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学

风清扬斈 14年前 (2006-06-21) 网络资料 4036 0
中国古代的史学
第一节 关于历史的涵义
什么是历史
在西方观念中,"历史"(History)一词有着数重意义:
首先是指过去发生的事件,亦即所谓"广义上是指一切事物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
其次意味着过去事件的记录或叙述,亦即所谓"历史材料".
最后则是指一门学科,一个研究领域,亦即所谓的历史学——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已往发展过程的学问,包括记录和描述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历史规律等等.在这个学科中,已经发展出一套方法和概念,历史学家收集过去事件的证据,评价这种证据,并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在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三层涵义之间的关系:历史既是过去的事件,也常常指对过去事件的记录或叙述,可是这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亦即历史材料并不是对过去的事件的完全的记录.从理论上说,"历史"本身是不可能再现或是完全被感知的,历史学家虽然尽力收集证据,研究历史,也不可能完全接近真实的历史,所以,"历史"便常常表现为历史叙述.也正因如此,对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讨论,就往往表现为一种理念,也就是所谓的"历史观念"或者叫"历史哲学".
因此,历史著作或者说历史研究的结果就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历史学家或者历史著作的读者,在历史中找到的并不是在细节上完全一致的问题,而是这些历史的叙述对叙述者个人或集团是否有所启发的问题.这略同于中国人的"以史为鉴".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著名论断的原因.这在根本上是与中国人的观念是一致的.
在中国文化中,"史",记事者也(许慎《说文》),为掌书之官(王国维《释史》),初谓载籍之记录,亦即记录的过程.然而,"史"不久即发展为一种"国史"(国,一姓之朝廷也.国史,实为一家一姓之史,近代发展为一个民族国家),它代表着一种"彰善惩恶","显忠臣,诛逆子,树风声"(汪荣祖《史传通说》,页18)的理念.主要目的是强调忠君劝善,爱国扬威,所谓"亡史甚于亡国".而次要目的则是"以史为鉴",在王者得知治乱兴衰,在个人或集团得以获取智识,也就是所谓的历史人使人睿智.
因此,无论中西,"历史"的表现都是一种"历史著作",反映出某种理念和经验的扩展.因为历史"是什么"不可能终极解决,所以历史学对此问题的探讨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历史学的方法,观念和发现才是有关"历史"的最重要部分.而"为什么"则是一种历史哲学,是要从中得出关于人类发展过程本质的东西,因此理念的因素更为纯粹,也更困难.
"历史哲学家更加关心的是理论而不是事实,他们使用以事实构成的基础结构来勾划或说明他们对人性及其发展意义所抱的观点."杰勒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说:
历史哲学——有时亦称作"元历史学"——现在已经显然不受历史学家(神学家除外)的宠爱.如果说在当代历史研究的趋势中确实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的话,那就是历史学家摈弃了历史哲学.……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
马克思的名言:
History does nothing; it does not possess immense riches, it does not fight battles. It is men, real, living, who do all this. . . . It is not history which uses men as a means of achieving-as if it were an individual person-its own ends. History is nothing but the activity of men in pursuit of their ends.
参考译文: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神圣家族》)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地位与成就
(P259)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中国古代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以由下列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从史学典籍在古典目录学中的记录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是一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状况的反映.《隋志》著录古代文化成果,四部分书,确定了经,史,子,集的顺序,由此直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从历史著作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来看:我们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正是因为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这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通过历代的历史家记录和保存下来的.历史著作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的职能.流传至今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诸如廿四史,正续通鉴,十通等,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海,大都是古代史家的杰作.
从史学与文化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历史著作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不仅任何一个文化领域的具体部门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这发展史正是史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如经学史,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等,而且各具体门类,如文学,艺术,宗教等,也同史学发生密切的关系,都可以从历史的研究中加以阐述.就经史子集的关系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制约.长期以来,经学曾经是史学的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也是史书通过历史经验反复阐明的史义;中国古代史家特别注重史文,讲求文字表述之美,文史结合成为优秀史家的传统.甚至子史关系,也是中国史家向来就十分关注的课题.
因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史学确实有着重要的地位,受到极高的重视.
中国古代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从不同的角度来概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从综合的角度出发,要略言之,中国古代史学的成就有:
1,历史的记录异常丰富.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历史的记录,因此,文献的记录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国史记录非常完备,专史与私史也非常丰富.
