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之价值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6-06-21) 网络资料 2575 0
论史学之价值

齐思和

史学在人类知识中是一门资格最老的学问,大家在这上面不知费去了多少精力,多少时间。但是我们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大家的意见便不一致了:有的以为史学是万能的,修平之道,无不可于历史中求之;又有一般人以为历史是毫无用处,研究历史的人,不过是在故纸堆中翻火焰。这两种观念,到底哪一个正确呢?如承认前一个说法是对的,那历史家的责任太大了,但实际是这样么?如承认后一种说法,那大家又何必去研究它?历史到底有什么用,这不是我应该亟亟研究的一个问题吗?

要研究这个问<题>①,我们可以先看看前人对这问题是怎样解答。中国最早的一部有组织的史书,当然是《春秋》。现在大家对于《春秋》的作者问题,颇发生疑问。但据我看来,这部书大概是曾经过孔子的修改的。孟子说《春秋》是孔子作的,并非毫无根据。但这问题太大了。我们且不必管他,且看看大家以为孔子作《春秋》的动机是什么?孟子说仲尼作《春秋》是因为:

世衰道微②,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

司马迁也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据鲁,亲周,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盟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日“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世 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据他们的意见,孔子作《春秋》是利用“褒贬”使“乱臣贼子惧”的,作史不过是一种手段,矫正颓风方是他的真正的目的。换言之,孔子是藉着历史来发表他的伦理主张,历史不过是伦理学的材料和实例而已。

这种观念把中国史学家的思想支配了两千多年。个个史学家觉得自己负讽世之责,操褒贬之权。韩愈要作唐朝的历史,他说他的目的是在“贬奸臣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后来欧阳修的《五代史》,紫阳的《纲目》,尤其追迹洙泗,一步一趋,惟恐稍失,以直到了清初人修《明史》,还自夸“或褒或贬,务负当时之心迹”呢!不但中国史家是这样,老派的西洋史学家也抱同样的主张。普录达的《英雄传》(P1utarch’s Lives)无异于一本伦理科书,后来步他的后尘的,更不知多少。

现在我们看看,历史真能有伦理上的功用吗?

第一,事实告诉我们,要拿历史来使乱臣贼子惧,这无异于对贼讲孝经,直是做梦。见了一个字的褒贬就生畏惧,这样的好人也不会做乱臣贼子了。孔子的《春秋》出来之后,乱世贼子当真“惧”了吗?

他们岂但没有惧,后来闹的更凶,结果把周天子都推翻了!假设我们现在还拿这种眼光去研究历史,岂止做梦,直是发疯。现在的军阀官僚,报纸标语终日连篇累牍地訾骂,还是无效,那猜迷式的褒贬,对他们怎会发生效力?

第二,拿伦理的目的来作历史,往往因为太重褒贬的缘故,不免牺牲了事实。原来历史这个名辞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指着过去的事实之本身,譬如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孙中山先生有四十余年革命的历史”是也。第二个意思是写出的历史,如《史记》、《汉书》、《中国通史》之类是也。历史家的责任,是在使写出的历史和事实的本身相符,犹如照像机摄取景物一样。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将过去的事实,忠实的记载出来,丝毫不能参加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如志在褒贬,这种理想便不易达到。即以《春秋》为例,楚已称王了,却说他是子;践土之盟明是重耳招周天子,但是因为“尊周”的缘故却书曰:

天王狩于河阳。

若是没有三传,当时的实在情形,让我们去哪里猜去?所以刘知几说:

观夫子之定礼也(原注:定礼即修《春秋》),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史通·疑古》)

所以拿这种精神作成的史,即使认真能达到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也不能算做史,因为它对于事实不忠实。

第三,平常的人,多半是庸庸碌碌,既不足褒,也不足贬。假使拿修《春秋》的精神作史,只有非常之士才能惹动他们的注意,列入历史的便只是些反常的人物——最好的和最坏的。这样的历史便充满了嘉言懿行和阴谋残虐杀戮战争……等等Abnormal③的人物事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绝对没地位。试问这种历史与我们这上不足以为圣贤,下也不能为乱贼的平常人,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读它有什么用处?历史是全人类造成的,决不是为首一二人的事业。领袖的事业不过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我们如果仅注意几个为首的人物而忘大众,这不过仅看见事实的表面而不知它的根本原因。这种历史让我们看来不能算作历史。

