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易》考论

风清扬斈 13年前 (2006-06-05) 网络资料 1841 0
孔子学《易》考论
一,关于"《鲁》读"问题
孔子是否对《周易》曾有精深研究 本来,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i)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i)";《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尤其是被公认的最可靠的孔子文献《论语》亦载:"子曰:(i)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i)"(《述而》)但是,《论语》此处有异读.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说:"《鲁》读(i)易(i)为(i)亦(i),今从《古》."就是说,《鲁论语》此章原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样,此章就没有反映出孔子和《周易》的任何关系.各种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怀疑由此而起,以至形成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著名悬案.
我认为,既然这种异读现象是由不同的《论语》版本造成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最可靠的途径,是考察《论语》的版本源流,搞清《鲁论》与《古论》之间的关系.按照笔者的考察,《鲁论》和《古论》属于同一来源而晚出,前者是由鲁人伏卿以后者为底本进行改编而成的.在改编过程中伏卿曾参考过《齐论》,后来张禹在对《鲁论》进行改编时也曾从《齐论》吸收了一些内容.
自景帝时发现《古论》至郑玄时代,已有三百年左右.在这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鲁论》一定会不少讹误,其所吸收《齐论》的部分,也一定会与原文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郑玄在编校《论语》时便自然地要参考《古论》和《齐论》以纠正《鲁论》的论误.据陆德明讲:"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但陆氏所引郑玄"《鲁》读",皆曰"从《古》",未有"从《齐》"者,这是因为《古论》毕竟是《鲁论》的祖本,而《齐论》只是当时《鲁论》的一个次要来源.
鉴于《鲁论》只是《古论》的改编本,当然《古论》更原始,更可靠."加我数年"章的"《鲁》读(i)易(i)为(i)亦(i)",只是《鲁论》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讹误,所以郑玄将其改正:"今从《古》".至于后人对这个讹误大加发挥,甚至因此而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本可避免的误会.
《鲁论》将"易"写作"亦",当系笔误.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相互替代假借以至造成笔误,是中国早期手抄本的常见现象,如马王堆汉墓帛书常将"功"写作"攻","配"写作"肥","爻"写作"效","动"写作"童"等等.这种现象至迟在唐代还很普遍.如唐写本《论语》郑玄注《为政篇》将"问"写作"敏",《八佾篇》将"臣"写作"辰"等等II."易","亦"二字古音相近,正属于这种情况.
二,"加我数年"章的真正含义与孔子"学《易》"的时间
在肯定"从《古》"的前提下,如何理解《论语》"加我数年"章,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孔子开始学《易》时间的确定.
由于《史记》将《论语》此章编在孔子六十八岁返鲁以后,所以有些人认为此语是孔子在六十八岁返鲁以后说的,而孔子学《易》亦在他暮年返鲁以后.如果这样理解,则"六十八岁以后","数年","五十"三者之间相互抵牾.此章是由一个假设关系的复句构成的,"数年"和"五十"之间不可割裂,而无论怎样解释,"数年","五十"同"六十八岁以后"皆扯不到一起.所以,这种解释于理难通.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史记》对此章的编排呢 程树德说:"《世家》将《论语》随意编入,其先后不足为据."III应该指出,《史记·孔子世家》并不是完全"将《论语》随意编入".如:"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i)政在来远附迩.(i)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i)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i)"司马迁将《论语》的"叶公问政"一事(见《子路》,文有小异)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一事(见《述而》)放在孔子如叶之后,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是,孔子返鲁之后的那一大段文字,即自"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到"牢曰:(i)子云:吾不试,故艺(i)",应如程氏所言,"其先后不足为据",因为孔子的这些言行已很难或不必确考时间.如:"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等等,皆不应仅理解为六十八岁以后的事迹或行为特点."假我数年"之语正记在这一部分,故亦不必拘泥于六十八岁以后这段时间.
与上述观点相近,朱熹《论语集注》认为此章乃孔子近七十岁时所说:"刘聘君见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i)加(i)作(i)假(i),(i)五十(i)作(i)卒(i).盖(i)加(i),(i)假(i)声相近而误读,(i)卒(i)与(i)五十(i)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史记》作(i)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i),(i)加(i)正作(i)假(i),而无(i)五十(i)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i)五十(i)字误无疑也."对此,后人多有批评.如陈天实《四书辨疑》说:"以(i)五十(i)为(i)卒(i),(i)卒以学《易》(i),不成文理."叶适《论语足徵记》说:"信北宋之异本,而改自唐以前之古经,所谓郢书燕说矣."程树德《论语集释》说:"《论语》除《鲁论》,《齐论》,《古论》三家之外,并无别本,安得复有异字为刘元城所见者 好改经传,此宋儒通病,不可为训."今案:三《论》外虽有他《论》,但东汉以后已渐湮没,宋人更无称者,故刘元城之读他《论》,的确可疑.