2,史学成为专门的学问形成最早,修史制度非常完备.史者,执笔纪事者.历代都设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唐代起更立史馆,"盛世修史",蔚为大观.史官设置对史学贡献极大:一是博闻强识,二是典守图书,三是守正不阿,四是专职分工.
3,史学精神显著,独特.中国古代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史学精神,如"究天人之际","惩恶扬善","以史为鉴"等.
4,史学精神一脉相传,代代相传,不因为一朝一姓之朝代的更替而有所改变或失传,"亡史甚于亡国".龚自珍曰:"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
第三节 中国古代史学要籍概览
一,史学类目的发展
(P260)中国古代史籍分类的体制,在《隋书·经籍志》里大致确定下来.《隋志》把史书分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薄录.
《隋志》史部的分类原则是内容和体裁的结合.正史指纪传体.古史指以《春秋》为主的编年体.杂史,体例不纯,"兼包众体",内容杂,内容所述大抵皆帝王之事,但颇涉琐事遗文.霸史,特指十六国的记注.起居注,指"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之书.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大都是有关制度之书.杂传是关于世俗,佛,道各种人物传记.地理纪州郡,山川,物产,风俗.谱系纪形式.谱录著文献目录.
此后不久,刘知几的《史通》,则把唐前史籍归为六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的分类则更为详细,共分为15类,包括:
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载记,时令,地理(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总志,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职官(官制,官箴),政书(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史评.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解释: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中国古代史书可有多种分法.《四库总目提要》代表了古代的学术观念的体系.结合现代的标准,参照传统体系,中国古代史学可分为以下几类:
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会要体,实录体,纲目体,史评,史论等.
主要是前四类.这一分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中国古代史书要籍概览
1,纪传体史书
纪传体史书,即史书中所谓的"正史".
纪传体史书,就是以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纪传为主的史书.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司马迁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相互配合,构成了较为完整严密的体系,创立了纪传体,而纪,传是这种体裁的主体.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序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纪传体实质上是一种综合体.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叙述帝王事迹,排比历史大事;世家,记述诸侯,勋贵和特殊人物的大事兼用编年和列传的写法;列传主要是记载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这些人物传记有专传,合传,类传和寄传等类型,也有民族史传和外国传;表是谱牒的形式,条理历史大事;书志,以事为类,主要记载各类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另外,司马迁创"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实际上是史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是纪传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纪传史诸体交相补充互相配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最流行的史书体裁.
纪传体史书,在古代主要有所谓的"廿四史"之说:(P264)
《史记》,西汉司马迁著.
《汉书》,东汉班固著.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
《三国志》,西晋陈寿著.
《晋书》,唐房玄龄等著.
《宋书》,南朝梁沈约著.
《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著.
《梁书》,唐姚思廉著.
《陈书》,唐姚思廉著.
《魏书》,北齐魏收著.
《北齐书》,唐李百药著.
《周书》,唐令狐德棻(fen4)著.
《隋书》,唐魏征等著.
《南史》,唐李延寿著.
《北史》,唐李延寿著.
《旧唐书》,后晋刘昫(xu4)等著.
《新唐书》,宋欧阳修等著.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著.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著.
《宋史》,元脱脱等著.
《辽史》,元脱脱等著.
《金史》,元脱脱等著.
《元史》,明宋濂等著.
《明史》,清张廷玉等著.
"二十四史"的形成:
唐前四史: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西晋陈寿的《三国志》.此谓之前四史.
唐修八史:唐初设史馆修史,先后共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再加上私修的《南史》,《北史》,共八种.其中《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五种原来是一部书,称《五代史》,修成以后很久才分为五种单行本,其中《十志》不能分,就放在《隋书》中.
唐十三史:唐人所称.合前四史及《宋书》,《南齐书》,《魏书》与南北史之外的"唐修八史".
宋十七史:宋人称.唐称十三史加上《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明二十一史:明人称.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二十二史:清乾隆年间,加《明史》.
二十四史:诏刊二十二史之同时,又增《旧唐书》及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之《旧五代史》.乾隆四十年武英殿主持刻峻,是为清殿本二十四史;
2,编年体史书
编年体是古代编写史籍的最早体例.作为编年体,就是按年月顺序记录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体裁.首先标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年下依次记月,日,日期之下记载具体史实.编年体史书,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将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备载一处,便于比较,了解各史实之间的关系,使读者对史事发生经过的时间十分清晰.
