说明》,是给做事的人
的正确剪裁、是给说风凉话的人严厉针砭。看了黄怡的近作,我们真不能不觉得,
释开丰和他的使徒们,他们真不愧是现代的地藏菩萨!
    八世纪时候,新罗王子金乔觉出家,法名地藏,到安徽九华山结庐苦修,死后
人们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从此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在中国的道场。现在我们
看到释开丰和他的使徒们,他们把道场化为精神病患收容所,他们的菩萨行,岂是
古人所能赶得上的吗?
    释开丰说:
    别的佛堂经常有钱,我们是经常没钱。别的佛堂有钱了拿去建设美现,越美观,
就越有灵气,越有灵气,就越有人参观。愿意捐钱的人就越多。龙发堂花的钱是比
较看不到的,都在病患身上了。
    正因为钱都用在病患身上了,所以直到今天,释开丰和他使徒们没有像样的佛
堂、没有巍峨的寺庙、没有法律的地位、没有国民党的承认、没有伪君子伪“大悲”
家的肯定,但是,这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是真正做事的人,他们是真正“地狱不空,
誓不成佛”的人,他们是真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他们是真正深通法
本愿救人的人,他们的存在,又岂靠大庙大官的假戏吗?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敌友江湖
    我在“万岁评论”第六期《蚱蜢必读》里提到中国古话说:“渴不饮盗泉水”,
就是说一个人要有原则与大义,在原则与大义之下,一定把敌我关系,分得很清很
清,决不相信不入流的敌人。敌人中有入流的,像晋朝的羊祜(叔子)与陆抗对阵,
陆抗生了病,羊祜派人送药过去,左右怕药中有毒,劝陆抗不要吃,陆抗说:“羊
祜岂鸩人者!”(羊祜是正大光明的敌人,岂是拿毒药毒人的!)后来羊祜死了,
他的敌人都为之泪下。但是,像羊祜这种入流的敌人,现代已经没有了,现代的敌
人都是不入流的,是《伊索寓言》中猫头鹰式的,他们全无诚意,只是花言巧语以
设网罗而已。
    现代的到来,会把许多古典的浪漫气质给消灭掉了,这是现代人的悲哀。
    现代人如果还有一点残存的这类故事,似乎只有在黑道里约略可寻了。我想起
郭坚的故事。
    郭坚是陕西蒲城人,据蔡屏藩《陕西革命先烈事略》,他的简历如下:
    郭坚,字方刚,蒲城人。少有大志,豪侠自负,胆识过人,弱冠时,尝闻人言
排满革命,遽起曰:“此正吾人之责也。”乃广结豪杰,密谋举事。辛亥秋九月,
西安义军起。坚与澄城耿直招各健儿数百人,光复同州,响应省垣,号冯翊军。尝
率部驰援三淳,败升允兵于通神沟,乾醴后方,得以无恐。民四,袁世凯谋帝制,
坚与曹世英、高峻诸人,首树护国军旗,适应西南。攻克陕北十余县,合军南下,
逐陆建章,奠定陕局。陈树藩督陕,任为陕西警备军统领。六年,复辟事起,树藩
命坚率所部渡河,假道山西北伐,败于晋南,遂免其职,以谢晋人。坚以树藩之卖
已也,由是与树藩交恶。嗣树藩与北洋段系诸将组督军团,胁散国会,于是与耿直、
张义安、曹世英、高峻请人,均先后发难,共建靖国军以讨树藩,与战数月不利。
会于右任先生回陕任靖国军总司令,改编各军,以坚为第一路司令,并请于军政府
授陆军少将,驻军凤翔岐山间。及奉军西来,岐山失守,坚以血战连年,强将多殒,
力竭势蹙,乃与奉军局部议和。十年夏,直军入关,陈树藩败退汉中,阎相文继为
陕督。时靖国军各部皆受编制,坚被邀入省,为冯玉祥所杀,年三十三。坚为人跌
宕不羁,有雄才大略,遇人慷爽,不拘礼法,其幕中尤多才杰士,故其在靖国军中
人数称最多,声势亦最大。顾部下多来自乡里友朋及临县豪侠,以意气相合,不受
军营约束,人自为战,或掘藏攫取民间钱物牲畜,不自检束,坚名遂为所累。故张
瑞玑之来陕划界也,指坚部为匪军。……坚于军事外,尤善书法文辞,皆放逸如其
人。其在西路,树藩军攻之急,尝函第三路曹世英求援曰:“陈贼打我,作贼不管,
我贼若死,你贼难免。”至今犹传为趣谈,亦可见其为人矣。极坚之才,可以纵横
一世,而不免为人所算,论者犹或惜也。
    这里所说“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死,你贼难免”的话,据曹芥初《死
虎馀腥录》《逸经》第五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说是写给胡景翼的,原文是:
“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灭,你贼不远。”并说:“寥寥十六字,郭之整个
性情,及陕西群雄姿态,跃然纸上矣。”
    曹芥初提到郭坚和杨虎城是死对头,他们本都是革命团体“大刀会”的刀客,
后来反目成仇,大有你死我活之势。
    后郭坚助陈树藩驱走陆建章,陈继陕督,论功行赏任郭为“西安警备司令”,
由刀客而军官,实千古一大捷径。
    一日杨虎城受创,伤势危急;非行手术,难望痊愈。顾小城荒村,何处去寻医
院;时西安广仁医院,驰名遐迩,但警备西安者又为冤家郭坚,徒唤奈何。遂潜赴
西安入广仁医院疗治,但不免提心吊胆,硬着头皮耳。
    晨起,阁者持一名刺来,云“有客见访”。杨视片赫然“西安警备司令”官街
也。立抽枕下勃朗宁,急实弹,遥对门口,严加戒备,郭立窗外闻枪弹动作声,忙
喊道“九娃子!还不放心我?我要杀你,我就不来。我有句话对你说,你把枪放下。”
    杨生病榻上隔窗答道:“我在你势下,要杀就杀,莫话说!”严重、紧张、沉
寂之下,郭继道:“是这,我今天不见你,我怕你没钱花,给你送二百块钱,放在
这里,明天再见。”乃以钱置地下,匆匆而去,刹那之间,幸免溅血斗室之危。
    逾数日,郭果来,杨亦坦然,英雄相见,互道渴慕,握手一笑,前嫌尽释矣。
    像羊祜式的道德、像郭坚式的道德,都是要跟敌人公平竞争的道德,不趁人于