旧式史家还主张历史可以激起国民的爱国心。我们一读历史,看到祖宗缔造之艰难,守成之不易,往往想到我们责任的重大,爱国之心不觉油然而生,这也是人之恒情。不过此种心理,往往被人滥用了去实现他们那偏私的目的。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的少,因为从前中国以山川之阻,不易和别的文化往来。在中国域内,我们的文化的确高出其他民族之上,历史上即使有卑视夷狄的话,那是当然的事情,并非妄自尊大。到了南北朝对立的时候,历史便掺进了煽动的成分,如南诋北为索虏,北诋南为岛夷之类是也。西洋是列国分据的,所以他们的史家自古就有这种国家的偏见。何路都他(Herodotus,西洋史学的鼻祖)因为自己生在德林的小亚细亚殖民地(Douansteelement,和斯巴达同族),所以在他的书里,各处都是丑诋伊奥恩诸国(以雅典为首)的话。他甚至说:

“伊奥恩是人类最卑污的,最开倒车的……但他们对于奴隶却是最忠心的”(The Histroy of Herodotus BK.Iv.Chap.CxLII)。④这话在现在看来,谁都知道他是抹杀事实,凭口瞎说。因为希腊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差不多全是伊奥恩人的贡献,但何路都他因为伊奥恩人常与斯巴达对敌争霸的缘故,却不惜发这种谬论!后来罗马的大史家李维(Livy)写了一部《罗马史》,他的目的却在证明罗马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国家!这种风气传到了民族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更是登峰造极,尤以德、法两国的史家为甚。在德国这方面的圣手是Dahlmann、Hausscr、Droysen、Sybel、Treitschke⑤,在法国是Michelet、Taine⑥这般人。他们都用历史来证明本国的民族如何优秀,本国过去的历史如何光荣,敌国人如何贪残顽愚,本国人如何应当群起一致对外。他们都是工文章,笔下情感奔驰,真能令人读之无不发起眉竖,拔剑起舞:结果闹得两国一次一次地大屠杀,最后引起了人类空前的大战:

这种东西,如果称他为史,那真糟蹋了历史这个名词。历史是过去的事实的客观的叙述,其中不能夹杂任何目的,史学家作历史,应该和化学家作试验报告具同样的精神。历史可以激发人的感情,但这须是过去事实的自然的流露,不能⑦为激发人的感情起见才去编历史。上边所说的那种书,我们称它为传单也好,诗歌也好,小说也好,但不配称作历史。

也有人主张历史的用处是可以使我们学习文章。这种观念中外皆有,因为从前文史不分,大史家往往就是大文学家。在中国,如左邱明、司马迁、班固……在西洋,如Herodotud,、Vo1taire、Macaulay⑧都是以大史学家而兼大文学家,无论研究历史,或研究文学,都不能忽略了他们的著作。不过我们尽可以读史学名著来学习文章,却不能说历史的用处止于是让人去学文章。好文章不能算史学本身的价值,史学与文章的关系不过站在“有则更好,没有也可”的地位。一个史家如果他考核精确,不能因为他文笔不好,便失去他的地位;反之,一部历史⑨往往因为文学嗅味太浓厚,它可信的程度却令人怀疑。因为他为描写生动的缘故,不免虚添枝叶,言之过甚。所以从史籍里学文学乃是偶然的事情,不能认为是历史本身的价值。

在旧式史家看来,此外历史还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历史的教训”。他们以为我们利用历史的教训去治理国家,换言之,历史就是政治学教科书。这种观念中外皆有。最明显的是宋仁宗将司马光所编的历史赐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治理国家必取镜于是。西洋也这样,史尼布(Seignobos法国近代史学家)说:

中等教育添授历史这一科,不过是新近的事。从前历史只教给王子和大人物们,如何依照古来的惯例去统治国家。在那时候,历史是未来的统治者们的神圣学问;被统治者是没有分儿的。(《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p.325)⑩