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正规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所整理过的,鲁国叙述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春秋》,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编年史书的诞生.之后是阐释《春秋》的《左传》.自汉代起,就不断有编年体史书出现,但现存的只有汉末荀悦的《汉纪》和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均为断代编年史.
编年体史书的成熟和完善,是以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标志,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通鉴一体.《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故人们把作者司马光与汉代的司马迁相提并论,并成为"两司马".
《资治通鉴》之后,史坛上很快掀起了"编年热",出现了一系列的编年史书,主要有: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明薛应旗《宋元通鉴》,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谈迁《国榷》等.
编年体史书除了通鉴体,还有一些重要的系列,这就是历朝的"起居注"和"实录"."起居注"起于汉代,撰于当时,按照时间顺序专门记载帝王的言行,以备撰国史之用."实录"起于南朝梁时,非撰于当时,而是修成于后一代,是历代所修每一皇帝在位期间的编年大事记,唐代以后盛行.它们常被史家采入正史,或引入编年,发挥了重要的史料功能.
3,纪事本末体史书
任何事物都有局限性.就史书体裁而言,编年体虽符合历史记载之本性,然亦有缺点,故纪传体史书应运而生;纪传体史书虽亦能包赅史事,但总有一些缺陷,于是纪事本末体史书产生.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一种史书体裁,它创立于南宋袁枢(shu1)的《通鉴纪事本末》,它把《资治通鉴》294卷,1362年的编年史内容归并为239个标题,各述一件大事的始末经过,自成单元,共42卷,在史学方法上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
它的价值在于:
一是改进了史书编著方法,弥补了纪传,编年二体之不足.编年体以年为经,则"事以年隔,年以事析"(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序》);纪传体以人为纲,则"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刘知几《史通·二体》).《通鉴纪事本末》正是克服了二体的不足,在史书体裁上有所突破,顺应了史学发展的要求.二是适应了时代对史书编纂的要求,突出了史学的重心,便于历史学习.唐宋时期,封建文化高度发展,大量史书因篇幅浩繁,使"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章,毕世不暇举其大略",于是社会呼唤简明易读,又能具体反映史事的新史体产生,以解决人们求知和阅读的困难.《通鉴纪事本末》正是应运而生,它概括了《通鉴》的全部史事,篇幅却不及原书的一半,因此它简明概括,便于普及历史知识.
《通鉴纪事本末》的问世,丰富,完善了古代史书体裁,从此,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形成中国古代史体的三大支柱,对后世影响极大.
《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多有仿效之作,至清末大约有十几种,它们前后连贯,也如"二十四史"一样形成了一套通史体系.主要有:
《绎史》(从远古至秦末),《左传记事本末》(春秋时期),《续通鉴纪事本末》(北宋至元末),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清诗纪事本末》.
4,典志体史书
典志体史书是指古代史学家专门记录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书.
我国古代史学家非常重视典章制度的记录.《史记》中就有八书以记天文,地理,文物制度.其后许多断代史皆沿袭"八书"的体制,设"志"以记历代的典章制度.但典章制度的演变有很大的继承性,断代为书,或原委不明,或繁复取厌.于是,到了唐代,杜佑写成了专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沿革的专史——《通典》,典志体史书得以创立,成为传统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体裁.
典志体史书,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十通":
《通典》,唐杜佑著,二百卷,专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之沿革.全书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唐虞起,下迄唐天宝年间,肃宗,代宗时的重要因革,亦附载于注中,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之通史.
《通志》,南宋郑樵著,二百卷,纪传体通史,起自三皇,终于隋代.其纪,传部分,几乎全部抄自诸史原文,并无新义.《通志》最重要的是二十《略》,"略"即各史的"志".郑樵的二十《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等,是古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的演变史.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乃旧史所无,为郑氏独创.
《文献通考》,元初马端临著,三百四十八卷,是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所收材料,远自上古,下自南宋嘉定末年,材料十分丰富,共分二十四门,其中十九门的名称沿袭《通典》,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马端临的独创.《总序》称,马端临编纂此书,"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i)文(i)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定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i)献(i)也.其载诸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tan2)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所谓"文",就是叙事参照经史等记载,所谓"献",就是论事,参照学士名流之议论,所谓"窃著己意",就是通考,详加考证,去伪存真,区分类目,排比编纂.《文献通考》的编纂方法,坚持了文,献,注三个原则,开创了历史考证学的先河,影响极其深远.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被目录学家合称为"三通".
