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箭炉锅庄考略

风清扬斈 15年前 (2006-07-15) 网络资料 2593 0
打箭炉锅庄考略 作者:曾文琼 杨嘉铭    来源:一点地带

    宋代四川“茶马互市”崛起,宋、元、明三朝以其制先后在四川西部的雅州(今雅安)、碉门(今天全)、岩州(今沪定岚安)设市,以茶易马,开通了我国西南通往四川甘孜和西藏的“丝绸之路”。明末清初,打箭炉市取代碉门、岩州市后,自宋代以来的“茶马互市”,被以边茶为中心的汉藏贸易所代替,打箭炉锅庄贸易就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个行业无论其形成历史,发展规模,形式特点,还是在汉族贸易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在我国都可以算作是首屈一指的。由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甚微,加之民国时期逐渐衰落,解放后不久便退出历史舞台,故鲜为人知。我们通过较长时期的实地调查和了解,以此文作一个梗概性的介绍,以达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打箭炉锅庄名考
  打箭炉锅庄名称的来历,说法很多,而且都有各自的引义和见地,为便于归纳和分析,我们按照习惯用汉藏两类名称来源作解。

  (一)藏语称呼
  1、阿佳卡巴中的():在打箭炉藏族人民中间,广泛称锅庄主为阿佳,锅庄为阿佳卡巴。这种称呼在康方言中是不见的,它来自拉萨方言。拉萨方言中的阿佳()是指妇女、女性;阿佳啦()指姐姐、老大姐,系敬语词;卡巴()另指能说会道、会说话的人。为什么要用拉萨方言中的阿佳来称呼锅庄和锅庄主?清代中叶以后,打箭炉锅庄贸易鼎盛,西藏的藏商逐渐增多,自然带来了他们出于礼节性的尊称;加之当时锅庄的女主人已经崭露头角,在锅庄内,她们接待应酬客人十分周全,在锅庄外善于交际,精明能干,是促成藏汉商人双方生意的理想媒妁。在锅庄内,西藏藏商与女主人接触多,本来是对女主人的尊称,叫阿佳啦,由于康方言中没有加“啦”的习惯,于是管叫阿佳,实际上是阿佳啦之意,久而久之,把这个对女主人的称呼变成了对锅庄男女主人的统称。阿佳卡巴本是对锅庄主人的能力的佳誉的表述,后逐渐转移为这个特殊机构的称呼,意指“住着精明能干,能说会道的人的地方”。这个称呼较其它称呼比较起来,从时间概念上说来,出现得最晚。
  2、谷昌():“代表”、“使者”之意。意思是说明正土司所管辖的范围内有四十八家土百户,他们分别居住在康定、丹巴、道孚、雅江等地,锅庄是其所属四十八家土百户的派驻打箭炉的全权代表居住的地方,这些代表听候明正土司的调遣和差使,并传达明决司的旨令,同时办理百户交办的一些外务事宜。
  3、谷章():“贵族”、“贵人”之意,是指锅庄主曾经都是明正土司的大大小小辅政巨子。他们有钱有势,是当地的达官显贵。虽然后来随着打箭炉汉藏贸易的迅速发展。锅庄从政治机构向经济机构转体,锅庄主不再担任明正土司的辅臣,但是由于他们过去相当长时期都保持着与明正土司的依附关系,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所以这个名称一直被保留下来。
  4、果撒():意为院坝。打箭炉锅庄建筑除了三合、四合的房屋建筑外,都有一个较为宽阔的用石墙围砌的院坝,这个院坝的功能是用来拴驻在锅庄的藏商的运输工具——牦牛和骡马的,还有就是为缝茶工人提供一定的操作场地。

  (二)汉族称呼
  1、来自“锅桩”一词。在藏族人民的生活当中,常以一口锅放在用三个石头支起的灶上熬茶煮食,故有以一个三锅桩即为一户人家之说。“西康人煮食时,恒以长柱形石头三个埋于土中,如栽桩三根形成三角形,上面则置以锅炉,锅桩就形成了”。许多史料中将“桩”写作庄,实为“桩”意。“数百年以前,康定尚无城市,关外各处来此贸易时,都经常在一定的地区搭起帐篷,竖起锅庄作炊事,以后逐渐在这些地方建起房屋,供作来往商人堆货,交易的处所。2、侍贡说:这个说法见于《康定县图志》,它同于“谷昌”说,侍贡即是明正土司所属四十八家土百户派驻打箭炉的使者,这些传贡居驻的地方叫锅庄。3、锅庄就是“谷章”或是“谷昌”的汉译音。