古代需要历史的既是这般统治阶级,所以旧式历史书一部一部几乎全是为这般人写的。于是战争的描写,政客的阴谋,君主的荒淫,充满了历史的篇幅,而百姓日用之常,在他们的书中,却毫无地位!前人说:“《左传》是一部相砍书”。其实岂但《左传》,二十四史哪一部不是相砍书呢?不但中国,西洋史学鼻祖Heiodotus、Thucydides⑾的成绩,不过描写在希腊那弹丸之地两个小小的战争!因为他们的鼓吹,于是杀人放火的秦皇、汉武、关羽、岳飞、亚利山大、拿破仑等人的声誉,不但振铄寰宇,尽人皆知,并且受尽了人的羡慕和赞仰;而那些真正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如瓦特,真正为人类谋了幸福的如张仲景、巴斯德等人,却很少有人注意。即偶尔提到,也不过目之为方技而已。

政治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组织,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但影响人类前途的除政治组织之外,尚有经济、思想,自然环境……等等要素,都不可轻轻撇过。并且除非把这些要素研究清楚,我们对于政治变迁的根本原因,也决不能了解。所以旧式的历史,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实在不配称做历史,至少我们可以说它是不完全的历史,因为他们只看见了事实的表面。

我们再看看,历史真能教给我们统治方法么?现在多数学者的意见,以为从历<史>⑿中求统治术,无异缘木求鱼。但“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但从历史中求教训,结果非上当不可。为什么?

第一,人事的变迁,好像滚滚大江,昼夜不停地流,逝而不返,决没有重演的时候,所谓History nevey repeats。⒀各时各地,皆有不同的要素在那里发酵。时地一变,形势全非。自表面看来,无论怎样相同,其实内容已大异了。我们要用彼时的手段来对付现在的问题,结果只有失败。你看,袁世凯的地位,表面看来,何尝不和法国拿破仑第三相同?但是拿破仑第三谋作皇帝便成了功,后来袁世凯学他,弄得身败名裂,为天下笑。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第二,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不同。自然现象,因为科学发达的结果,我们对它多半都能解释,并且有许多我们甚至可以拿数学的方式来计算它的因果关系。社会现象便不似这样简单。组成社会的分子是一个一个的人,不象自然现象那样容易试验,那样划一。社会现象,我们相信也是受着因果律的支配,同样的原因,在同样状况之下,也或许会生同样的结果;但是它的原因究是什么?这些原因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不要说我们不能拿数学的方式表示出来,并且恐怕没有两个人抱同样的主张。我们的史学已经落伍,不必讲了。即近代史学发达的西洋,在这方面还是很幼稚。譬如罗马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直到现在离着解决还很远。

历史上的事情既是这样复杂,所以从哪方面解释都可以,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根据,找到藉口。反对宗教的人,可以从历史找出许多例子,证明宗教作了多少罪恶,如何阻止文明的进步;赞成宗教的人,也可以同样从历史上找出许多例子,证明宗教对文明进步有多大功绩。反对旧教人可以根据史料作一部Magdeburg Century⒁(欧洲宗教史巨著),历数天主教的罪孽。同时教皇也可以请⒂当时最有学问的Baronius⒃作一部宗教史,证明天主教是蒸蒸日上;骂曹操的人说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护他的人,却说他有“伊霍之功”。怕打仗的老百姓,终日拿印度、波兰的亡国史做根据,说“内争不已,国必灭亡”。军阀也可以说:“多难兴邦,殷尤启圣;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晋有重耳之难而重耳主诸侯之盟。”两方面岂不是都有理由,都有历史的根据?假使历史能教训我们,那么到底谁引用的教训正确?所以,我以为历史即教训我们的话,也须过几百年之后,等到史学发达的能将过去完全了解了,有精密的分析了,拿他以和当时状况作比较的研究,看看古时和此时何处相同,何处不同,这种分析工作作到数学般的准确之后,历史的教训,或者为解决当时问题的一种帮助。在现在科学化的史学这样幼稚的时候,便要完全靠着历史的教训去解决政治问题,结果聪明点的可以利用历史的教训来骗人,傻子认真要从历史中找教训,不但害了自己,还要连累了别人。

前人所认为历史的用处——(一)惩恶劝善,(二)激发爱国心,(三)学习文章,(四)求历史的教训———我们已知道都是靠不住的了。那么历史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偏重实际的人,便走极端,主张历史毫无用处,历史家不过是虚费光阴,在故纸堆里翻火焰!过去的历史与现在有什么关系!?