《续通典》,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一百五十卷.所记自唐肃宗至德元年至明崇祯末年约一千年的典章制度.按年编次,门目体例,一如杜佑的《通典》.
《续通志》,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六百四十卷.记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政事,兼补唐代纪传.体例如郑樵之《通志》.
《续文献通考》,清乾隆十二年敕撰,二百五十二卷.为续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记宋,辽,金,元,明之事.
是为"续三通".
《清朝通典》,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本名《皇朝通典》,一百卷.体例与《通典》,《续通典》相同,分食货,选举等九门,起于清初,终于乾隆五十年,主要采用《清会典》,《清律例》,《清一统志》等书为材料编成,分门别类,颇为详明.
《清朝通志》,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本名《皇朝通志》,一百二十六卷.体例与《通志》,《续通志》大体相同,但只有二十略,内容除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外,多与《清通典》重复.
《清朝文献通考》,本名《皇朝文献通考》,清乾隆十二年敕撰,今本为三百卷.体例与《钦定续文献通考》相同,也分二十六考.其中子目增有八旗田制,八旗壮丁,外藩,八旗官学,蒙古王公等项.
是为"清三通".
《清朝续文献通考》,近代刘锦藻撰,本名《皇朝续文献通考》,上续《清通考》,下迄清末宣统三年.各考资料详细,清朝一代典制,大体具备.其《经籍考》著录各书,略加解题,尤具特色.
"三通","续三通","清三通"和《清朝续文献通考》,合称"十通"."十通"卷帙浩瀚,贯通中国几千年文物制度的历史,实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海.
《通典》,《文献通考》等属于通史范畴.历朝还有专记一朝典章制度因革损益的断代史书,私人撰修的,多称"会要",出于官修的,多称"会典".
中国古代的史书体裁,除了上述主要的四种之外,还有:
史学理论著作:
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其开端,《汉书·司马迁传》是其发展,《文心雕龙·史传篇》更为系统.而系统全面的专著,则以唐代唐刘知几的《史通》,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和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为代表.
史评著作:
评史事: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等;
评史书:钱大昕(xin1)《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
兼而有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等.
第四节 中国古代的史学精神
(参考P270页)
中国古代史学有着独特的史学精神.所谓"史学精神",是指在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史学的功用,价值与意义的认识与归纳.正是由于形成了一种独具内涵的史学精神,才保证了中国史学传统代代不绝,不仅历代一贯重视史学,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史法,史德与史才的完整的方法与体系.
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突出表现为四点.
之一:中国史学的首要精神在于"经世明道".具体来说,就是以探究"天人之际"为最高宗旨,以对现实人事的叙述来达到阐明天人性命的目的.
正如教材所言:中国史学深受经学的影响与制约,它所标榜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史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的领域.因此,中国史学不仅强调文史结合,而且要直指人生与宇宙的终极意义.这种精神内涵,是由中国文化的内在意蕴造成的,中国史学往往先以人生本身为中心,注重人事的变迁和道德性命的探究.
因此,中国的史家们往往具有"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胸襟和气势,拥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在其历史著作中体现出这一点,而绝不使其流于空言.
以《史记》而言,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纪事,传人,编年无不具备,可说是集前代史书之大成.梁启超曰:"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而其贯通古今,牢笼百家,自不待言.正如其《自序》所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而宋司马光作编年体《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胡三省曰:"温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ti1)幽隐,荟萃为书.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ban1),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乃成."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有前后两司马之称也(以上梁启超语).
又通志一体,贵在于贯通.唐杜佑之《通典》,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此实古正史中史志一门之进化也.其后元马端临仿作,其虽杂博,然篇目繁备,亦便查检.宋郑樵奋起千载,欲上继左马,独作《通志》,虽其实与其宏愿不符,然即以其二十略观之,亦可谓会通矣."
即使以断代史而言,仍是如此.如刘知几称赞《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史通·六家》),正是肯定它博通的内容,广阔的视野.其他断代史,如《续汉书》,《宋书》,《魏书》,《晋书》等等,虽不如通史那样辽远,但仍是气象恢宏,展现了史学家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宏大气魄.