  就锅庄一名,主要说法就是这些了,还有一些大同小异或是无稽之谈就不在此—一列举了。我们根据明正土司的产生和发展,根据打箭炉锅庄贸易的形成的历史,以及韩庄的特点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认为锅庄名最早出现于藏语“谷章”,它产生于元年明正土司先祖因随忽必烈征云南大理有功受封之后。明正土司后来迁居打箭炉,随着打箭炉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发展,汉藏交往日益频繁,定居打箭炉的汉族逐渐增多,而打箭炉藏族也逐渐熟悉汉语,汉族将“谷章”一词音译成汉文,得到藏族的承认,成为汉藏以及其它民族的共同认可。

  二、锅庄的出现
  严格说来,打箭炉锅庄是康区土司制度的产物。至于明正土司受封何时?说法甚多,任新建同志在《明正土司考略》一文中,认为明正土司真正受封不在三国时期,也非“五代盂蜀时置长河西、鱼通、宁远三安抚司”,而是我国历史上真正实行土司制度的元代。”另据民间传说,明正土司始祖阿克旺加尔参在受封之前,并非木雅部落大酋长,只是在忽必烈征云南大理时被原大酋长“萨根甲布”所遣随征有功,而受册封,后来便取代了“萨根甲布”的地位,成为康区地位最高,历史最长,领地最广,势力最大的“土司之领袖”。而当时明正土司,领地的明确范围史书中是比较含糊的,后来各家论述也没有确指过。设在打箭炉一带的安抚司有三,一是长河西安抚司,二是鱼通在抚司,再就是宁远安抚司,我们认为当时明正土司的确切封号应为“长河西安抚司”,就是指南北走向的大渡河以西的广大木雅属地(包括泰宁地区在内)那种单纯认为长河西土司就是咱里土千户前身的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只能说当时的咱里土酋仅是长河西安抚司属下的一个小部落酋长而已,后来才分封为上千户官,仍属明正土司管辖。
  明正土司既受皇室册封,自然要完善其统治机构,进行内部分封。因当时所管辖的范围仅限于长河西(即今大渡河以西),所以初封为四大辅臣,这应该就是各书中所说的最初的四大锅庄,与“谷章”之意也是吻合的,即“贵族”“贵人”。最初的四大锅庄是哪几家呢?人们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瓦斯调包文光锅庄,铁门坎汪家锅庄,白土坎包连孝锅庄,甲级些木秋云锅庄。但也有最初六锅庄之说,认为除了上述四大锅庄外还有将军桥邱家锅庄,大院坝罗家锅庄;邱家锅庄是明正土司的四管家之一,而罗家锅在即是前面所述“萨根甲布”之后代。明史《西域传》载:“洪武时,其地打箭炉,长河西土官元右丞刺瓦蒙遣其理问高惟善来朝,贡方物,宴赉遣还。十六年复遣惟善及从子万户若刺来贡。命置长河西等处军民安抚司,以利瓦蒙为安抚使,赐文博四十八匹,钞二百锭,授惟善礼部主事。”又载:“后建昌酋月鲁帖木儿叛,长河西诸酋阴附之,失朝贡,太祖怒。三十年春谓礼部曰:‘今天下一统,四方万国皆以时奉贡。如乌斯藏、尼八刺国其地极远,就三岁一朝。惟打箭炉长河西土酋外附月鲁枯木儿,贾哈利,不臣中国。兴师讨之,锋刃之下,死者必众。宜遣人逾其酋。若听命来觐,一以恩待,不使则发兵三十万,声罪徂征’。礼官以帝意为文驰渝之。其酋惧,书道使人贡谢罪。大于敌之,为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以其酋为宣慰使,自是修贡不绝。初,自远及宁远、长河西,本为各部,至是始合为一。”太祖三十年为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明正土司授“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职,并为宣慰使者职一统三部,这个时间是确实可信的。