危的道德。这种道德,渊源于中国古老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名射手子濯孺子,侵略
到卫国,卫国派人追他。他跟副官说:“今天我病了,没法射箭,今天看样子要死
了,你知道追我们的人是谁吗?”副官说:“追我们的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
“是他呀,那我死不了了。他是我学生尹公之他的学生,尹公之他是正人君子,他
不会乱收学生的,他的学生也一定是正人君子。”过了一会儿,庾公之斯果然追上
来了,奇怪地问子濯孺子:“老先生,你怎么手里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他病了。
庾公之斯说:“你是我太老师,我不能用你教的技术来对付你,但今天也不能不公
事公办。”于是他拔了四只箭,把箭头都敲掉,射了四下就走了。——这个故事,
说明了一种不趁人于危的道德的延伸,即使对敌人也不例外。这种道德,现代已经
死了。现代若有庾公之斯这种人,在战场上,看到敌人病了,恐怕还要趁机多射几
箭呢。即使不射,回来也要被军法审判。古代的庾公之斯敢阵前放水,也明知他的
后台老板跟他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就像小说中华容道放了曹阿瞒的关老爷一样,心
里多少知道军法审不到他。
    显然的,这种有浪漫气质的小故事,已随着现代统治的到来,而变得花果飘零
了。——现代的敌人,已经一派宁波商贾的卑下,毫无江湖情调了。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五日
                               把敌人出版
    骆宾王(约六四○—约六八四),浙江义乌人。他年轻时就会写文章,尤其精
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候,“为长安主簿。坐
赃,左迁临海丞,快快失志,弃官而去。”
    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参加了,代徐敬业主持宣传与军中书檄,最有名的
《诗武(明空)檄》,就出于他手笔。传说武则天刚看到这篇骂她的妙文时候,满不
在乎,并且还嘻嘻哈哈的,但是读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狐安在”两句时,
睁着眼睛说:“谁写的?”左右告诉她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埋怨说:“宰相安得失
此人!”(宰相怎么把这样的人才没给注意到!)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新唐书》说:“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说
“伏诛”,显然是被杀了。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子心?”
他死后,决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真不简单!
    像武则天这种度量,在后代的统治者中,也有效法者可寻。明末清初时候,明
朝的孤臣孽子史可法(一六○一——一六四五)复多尔衮书,拒绝招降,终于以四
十三岁盛年,乱军之中就义而死。他死后,他这封复多尔衮书,淹没不彰,清初修
《明史》,在史可法传中甚至不载此事。到了乾隆皇帝时候,敕修《历代通鉴辑览》,
开始出现“先是我睿亲王多尔衮今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书等赍书致史可法,可
法旋遣人答书”的话。乾隆“御批”说:
    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区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
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辞严,
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因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里也,
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
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今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
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
不慧,有如此巨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
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
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
无垢谇不经之言,虽心折子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义耳!余以
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而可法之书,并命附录于后。夫可法即拟之文
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
经矣!
