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张之洞命题

风清扬斈 13年前 (2006-06-06) 网络资料 5986 0
超越张之洞命题
□ 李扬帆
当晚清的历史硝烟散尽良久,一些人的选择仍然作为一种民族的命题左右当代的文化发展之路.张之洞在中西道路上的选择,连世人敬仰的陈寅恪先生也叹乎"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马克思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晚近百余年,有多少处于矛盾煎熬的人生,其本身就是民族煎熬的缩影.我们看到有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周树人而成为鲁迅,等等.晚清以来中国文人所面临的冲击,动了这个文明的根,于是我们不再斯文!以"中体西用"作最后清算的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位不再斯文的大学者.作为慈禧钦定的探花(26岁中会试第三名进士),张之洞面对泰山压顶之势的西方冲击,硬是活生生从清谈中闯荡出来,咬牙切齿的宣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最终选择之道,其论虽然骑墙,但是却固执而有勇气.此论一定,数十年上百年竟无法超越之.
清谈:囿于京城那一片小天地抑或极度自尊
数晚清风流人物,曾,李之后,应该就是张之洞.如时人所谓"是湘乡合肥一流人物","功业在曾胡左李而外独居一席".然而,与曾,李等人以赫赫军功而封爵拜相的仕宦经历不太一样,张之洞之人生富于戏剧性.大抵以1882年至随后不久的中法战争为界,此前,张之洞为清流党的核心人物.而此后,则为推动中国实业-洋务救国的中流砥柱.
长期在翰林院虚职以待的历史,促使张之洞无法摆脱京城空言政事的风气,又以其才情,而逐渐成为京城清流言官之重要人物.《清史稿》说:"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清流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上书谏事时又直言无忌,在对外方面,一味固执求战.往往令朝廷棘手.张之洞曾论道:"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 其实,同光年间的清流鼎盛,当然也在于慈禧太后玩弄权力均衡的手法.以清流牵制洋务派而已.
此种手法往往见效. "清流"的代表人物张佩纶(张爱玲之祖父),在中法战争中因固执言战,即被朝廷派去福建马尾督师.《清史稿》记载了他无法实践自己激愤大志的窘况:"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i)我会办大臣也!(i)拒如初".张之洞也差点面临这样的结局.
清流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而张之洞是一个从行为上逐渐抛弃清流,而一直深受清流思想影响的士大夫.这种倾向和他的性格有关,当然也和他的老师湘军著名将领胡林翼相关,后者是洋务运动兴起前主张经世致用的领军人物之一.
清流无法在力量层面抗击西方,所以选择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以期占领心理优势.张之洞把这种清流的因素和后来的洋务思潮结合,最终才形成他的完整主张..晚清怪杰辜鸿铭曾经入张之洞幕府二十多年,对张之洞这样评价:"张文襄,儒臣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其论颇为偏激,但是也说明了张之洞的内心是清流的一派.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这成为他人生的巨大转折.
洋务:从临渊羡鱼到退而结网
由京官而外放疆臣,是张之洞人生的一大机遇.他敏锐抓住这一机遇而实现了从清流到洋务派的转变.1882年,他擢任山西巡抚,可谓退而结网的开始.他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此可谓其与清流诀别的宣言书.
1889年12月17日,一个长者坐船来到武汉,并从此与湖北,与武汉结下了将近二十年的缘分.此人即是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此,张之洞踏上了治鄂兴汉之旅,迈向其一生事业的巅峰;并给中国留下了晚清最系统,最成气候的改革:湖北新政.此后而至1907年9月晋京入参军机,除1894,1902年两度暂署两江总督,一次短期赴京修订学堂章程外,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他的举措核心主张乃在"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60多年后,毛泽东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因毛泽东两次视察张之洞创办的大冶铁厂(后来的大冶钢厂),此说是可见是有深刻体会之论.
张之洞在湖北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
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甚至东亚规模最大的钢铁厂1893年全部竣工时,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虽然幕僚辜鸿铭称之为"只有模样,没有精神".但是,张之洞以实践理性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以实践精神创造了中国洋务运动后期的辉煌,不仅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而且也使汉口快速发展为仅次于上海,天津之外的内陆最大国际商埠和产业中心 .数据显示: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到1903年超过1200万两,1905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曾也只经达到过1880年的4200万余两,而1904年则突破了1亿两大关. "湖北新政"的实现固然与清廷的总体性战略规划(比如芦汉铁路的建设)有关,但是,张之洞的苦心经营绝对是首要的.以当下的观点看,也可以称之为中国早期的中西部开发战略吧. 其实,他的洋务实践的意义当然不仅限于此.