  我国西藏从元代起,“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开始形成,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在四川甘孜州藏区的一些地方却是以“政教联盟”的形式出现的,明正上司崇信佛教,其家人也有出家的,也在打箭炉建立了自己的家庙,但是以教为统的作法不明显,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统治,他除了和其它土司一样有自己的地方势力外,是分散在康定、沪定、丹巴、道孚、雅江的安抚司,千户、百户、俄巴管理系统,再就即上司衙门的锅庄系统,锅庄成了明正土司强化政治统治的明显标志之一。在许多人的长期调查中,对不少锅庄的先祖所担任的宫职都有所考;我们在调查中,少数高龄的锅庄主后裔也能口碑出自己的祖先受明正土司家封后所担负的职责。例如:盛过一时的打箭炉最大的“瓦斯碉”包文光锅庄,就是明正土司的辅佐,有“一朝天子的宰相首府”之称。是专门代表明正土司同清朝政府打交道的;白土坎包连孝锅庄是明正土司的五大亲信之一,四大营家之一,专门负责管理明正土司的土地田亩的;此外还有管理服饰、呈写文稿建汪警卫、看守城门,管理茶叶的……。
  打箭炉锅庄除了与明正土司的隶属关系外,明正土司还采取了联姻方式进一步密切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层关系除了锅庄外,还扩大到所属的地方土目,甚至不属于他管辖的其他上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亲戚关系网。这种联婚对明正土司来讲,除受封建礼教的门当户对”的传统所许,更重要的是出于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巩固,而对结成亲戚关系的锅庄来讲,那更求之不得,更上一层楼,名更赫,身更贵。“对于他们前几代人的婚姻关系,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从近几代人之间婚姻状况,也可窥其一斑。如卡娃降措的妇庄主人阿甲任钦的妻子是明正土司家的大小姐;甲绒些锅庄的女主人木秋云的母系是明正土司的二小姐,上瓦斯碉锅庄主人包文光的妻子是明正土司家的姑娘亲。与木秋云是表姊表妹;郎白沙锅庄的女主人包凤英是明正土司甲宜斋的女儿,又曾招赘高日锅庄最后一代主人赤称的舅舅格桑。其它如包包仁钦锅庄,充布锅庄,然则托马锅庄,然则纳马锅庄,控达娃锅庄,昌措锅庄,曲里巴巴锅庄等,在最近几代,也都和明正土司家族有直接和间接的姻亲关系。”据阿桑约马锅庄女主人安静坤回忆,在她很小的时候,(约60年以前)已是民国时期,尽管明正土司早在“改土归流”时就已将印信收缴,土司制度已经基本解体,锅庄早已不是明正土司的办事机构,隶属关系已经无形解除,但是每逢大年初一,各锅庄的男女主人都穿上规定的服装去到明正衙门拜年,同时还要跳锅庄业的集体舞——锅庄,并敬献新年礼品,以表示对“甲布”的尊敬和顺城,感激“甲布”对锅庄的恩泽.据说这个规矩在锅庄初兴时就已经形成,到民国时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关于锅庄的形成,还有两个需要说明的问题,一个是明正土司迁康(打箭炉)的时间,另一个是锅庄与四十八家土百户的关系问题。
  1,据《康定县图志》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土司锡拉扎巴克被藏番昌洲集烈杀害了,旋经四川提督后希顺率兵征剿,以上司之妻滚噶袭职,其子坚参德昌自木雅移此(康定)建垒营寨……。”而《卫藏通志》卷十五“部落——打箭炉”文中载:“康深三十九年,被藏差营官昌策、集烈等,戕害占据。化林营参将李群,守备王满江祥请示剿,提督后希顺会疏具题。我至祖仁皇帝待遣四川提督唐希顺,带领川省标镇协营官兵进剿随即克复河西之猴子坡、扯索咱、威材、泥子牛、磨、威楚坝、咱哩、烹坝等处(此处地名有误应为扯索、咱威、持泥、忤牛,笔者加)。昌策、集烈等预调藏属乍丫工布番兵,哨聚摩西面大冈等处,恃险负隅,御敌官兵。唐希顺亲督官兵大破之,杀死助道藏番无数,暨营官昌策、集烈等,直抵打箭炉,安抚被害汉土人民。其喇嘛番民,率众欢呼,跪迎归附。”从这场战争所摆的主要战场看是在打箭炉附近和沪定一带,从清进攻的目标看,也是打箭炉,如果明正土司锡拉扎巴克没有迁居到打箭炉,那么清军进攻之目的绝不仅止于打箭炉,而是木雅速窝龙土司原驻牧地,不然是无法打救其土司的其它家族的。