据程树德《论语集释》考察,擅改经传之举,"除朱子改(i)五十(i)作(i)卒(i)之外,尚有数说.一,《群经平议》(i)五十(i)疑(i)吾(i)字之误.盖吾字漫漶,仅存其上半,则成五字,后人乃又加十字以补之耳.二,《十一经问对》有先儒以(i)五十(i)字误,欲从《史记》九十以学《易》之语,改(i)五十(i)为(i)九十(i)者."三,惠栋《论语古义》据王肃《诗传》云:古五字如七,改(i)五十(i)为(i)七十(i)者."对此,程氏统而评之曰:"之数说者,虽皆有一得之长,而仍不免窜乱经文之病."
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此章是孔子在五十岁之前说的.郑玄《论语注》曰:"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其意,故云然也."IV皇侃《论语义疏》曰:"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i)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i)也.所以必五十而学《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数五十,是究理尽命之书,故五十而学《易》也."邢×《论语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易》之为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从吉不从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学《易》,可以无过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宦懋庸《论语稽》曰:"此孔子四十二岁以后,自齐返鲁,退修《诗》《书》《礼》《乐》时语也,盖 《诗》《书》《礼》《乐》之修,非数年之功不可.因《诗》《书》《礼》《乐》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诗》《书》《礼》《乐》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
这种看法的最大问题是:在孔子未学《易》之前,如何能知道学《易》后可无大过 如已知道学《易》后可无大过,为何不马上学习,而要等数年后即五十岁时再学 刘氏以为"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也",实于理难通.
何晏《论语集解》则对孔子何时出此言的问题闪烁其辞:"《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这种解释,令人难究其真,以至招后人之讥:"此言甚为胶固.(i)五十而知天命(i)乃孔子七十后追述之辞,(i)穷理尽性以至于命(i)亦晚年赞《易》之辞.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 又焉知他年赞《易》有(i)至命(i)之言耶 "(叶适:《论语足徵记》)
此外,程树德《论语集释》尚列"别解"数条.如孙淮海《近语》:"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也.大衍之数五十,河图中之所虚也.惟五与十,参天两地而倚数,合参与两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参伍错综而《易》之理数尽于此矣."龚元×《十三经客难》:"先儒句读未明,当(i)五(i)一读,(i)十(i)一读,言或五或十,所以加年也."如此等等,皆曲为之解,尤不足信.
总之,"加我数年"章乃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的意见是:此章乃孔子在五十六七岁到六十岁之间说的,而孔子开始"学《易》"亦大约在此时.
首先,"加我数年"之"加"字值得进一步推敲.刘宝楠《论语正义》云: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i)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i)"彼文作"假".《风俗通议·穷通卷》引《论语》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以璧加鲁易许田",是"加","假"通也.
何谓"假" 借也.然而,人之天年有定数,安能相借 所以,"加我数年"必为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如果孔子在五十岁以前出此语,其前提必须是他意识到自己天年已终.否则,享其天年,便可至五十.何须"假年" 如果孔子是在七十三岁去世之前出此语,他一定会说"加我数年,八十以学《易》",这又和"五十"毫不相干.其实,既然是"假年",则所假之年既可往未来方向推,也可往过去方向推.此处正属后一种情况,意思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因此,此语一定是孔子在五十几岁之后,六十岁之前说的.
其次,何晏等人认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和"学《易》"有关,是非常正确的.由于有"加我数年"之语,所以"五十以学《易》"之"五十"即具体指五十岁.但"五十而知天命"的"五十"不同,乃以"五十"概指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孔子同时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皆当作如是观).孔子在逝世之前总结他的一生时,认为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他最大的发展是通过"学《易》"而"知天命".也就是说,他在此期间发"加我数年"之语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再次,"大过"二字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过去,由于在一般人眼里象孔子这样的圣人不应该有"大过",所以人们都认为"大过"为虚指.这是由过分迷信圣人所致.我认为,此语由孔子总结五十岁以后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所发,故"大过"当为实指.
在孔子眼里,其"大过"是什么呢 他五十岁以后至五十四岁离开鲁国之前曾任中都宰,政绩卓著,不断升迁,以至"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自然不可谓之"大过".堕三都之事虽然最终失败,但这是"忠君尊王"之举,在孔子看来亦不可谓之"大过".所以,孔子的"大过"当指五十四岁以后周游列国一事.孔子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离开鲁国的.但在周游列国期间,到处碰壁,没有一位诸侯真心任用他,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时人讥之"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亦自嘲:"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在整整十四年的大好时光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这不可不谓之"大过".