劝人研究历史的也只得承认:

照普通传统的观念来讲,历史是绝对没有什么用处的(Pollard:《Factors in Modern History》P266)。⒄历史既是没有什么用处,他何以又劝人读历史呢?他的回答却神秘:

但唯其是因为历史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主张:所有世界上的大学,都应该把它列为重要科目。

德国社会学家Muller—Lyer⒅劝人必要研究人类进化的历史,他的理由也是:

我们有几件事情应该先知道的。从前某个阶级怎么一回事?我们所生存的状态怎么过来以及怎样成立的?……此无穷之世何自起,抵于何时而终?这都是人类到了一定的知识程度以后所认为重要的问题,大家要知道的。假使人没有科学,就如禽兽一样,只剩有饮食男女与劳苦罢了。(《社会进化史》陶译本,第9页)。

这些话未尝不是,但还不足以折服实际家的心,因为他们并非问历史应该不应该研究,他们要问的是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如果你指不出历史确实的用处,你无论说历史如何应该,对他们的问题依旧是没有回答。

不过,我们也要问问实际家,他们所谓用处,究竟是怎样讲法。假设他们指着目前直接的用处讲,如面包可以止饥,笔可以用来写字,那样历史实在没有多大用处。一个历史家去开汽车,不见得比汽车夫开的好;没有读过历史的人去经营实业,也不见得不如研究历史的人。照这样讲,岂但历史没有用处,所有的纯粹科学可以说全是没有价值。

但是,世间所谓用处,岂止有这一种?我们能说使人了解现在,不算一种用处吗?讲实际的人想要成功,非先把现代大势弄清楚了不可。然欲了解现在,必须先研究过去的历史。为什么?

第一,现在是过去产生的。主张讲实际说历史没有用处的,多半是研究政治经济的。喜欢谈政治的,必多蒿目时艰,计画救危之道。如果我们问他:“日本论人口面积,都远不如中国,她的文化,原来还是取自我们的。但现在她居然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而中国却积弱到这般地步。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当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他对这问题真有相当的了解,恐怕不能仅说说现在日本如何强盛,中国如何衰弱的现状就完了。这样等于没有答复,因为我们对于这现状的根本原因依然不能了解。他一定要提到日本自明治以来如何维新,而中国当时得势者如何没有远见,反对改革,以致弄得江河日下,不可救药……等原因。你看,他不是在讲历史吗?主张历史没有用的,为什么研究现在的问题却拿历史来解释?假设我们再深推一步,问他:“为什么日本维新较易,而在中国一倡革新运动,便引起偌大阻力?”他必也更往前追⒆溯一步来解释,如:中国的文化是固有的文化,自己制造的东西自然加倍爱惜,不忍轻易放弃;日本自己原来没有什么文化,他们的文化是抄袭中国的,是自外边输入的,现在他们看见中国的文化不适用了,便又抄西洋文化。两种文化全不是他们的,当然没有主观的偏见,可以用客观的眼光来去取。因此阻力便比较的少。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好像自己的子女,子女无论如何没出息,自己总不易看出。即使看出,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忍把自己的子女赶出,另要一个别人的孩子。日人对于他们的文化却有如妻子,妻子的毛病容易看出,不好时便可和她离异,比较没有什么留恋……等等原因。或者他是一个研究经济的,当他研究现在银价跌落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看看现在金价的行市如何便算完了。这样,对这问题照旧不能明白。他必要翻币制史、经济史,看看金银的出产额成何比例,如何各国多半逐渐改为金本位了,于是世界对于银子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地少,如何自战后各国都努力收买现金以使金融巩固,于是对金子的需要日增,因此金银价值的比例相差愈远了……然后对这问题,才能有相当的了解。