“自明末蜀冠乱番人窃踞西炉(指打箭炉,笔者加)迄本朝犹阻声教,顷者黠番肆虐,戕害我明正土司。”从明洪武三十年授“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起至清康熙三十九年,时间长达二百八十八年之久,明正土司长期居住交通闭塞之木雅速窝龙故地,是难以实现对以东的广大地区的统治的。所以我们认为明正土司迁居至迟在明代末,这是无可质疑的。但是如果再向前推估到明代永乐年间,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和理由的。追溯这个时间的目的,是想比较确切地推测出打箭炉锅庄从纯粹的政治机制逐渐向经济贸易过渡的最早时间。因为打箭炉是交通要道,又是转口贸易口岸,只有明正土司迁居到打能炉,锅庄才有可能更多地接触到经济贸易,并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权力,迅速占领这个阵地。
  一些持锅庄即“谷昌”说的笔耕者,认为锅庄是明正土司历用四十八家土百户设在打箭炉的办事机构,住在这个办事机构里的人便是各土百户的全权代表,于是将四十八家锅庄分另与四十八家土百户对应,以期得到满意的答案,其结果是几乎无一能够对应。我们曾访问过居住在雅江和康定营关区个别土百户的后裔,他们都否定其先祖与锅庄有直接关系。清代康熙年间,明正土司所辖地方,就已有安抚司六:绰斯甲、单东革什扎、巴底、喇滚、拉滚、瞻对;土千户一:咱哩;以及土百户四十八。而当时只有锅庄十三,四十八家锅庄是清代中叶嘉、道、咸、同时期才最后形成。如果说四十八家土百户在打箭炉建立自己的办事机构,那么安抚司,上千户就更应该照此办理,而且其办事机构的规模还应该比百户的大,这个理论才能成立。说明这个问题的目的。意在证实锅庄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实力,家道富裕决不是一个小小百户所派出的代表就能拥有的,就是百户自己也是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只有“谷章”才能有条件,有可能挤身于汉藏贸易,并独占鳖头,盛极一时。 

  三、锅庄贸易的形成和发展
  打箭炉锅庄经过元、明两朝,至清初开始由纯粹的政治机制向政治、经济双轨同驱过渡,再至清代中叶完全转为面向汉藏贸易的经济机制,这个转化是汉藏贸易的不断发展的客观历史现实所促成的,而这个地区汉藏贸易的中心又是边茶贸易,它不但开创了四川西部汉藏贸易之先河,而且带动了康区其它行业的发展,扩大了汉藏贸易的范围,促进汉藏团结诸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边茶贸易是使锅庄性质发生突变的染色基因。
  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茶是与粮食等量齐观的重要生活必须品,我国“茶马互市”始于唐代,鼎盛于宋。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李杞入蜀买茶至秦凤熙河博马”,使四川茶马贸易有了新的开端。“元丰四年(1081),遂诏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又诏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从蕃人所嗜。此雅州专制过茶所始也。”并对这茶实行了官卖制度,称为“榷茶”。至南宋高宗时,兴“茶引”制度,渐又行引岸制度。清初将边引分为南路边引和西路边引,行销康区和西藏的边茶,以雅安为中心,曰南路边引。宋朝时期,茶马市设在碉门(今天全)、灵关(今宝兴县境内);元朝时期,茶马市除碉口仍存外,还有黎州(今汉源);明洪武年间,除碉门任司其职外,又开岩州市。二十年惟善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诸处返朝呈奏,“其便有六”,其中即有“番民所处老思冈之地,土瘠人繁,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赠其生。