    汲修主人(清礼亲王昭(木边))《啸亭续录》卷三也记此事,说:
    纯皇帝(李敖按:乾隆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
神圣纯皇帝”。)尝阅睿忠王传,以其致明文忠正公书,未经具载回礼,因命将内
阁库中所贮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真大圣人之用心,初不分时畦也。尝闻法时
帆言,忠王致书,乃李舒章(雯)捉刀,答书为候朝宗(方域)之笔也。二公皆当
时文章巨手,故致书察时明理,答书义严词正,不惟颉颃一时,沟足以传千古,亦
有赖忠王阁部—人之名节昭著故也!
    乾隆皇帝不但为史可法出版了遗作,并且在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史可
法就义以后一百三十一年,赐谥“文正”,建祀立碑,题像赋诗,在敕赐专谥文里,
乾隆说史可法“砥行能坚,秉诚克裕,遭时坎坷,恒仗节以无挠;殉义从容,竟捐
生而不悔。朕览披信史,轸念忠徽,予褒显于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于往籍,载
锡嘉名,象厥生平,溢为忠正。于戏!溯流芳于顽廉懦立,节或重于泰山;彰定论
于世远风微,荣更迫于华衮,幽光特阐,鉴当年(白敫)日之心;正气成伸,励万古
疾风之节,钦兹茂典,慰尔英灵。”虽然史可法死后,被他所反对的敌人如此礼遇
赐谥,未免滑稽,但是古代统治者对敌人的度量,比起小气的国民党来,却足以发
人深省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七日
    [附记]关于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捉刀者有不同说法,据邓之诚《史忠正答摄政
工多尔衮书》(《骨董琐记》):“摄政王致史忠正书,为华亭李舒章雯笔,见
《啸亭杂录》。史复书,乐平工纲笔也。纲字乾维。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
按谈迁《枣林杂俎》云:出自沔阳黄曰芳笔。曰芳庚辰进士。忠正俾答书,词颇峻。
忠正手删之云:‘不必角口。’曰芳曾刻其原草。《借庵偶笔》云:乃新建欧阳五
敕笔,江都强惟良脱稿。未知孰是。”
                           小人·小人·打小人
    许多人一生都难免遭到小人之患。信命的人说这是“命犯小人”,认为是命中
注定;不信命的人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但不否认确有“路遇小人”的情况发生。
遭到小人之患以后,反应各有不同,大体说来,可分消极与积极二类。消极的反应
是置之不理小人,或者采取低姿式,跟小人妥协,或说好话,或出之以利诱等等,
总之,最后的目的在使小人远顾为吉。积极的反应则反是。积极的反应是面对小人,
采取高姿式、跟小人不妥协,不说好话,甚至出之以威胁以使小人就范等等。总之,
最后的目的在使小人得到惩罚与教训,决不姑息小人。
    在积极的反应方面,也有二类,一类是小市民式的做法,一类是大丈夫式的做
法。小市民中不肯姑息小人的,他们遭到小人之患,所用以抵抗小人的本领,毕竟
有限,因此他们在“无力感”之余,最后多求助于神明。这种做法,最有趣的是香
港的“打小人”仪式,香港的“打小人’仪式,多在三叉路口行之,传说三叉路口
煞气大,可以把小人又住。三叉路口以外,有的也在宙宇进行。被打的小人分两类,
一种是不记名式的,一种是记名式的。前者是对付一般小人作祟的;后者是对付特
定小人作祟的。因为特定,所以要在小人纸上写出该小人的姓名住址,如有生辰八
字一并写出,效果更佳;如有该小人玉照一帧,一并缴出,效果就如神矣!写出姓
名地址的公式不外是:“狐狸精某某某今年三十二岁七月十五日丑时生,晤知时头
时尾,是真是假,住在呢个某某道某某号”之类。“打小人”时,当然上香斋供一
切如仪,登时以鞋来打破小人纸,有的用小铜剑刺破之,或用香头或烟头烧之。如
有照片,则更方便,就小人玉照之要害处使他眼瞎嘴破,以快人心。该小人自此不
能为祟或一时不能为祟,也自不消说矣!
    从这种香港模式看来,小人打了半天,其实只是一种精神胜利,当然是很可怜
的。但是这种小市民式的做法,既然不肯姑息小人,其一念愚诚,倒也不无可嘉呢!