他们都是讲实际的,主张历史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他们一论到现在的问题,却必向历史中寻求,然后才能了解。在经济学、政治学研究法中,都有所谓历史法,这是什么缘故?原来把时间分成现在过去未来,不过是为计算便利起见,其实是很勉强的事。时间是连续不断的,哪能清清楚楚地分开。而人事乃是心理之延绵,尤其不能把他的线索切断。如果说现在和过去没有关系,那么所谓过去所谓现在,究以什么作界线?如以已经过去的时间算过去,我写上边一句的时间已经过去,能说上边那一句和下边这一句没有关系吗?或说我们所渭过去是广义的过去,指着近十年来说,居今日还研究十年前的历史,真是毫无用处了。但试问前十年和前十一年没有关系吗?前十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前十年的一月一日,不过一夜之隔,为何一个与现在没有关系,一个与现在便有关系?所以实际家的话是经不得分析的,他们以为过去的历史与现在没有关系,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社会的进化本是一串因果关系,现在的一切情形都是从前累积种种原因的结果。而现在的这种结果,又是将来的原因。所以,现在、过去、将来是—个连续不断的个体,好像长江大河终日奔驰,决不能用人力把它分开。几年前,一位英国史学家出了一本书,内容是叙述西洋文明发展的历史,从邃古一直讲到十七世纪,现在听说已经有人译出来了,叫什么《泰西文明进步史》。这书的原名却很奇怪,既不叫西洋文明发达史,也不名欧洲文明进步史,却叫做

《活着的过去》(The Living Past)。

既是过去了,为什么还说它是活着?这就是为马文(Marwin)看清楚了:过去从时间上讲固然是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人物或者已经死掉了,但是他们势力,依然存在,我们还是不能完全脱开他们的支配。慈禧和那般守旧党已经死了,然而他们的罪恶.他们的昏聩,并没有同他们俱死。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增加了无法偿清的担负,因为他们的缘故,中国闹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已经死了,清朝也随着他们去了,但是他的罪孽到现在还活着。孔子死了两千五六百年了,但前几年新文化运动方起之时,许多人主张废孔,这是因为什么?现在四海成为一家,外国过去人的势力,也跑到中国来居住了。假设我出一个题目:“试论瓦特与我们贫困之关系”,大家一定要笑道:“瓦特已经死了一百多年了,即使发明了汽机,和我们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我们稍加思索,不有瓦特的汽机,引不起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他就没有战胜我们的工具,没有缔结不平等条约之可能。如此则经济侵略决不能出现,那样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榨取,决不致到这般地步。如此说来,瓦特与我们贫困不是大有关系吗?这不过提几年最近的例子。如果再深究一步,孔子、瓦特、慈禧又是受着谁的影响;影响孔子、瓦特、慈禧的又是受谁的影响?……这样一直推下去,便可看出邃古人的势力,到现在还是活着呢。所以一个专家告诉我们:“旧石器时的人的活动,帮助造成了现在的欧洲,他们的势力到现在还依然存在。”(Cambridge ancient Hstory⒇)。所以古人虽然死了,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影响,依然有势力;一个国家或者灭亡了,她的文化可以传到别的国家。“只有傻子才瞧不起这活着的过去,以为他与现在没有关系”。(Scott:《History and Historical Problems》,P.206)(21)。我们除非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对现在哪能了解?

第二,这种“活着的过去”的大势力,只能因其势而利导之,却非人力所能抵御,正如“抽刀断流水,刀出水复流”,结果是毫无用处。大家都骂俄国共党烧了无数重要档案,许多宝贵的史料或者消灭了。但俄国人的传统习惯,俄国人历史造成的性格,恐怕一点也没有与之俱去。法国大革命一次把帝制时代旧制度完全推翻了,但几年之后,旧帝室又回来了,旧制又恢复了。如此闹了七八十年,到了拿破仑第三见虏之后,旧制度才逐渐推翻。这就是因为社会进化的潮流,不是人力所能切断的,我们除非先把这种潮流、这种趋势弄清楚,没有法子解决现在的问题。如何才能把潮流认清楚了?要认清这潮流,我们须先研究这潮流是怎样来的,它的演变是否有一定的轨道?譬如我们平常认识一个人,必要问问他的家世,他以前的历史,然后对他始能有相当的了解。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国,一种文化,也莫不如此。斯葛德说的好:

在不知道历史的人看来,生命不过是一个平面的,他既不知过去,也不能推测现在的事情对于将来会发生什么影响。他其是好像窗上嗡嗡的群绳,只知道和别蝇子在一起瞎飞,对于国家、种族的由来,造成他的生命的各种势力,都是毫无观念。(《Hisroty and Historical Problems》,P.8)(22)

这种人只能本着他的本能盲目动作,对于他的环境哪里会明白?