若于岩州立市,则此辈衣食皆仰给于我,焉敢为非。二也。……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宜悉留其逐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比之雅州易马,其利倍之。且于打箭炉原易马处相去甚近,而价增于彼,则番民如蚁之慕膻,归市必众。四也。岩州既立仓易马,则番民运茶出境,倍收其税,其余物货至者必多……。五也。碉门至岩州道路,直令修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六也。帝从之”。岩州市开,相距打箭炉在百里之内,大大方便了藏族人民,免去了数百里往返之苦,这为后来开打箭炉市打下了基础,是一次汉藏贸易史上的飞跃。“永乐十三年,贡使言:‘西番无他土产,推以马易茶,近年禁约,生理实艰,乞仍许开中。’从之”。这里虽未说明开中之地,我们根据调查,岩州市确实时间很短,此时移于打箭炉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打箭炉交通四通八达。向东翻雅加埂,经沪定、汉源、荣经,至雅安,后新开从打箭炉东关顺折多河下至瓦斯,到沪定道归旧官道;向西有南北二道通康区南北诸县至西藏,北线还可由邓柯至青海;出北门翻大炮山至丹巴、大小金川;出南门至九龙,还可到西康宁属地区及云南。这是使打箭炉成为四川藏汉贸易最繁华的贸易口岸的有利交通条件,其次海拨在二千六百米左右,在世界屋脊的高原来说,相对是低海拔地,气候也较适宜,汉藏等民族均适应。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利自然因素。“故打箭炉虽山陬小市,而山海各货咸集。交易之盛,冠于西陲”历来有“小成都”之称。自清初始,四川汉藏之间自宋代以来的“茶马互市”便为以边茶为中心的汉藏贸易所代替。据史料记载,自清初至民国初年间,每年发往打箭炉的边茶,一般都在8—10万引左右,(每引茶五包,每包十六斤),民国中期以后逐年递减,至一九四九年一落千丈,下跌至二十万包。(四万引)实行边茶贸易的结果,带之而起的是:1,贸易范围扩大商品目录相应的增多。2,汉藏商人的云集打箭炉。3,锅庄贸易行业得到发展。运进打箭炉的商品主要是茶,但其它商品的业务范围扩大增多,例如绸缎、布匹、哈达、食盐、糖类、米、面、烟、酒、钢铁制品,瓷器、装饰品,乃至笔墨纸张、针线细物……;销出的土特产品有黄金、麝香、虫草、鹿茸、贝母、知母、木耳、菌类、各种皮革,以及品种繁多的粗药(如大黄、秦充、羌活、麻黄等),其中打箭炉虫草,驰名中外,远销南洋。占主要销出商品的黄金,常年数在数千两,麝香常年输出数在千斤左右。云集在打箭炉的各路各帮汉商中,入康最早,势力最强者系陕帮,他们来康时间始于元代,长期经纪,形成一股强大经济力量,从打箭炉河西原上桥至中桥一条大街,皆为陕人聚居经商之处,俗名“老陕街”,解放前打箭炉最负盛名的大茶店:天增公、义兴茶、军和、聚成、恒泰五家中,除孚和为川帮外,其余四家均系陕帮,除此而外,还有经营其它商品的大商号:如义和、泰来恒、德泰和、德茂源、利盛公等,这些大商号资金都在数拾万元以上。其次是川帮,川帮又分邓州帮、川北帮、崇庆帮,“解放前的汉商除根据籍贯地域而结成商帮外,又可以因营业种类而结帮。以康定为例:较大行业便有十七、八帮,其中最大之茶业帮又根据籍贯而分为雅安、荣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小帮。”还有为数不多的京帮和滇帮。藏商中来自西藏的主要有三家,他们是桑都昌,察绒昌和帮达昌,其中又以帮达昌最著,西藏和印度货物在打箭炉的贸易,帮达一家就垄断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他们除收买当地各类土特产品,运至打箭炉易茶和其他日杂用品,又返西藏销售外,还经营外货。“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深入,大批英印货品,源源流入西藏。