对此,孔子早有觉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鲁哀公三年,也就是孔子六十岁的时候,鲁国季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回国,但被公之鱼劝阻,于是改召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i)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i)是日,孔子曰:(i)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i)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之曰:(i)即用,以孔子为招(i)云."渴望返鲁,结束"累累若丧家之狗"的生涯,说明孔子六十岁之前通过"学《易》"和反省几年来的经历,已经认识到按照"天命"(客观规律)和政治现实,他的政治理想不可能在当时的列国间实现,他的使命是回到鲁国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后人.也就是说,当时他认识到周游列国已铸成"大过",故发出了"归乎归乎"的悲叹.
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不及早返鲁,而又继续在列国之间奔波达七八年之久呢 一方面,从上述太史公的记载看,当时的鲁国政局不允许他回去;另一方面,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即"吾岂匏瓜也哉 焉能系而不食 "(《论语·阳货》)用时人的话来说,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所以,一直到孔子六十八岁时,季康子才在冉求的劝说下"以币迎孔子,孔子返鲁."(《史记·孔子世家》)
照理说,孔子在游历的最初几年尚满怀希望,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大过".因此,孔子发"加我数年"之语当在五十六七至六十岁之间,此时孔子已经学《易》.
以上主要是从《论语》本身来看孔子学《易》的时间.如果进一步考察其他文献,亦可得出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学《易》的结论.
其一,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没有停止讲诵和研究六艺的活动:"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其二,《说苑·杂言》载:
孔子遭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孔子曰:"……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 里,秦穆公困于 ,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i)困,亨贞.大人吉,无咎.(i)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陈蔡之困,事在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一岁时.孔子现身说法,借自己的处境阐发《周易》的哲理,说明他在此之前已经研究《周易》了.
其三,帛书《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个"行"字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史记》"韦编三绝"一语证明 孔子所读的《周易》为竹简,携带极为不便,而孔子六十八岁返鲁后就没再出远门,完全没有必要将《周易》放在行囊中.所以,"行则在囊"之"行",只能理解为周游列国之行.如此看来,"韦编三绝"和旅途颠簸也不无关系.
其四,《要》紧接在这段文字之后便记载了孔子与子贡关于《周易》的对话,而据《史记》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贡正相伴随,所以他们的对话当发生在这个时期.从对话内容看,当时孔子已形成关于《周易》的独到见解,这当然是学《易》所得.
值得一提的是,"学《易》"之"学"不应理解为一般的学习,而应理解为研究,探索.宦懋庸《论语稽》说:"自人言之则曰修,自夫子自言则谦之曰学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此语甚当.
总之,确如《论语》,《史记》,《汉书》,《要》等文献所言,"孔子晚而喜《易》",时间在他五十六七岁前后.
三,孔子"学《易》"的过程与原因
孔子是如何学《易》的 他为什么到了晚年才"学《易》","喜《易》"呢 对此不但我们今人难以理解,就连孔子的高足子贡也深感迷惑.帛书《要》中孔子和子贡的对话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i)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i)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勿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i)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i)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 "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 "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从这段文献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子学《易》之前只把《周易》看作占筮之书,并且他不主张占筮.针对"夫子老而好《易》"的情况,子贡批评道:"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i)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i)……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这说明子贡和"它日"的孔子都仅仅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书."它日"当然指孔子学《易》之前.在当时的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才趋向神灵的保佑,缺乏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子贡在"闻诸夫子曰:(i)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i)"之后说:"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这个"今"字说明"逊(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也是孔子的"它日"之教.就是说,只要"孙(逊)正而行义",人们就不会感到疑惑,因而就没有必要进行占筮了.
第二,孔子曾一度热衷于占筮,并且非常频繁.这从"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主张占筮的孔子为什么一下子变得笃信占筮了呢 我认为这和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诸事不顺有关.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就连足智多谋的孔子也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得已搬起了《周易》,试图通过占筮来决定未来的吉凶祸福,所谓"急来抱佛脚".这正应了"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
第三,频繁地占筮,很自然地使孔子对《周易》的文字细加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他如此喜爱《周易》的文辞,甚至连其占筮之用都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周易》的全新认识.他发现,《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此"古之遗言",当指文王遗教.因为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这和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叹,若合符节.在这"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周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周易》之"德义".
第四,孔子发现《周易》的"德义"以后,当然把"德义"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观其德义耳也."尽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从而,孔子将《周易》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赞","数","德".三者的关系如何呢 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德"是最高层次,是《周易》本质的体现.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则为"史巫之筮",皆未得《周易》之真谛.
第五,孔子学《易》后,虽然不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张占筮,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和"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孔子学《易》之前和学《易》之后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i)不恒其德,或承之羞.(i)子曰:(i)不占而已矣.(i)"(《论语·子路》)
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周易》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周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类文献.鲜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周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并为之作序.
注释:
I 本文原刊于《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
II 见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III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二册,第471页.
IV 见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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