中体西用:"先人而新"抑或"后人而旧"
颇有象征意义的是,张之洞的全盘主张是在维新变法期间,以辅助变法内容不偏离传统体制和名教的目的而推出的.那么,他到底是新人还是旧人呢 在张之洞去世后两天的《时报》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张之洞就是这样矛盾的人,而当时的洋务派,只要他活得足够长,都会面临剧烈的内心煎熬.
1898年7月25日,清廷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令其广为刊布,努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劝学篇》标"中体西用"之旨.
张之洞自然明白中西冲突是十分显明而尖锐的,迫在眉睫.所以就有了调和这一冲突的的说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一种折衷,但是就是在折衷背后包含着我们民族耗费了整整一百年还未见得化解了的心理负担.
政治解决还是经济-文化解决 张之洞的道路和康梁的道路在最终的选择上分道扬镳.针对维新变法,张之洞而作《劝学篇》.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奏折中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梁启超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
在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认识上,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一个是认为张之洞的"体"是体制,包括纲常论理和政治体制.所以,张之洞的主张,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比如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讽喻"中体西用"说,一时附和之声四起.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张之洞所谓的"体",不是实体,也不是本体,它来自于"中主西辅"的思路,首先是主要原则,主体的意思;整个命题是讲在文化引进和变革中,不要丧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主导性,儒家学说是中国人的民族根性,自性之所系.该种论点认为,张之洞不会糊涂到连逻辑都不通的地步,而如果真是逻辑不通,陈寅恪,冯有兰这些人还会信奉这种理论么 当然,也还有反驳的观点认为,既便陈寅恪他们以现代学人的身份居然认同张之洞的主张,他们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怀,而并非从理性上认同这种主张.
其实,张之洞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或者说是内心非常矛盾的人.尽管他明确的提出中体西用的最后清算,那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张之洞的矛盾可以从一件事情和一种对立的说法中看出.
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庚子年慈禧太后对八国宣战接着引来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竟冒着承担"抗旨"的罪名,与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发起所谓"东南互保".有多位论者已经找到历史证据证明此举意在另立政府.所谓"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东南互保"之事,李鸿章,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均为主谋,说明当时洋务大员的心理十分的复杂,他们确实不愿意和顽固昏头的慈禧太后合作,与八国宣战.但是,在理性和冲动之间,他们最终作出了妥协.此其为张之洞心态,也为中国政坛大员在当时的典型心态.
所谓对立的说法,来自张之洞自己对体和用的理解或者解释.张之洞到底对体制改革持何种态度或者主张,在他自己的文章中,都是自相矛盾的.首先,在入京拜相之前,他在《劝学篇.序》(1898年前后)中,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又在《明纲》中重申:"五纲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在《劝学篇》中,他把西政解释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就不是我们理解的西方政治体制,最多是一种行政事务!而《劝学篇·正权》也否定了开议院的主张:"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中国旧章所有也,……何必袭议院之名哉",又说"将立议院欤 ……此无益者".可见他主张的中体西用,最初是中国的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都不可变.
但是,1907年,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进京入阁拜相时,他一度对立宪表示了强烈的支持态度,主张速开议院,直到临死之前"尚以宪政勿迟行为言".以至于孙中山说"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而《劝学篇》"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的提法,以及1901年,他在《致刘坤一等》的函札中明确说:"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凡此种种,又说明张之洞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相矛盾的心理.
斯人已去,其命题尚在!中国仍然处于一种全球化的剧烈冲突过程中,张之洞毕竟给我们明确提供了一个可以探讨的命题.中体西用命题的诡谲之处,在于把我们的思路局限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和西,体和用.如此化约的二元论,从当代――一个已经经历了百年困苦实践的当代人的角度而言,应该说是过于简单化了.走出张之洞命题的关键,在于用一种融合的,合作的,双赢的(用时下最时髦的语言而论)眼光,重新审视中国问题,如此,则张之洞们可以安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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