,……英货的转运地点主要在康定,交易所用的媒介物质不是货币而是边茶,货品中主要为匹头、毛料、纸烟、棉纱、颜料、西药等”。甘孜州内主要是两大集团,一是以各地土司为代表的大大小小贸易集团,著名的有德格的布楚楚,甘孜的甲本家,雅江的所仁克尊,理塘的甲多家、香根家,乡城的扎西宜马、降错尼马等;二是以各地大小寺庙为代表的贸易集团,其中著名的有长青春科尔寺,灵雀寺,大金寺,甘孜寺,东谷寺等。一年几十万包茶叶、数以百计的日杂商品的一进,数以百计的藏地土产(主要是皮张和药材为大宗)一出;众多的汉藏商人,货物都要通过锅庄来集散,生意都要通过锅庄主来撮合成交,汉藏贸易的发展推动了锅庄行业的发展。反过来,锅庄行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汉藏贸易的兴盛。汉藏商人的接触,存在着语言障碍,商品交换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买卖双方出自各自的经济利益,总喜欢暗中摸底,明里又保持一定距离,但又急于成交而各得其所,迫切需要能懂得汉藏两语,深黯经纪、信息灵通、交际广泛,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人来从中穿针引线,这种角色,在当时的打箭炉,只有明正土司的“谷章”们才是最理想的人物。此外,锅庄主有钱,特殊情况下还可以为买卖双方作保,遇上官司,还可利用其身份作庭证。对于藏商来说,由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和生活方式,自然更为信赖,锅庄有宽敞的房屋,可以提供住宿和满意的缮食,可为藏商存放大批进出货物,有院坝可喂养运输骡马和牦牛。锅庄主手中虽然没有直接掌握商品,但是藏汉商人双方商品交易的得失,利惠的命运却暗地掌握在锅庄主的手中,所以买卖双方总是对锅庄主尊重讨好,锅庄主以中庸之态,用流利的语言去勾通双方的感情,用最新的信息去告诫双方,用微妙的手法尽快促成交易,还利用自己的各种条件为双方提供方便,因为锅庄主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博得商客们的信任,并使自己的事业源远流长.
  打箭炉锅庄最初为四家,“明正土司为使其头人舒适计,又建造宏大之锅庄。康定初有锅庄四家,属明正土司分担差务,后因关外大小土司朝贡,差务日繁,原有锅庄不敷应用,由四家而增为十三家,代分差务。嗣因贸易日繁,锅庄建立益多。清中叶,增为四十八家锅庄,性质变而为旅店矣。”至解放前止,如果连续统计,其锅庄数目远不止此,达七十多家。“清末改土归流以后,随着土司对农牧民统治关系的消失,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康定市场日益繁荣,到康定经商的农牧民和行商日渐增多,在他们到达后,也需作短暂停留,于是另一批旅店、客栈区应运而生。如这一时期增设的孙相贵锅庄、部玉到锅庄、孙绍先锅庄、孙绍明锅庄、皮子富锅庄、刘海山锅庄、汪彭措锅庄、范家锅庄、岳家锅庄等。这些锅庄,虽然经营方式,收费标准也和原有的锅庄相类似,但在群众心目中却没有把它们列入四十八家锅庄之内。如果包括这些锅庄,截至解放前统计,康定的锅庄实际已达到六、七十家了。”旧西康省财政厅在一九四六年至四七年曾对当时所存的锅庄进行过调查,那时已只有四十七家了。原四十八家之列的锅庄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二十多家,而且许多已经逐渐衰落,只有其门面而已。 

  四、锅庄贸易经纪情况及其作用
  1,费用收取:锅庄主一般是不直接作买卖生意的。他们主要是向藏商索取一定的费用,这种费用最早叫退头,后来称“行佣”或“佣金”。它以驻锅庄藏商的生意成交总额为基数来计算,一种是按成交总额的百分之二提取,其内容包括锅庄主代联系货物的买卖的跑路辛苦费,运来货物和卖走贸物的临时顿存费,藏商在锅庄的住宿等。另一种是按成交总额的百分之四提取,但得为住宿藏商提供膳食。锅庄主总是希望驻在自己锅庄的藏商的生意尽快促成,这样接待率就会高一些,还希望其生意大一些,从而提取的“佣金”额也就相应高一些.