    在另一方面,大丈夫式的做法则另有一套。大丈夫“打小人”的方式是“兵来
将挡,水来土掩”,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三脚”,是以色列式的大力报复主义、
快速报复主义。大丈夫决不姑息小人,决不让小人横行,决不纵容小人,决不让小
人陷害他、诽谤他、妨碍他后而能免于惩罚,当然,大丈夫的做法是堂堂之阵、正
正之旗的,他展示实力,但用的是合乎正义与法律的手段、用的是正常的奇兵,大
丈夫是不用下流手段的,当然也绝不用香港模式的精神胜利手段,胜利是全面的,
只有精神,怎么够呀!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午
                              从犀牛看政治
    白居易认为诗不是“嘲风雪、弄花草”的,诗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
他曾编《讽谕集》,收诗一百七十二首,批评时政,他要求统治者“欲开壅蔽达人
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结果诗一发表,“权豪贵近者相目色厉,执政柄者扼腕,
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是唐朝创作最丰富的诗人,写诗三千首。他限定诗要能“老妪能解”
(老太太都能听懂),他的诗,当时流传各地,很受欢迎。有的妓女甚至以会背
《长恨歌》而增加身价。他“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
中”,往往见到有题他诗的。背他诗的各阶层人士。白居易的受人欢迎,由此可见。
    白居易有一首《驯犀》诗,全诗是:
                驯犀  感为政之难终也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注]。
        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来传来万里。
        一朝得谒大明宫,欢乎拜舞自论功:
        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
        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
        饣未以瑶囗钅巢以金,故乡退递君门深。
        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
        驯犀生处南方热,秋无白露冬天雪。
        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
        饮冰卧霰苦蜷囗,角骨冰伤鳞甲缩。
        驯犀死,蛮儿啼,向阙再拜颜色低。
        奏乞生归本国去,恐身冰死似驯犀。
        君不见,建中初,驯象生还放林邑;
        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泣。
        所嗟建中异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这诗大意是说,驯服的通天犀,长相使人害怕、犀角使鸡害怕。海外蛮人听说
中国有圣明天子,说赶着犀牛骑着驿马从万里外来到中国。一旦在大明宫内晋见天
子,就又叫又跳又下跪陈述自己功劳:经过了五年驯养才可以进献皇上,经过了六
道翻译才能够沟通语言。皇上嘉许蛮人和犀牛都来自远方,就把蛮人安置在宾馆里、
把犀牛送进了上林苑。用香草喂养、用金链锁住,犀牛从此就远离故乡而被关在禁
苑里了。可是,像海鸟一样,它不会欣赏钟鼓的音乐;又像池鱼一样,它怀有思念
江湖的本心。它生在天热的南方,秋天没露水,冬天不下雪。一进了上林苑,就是
三四年,又遇到今年特别寒冷的冬天。渴了喝冰水、倦了睡雪地,不自在极了。身
体骨角都冻伤了。最后,驯犀死了、蛮人哭了。他向皇宫磕头,表情十分沉重。他
上奏皇上要求回国,不然也要像犀牛一样下场了。大家岂不看到建中初年释放驯象
生还林邑吗?又岂不看到贞元末年犀牛冻死蛮人哭泣吗?可惜的是建中和贞元的施
政方针不相同,象的生还与犀牛的冻死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诗中所说的“建中初”和“贞元末”,都是唐朝德宗的年号,都在公元八世纪。
唐德宗是唐朝第九个皇帝,他刚做皇帝时放象归山[注],皇帝做久了,就禁苑养犀
牛了。白居易这首诗副标题是“感为政之难终也”,意思就是说统治者大权在握,
所谓德政,其实是有始无终的。得天下时是一副嘴脸,统治久了,一切毛病就都大
犯特犯矣!
    这诗的“讽谕”之处还不止此。根据《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
    十月癸酉,环王国献犀牛,上令见于太庙。十二年十二月己本,大雪平地二尺,
竹柏多死。环王国所献犀牛,甚珍爱之,是冬亦死。
    足见这犀牛在中国是公元七九三年到七九六年的事[注]。值得注意的是:白居
易在犀牛死后十一年(八○七),到宫里做翰林学士,他写这诗时候,正好也在禁
苑三年了,正是犀牛在禁苑的年数。他个人有“象生犀死”之叹,恐怕是别有怀抱
吧?知识分子同当政者合作,进退由人,下场不过此吧?可以想象的,白居易这首
诗,也“讽谕”了知识分子不与当政者合作的必要。至于元稹和这首诗,说出“尧
民不自知有尧,但见安闲聊击壤。前观驯象后观犀,理国其如指诸掌”的见解,则
在发挥政治上的一种无为主义,自是另外一层见解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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