第三,历史不过是人类记忆的扩大罢了。这一点是罗滨逊第一个提出的,也以他的阐发为最好。我们且看看他是怎样解释:

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某时状况,我们几乎全靠着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思想和经验。试举一个最近便的例:读这本书的人,要知道他自己现在为什么要读这一页的书,他就不能不将他自己的历史研究一下。假使他睡得很熟,忽然惊醒,他的记忆力或者骤然丧失,他许看看房里四周围的情形,他一定不晓得他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虽然各种用惯的器具都在他的目前,也不能使他明白他自己,除非他的记忆力来帮助他,使他想起过去的一部分。当记忆力暂时停顿的时候——如昏倒初醒时,或者麻药退下之后——有时如此的难受,所以几乎成为一种知识的痛苦。我们在平常的时候,记忆力自然而然的从我们许多记忆里面,将那种过去的经验同思想选择出来,帮助我们来明瞭自己的现在。这种记忆力的作用如此容易,而且如此有效,所以我们不觉它对于我们有什么作用,同我们依赖它的地方。记忆这东西如此的迅速而且如此的正确,以我们的过去来供给我们的需要,将现在弄得明明白白。所以我们误以为“现在”这样东西,是可以不解而自明的,“过去”这样东西,除非我们故意要去记他,是死的,没有关系的。(Robinson《New History》(23)何译本18、19两页)

要了解个人的现在,必要靠着自己的记忆,假设要了解社会的现在,中国的现在,世界的现在,只靠着个人渺小记忆便不够了,我们须利用大家对于社会、中国、世界过去的记忆。这是什么?不消说是历史。

因以上种种原因,所以打算了解现在,非借助于历史不可。这种见解,今日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前边所提过的罗滨逊在他的《昨日与今日之世界》(The World Today and yesterday)一书的叙中,劈头一句便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因为除非研究过去,无从了解现在。”史威尔(Shotwell)也说:“现在史学家并不是给政治家供给材料……是因为科学发达的结果,深信除非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决不能知道这些东西的现状。”(Introd 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 P. 169)(24)可以代表现代学者的主张。

历史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并且还可以推测将来的趋势。但是历史对于将来,也只于能推测其大势而已,决不能如(25)许多读历史的人所想的,读读历史,便可对于将来的事情,未卜先知。从前史家,对于未来的事情,也有真能猜得中的。如《国语》载内史过预言朗必亡,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了。《左传》、《国语》上,这种例子很多。但也有猜不中的,如史说楚必代周,后其言竟不验。前十余年当欧战初爆发的时候,梁任公著了一本《欧洲战役史论》,详述欧战的远因近因,他的结论是德国必胜。德国若是不胜,世界可以从此不必再讲科学了,可以不必再讲教育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欧战的结果,正和他的预言相反。所以预言虽有时中,究竟有靠不住的。孔子毕竟聪明,有一次子张问他是否可以知道以后十世的事情,他的回答是:“殷因于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虽百世可知也。”你看,他并不像谶纬家,说能预言谁要作皇帝。他说可以知道对于礼损益的趋势,而他推测损益的根据是殷监于夏,周监于殷的历史,这不就是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未来趋势吗?

历史何以能帮助我们推测未来的趋势?这个道理很简单。社会的进化既是时时往前进,永远没有停顿的时候,当然不能进化到现在便停止,它还是依着一定的轨道,照旧向前进。我们对于他过去的发达越清楚,越能看出它所循的轨道,因此便越能知道它是向那方面走。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将来的趋势,愈加明瞭。

譬如,我们回头看看国家起源的历史:人类由家庭进到部(26)落(依Morgan(27)的说法,人类最早的组织,便是部落),后来由部落进到城市国,最后又由无数的小国进化到现在的泱泱大国。由此可见,人类的组织有逐渐拓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决不能进到现在便骤然止住。我们看出了这种趋势,便可以推测将来了。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组织有由国家进为世界组织的倾向。我们看:现在各种组织除开政治组织,多半都变成世界化了。经济方面,将来要变成世界的分工,与世界的经济合作;文化事业,更是向来就没有国界的,各种学问大都皆有国际会议;各种社会运动,除去几个开倒车的以外,都是拿改革全世界作他们的目标。而物质文明的进步,更能缩短了地面的距离,使世界成为一家,使各国人彼此容易接触,容易了解。现在只有政治组织,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政治组织向来是人类的一种保守力量,非各方面都进化到相当的程度,政治组织决不容易改变。不过现在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已和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是各国孤行已是的,现在有国际协商、国际合作了。并且,在各政府之上,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国际组织了;它的力量虽还不大,不过可以看出潮流是向这方面走的。