  2,接待规矩:长期以来,由于锅庄主与经常驻在自己锅庄的藏商的交往,双方彼此理解了信任、熟悉,从而形成了打箭炉锅庄接待各路藏商的一种特殊定式,并且相对固定下来,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改变。例如瓦斯碉锅庄常驻德格、白玉、甘孜东谷寺以及青海和西藏的藏商;木秋云锅庄常驻甘孜大金寺,炉霍觉日寺和青海的藏商,杨家锅庄常驻道孚驮脚娃;子耳坡王家锅庄常驻瞻对娃和更庆寺藏商……由于各锅庄常驻藏商较为固定,所携商品就各有特色,如瓦斯调锅庄,往来西藏商人较多,除大宗土产外,藏毯、藏片、藏青稞、藏红花等藏货尤为突出;王家锅庄由于常驻瞻对客户多,瞻对盛产黄金,而且金子成色在甘孜州最高,故沙金生意突出……。这种规矩,从锅庄贸易出现始一直维持到解放初,几百年来变化甚微,只有锅庄发生了其它意外,如火灾、破产、乏嗣无人经纪,原常驻客户才另易其主。
  3,锅庄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首先是缝茶业。藏汉贸易兴于边茶,锅庄业兴于藏汉贸易,邛、雅、荣、天、芦等县的大小路茶由汉族茶商运往打箭炉后,藏商以土特产易得运回锅庄,这些茶叶为便于驮运,在旅途中又不至损坏,必须打包成驮,需要专门职业的人来完成。“缝茶工人藏语称‘甲朱娃’人数多时达一百三、四十人,他们分上街、下街两个地段作业,而做工都是以‘甲朱娃’的工头与锅庄主的关系为转移。比如某家锅庄的发了有一批茶需缝包,锅庄主即通知自己的‘甲朱娃’。而工头则估计自己的伙计们够不够数。活路多就临时招呼数人或数十人来搭伙做。”茶包缝成驮,两只为一驮,一只茶三包,拦腰截断成六,然后用在皮塘中发软的牛皮按照藏商的要求缝制。一驮六包茶,九十六斤重,恰好适宜一头牲畜长途载量。如果运往德格、白玉、巴塘、乡城、邓科、青海、西藏等地,就缝满包,其它较近地方,则缝花包,省工省料。缝满包一般以五驮为一工,花包以十驮为一工,工钱以一包茶计价。一年四季,各锅庄里都常有缝茶工人在那里作业,以蒙生计,他们是打箭炉最早的工人阶级队伍之一。藏商驻锅庄,大量的货物买进卖出,需要搬运,市内运输,完全依靠人力,搬运工人身披羊皮卦,手拿一根牛皮绳或牛毛绳,出卖劳力,为锅庄搬运货物。他们和缝茶工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召呼人,召呼人根据锅庄主的需要,随时召呼自己的伙伴,在锅庄里穿梭往来,他们大多数都是藏族妇女,操藏式背法,力大无比,一般都能负重一两百斤行走一二里地。解放后,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为国家商业贸易部门搬运货物。也是一支康定最早的工人阶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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