之二:是中国史学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和历史哲学观念,寓褒贬,别善恶,强调史学惩恶扬善,忠君爱国的功用与意义.
孔子修《春秋》,一字寓褒贬,微言大义,是非二百四十年之历史,形成后世所称的"春秋笔法".《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游,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辞,不能改一字."即指此.《春秋》的记事极简短,一般一件事只有一两句话.可是这极简短的记叙,往往微言大义,有着很丰富,很深刻的含意,蕴含着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且也给读者以深刻地影响.如《春秋》中,隐公元年五月,有"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虽然只有六个字,但它不仅记录了当时郑国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也包含了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左传》对《春秋》这句经文隐含的褒贬用意解释道:"书曰:(i)郑伯克段于鄢.(i)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后来,人们就把这种文笔曲折,微言大义,并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文字称为"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成为后来历代修史者追求的信条.后人认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此亦即刘知几所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乱臣贼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由此可见,《春秋》最大的意义,是在史学中树立了一种历史理念,使之超越一姓一朝之上而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道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史学惩恶扬善,忠君爱国的价值观念.
由此出发,古代史学家形成了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良好传统.所谓秉笔直书,书法不隐,就是不受强权等其它非修史因素的影响,坚持史官记事的原则,严格如实记录事实,展现于社会的道德标准之前以作批判.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知几在《史通》中也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这种秉笔直书的传统,也就造就了古代无数不畏强权,不畏风险,甚至以死殉节的优秀史家,如齐国的太史,南史氏,晋国的董狐,汉代的司马迁等等.
古代史家述史,历来有所谓"直笔","曲笔"之说.秉笔直书本为史官的天职,然而史料无一不烙上记录者的倾向,以至于某些保留下来的"直笔"也成了"曲笔"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春秋·宣公二年》中"秋九月,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的记录.当然它也是由于春秋笔法中"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书法原则造成的,是受时代的局限造成的.刘知几在《史通》中,写了《直书》,《曲笔》二篇,把"实录"作为区分直属和曲笔的的根本界限.不肯否认,古代史书中也有不少是曲笔之作,但在整个的封建社会中,曲笔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而直书精神,则是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始终是古代史学的主流.
之三:是注重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史为鉴以知得失,古为今用,归根结底是以经世致用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与历史学的本质意义是相贯通的.故章炳麟曰:"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治 "
以史为鉴,可以说是古代史学一贯的传统.孟子论及孔子作《春秋》时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说明孔子作《春秋》是有自觉的社会目的的,这一目的就是史学为现实服务,也就是经世致用.司马迁写《史记》,自己把写作目的明确地概括为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梁启超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这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这话说得很精确.司马迁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史学家,他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他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在史书的叙事写人中通过寓褒贬,别善恶而表现出来的,体现了史学家关注现实社会治乱兴衰的政治情怀.
这一传统自司马迁光大以来,沿承未绝,而以唐宋为著.唐代设史馆修史书,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宗旨,以致唐太宗留下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名言.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目的就是给帝王"周览",从中鉴戒得失,宋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强调的就是以史为鉴的作用.
之四:是注重史学家的学识与修养,强调历史学的方法与最终结果——历史著作的重要性,亦即史德与史法.
中国古代历来十分重视史家的学识和修养,并留下了许多有益的论述.不过,从理论上明确而全面地提出史家的学识和修养问题的是唐代的刘知几,刘知几认为,史学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旧唐书·刘子玄传》).所谓"史才",是指编撰史书的才能,主要是指史书编撰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是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知识,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家对历史的看法,观点,见识等,是研究主体面对研究对象时一种特具的历史眼光,是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其后,清代的章学诚肯定了"三长"的理论,又补充了"史德"(《文史通义·史德》).所谓"史德",是指史家秉笔直书的胆识和修养,章学诚解释为"著书者之心术":"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历史与史家的主观之间的关系.史家应该尊重客观历史,不能用主观的好恶去影响对历史客观的忠实反映.
德,才,学,识四者,体现了对史家素质的全面要求,因而成为史家的奋斗目标和评论史家的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刘知几的"识",还是章学诚的"德",其标准无一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中国重伦理道德的思想文化熏陶下,史家向来以修身立德为己任,史书以表彰忠臣孝子为要务,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人伦正是贯穿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支柱.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局限性,是我们在阅读古代史书的时候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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