本篇是谈史学原理,为什么却费去了几百字去论人类组织之趋于世界化?这不过举了一个例子,使大家知道温故可以知新,研究社会的历史,便可以推测将来的趋势,并且想要明白将来的趋势,非研究历史不可。

了解现在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恐怕不必回答。一个人除非把现在的状况弄清楚了,决不能知道怎样对付他的环境,结果只有失败。慈禧因为不能了解她当时的情形,硬要反对维新,信任拳匪,和外国寻衅,结果不但她自己失败了,还把中国弄到这般地步。同时在日本执政的,是能认识他们的时代的,因为他们便知道如何应付时代的方法,结果日本到现在可与列强并驾齐驱。

知道将来的趋势,有什么好处?前边已经屡次的说过:社会的进化是一串连续不断的因果关系。现在是过去的结果,同时又是将来的原因。对于过去,我们是没有办法了;将来如何,全在我们的措置,我们无所逃其责。我们常说某政治家有远大的眼光,就是因为他能认清楚他的时代,能推测将来的倾向,于是想种种方法来促进好的趋势,矫正坏的倾向。不能认清这倾向的人,便但凭意气用事,结果往往愤事。德相俾士麦在德国工业革命方萌芽的的时候,便看出下层阶级有渐渐得势的倾向,将来劳资冲突必不能免,与其将来让劳工起来反抗,不如资本家先自行让步,于是他便创了空前未有的社会法,强迫资本家给工人许多利益,工人的空气自然缓和了,后来德国工业发达了,而劳资两方的冲突,比较的少,就是因为他在前已有设施的原故。其时俄国政府便没有看清这种趋势,平民几次起来反抗,他们还不觉悟,想专凭残暴的手段压制下去,结果起了1917年极端的大革命,牺牲的性命不知多少,这便是不能推测将来趋势的害处。

以上我不过随手拈了一两显明的例子,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所指的现代及将来的倾向专就政治而言。各种事业,各门学问都有它特别的现状,特别的趋势,要了解这些东西,都须研究它过去的历史。

我们在前边已略略讨论了,以前的人以为历史的用处是些什么,他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现代史学新思潮所认为史学的用处又是些什么,以及他们立论的根据。我们既然明白了历史真正的用处,那么历史真正的目的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因为史学的目的和史学的用处,是不能分开的。譬如,从前人家以为史有惩恶劝善的功用,于是便有大批《春秋》式的史籍出现;大家以为可以从历史中求统治法,于是又有大批《资治通鉴》式的史籍出现。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历史的观念改变了,我们既不相信历史能改革世风,更不相信历史能给我们教训,至于藉历史来宣传主义,或做做文章,我们以为更不应该。我们以为历史只能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并且推测未来,这是历史惟一的用处。但这种用处,已不能算小了。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我们所要努力的,便不能再和从前一样,专作那种褒贬,或给帝王修家谱的工夫,或就那希奇古怪的事情,作些美丽动人的文字。我们须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有确实的认识,以便了解现在而控制将来。这是史学的新目的,史学的新使命。

[说明]本文原载《燕大月刊》第7卷1—2期合刊,发表于1930年12月25日。

作者简介 齐思和(1907—198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山东省宁津人。1927年入南开大学,次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1年毕业赴美留学。1935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私立中国大学等校历史教授,兼任中国大学历史系主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北大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执教40余年,所讲课程有中国史商周至秦汉诸代,世界通史,英美等国别史和史学史、思想史等。在教学和研究中,重视进行中外比较研究。主张“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中国史与外国史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发现特点,找出联系”。强调进行世界史研究时,应注意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世界史教材建设、资料编纂,工具书撰写等方面竭尽全力,为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期间拒绝日伪之聘,表现出爱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著述颇丰,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代表作有《战国制度考》、《周代锡命礼考》、《孟子井田说辨》、《毛诗谷名考》、《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中国史探研》等。外国史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世界中世纪史讲义》、《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和《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等。还任周一良、吴于废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第一卷上古部分的主编;主持编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有关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献,计12卷;主诗编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和《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等世界史研究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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